首页 > 传记文学 > 洪秀全评传 > 四、平均平等思想的淡化
建都以后，太平天国内部的等级制度日益森严，服饰、仪卫、舆马等按照官职高低，均严别等差。太平天国领导层滋长了享乐思想，从天王到士兵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官兵之间原来政治上、经济上的诸多平等关系，逐渐为封建的等级制度所代替。封建宗法思想对洪秀全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农村生活和起义初期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朴素的平等思想逐渐淡化。他热衷宣扬封建**主义和封建伦理道德，维护和强化神权、君权与父权。皇权思想的发展终于导致了天京内证的惨剧。天京事变以前，杨秀清独揽军政大权，洪秀全成了"虚君"。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洪秀全加强对天王**的宣传，以强调自己的独尊地位。但实际权力运作上，他并没有达到天王**的目标。此时，洪秀全有较多时间去设计太平天国的建设和施政纲领。初期的平均平等思想颇有影响，并且在《制度》以及各项政策、措施中得到较多体现。事变以后，太平天国平等平均的理想和政策受到严重冲击与影响，洪秀全排除了所有竞争对手，取得了名副其实的最高权力。他消极地接受事变的教训，花费大量的精力以强化天王**统治，平均平等观念随之日渐消泯。高级文武经历了这次事变后，原来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也日益模糊，他们热衷于追逐权力、扩展地盘。于是，太平天国政权总体上的性质蜕变不断加速，政治体制和基本制度虽然形式上没有什么根本变化，但在内容上却逐步发生了严重质变，由等级差异导向天国内部的阶层分化与对立，主要表现是：
（一）官吏铨选升黜制度的破坏
太平天国的官吏铨选、升黜制度虽然贯彻论功行赏、选贤任能的原则，但其官制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和个人专权的弊病。其等级森严，共分为16 等，以王为尊，而所封诸王以东王杨秀清地位最高。上下级之间基本上是命令与遵从的关系。官吏的铨选、升黜基本是通过长官保升奏贬部属的管道而运作的，并且升贬官吏必由"军师直启天王主断"。但由于建都后，军政大权由杨秀清执掌，洪秀全"不问政事"，官吏拴选升黜，实际由各级长官层层上报，并由杨秀清决定，因而缺乏系统完整的运作规范，长官意志、杨秀清的决断必然限制着正确原则的完全贯彻。不过，当时纪律严明，官兵受到创建人间天国理想的鼓舞，平均平等观念比较浓烈。而且，杨秀清敢于任事，赏罚严明，在铨选升贬原则贯彻上比较公正合理，颇能激励军心。及至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因前期杨韦檀权的教训，对异姓文武多有疑忌，转而重用同姓、亲族和心腹，如洪仁发、洪仁达等。政风由此败坏，滥保竟成不可遏制的趋势，选贤任能、论功行赏的铨选升贬原则遭到严重破坏。而地方将帅为了拢络亲信，培植派系，大搞封官许愿。他们私铸印信，私给官凭，擅自封官，甚至贪污受贿，卖官鬻爵。不少官员"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日三迁而犹未足。"①政治上、军事上形成"散漫不可制"，寻致"政涣人散、外合内离"，②"人心冷淡"，"锐气减半"③的**局面。
1859 年，洪仁玕到天京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强调把黜陟升贬官员的大权收归中央，从而剥夺地方将帅的人事任免大权。同时，他主张严明赏罚，实行法制。这些主张得到了一定的贯彻，取得到了某些收效。洪秀全把政事推给洪仁玕后，自己不理政事，"俱信天灵"④。洪仁发兄弟乘机插手政务，离间天王与洪仁玕的关系。安庆失守后，洪仁玕、陈玉成被革职。这样，洪仁玕改革铨选制度的努力及其整个新政亦宣告失败。
洪仁发兄弟控制朝政后，利用职权排斥李秀成兄弟，众建诸侯，滥封列王，以分散与削弱李氏兄弟兵权。洪氏亲族集团还大力推行贿赂政治，不问功过、贤恶，只要支付贿赂就可晋封王爵。结果出现了贿赂公行、滥封滥赏的乱象。从1861 年9 月至1864 年7 月，短短三年之中，总共封王2700 多人，⑤至于受封其他官爵的人更是数不胜数。于是，以论功行赏、选贤任能为中心内容的铨选升黜制度彻底破坏，天国吏治**紊乱，不可收拾，给太平天国运动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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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立法制諠谕》，《洪仁玕选集》，页27。
② 《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三），页191。
③ 《资政新篇》。
④ 《李秀成自述》。
⑤ 《黄文英自述》，《太平天国》（三），页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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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乡官制度与基层政权的变化
太平天国领袖们并没有自觉的阶级意识，他们局限于改朝换代的政治目标，只把情朝政权作为打击对象，对其社会基础的地主阶级缺乏严明的打击和防范政策。因而，在基层政权建设上对乡官的成份根本没有明确规定。太平军所到之处，虽然都严厉地打击官僚豪绅，但并不是把整个地主阶级作为打击对象，相反，对一般地主则持争取的态度，向他们开放基层政权，吸收他们充当各级乡官。太平天国运动声势浩大，鼓舞着贫苦农民自发展开反封建斗争，冲击着地主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太平天国的平均平等观念使农民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不少农民参军或担任乡官，更使地主富户感到农村政治权力的转移。地主分子受到打击和压抑，对太平天国政权深怀恐惧与仇恨心理。另一方面，一般地主分子无力反抗太平天国政权，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不得不暂时臣服新的政权；有些人还钻进太平天国基层政权，被任命为乡官。尤其在新开辟的苏浙地区，乡官中地主分子为数极多，其基层政权的封建性也因此不断强化。这一趋势与太平天国上层政权封建化平行发展，交互感染，反映了天国后期政治演变的重要特征。
基于上述背景，太平天国政策也逐步右倾。经济上仍然采取"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承认地主阶级土地所有权，并适当减轻他们的赋税负担，地主和自耕农因此得到实惠。政治上，也开始由前期支持贫苦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冲击，转变为争取、团结和保护地主的政策。天国政权试图化解农民与地主的阶级冲突，以巩固对占领区的统治，太平天国甚至认为，"天朝"与"伪朝""虽势殊时异，而礼法规模总如一辙"，①"伪朝官宰，自必精于吏治。"②因而，后期在乡官选拔与保举上出现若干变异：第一，大量任用地主、富人充任乡官。第二，不少旧政权的胥吏、经造、地保被保举为乡官，掌理各级基层政权。还有些地区未设乡官，太平天国则保留旧的行政机构，沿用旧官吏、甲长、胥吏等，继续执行基层政权的各项职能（如征收赋税等）。可见，太平天国后期，乡官成份和政治素质较之前期更加不纯与低劣。第三，前期充任乡官的多数是劳动人民，后期，地主分子与旧政权基层吏役不断增加，逐渐居于多数。有人对后期苏浙地区乡官成份进行了综合分析，列出121 名各级乡官，其中地主、士子、吏役达103 人，劳动者仅10 人，商人8 人。③数据证实了基层政权成份的根本变异。后期太平天国的乡官政权严重排斥了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基本上被地主阶级及其爪牙所窃据。第四，后期乡官成份的质变引起其职能的重要蜕变。首先，保护地主，压制农民，不但经济上发给地主田凭，承认地主土地所有制，允许收租，甚至设立半官方的收租局，帮助地主收租，而且在政治上也对地主予以保护，前期，"殷实之家不能出头，日受困厄"，后期，太平天国竟责成农民"照常输租"，甚至动用武力镇压农民的抗租抗粮斗争。其次，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贪污中饱。太平天国给基层政权规定的任务，主要是收取钱粮和各种捐税，承办诸种公差，地主乡官乘机利用职权，营私舞弊，额外勒索，以肥私囊。复次，一些乡官胡作非为，割据一方，有的甚至暗中通敌，一俟时机成熟，即叛变降清。乡官政策与基层政权的蜕变，是太平大国后期政治平等遭到严重削弱和破坏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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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262。
② 《凌天安、周文嘉珍醒》，引自方之光《太平天国政权性质试探》，南京大学学报，1980 年第1 期。
③ 《太平天国学刊》第2 辑，页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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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变异
已经指出，太平天国在其占领区实施"照旧交粮纳税"的赋税政策，"业田者依旧收租，收租者依旧完粮。"①为了使征收田赋有所依据，太平军每克一地，很注意征集旧时粮册。退而求其次，那些略能表明赋役情状的簿籍，如缙绅录、地方志之类，也在征集之列。安民之后，占领区便转入民事治理，编制户籍，簿填田产若干，注明业、佃，以备征收田赋。征收内容和手续与清朝旧制同，即兼收地丁银和漕米，一年分上忙、下忙两次定期征收。征收对象也是业主，即地主和自耕农。但因应时、地之宜，也间有向佃户征收的，即所谓"着佃启征"或"着佃征粮"。
"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在太平天国前期，安徽、江西、湖北部得到推行。
据史料记载："皖、楚、江右、沿江内外，逆匪所陷各省府县，亦照设立伪郡县。??其县伪监军多搜查从前征册，索取钱漕、渔、芦、牙税。"②从这三省不少地方志和时人记载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量材料，证实太平天国占领区普遍实行了这一政策。
"照旧交粮纳税"仅指一般地主和自耕农而言。凡清朝官僚士绅为太平天国打击对象，或被镇压，或者逃亡，其土地由佃农接管耕种。太平天国征收粮税正额与清朝大体相同。但严禁额外浮收，民间负担由于去除浮勒而大为减轻，田赋正额也易于征足，于公私两利。清方也不得不承认，太平天国"专恃括敛"，"然尚能疏节阔目"。①由于太平大国"善取之，轻取之， 民渐有乐于相安者。"②同时，太平天国官员支持佃农抗租。有人记载安徽桐城地主收租情况，称"东庄有佃化为虎，司租人至撄其乳；西庄有佃狠如羊，掉头不顾角相当"③，真实反映了地主对佃农抗租的仇视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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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佚名《避兵日记》，咸丰11 年正月12 条，钞本。
② 《金陵杂记》，《太平天国》（四），页642。
① 《太平天国史料从编简辑》（六），页196。
② 雷寿南"禀骆中丞（秉章）"，见《雷竹安先生文集》。
③ 方宗诚《闲斋诗集》，后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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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旧"政策还导致了"着佃交粮"。由于大批官僚地主遭到打击，家破人亡，残存者纷纷逃亡他方，封建租佃关系严重削弱，出现了大量的主亡佃存的现象。在太平天国支持下，佃农不愿、也不可能继续向这些破产逃亡的地主交租。但太平天国既要征收粮赋，又要满足佃农抗租斗争以获得广大佃农的支持，遂在前期就推出"着佃交粮"的征收政策以因应新的土地关系。这一政策规定，在太平天国占领区，佃农无须向破产或逃亡的官僚地主交租，只须直接向乡官交纳粮税。这样，承认了佃农对土地的合法占有权。
太平天国后期，也把"照旧"政策推行到苏浙地区。但这一政策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付诸实施时又出现差异。一般而论，整个太平天国后期（1860-1864），苏浙地区"业户收租"与"着佃交粮"同时并存。但以1861 年为界，重点又有所不同。之前，太平军初到，虽然在政策上令业户收租完粮，但实际难以贯彻实施。于是，改变征收政策，一方面承认占领区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现状，另一方面，实行"令农民不分业佃，随田纳款"①的政策，即不论地主、佃户，谁实际控制了田地（不是法律上的土地所有权），就由谁负责"纳款"。如果业主（主要是地主）能够控制佃户，从而掌握土地实权，则由业主收租完粮；如果业主不能控制佃户，田地实际由佃户控制，则着佃户交粮。着佃交粮形式多样：其一，不肯向太平天国政府请颁田赁的地主不得收租，查造佃户田册，由佃户交粮。其二，着佃户代业主完粮，承认在乡和不在乡地主的完粮义务、收租权利和土地所有权，规定业户不在乡者，其粮赋由佃户代完。佃户完粮之后，仍要向业户交租，只是等业户归来之时，再照额算找。当然，在当时即使在乡地主收租也很困难，所谓事后照额算找，更是空头支票，但它却说明了代业户完粮的佃户仍应交租的政策，比前期着佃交粮无须交租的政策后退了一大步。
与"着佃交粮"并行的是"业主收租"。对据实呈报田亩、领取田凭的地主，准其收租完粮。最有代表性的是吴江芦墟镇地主柳兆薰，即在1860年开征收租。
1861 年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太平天国在政策上改变承认现状的作法，力图通过行政命令、乃至军事镇压等强制手段，恢复旧有租佃关系，即恢复原有佃户交租、业户收租完粮的经济秩序。其所以如此，因为在着佃交粮政策下，佃户处处不按实际田亩数交粮，这不利于满足日益增大的军需供应。同时，苏浙地区地主势力在太平天国政权的争取和保护下有所恢复，他们还控制大部分乡官职位，一些绅士甚至参与郡县政治，成为李秀成的坐上客。地主力图恢复旧的封建租佃关系。太平天国则要妥协让步，满足地主的要求，并具体采取了若干措施：
第一，查造田粮清册。一般依据旧的田粮册籍，恢复战前土地关系。若册籍丢失，则重造田地簿册，按战前土地占有状况登记入册，以为征收粮税依据。
第二，发给田主（包括地主和自耕农）田凭，以证明"自份田产"，"准其收租"，同时又须承担办赋义务，使太平天国得到向地主征粮的数据。颁发田凭，即保护了自耕农的私有土地，也从法律上正式承认了地主土地所有权和收租权。
第三，帮助地主收租。起初，太平天国对在乡地主允其自行收租完粮，① 《太平天国史料从编简辑》（一），页267。
但佃农抗租，地主收不到租，或很难收到租，影响粮税的征收。于是，太平天国政权出面，制定《收租章程》或《取租办赋章程》，设立半官方的收租局、租粮局或赋租总局、田捐局等，帮助地主收租。此举显然有利于地主，不利于佃农。有的地主假借太平军的权威向佃农收租，认为"以长毛之威，不怕租米不还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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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页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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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承认与保护地主乃至逃亡地主的其他财产所有权。1861 年，掌理桐乡县军政民务的符天燕钟良相发出告示说："被难之后，倘有房屋、货物、田产，准归原主认识收管，侵占者立究。""住祖屋、种租田者，虽其产主他徙，总有归来之日，该租户仍将该还钱米，缴还原主，不得抗欠。"①类似现象时有出现。
第五，镇压农民抗租斗争。由于佃农抗租斗争间接影响征收钱粮，于是，太平天国一再出示禁止佃农抗租。佃农不愿屈服，太平天国地方政权有时竟出兵镇压，强制佃农交租，以保护封建剥削关系。
看来，1861 年后，地主收租的地区增多。一些抗租严重的地区，如无锡、金匮、吴江黎里镇、浙江嘉兴，嘉善、桐乡、乌青镇、绍兴郡大多数州县等，都恢复了地主收租或设局代地主收租。这些政策、措施显然与经济平均观念背道而驰，从经济层面反映出太平天国政权严重的封建化蜕变。
不过，1861 年后，仍有不少地方实行着佃交粮，如常熟昭文、苏州吴县、元和县、吴江同里镇、浙江海盐县及桐乡部分地区等。由于这些地区，地主或被杀、或逃亡，"簿书契具"因战争"悉为灰烬"，不可能完全恢复旧有土地关系，只得承认现实，变通实施着佃交粮。
另外，太平天国虽然允许、帮助地主收租，但对租额已有限制，对钱粮也有所减轻。1860 年，洪秀全发布减赋诏，谓要"格外体恤民艰，于尔民应征钱漕正款，令该地佐将酌减若干。尔庶民得薄一分赋税，即宽出无限生机。"②洪秀全的轻租薄赋政策在太平天国后期一段时间内基本得到实行：如1860-1861 年间在苏福省，太平天国地租为清方原租额的3-5 成，有的地方还地租全免。太平天国所征田粮大部分地区较清方原额减免了4 成以上，有的地方减免6 成乃至8 成。除个别地方未减外，其他小部分地区也减免2 成。赋银一般都较清方原额减免1 成，少数地方则减免一半左右。不仅正额租赋较清朝大为减轻，还在政策上禁止勒折浮收。在新克复的地区，还豁免当年的田租和钱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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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沈梓《避寇日记》卷2，咸丰11 年7 月13 日。
②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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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此时军事形势逆转，上游基地沦丧，苏渐基地成了太平天国财赋的主要来源。 1862 年起，湘淮军勾结外国侵略军围攻苏渐，基地受到严重威胁。同时，湘军从上游大举东犯，迫使太平军在东西两线持久作战，军需支出较之前时大为增加，且集中由苏渐基地供应，迫使太平天国增加粮税征收，轻赋政策难以为继。及至1862 年，田赋转趋加重，增额为1 倍，甚至2-3 倍。重赋政策很难贯彻，征收方法也发生变化，一是严加催逼，"勒乡官具限状"，若未能如期完成征收任务，"非綑锁，即枷杖"①。二是日益倚重旧时的衙门、胥吏、甲长一流人物来征收，于是，浮收勒折之风泛起。三是杂捐数目增多。1860 年就已有杂捐，但只少数几种；1861 年以后，名目愈来愈多，征收也愈来愈重，农民负担日渐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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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柯梧迟《漏网喁鱼集》，页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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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后期太平天国在田赋的证取上，与前期相比，在量上日益加重；在手续上，不能保持前期的"善取"、"轻取"。正税和附加的苛捐杂税加在一起，连地主也有"费大于租"的怨言，一般农民"多破家勉应"，"无一不困矣"，实在不堪承受。
随着军事形势恶化，太平天国大力扩军，费用日增，仅有钱漕正税及杂捐附加税仍然不够，各地政权又沿用前期打先锋、进贡、强制征发等筹饷筹税办法，但在行动上较之前期又有变化。
如打先锋。 50 年代在皖、赣、鄂各省辖区，打先锋的征发对象相当明确，是富户及典当户。当时太平军至一村一庄，每于事先觅该村该庄穷民，或发动地主富户家庭的佃户、佣仆，在确认谁家富有、谁家是"官幕家眷"，谁家是"绅衿"之后，便逐户搜罗。进入60 年代后，在苏浙地区，打先锋渐流于"滥"，一是对象的"滥"，固然仍以富室、大户为主，但也广泛及于贫民，出现搜刮绅富，同时也"搜刮四乡"，即使贫家也"无有免者"①的现象。二是在行动上缺乏节制。如太平军攻下兰溪后，"初数日"，"逐日至乡"打先锋。50 年代打先锋得到贫苦大众的支持，绅缙富户也不敢有所违抗；60 年代打先锋，不分贫富，引起贫民、小户的不满；行动缺乏节制，给地方歹徒和"野长毛"进行骚扰、劫掠以可乘之机，而使辖区秩序扰攘不宁。
"进贡"。50 年代，进贡的征发目标是"户"或"众户"，主要是其中的"殷实之家"，当然也有各地群众自愿贡献。 60 年代，进贡总的说来日益流向于以某地为对象了，贡物往往由各个村镇全体筹办，不论贫富都要负担。具体做法是，殷户、富商等拿出洋钱、元宝，贫家则输出鸡猪羊鱼肉菜蔬。②就负担能力而言，贫家更加吃重。征发对象、既从以人、以户逐渐转变为以村、以地为单位进贡，富户便不再成为"责"贡的重点，而是不分贫富的摊派。"责"贡原来具有强制性，且以富户为重点对象，强制其贡献财物，地主富户便在政治上也遭到打击。而今，改以村、地为对象，则富户便以贡献较多，显示其为保护村、地平安尽了较大的力量，不再蒙受政治打击，反而可以"市恩"于群众。
写"大捐"。50 年代，写"大捐"对象是富人，进入60 年代，出现由"人"为对象向着以"地"为对象转变的迹象。这一变异，使"大捐"失去了重点对象，殷户、富室不再被当成捐主，贫民、小户也在写捐之列，"种田五亩以外皆捐"，甚至写捐写到只能出四、五文制钱的农户身上①。大捐之"大"，特捐之"特"，已失却原意。而且，太平天国当局对殷户、富室"借饷"时，不再采取严峻的强制态度，而是变为温和理性的晓谕，地主、绅董不再是打击对象，而成为太平天国的最好良民了。对太平天国地方官员来说，富户是赋税的主要征收来源，比起贫苦农民更有吸引力，他们的立场也不自觉地站到地主豪富一边。
凡此种种之政策变化，显示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政权平均平等思想的急剧淡化，而且不复成为制定政经政策的重要思想依据。相反，旧政权的施政理念和做法主导了太平天国各级政权的政策取向及其实施。此种变异也构成了太平天国政权封建蜕变的重要层面，值得史家认真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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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汤氏辑《鳅闻日记》卷上，《近代史资料》，1963 年第1 期，页81。
② 汤氏辑《鳅闻日记》，《近代史资料》，1963 年第1 期，页90。
① 《自怡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四），页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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