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的旋风席卷整个欧洲大陆。欧洲封建势力与法国路易十六国王勾结，企图扑灭革命的烈火。
歌德研究自然科学，形成了自然进化论，不承认质的飞跃和突变。他把自然进化学说运用于社会，不主张暴力，反对革命，认为社会变革也应通过进化来完成。虽然他对波旁王朝早就不满，但对法国大革命却抱消极态度。法国人民攻陷巴士底狱受到过克洛普施托克、魏兰德、赫尔德尔和席勒的欢呼雀跃和热情赞美，但歌德除了画一棵自由树表示心意外，没有过分的激动。他对普鲁士和奥地利组织联军进攻法国也不热心。
1791年8月奥地利和普鲁士组织联军出兵干涉法国。翌年4月法国宣战。好大喜功的卡尔·奥古斯特作为“魏玛公爵将军”率3个骑兵团（约2000人）于6月前往助战，开赴德法边境。行前他要求歌德随军去前方，并将价值6000塔勒的弗劳恩普兰的歌德住宅赠送给歌德。歌德为了使公爵高兴，同时也想看看真刀真枪作战的真情实景，他答应随后就去。
8月，歌德作为公爵负责外交事务的随员动身赴前线。他要经历一下全部风险，领略枪林弹雨的滋味。他描写了军营生活：
“我们过的是一种非常不安、非常枯燥的生活。我的生活最简单不过……我几乎不出帐篷，编辑《莱茵人》，写我的光学著作。”
军营士气低落。晚间他给军官们**国国王路易四世（1215—1270）参加十字军东征被俘的痛苦经历。夜里他给公爵朗读那些轻佻的法国小说。
在去法国途中，他经过法兰克福时他见了一别13年的年老的母亲。他父亲已经病故10年了。
他在特里尔住了一夜。这里是后方的大本营。从这里他写信给在家眼巴巴盼望他回来的妻子：“特里尔在世界的哪个地方，你既不知道，也不能想象。最糟的是，它离魏玛很远，我离你很远。”
在特里尔，歌德亲眼见到了士兵掉队和迟到现象，许多士兵是从波兰的上西里西亚应征入伍的，年纪最大的有50多岁，小的才16岁。军队纪律松弛，缺乏战斗力。战斗部队与辎重队不成比例。
9月2日，普奥联军连克边境两个要塞：龙维和凡尔登。凡尔登是通往巴黎的门户，但是普军因雨受阻，法军乘机反攻。瓦尔米一役，普军溃败。歌德本来对征法不感兴趣。在军旅帐篷里，歌德仍在潜心研究他的颜色学，力图论证牛顿的光学理论是谬论。他在《威尼斯警句》里曾指责牛顿“哄骗了”人们“一百年”。他在有水的弹坑里发现一些小鱼，竟然呆在水坑前细心观察在阳光下鱼的颜色的变化。军队开炮，他却观察炮轰的物理学效果。晚年歌德写的《随军征法记》记述了他当时的军旅生活。他写道：“夜幕降临，我们偶然围成了一个圆圈，……一些人在聊天，但每个人都无法审度、判断。终于有人喊起我来了，问我是怎样想的，因为我通常在这群人中间，总要说些隽语格言，使他们愉快高兴。这次我说：‘此时此地开始了世界历史的一个崭新的时代，而你们可以说，你们是目击者。”
由于歌德晚年记述此事时法国局势已经明朗化。歌德是否说了这句有名的预言，实在无从查考。但是歌德说过9月20日是“本世纪最重要的一天”。
瓦尔米一仗，公爵的军队溃不成军，不得不撤退。歌德去过瓦尔米，在莱茵河畔与公爵会了面。然后他改乘公爵的六匹马拉的炊车回到特里尔，走水路去杜塞尔多夫。在这里他拜访了老朋友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各布，直到圣诞节前才回到魏玛。他写信给赫尔德尔，给自己的军旅生活作了一个总结。他说，他像做了一场噩梦，“这使我陷入污泥和困难、缺点和忧虑、危险和痛苦之中，周围都是瓦砾、尸体、兽嘴和粪堆。”
在凡尔登他给C·G·沃伊格特写的内容大致相同的信说：“在这六周里我们遭受的和见到的艰辛、困苦、忧虑、不幸和危险比我们一生所遭受的都多。”（1792年10月10日）
1. 目睹一个共和国的覆灭
歌德痛苦地发现，“枢密院会议已经毫不迟延地把战争宣布为保卫帝制的战争。这就意味着我们正成帮结伙地奔向自己的毁灭。”
1792年秋，法国革命军队占领了莱茵河左岸一带，科隆、特里尔、美因茨都落入法军手里。在格奥尔格·福斯特领导下，美因茨市于1793年3月宣布成立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福斯特是一个刚去过南极的自然科学家，是洪堡的朋友和老师，与歌德也相识，后来早死于巴黎。
这个共和国成立后，立即遭到封建势力的围剿。1793年4月，联军包围了美因茨。应卡尔公爵之请，歌德于1793年夏天（5月12日—8月22日）去看看包围美因茨的战斗。歌德刚用六步韵诗体改写了长篇动物寓言诗《列那狐》，共4312行，现在从动物世界转向了人的世界。
经过炮击，雅各宾党人占据的美因茨城被攻克了。7月21日该城投降，共和国存在多半年便覆亡了。歌德作为这一事件的目击者，站在一所房屋的窗前，看着法国人如何在《马赛曲》的伴奏下顺利地撤退。
他在《围困美因茨》里写道：“这首特别雄壮的革命的弥撒曲这一回让他们一演奏，显得悲悲戚戚，预示着一种不祥。他们奏曲缓慢，和着马儿的慢步行进的节拍。场面看起来感人、可怕而又严肃。这些人疲惫不堪，已经不年轻了。他们的面部表情和音乐的旋律协调一致。人与音乐融成一体，朝我们走过来。单独地看，他们一个个看上去都像唐·吉诃德，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却构成了一个应该赢得人们高度尊敬的景观。”
突然间，一群居民袭击一个雅各宾党人和他的家属。歌德出于人道主义，立即跑出去推开人群，加以制止。他的英国朋友画家查理·葛尔还怪他多事，不该卷入这类事件，以免发生意外。歌德公然回答，说他并不害怕。“这是我的本性，我宁愿犯一桩不义之罪，也不愿忍受混乱。”
法国大革命没有对歌德的创作产生积极的影响。从1791年至1794年间他写出的剧本《大科普塔》、《市民将军》和《激动的人》，质量都不高，对革命进行了歪曲。
他的剧本《激动的人》表明了歌德的政治倾向。该剧描写了一个外科医生兼理发师鼓动农民造反。那位伯爵夫人从巴黎回到自己的领地，企图从法国革命中吸取教训，决心从事改革，以消除种种社会弊端，避免爆发革命。歌德通过伯爵夫人之口说：“凡是我认为是不公正的任何一种行为，我本人今后要严加避免。在我的属民中，在社会、宫廷和城市里，对这样的行为我都要大声地说出我的意见，我不再对任何不义保持沉默，即使是我被扣上民主派的恶名。”老年歌德对爱克曼谈起过这部未完成的政治剧。他说：“那是我在法国革命时写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它看成当时我的政治信仰的自供……她确信，……下等阶级的革命起义是富人不义的结果。她说，在我看来不公正的任何行为，我将来都要严加避免。在社会里和在宫廷里，我都要对别人的这种行为说出我的看法。即使我被扣上民主派的罪名，我对任何不义都不会保持沉默。”
（1824年1月4日）
歌德还说：“我想，这种思想是完全值得尊敬的。她的看法当时就是我的看法，现在还是。”
1825年4月27日他对爱克曼的谈话表现得更明显。他说：“我憎恨一切暴力颠覆，因为得到的好处和毁掉的好处不过相等而已。我憎恨进行暴力颠覆的人，也憎恨招致暴力颠覆的人。”
他接着说：“你知道我多么高兴看到任何使我们看到未来远景的改良。但是我已说过，任何合作暴力的跃进都在我心里引起反感，因为它不符合自然。”
作为狂飙突进运动主将的歌德曾经描写过暴力，支持过人民的正义斗争。而随着地位的转换和年龄的增长，歌德越来越趋向于政治保守和改良。他把自然进化的学说用来解释社会的发展，必然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他说：“任何一次革命都不能归咎于人民，而只能归咎于政府。”这倒是他参政治国的经验之谈。
此外，歌德写了叙事体小说《德国移民谈话录》。这是歌德仿照意大利名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写成的故事书，歌德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文体——Novelle，即珍闻小说，现在译为中篇小说。这种小说富有传奇色彩，有着框架结构，大故事中套小故事，每个故事可以单独成篇，但题材颇为单一。在歌德的带动下，德国作家霍夫曼、克莱斯特等人纷纷写出许多很有文学价值的中篇小说。因此，歌德在发展德国文学方面的贡献实在功不可没。
歌德离开了美因茨，但是他没有立即回魏玛，而是去曼海姆拜访路易亲王，去海德堡看望老友德尔弗小姐，在这里会见了妹夫施洛塞。8月底他才回到家里。不久，他去耶拿令人建造植物园。
奥古斯特公爵也被解除了普鲁士将军职务。
1795年普鲁士退出联盟并与法国单独媾和。法国答应给北德和中德10年和平时期。这正是歌德和席勒10年合作之时，也正是德国古典文学空前繁荣和成果辉煌的时期。
1799年拿破仑通过政变成为法国的第一执政官，两年后再次逼迫奥地利签订最后确认割让莱茵河左岸地区和孤立英国的和约。拿破仑的个人权势迅速扩大，最终导致1804年12月2日当上法兰西皇帝。
这位年轻的野心勃勃的皇帝于1806年把德国西部和南部16个中、小德意志邦组成莱茵联盟。奥地利弗兰茨二世皇帝终于被迫在这一年的8月6日摘下皇冠，历时848年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寿终正寝了。他只能在自己的世袭领地上当奥地利皇帝。普鲁士在10年和平之后，即1806年10月14日，被拿破仑打得大败，作为普鲁士将军的奥古斯特公爵逃之夭夭，不知去向。由于俄国沙皇说情，普鲁士才勉强作为国家继续存在下去。
拿破仑的势力一直延伸到易北河。他的军队到达哪里，哪里的封建制度就摧枯拉朽，并建立以法国革命产生的新制度为榜样的新的行政机构、法律制度、社会生活和经济体制。人身依附关系、等级制度、贵族和僧侣的特权均被取消，而代之以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博爱。这受到了被压迫人民的欢迎，但是也激发起被占领地区人民的民族感情。他们不愿受异族奴役和压迫，反对推行法语。因此在德国出现了反侵略、反奴役的“解放战争”。
许多德国作家，如寇尔纳、莫里茨、艾辛多夫等都走上前线，参加反拿破仑战争。寇尔纳还血洒疆场，牺牲了。有人说，如果席勒活着，他也一定会参军的。
从卡尔斯巴德休养地归来的歌德恢复了健康。这时正在魏玛家里。没有经过战斗，法军就占领了这座没有设防的城市。老公爵夫人也逃走了。留守的只有公爵夫人路易斯和全权大臣歌德。歌德的日记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10月14日。清晨耶拿城下炮声隆隆，随即在克特绍发生战斗。普鲁士军逃跑了。晚5时炮弹击穿城内住房的屋顶。5点半步兵入城。7点大火，抢劫，恐怖之夜。我们的房子幸而保住无损。”同时代人报道了法军的暴行。封·施泰因夫人家被抢劫一空。歌德朋友海因里希·迈耶也遭抢劫。
歌德因是名人，受到法军司令的保护，但是指定住在歌德家的奥热罗元帅没有来投宿，却来了16名阿尔萨斯骑兵。他们疲惫不堪，吵吵嚷嚷，要吃要喝，闹翻了天，再加上有些失去家园的本地居民来寻求大臣的庇护。幸亏乌尔皮乌斯善于应付，才将他们的食宿安排妥贴。
但是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有两个年轻的法国兵拼命要闯进这挤满了人的屋里来。秘书里默尔开了门，给他们吃喝。他们又要见主人。歌德穿着睡衣，手里拿着蜡烛，问他们要什么？他们默默地往高脚杯里斟满了酒，要求他和他们碰杯。歌德满足了他们。他们得寸进尺。他们又要求住宿。但是腾出来的40张床都睡满了人，无法满足他们。于是，这两个喝得醉醺醺的步兵胡闹起来，冲进歌德房间，用武器威胁他。这时乌尔皮乌斯从通向花园的台阶上飞奔过来，挡在歌德和士兵们之间。她急中生智，怒中生勇，不知从哪儿来的一股劲，一下把两个士兵推出房门，赶快拴上了门。两个醉鬼倒在给奥热罗元帅安排的床上睡了一夜，第二天天亮后，来了一位副官才把他们轰走。
歌德的日记接着写道：“15日，拉恩元帅前来投宿。16日，拉恩离去。跟在他后面而来的是奥热罗元帅。在这期间，不安发展到顶点……同元帅共进午餐，认识了很多人。17日，奥热罗元帅离去。18日，德隆来了。和德隆一道去见公爵夫人。回到家中，很晚的时候又去宫廷……19日，举行婚礼。”
这里提到的德隆原是巴黎博物馆馆长，早在威尼斯就结识歌德。这位将军是来拜访歌德的。歌德要求德隆保护耶拿大学免遭破坏。为了感激克里斯蒂安涅的救命之恩，17日歌德写信给宫廷牧师京特。信是这么写的：
“经过这些日日夜夜的考虑，一个很久以来萦绕在我脑际的想法终于成熟了。我要按照市民的习俗举行婚礼，正式承认我年轻的女友为我的妻子，她为我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并同我在一起经受了严峻时刻的考验……”
19日是星期日。这对同居了18年的夫妇在宫廷教堂法衣圣器室里举行婚礼。证婚人是他的17岁的儿子奥古斯特和秘书里默尔。但结婚证书仍填写10月14日，即耶拿战斗结束的日子。
克里斯蒂安涅·乌尔皮乌斯终于盼到了自己的合法妻子的地位，有了出头之日。歌德向别人介绍时总说：“这是我的终身伴侣”，或者说：“我向您介绍我的妻子，并且向您证明，从她头一回踏进我家门槛的时候起，我就感谢她给我带来的幸福。”终于公爵夫人接见她了。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她总算扬眉吐气了。
2. 歌德心目中的拿破仑
耶拿战役之后，拿破仑也来到魏玛，下榻在皇宫里月16日他接见枢密院人员，但只见到枢密顾问沃伊克特和沃尔措根。歌德借口身体不适，写了便条请假，未参加谒见。公爵不在，只有公爵夫人留守魏玛。拿破仑盛怒之下，要消灭魏玛公国。多亏公爵夫人多方周旋，说她丈夫因系普鲁士国王姻亲，不得不尽义务参战，拿破仑才息怒。他提出的条件是：
卡尔·奥古斯特不再参加普鲁士军务，向法国交纳高达22万法郎军费。经过俄国沙皇说情，魏玛公国才保住。12月15日魏玛公国与法国在波森缔结和约。魏玛公国加入莱茵联盟。代表魏玛公国签字的是枢密顾问弗里德里希·米勒，他后来撰写了《歌德谈话录》。
两年后，即1808年10月2日，拿破仑在埃尔富特召见歌德。歌德很不情愿地去见他。拿破仑在前总督达尔贝格的宫殿里处理公务。歌德穿着燕尾服，爬上台阶，入宫等候接见。关于这次持续一个多小时的接见，歌德在16年后才口授了大致经过，但隐去了涉及政治和颂扬歌德以及他自己回答的话。今摘译如下：
我预订于上午11时谒见皇帝。
我被召入皇帝的内室。
这时候达鲁来报告，他立即获准进去。
因此我犹豫了一下。
再次叫我了。
我进去了。
皇帝坐在一张大圆桌旁进早餐。塔列朗在他右边，离桌子稍远一点，达鲁站在他左边，离得相当近。皇帝正在同达鲁谈赔款的事情。皇帝向我示意，要我过去①。
①拿破仑的最高顾问和外交家。著有《回忆录》记述过这次召见。
我走了过去，在他面前的适当地方停下来。
他仔细注视我之后，说：您是一个人物。我鞠了一躬。
他问：您多大了？
60岁。
您保养得很好——
您写了些悲剧。
我回答了最必要的话。
这时达鲁接过话头。他为了向他得罪了的德国人讨几分好，曾注意德国文学。他精通拉丁文，甚至编辑出版过贺拉斯的著作。
他谈论我，大概像我的恩主在柏林谈论我一样。至少我从这里看出他们的思想方式和想法。接着他补了一句，说我也从法文译过些东西，具体地说，译过伏尔泰的《穆罕默德》。
皇帝说：“这不是一个好剧本。分析过于繁琐，对这个征服世界的人作了这样不出色的描写，很不合适。”
然后他把话题转到《维特》上来。想必他彻底地研究过维特。他发表了许多完全正确的意见，然后指着书中某一个地方说：为什么您这样写呢？这是不合乎自然的。他对此作了详尽而完全正确的分析。
我面带笑容倾听他的论述，微笑地回答说，我虽然不知道是否有人也同样指责我，但是我觉得他的意见完全正确，承认检查起来这一段确实有些不真实。我又说，只是，如果一个诗人使用一种不容易发现的技巧，以便产生用纯朴自然的方法达不到的某种效果，那也许应该原谅他。
皇帝看来对我的回答很满意，又回过头来谈戏剧。他发表了很重要的意见，认为一个人应当像刑庭法官那样聚精会神地观看悲剧演出。他已经深切地感到法国戏剧已经偏离了自然和真实。
他也谈到了他不喜欢的命运剧。他说，命运剧属于黑暗的时代。现在命运指什么呢？政治就是命运。
皇帝起身向我走来，打手势叫我离开我站的那一排人。
他背朝他们，用温和的声音对我说话。他问我是否结婚了，有无孩子，平常有什么个人兴趣。他还问到我同王室的关系，谈到女公爵阿玛丽亚，君主和君主夫人及其他人。我神态自若地回答他的问题。他似乎满意并把我的话译成自己的语言，只是措辞比我能表达的更坚定。
同时我必须总的说明一下：在整个谈话中，他作出表示赞同的各种各样表示令我钦佩不已。他很少一动不动地倾听，要么沉思地点头，要么说：“对！”或者说“这很好”之类的话。我也决不能忘记说，每当他说完话时，他总是补充一句：“歌德先生，你看呢？”
于是我趁机用手势向侍从官询问，我是否可以告辞了。他肯定地回答。我便立即告别。
这里谈的《维特》。就是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拿破仑曾读过7遍，他出征埃及时，随身带的几本书中就有这本书。拿破仑认为维特自杀的动机不仅出于无望的爱情，而且出于病态的虚荣心受到伤害。歌德也承认他说得有理。
10月6日两人再次见面，在剧院观看《恺撒之死》，拿破仑邀请歌德去巴黎，说巴黎有很多好题材可写，并建议歌德写一部关于勃鲁托斯①的戏。10月14日，在耶拿战役两周年之时，拿破仑向歌德颁发了荣誉军团的十字勋章。歌德以此为荣，经常佩戴在胸前，甚至在拿破仑被流放到圣赫伦拿岛以后还到处炫耀它。他称呼拿破仑是：“我的皇帝”，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无法摹仿的人物”，是“英明果断”、“前无古人”、“具有伟大精神的人物”。（1828年3月11日同爱克曼谈话）歌德还特别欣赏拿破仑的“政治就是命运”的说法。歌德的这些言行当时受到德国人的指责，他们说他缺乏“爱国心”和“民族感情”。由于他阻止儿子参军，指责他的声浪更高了。
①古罗马英雄。相传他推翻了罗马最后的皇帝，成为罗马最初的两执政官之一。
歌德在多次谈话中为自己辩解。他同耶拿的历史学家卢登的一次谈话中，明确地说：“您不要以为我对于自由、人民、祖国之类的伟大思想无动于衷。不，这些思想是在我们身上，它们是我们本质的一部分，任何人都不能从自己身上把它们抛开。我对德国也是有深厚感情的。一想到德国人民，想到他们个人是如此可敬而全体又是如此悲惨，我内心就感到极大的痛苦。把德国人民拿来同其他民族相比，这会激发我们的痛苦感觉，而我则设法用各种办法回避这种感觉。我在科学和艺术中找到了翅膀，人们可以用这种翅膀从痛苦的感觉之上飞开去。因为科学和艺术是属于整个世界的……是的，德国人民未来有希望，它有一个未来。可以对拿破仑说，德国的命运还没有实现。”（1813年12月13日）①
①汉斯-尤尔根·格尔茨著《歌德传》第144-145页，伊德等译商务，1982。
歌德还在对爱克曼谈话时多次为自己辩解。爱克曼问他：“人们都责怪您，说您当时没有拿起武器，至少没有以诗人的身份去参加斗争。”歌德回答说：“这个世界很荒谬……我心里没有仇恨，怎么能拿起武器？我当时已不是青年，心里怎么能燃起仇恨？如果我在20岁时碰上那次事件，我决不居人后，可是当时我已年过60啦。②”（1830年3月14日）
②指拿破仑攻克柏林后引起的德国“解放战争”。
而作为诗人，他表示：“我一般不爱好所谓政治诗。”他解释的原因是：
“巴黎就是法国……在我们德国这里，这一点却办不到。我们没有一个都城，甚至没有一块国土，可以让我们明确地说：这就是德国！如果我在维也纳问这是哪一国，回答是：这是奥地利！如果在柏林提这个问题，回答是：这是普鲁士！”（同上次谈话）
诗人临死前几天，还谈到“什么是爱国，什么才是爱国行动”的问题。他对爱克曼说：“一个诗人只要能毕生和有害的偏见进行斗争，排斥狭隘观点，启发人民的心智，使他们有纯洁的鉴赏力和高尚的思想情感，此外他还能做出什么更好的事吗？还有比这更好的爱国行动吗？”（1832年3月）
歌德的谈话清楚地表明，他对四分五裂的德国现实感到多么痛苦。他希望有一个统一的德国。他爱的是整个德意志民族和整个德国。而拿破仑从客观上起到了摧毁封建势力的作用，用恩格斯的话说，拿破仑清扫了“德意志的阿乌基斯厩圈”，到处播撒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种籽。歌德崇拜他，希望德国也能出现拿破仑式的人物。但是拿破仑的军队侵占了德国，也没有给德国人民带来自由。所以人民起来反抗异族统治，自求解放。歌德看到了这一点，但是歌德站得比那些诽谤他的人更高，看得更远。他看到封建邦国的统治者们也正在利用人民的斗争为自己谋利。因此，歌德对“解放战争”始终抱着冷漠旁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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