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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通儒达道,政乃升平"──君人南面之术(一)

  前面我们已说明:《傅子》成于入晋之前,而不是入晋以后;傅玄是位政论家,不是哲学家;《傅子》中最重要的部分,在《内篇》;《内篇》送到王沈手里的时间,当在司马昭执政以后、王沈出外任之前这几年里。《晋书》本传讲,傅玄自嘉平初入司马昭军府,至咸熙初立五等爵,其间十几年,"数上书陈便宜,多所匡正"。上书所陈,与《内篇》所论,其内容、用意应是一致的。所谓"匡正",其意有二:一是如何在"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思潮影响下,坚持"存重儒教"的方针;二是在实现禅代的进程中,怎样"经纶政体"。显然,这是为司马氏谋"君人南面之术"的。

  所谓"君人南面之术",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说法,是论"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属道家主张。但是,道家提出的"清静""无为"的"南面术",并不是一种专利品,其他诸子也各有一套向君主游说进言的统治方案。诸子各家无论是以"五德终始"论君道,倡言"主运",还是"以不知为道",提出"主道",其目的都是希求君主实行"无为无不为"的成功统治。儒家、法家、名家、纵横家中的代表人物都有过这方面的议论。两汉统治者贵黄老、尊儒术、论谶纬,曹魏统治者"贵法术"、"慕通达"、倡经学、煽玄风,无一不是围绕着"君人南面之术"进行的。远的不说,正始年间玄学讨论的"圣人"之情、"无为"之道,就是为"农黄之化"的改制活动服务的;玄学家朋党相援,绝不是为了维护并巩固曹魏政权,何晏冠冕堂皇上奏齐王曹芳"慎其所习"、"大臣侍从"(《三国志·三少帝记》语),是提醒君主一举一动都必须接受何晏辈"中下之吏"(蒋济语)的监督,只允许"无为"而处,不能"无不为"。这期间,蒋济的《万机论》,王基的《时要论》,桓范的《世要论》,杜恕的《体论》、《笃论》,袁准的《正论》、《正书》等著述先后问世,都是讨论治国之体的,涉及时弊的论述不少,针对玄学家乱政坏俗的言行,提出要儒法兼济,以建立良好的统治秩序。这也是"南面术"。所以,"南面术"在理论上虽有"无为无不为"大体相似的表述,但在理解上、实践中却有大相径庭的地方,关键是在君权上作文章:君"无为",臣可以"无不为",这是一种主张;君"无为",为的是"无不为",这又是一种主张。《隋书·经籍志》就将"南面术"包括的内容置干"杂家"中反映,比较合乎实际。

  傅玄所论"君人南面之木",特别之处在于力倡"有为"而治。入晋之后,他在《鼙舞曲·明君篇》里写道:"暗主不自信,群下执异端",这就是"无为"的后果;而明君必须"恭己慎有为,有为无不成"。这是我们理解并把握《傅子·内篇》精神实质不可忽略的要点。傅玄倡"有为",并不是要求君主"无不为",勤于庶事杂务,而是希望明君先要"有力",即在为君、用臣、使民等方面建立威信,然后才能"无为无不为"。这一"南面术"的提出,是从荀子寓法于礼的思想中找到依据的。荀子论君道,主张"能群",即善于"生养人"、"班治人"、"显设人"、"藩饰人",从而达到"隆礼至法"、"尚贤使能"的"至道大形"(《荀子·君道》),首先强调的是"有为"。同时,傅玄还从汉魏政论家的立论中,综合汲取了有益的东西。《傅子·内篇》中讨论到的问题,在荀悦、徐幹、刘廙、蒋济、袁准等人的政论著述里,或多或少,或同或异,均有所涉及。这说明,如何拨乱反正,建立良好的统治秩序,这是当时有识之士极为关注的焦点。特别应予注意的是,傅玄完成《内篇》的时间,正值司马氏禅代未遂的关头,讨论"南面木",更有直接为司马氏建基立业服务的功利目的,所以王沈认为,傅玄所论有汉初贾谊政论的色彩,为"今不及"之论。如何从历史的兴衰中吸取经验教训,从现实的需要里寻找安邦治国之道,这是傅玄著论的出发点和用意所在。

  下面,我们先来看傅玄有关人主自身方面的一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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