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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词义诠释和哲学释义
字（词）义诠释是语言学的，它和哲学释义相距甚远，由于旨在“以词（辞）通道”，从而使字义诠释归根到底联结着哲学释义。重要的是，戴震的语言解释哲学与近代西方早期的语言哲学很不一样，西方语言哲学往往把语言看作与世界有相同的逻辑结构，从而以语言解释代替对世界的认识，戴震的语言解释哲学则以语言文字解释为逻辑起点，通过书本知识，寻求道德哲学本体及其具体表现。在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上，西方是代替论，戴震是凭借论。
《尔雅》是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书，也是解决名实关系的一部名书。当时这样的书不止这一部，西晋太康年间有人从魏王墓（战国末年的魏襄王或安釐王）中发掘出《名》书三篇，据说这类书和《尔雅》相似②。名书和名学书不尽相同，后者是逻辑学书。而名书是正名的书，但由于正名是名辩逻辑中的最重要的内容，故名书实际上是逻辑学著作中的一种，胡适曾说：“中国的‘辩者’集团，一方面继承了诗人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或多或少具有系统的哲学思想，如老子。”①名书，当然比“诗人传统”更接近名学，老子就是个重视“无名”、“有名”的人，所谓“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②。由同理可知，《尔雅》这部名书，也是一部正名逻辑的名学书。它列入十三经，是以语言文字之名书和和正名之逻辑学书的双重身分解经的，它的语言文字的解释作用和正名逻辑的解释作用甚明。
戴震以极大的兴趣重视这本名书和正名逻辑书。除了儿时求学取《尔雅》与《说文》参互比照，以求通十三经外，后来又著有《尔雅文字考》十卷，开有清一代雅学研究之首。该书立足于词义诠释，但处处强调词义诠释与通经明理的关系。据该书自序云，该书花了十年功夫写成。从书序中“姑俟诸异日”一话看，戴震对其著作还有不满意之处，等待日后再作修改。著述该书，可谓进一步奠定了学术根抵，但“俟诸异日”的指望并没有实现。著述该书，其目的是要“以词通道”，可谓语言解释哲学贯串其中，自序云：“古故训之书，其传者莫先于《尔雅》，六艺之赖是以明也。所以通古今之异言，然后能讽诵乎章句，以求适于至道。”又说：“余窃谓儒者治经，宜自《尔雅》始”。③作为语言文字的名书，后人可以“援《尔雅》以释《诗》、《书》，据《诗》、《书》以证《尔雅》，由是旁及先秦以上”，作为名学逻辑书，其作用又在于“凡古籍之存者综核条贯，而又本之六书音声，确然于故训之原，庶几可与于是学”。④综核条贯，觅其逻辑辞例和条例结构，探其故训之源，既是求其语源，又是索其名源，与正名之名辩逻辑密切关联。
乾隆三十一年（1766）春，任大椿曾以他的《尔雅注疏笺补》给戴震看，戴震读后很满意。七年后，任大椿在京出任国子监丞，仍孜孜于《尔雅》之学不倦，任重新以定稿本问序于戴，戴序除了申述《尔雅》的作用可与经同② 《晋书·束皙传》。
① 胡适《先秦名学史》第一编，学林出版社1983 年版，17 页。
② 《老子》第一章。
③ 《尔雅文字考序》，《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51 页。
④ 同上。
列，互相发明其意以外，对任大椿用《尔雅》释先秦诸子特别赞赏，他说：“为之旁摭百氏，下及汉代，凡载籍去古末遥者，咸资证实，亦势所必至。曩阅庄周书‘己而为之者，已而不知其然’，语意不可识。偶检《释故》（按：即《尔雅·释沽》）‘已，此也’，始豁然通乎其词。至若言近而异趣，往往虽读应《尔雅》而莫之或知。”①以《尔雅》解释经书和诸子百家，正是以语言解释显明经义和诸子哲学。
有趣的是，戴震对《尔雅》的成书还作了有益的揣测。现代学者证以天象记录和地下出土文物，推断《尔雅》成书于战国末期②。戴震从《尔雅》释经不能切合而推测说：“然或义具《尔雅》而不得其经，殆《尔雅》之作，其时六经未残阙欤。”③。意思是说用《尔雅》解释经义有时不能解决问题，明明《尔雅》具载某名目之义，但不合被释对象，推其原因，可能是《尔雅》编撰时，典籍还未遭残损而广遍收罗了他义。那只能说在秦代以前。
任大椿的笺补，当然是从语言文字入手的，可戴震对这一做法作何理解呢？他说：“今人读书，尚未识字，辄目故训之学不足为。其究也，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通，妄谓通其心志，而曰傅合不谬，吾不敢知也。”①戴震是以语言解释学的精神来看待这类语言文字之作的，在戴震的心目中，”以词通道”才是时代的学术精神，学人追求的最高学术境界，当然也成了他的唯一的批评标准。戴震一生凡为语言文字之作写序，无不提到“以词通道”，他的语言解释哲学的旗帜鲜明之至。
戴震倡导的诠释词义的方法，是经验的实证的方法，而以语言文字通道，进而建树起新理学思想，却是创造性思维的方法。梁启超曾说，清代学术是个“研究法的运动”②，“以词通道”确实是个实证科学方法的建树。章学诚说：“休宁戴东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仆骇其说，就而问之，则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络精蕴’，即不敢读‘元享利贞’；弗能知星蹿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睢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③读书的方法，当然也就是治学的方法。诠释词义的实证方法，其做法一般是先以古代字书，尤以《尔雅》、《方言》、《说文》等为训释依据，然后举证文献应用故例，或借以衍释词义，或借以验证字书义与行文义的一致性。总之，一切凭实证知识。乾隆二十年（1755）戴震破读《尚书·尧典》中“光被四表”一语，是运用实证归纳诠释词义的典型例证。《尚书》孔安国传：“光，充也。”义本于《尔雅》：“光，充也。”唐孔颖达正义：“光，充。《尔雅·释言》文。”历来都把“光”字解释成“充实”的“光”。戴震认为，这一解释已能“转致学者疑，他指出，“光”字不过是个“桄”字，这个“桄”字的古音是“古旷反”，“光”与此字同音，而隋陆德明《经典释文》：“横，古旷反。”可见“光”是“横”的通假字，① 《尔雅注疏笺补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52 页。② 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15 页至29 页。③ 《尔雅注疏笺补序》，《戴震集》，1980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52 页。
① 《尔雅注疏笺补序》，《戴震集》，1980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52 至53 页。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70 页。
③ 《章氏遗书》卷二十二《与族孙汝楠论学书》，1922 年吴兴刘氏嘉兴堂刊本三十八页。或者说“光”即“桄”的讹写，“桄”是“横”的古字。总之，“光被日表”即“横被四表”，“横被”即“广被”，原句犹言“横于天下，”“横乎四海”。戴震有感于千百年来的糊涂解释，说：“六书废弃，经学荒谬，二千年以至今。”从而认为“例以‘光’之一字，疑古者在兹，信古者亦在兹”。后来，戴震的破译完全被文献发现所证实。乾隆二十年秋钱大听从《后汉书·冯异传》检得“横被四表，昭假上下”一语。后来姚鼐又举出班固《西都赋》“横被**”一语。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月戴震族弟戴受堂又举出《汉书·王莽传》“昔唐尧横被四表”一语，如此等等，由归纳论证法可知，上述从字书到史书的文献证据完全证实了戴震的破译。
这种知识论的经验归纳论证，并不限于书本，而已敏于事实和实习，从而在文献考释中大大发扬了儒家的躬行实践的实学精神。例如，戴震在《辩<诗>、<礼>注、轨、轵、四字》一文中，对《诗经》和《周礼》中这四个字的实际意义作了文献辨证，精审详核，纠正了毛亨《故训传》、《周礼郑注》中的一些误解，还其本来的实际意义，可贵的是戴震联系古代车辆的实际构制。以文献验于事实，书言与事制情实并重，两相互补，以求确诂，戴震最后说：者，式（按：轼）前；轨者，车辙；轺者，车； 者，彀末；轊者，轴末。治其名，详其制，庶可以正讹文交错、谬说因循矣。
戴的学生段玉裁，王念孙在解释词义时同样注重事实。《说文·丸部》：“ （按：wěi 音委）：鸷鸟食已，吐其皮毛如丸。”段注云：“玉裁昔宰巫山县，亲见鸱鸟所吐皮毛如丸。”段以自己实地观察到的事；证明许慎的说法，是很可贵的。实际上，打开《说文段注》，到处可见以文献实证，博物资料说解许书，体现了实证科学的精神和归纳方法的应用。王念孙著《广雅疏征》，购买多种花草竹，鸟兽虫鱼，把亲证所得生于笔端，既纠往纰，复多新载。段、王的方法光大了戴氏的实证思想。
戴震词义诠释中验之事实的实证科学精神，不仅使知识论的经验科学上升到新的水平，而且对语义、逻辑方面的解释也提出了实证要求，从而使对象的解释向真理性的认识大大向前跨越了一步。作为乾嘉时代的学术领袖，他的这一主张对提高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学术的真理性认识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戴震的语言解释哲学没有停留在语言文字，而向无限广阔的现实世界跨越，这固然与当时西方实证科学的影响有关，但更为实际的看法，则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整体观念，主客观统一的求实和创造的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戴震的语言解释哲学较西方晚近仅以语言逻辑而作求真要求的语言分析哲学高明得多，戴震解释哲学取得这一突出成就的原因，与注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分不开的。
戴震解释学中的实证精神和归纳方法，大大提高了语言文字学作为人文科学的科学地位。它使任何人无法怀疑某一推断的真理性，它总是要求人们向对象研究、课题论证提供诸多事实验证，随之而来的也就产生了关于真理性答案的心理保证，有时后者对研究者本人和接受者都显得更为重要，这或许是几代人乐于接受这种可以局部称之为考据诠释法的治学方法的原因。这种验之文本和事实的词义诠释方法，是哲学释义的基础和前提，如前① 《辨诗礼注轨轵四字》，《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58 页。所说，它首先是那较为虚幻的道德哲学解释得以正确的心理保证，也是使这种哲学解释能被知识界接受的起点和途径，戴震在乾嘉年间创发哲学新义，尤其需要这样的考据学基础。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理”的解释完全经历了“文献考释——创发新义”的过程。中心意思是“文献考释”则据证《孟子》、《中庸》、《乐记》、《说文叙》等典籍中的“理”字说，“创发新义”则积淀了彼时代之商业经济文化、徽商经济文化，提出了“情”、“欲”为理的新概念。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段玉裁不能欣赏戴震的哲学思想，他在《说文段注》中解释“理”字仍以文献为据，连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本身也被他钝化为据以释“理”字词义文献资料，而在戴震本人，阐发“理”字新义。借以建立新理学的基本范畴时，是以社会实际状况和彼之时代精神为依据的。这里，我们又清楚地看到，戴震语言解释哲学中的实证科学精神并非指个别事实的据证，段玉裁仅停留在文献据证和个别事实据证阶段，戴震的实证科学则已进入了对时代精神的概括和对社会状况的深刻洞察，文献据证，仅仅是他用实证科学精神阐发新哲学的一个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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