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坚韧不拔：戴高乐 > 第二十八章 被迫辞职
党派林立矛盾多，社会改革起风波；
尔虞我诈比比是，愤懑辞职无奈何。
戴高乐哭笑不得地注意到：普利文平衡经济的计划在咨询议会遭到左、右翼的抨击，左翼指责它对投机商打击不力；右翼认为它妨碍了商业的活动。但最后还是以大多数赞成通过了这项计划。这是戴高乐政府在临时国会中最后一次获胜。
在国家困难时期，戴高乐在生活上总是严格要求自己。他拒绝迁入爱丽舍宫。出于同样理由，他也没有享用过在朗布依埃的总统别墅，却在布伦树林附近自费租赁了一所私人住宅。他和他的妻子、两个女儿住在那里。他的儿子不在家，到前线作战去了。晚上他们常常招待客人。客人走后，戴高乐便回到书房，全神贯注地批阅文件，起草讲稿，考虑、处理经济变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戴高乐在塞纳河左岸圣多明尼克路古老的布里安大厦办公。他在那里举行招待会，有时主持部长会议。在内阁会议上，戴高乐总是倾听每个人要讲的话。大多数情况下意见趋于一致。当意见出现分歧时，他就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他的看法也就成为内阁的意见。无论是在议会上、广播里，还是在公众集会和记者招待会上，戴高乐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这些演说成为他繁忙的政治家生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戴高乐很少受眼前气氛或情绪的驱使而作即席发言。他习惯于对自己的讲稿进行反复推敲，直至背下来，以便在讲演时给听众留下自然和流畅的印象。
随着1945年的逐渐消逝，戴高乐越来越深信恢复“多党制”对法国将是一场灾难。在那一年中，他审慎地考虑过无限期延长业经同意而由他建立起来的临时政府的做法，但最后还是打消了这个想法。戴高乐认为，他可以不放弃权力，但是他也知道，这样做必将引起骚乱，甚至可能发展为暴力行动。戴高乐之所以被人们拥护，不仅因为他的为人和他的贡献，而且因为他不断地向人们保证，他会尽快地让人民通过选举，自由地表达对于他的政绩的意见，因为戴高乐置身于一党一派的利益之上，并打算继续这样做，所以，他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小集团作为后盾。过去，抗战运动曾团结一致作他的后盾，但现在已分裂为追求各自特殊利益的派别了。军队是会支持他继续执政的，但其结果必然是军事独裁。而在目前，国家处于和平时期，没有外来威胁，戴高乐也无意仿效拿破仑，因此实行军事独裁是不适宜的。
戴高乐认为，在目前多党存在的情况下，唯一的出路是实行总统制，这就是领袖由人民直接选出，并凌驾于各党派之上，再由领袖选择一个不属于议会、因而不受派别制约的、为整个民族和社会服务的行政机构。戴高乐清楚，各党派将会为维护他们赖以生存的权力和政治目标而竭尽全力进行斗争。最后，只得由人民自己在全民表决中作出决定。如果人民赞成戴高乐的观点，各党派将只好勉为其难跟他共事。如果人民不同意，他就下台了事。
在德国投降以后，在人民欢庆胜利的短暂时间里，戴高乐曾自信能解决这个问题。
1945年5 月15日，他在咨询议会上的讲话博得全场一致的掌声；人们并当场唱起了雄壮的《马赛曲》。之后，当第三共和国的前领导人一个个从纳粹拘留下获释归来谒见戴高乐时，他们又向戴高乐保证对他忠诚、爱戴。首先来访的是保罗？雷诺、爱德华·达拉第和阿尔贝·萨罗·莱昂·勃卢姆在获释时就公开声明：“由于有了戴高乐将军，法国已经复活了。我们有了一位戴高乐将军真是万幸。我从身陷囹圄之时起就希望我的党能够支持他。整个法国都信赖他。有了他，我们国内团结一致就有了唯一的保证。”爱德华？埃里奥被苏联红军解放出来以后，在莫斯科电台上广播说：“我确信，我国人民已经团结在夏尔？戴高乐的周围。我将毫无保留地听从他的指挥。”这些话尽管当时说得很诚恳，却并非必须付诸行动。
正如法国问题专家克罗泽所说的：当时每个人都需要戴高乐，但有一条，就是他不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在欧战胜利的日子里，在欢庆和团结的表面现象背后，政党领袖们实际上已醉心于市镇选举上。这次选举是解放以来的第一次。人们把它看作是将在秋季举行的大选的一次彩排。在4月29日和5 月13 日的两轮无记名投票中，抗战运动的候选人占了优势。这时对未来的宪法出现了两种意见：激进党和温和派主张干脆恢复1875年的宪法，即第三共和国宪法；而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则主张建立唯一的拥有最高权力的议会。双方的共同点是：由国会掌握所有权力，不管国会是由一院或两院来组成。
戴高乐也没有从被释放归来的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家们那里得到任何支持。勃卢姆在狱中写文章赞成总统制。获释后，他很快就故态复萌，拒绝了戴高乐要他担任部长的建议。5月20日，也就是他回法国后不过第六天，他在演说中公开宣布：“谁也无权要求执政，但我们自己却有权不对任何人感恩戴德。”埃里奥更加令人失望。他被戴高乐派专机接回巴黎后，拒绝戴高乐要他担任的职务，他又梦寐以求地复兴他那奄奄一息的激进社会党，企图重新掌握全国政权。右翼政治家路易？马兰也是如此。这个洛林人在被驱逐出法国本上时，曾经毫无保留地支持过戴高乐，如今却和将军疏远了。他也不接受担任部长的提议，并且对限制议会权力的意见毫无兴趣。
戴高乐经过和让纳内长时间的商议后，拟订了一个选举和全民表决相结合的正式选举提案。用全民表决方式进行的选举定于1945年10 月21 日举行，7 月9 日的内阁会议也决定了省议会的选举将分别于9 月23 日和30 日举行。7 月21日，戴高乐在广播中阐明了他个人的观点，他号召人民不要恢复第三共和国，并限制立宪议会的权力和任期。戴高乐的意见遭到不少政党的反对。接着在7 月27 日和28日，在咨询议会展开了一场尖锐的舌战。戴高乐激动地为自己辩护，对几个议员骂他是波拿巴主义的指责进行反击。他指出，他非但不希望绞死共和国，恰恰相反，正是他把共和国从死亡中拯救了出来。他质问，这难道同拿破仑一世的雾月18日和拿破仑三世的12 月2日有一丝一毫相似的地方吗？旧政体内部的一切勾心斗角和阴谋诡计必须停止。自1875 年至1940 年之间，法国更换过102届政府。同一时期，英国和美国则分别更换过20 届和14届政府。
投票结果，96％的人不赞成恢复第三共和国，戴高乐似乎如愿以偿了，但周围的气氛已预示前景难操胜券。在拥有586名议员的议会里，**人占160 个席位，社会党人和人民共和党人分别获得142 和152 个席位。激进党人则大为逊色，仅有29人被选为议员。**人和社会党人以302个席位占绝对多数。这在法国政治史上是第一次。建立一个人民阵线政府，看来是可能的，合乎逻辑的。但是戴高乐预料，**和社会党都想自己执政，而不会让他戴高乐继续担任总理。因此，戴高乐决定卸任，并向议会递交了自己的辞职信。
制宪会议在1945年11 月6日开会。会议由年龄最大的代表、激进党议员古多利主持。在会上，古多利发表了一篇演说，对夏尔？戴高乐表示敬意，可是对他的政策却大肆攻击。赞扬的话没有得到怎样热烈的反响，尖酸的批评却大受左派欢迎，而右派则未做任何表示。接着，这位年龄最大的代表宣读了戴高乐写给议会的信。戴高乐在信中声明，制宪议会一俟选出自己的常务机构，他的政府即行辞职。这封信并没有引起任何明显的反应。当时，戴高乐在半圆型会场的前排，感到600多名议员的沉重眼光都盯着他，觉得身上好像受到了普遍不满的重压。
议会推选菲利克斯·古盎为议长，接着选举政府的总理。戴高乐当然没有提自己要作候选人，也没有对他可能实行的纲领作任何说明。人们对他的看法可能同从前一样，也可能同从前不同。各个集团之间，整整进行了一个星期困难重重的谈判，在这期间，H月11 日，戴高乐在凯旋门广场主持了一次追悼会。从各个战场运来的15口棺材，排列在无名英雄纪念碑周围，好像这些烈士在前往瓦利良山安葬以前，要向无名英雄汇报自己的牺牲经过似的。戴高乐向前来参加追悼会的各方面的代表，作了感人肺腑的讲话。他说：
这些为反法西斯捐躯但同法兰西一起凯旋的人，在日日夜夜决定着我们命运的战场上牺牲了的战士，经历了我们的一切痛苦和胜利的烈士，现在回来了！
他们代表着以同样谦恭的态度选择了同样的光荣的其他许多人，他们现在停在只有上帝才知道姓名、高举神圣的火炬、在30年战争的最初战斗中失利的民族的精华的周围，受到两千年来为保卫祖国的身心而献出生命的人们的英灵的保护。现在，他们聚集到这里来了！
但是，面对这些使我们流泪和自豪的死者，我们活着的法国儿女，应该接受他们刚刚留给我们的教训。
我们应该了解我们国家的安全很久以来就是没有保障的，因为在我国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曾不得不为那样多的危急付出重大的牺牲！我们应该认清，祖国的利益永远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在严酷的世界和艰难的时局给它所造成的形势下，一切（是，一切！）都应该服从效忠祖国的义务！
为了医治遍体鳞伤的法兰西，我们应该团结如手足。如手足！这就是说，不作无谓的争执，迈着同样的步伐，唱着同样的歌曲，在同一条道路上携手前进！
当这些烈士到安葬他们的高地去永远警卫首都以前在这里停下来的时候，当在我们旗帜下生活于我们领土的各个角落和海外各处的男女同胞们回忆我们的光荣和败绩的时候，我们要抬起头来，把重新团结起来的伟大人民的视线和胸襟面向未来。
法兰西万岁！
戴高乐的讲话像一把火，照亮了人们前进的道路。特别当他谈到“我们应该迈着同样的步伐，唱着同样的歌曲，在同一条道路上携手前进”时，广场上爆发了热烈的掌声，周围的人群又沸腾起来，情绪空前热烈。可是站在戴高乐跟前的政府官员的表情，却与往日大不相同。使他感到：自己确实应该辞职了。
但是两天以后，国民制宪议会一致同意推选戴高乐为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总理，并且宣布“夏尔·戴高乐确实有功干祖国”。尽管这个决定是经过八天不愉快的会谈后作出来的，但是，可以表明，议会是有意决定团结在他的周围，支持他的政策，丘吉尔似乎就是这样认为的。那一天他路过巴黎，戴高乐陪他共进午餐，饭后他知道戴高乐当选总理以后，给将军写了一封文雅的贺信，表示了这位英国首相的兴奋。丘吉尔想起自己最近用普鲁塔克的话给一本名著所作的题词：“对伟大的人物不敬，是强大的民族的特点。”他向戴高乐致意说：“普鲁塔克说谎了！”但是戴高乐知道，这次选举是对他以前的活动表示的敬意，而决不是对他的未来作出担保的诺言。
果然戴高乐这一想法，很快就被证实了。
11月15 日，他着手组织政府，遇到了种种抵制。各党派都争着多要部长席位，经过多次协商，终于在11 月21日达成了这样的协议：四个部长由**的代表担任，四个部长由社会党人担任，四个部长由人民共和党人担任，两个部长由民主社会抵抗联盟的代表担任，一个部长由激进社会党人担任，两个部长由无党派人士担任。此外，还有四个国务部长负责全面的工作，他们是社会党的奥里约，人民共和党的盖伊，温和派人士雅基诺和**的多列士。
1945年11 月23日，戴高乐在国民制宪会议上讲了一次话，突出他说明了国家所处的严重情况，指出必须尽快采取措施，保证“行政机关有职、有权和稳定”，最后讲到法国人和他们的代表为重建法国而应当团结的责任。这一次，人民代表机关又一次一致批准了他的主张。在12月份，戴高乐又使政府通过了把法兰西银行和四个信贷企业收归国有并建立属于财政部的全国信贷委员会的法令，并使议会批准了这个法令。不久，又通过一项国有化的
法令，其中规定了把电力和煤气的生产和分配交给国家管理的办法。在讨论这两项法令时，一切哗众取宠的修正意见都被否决了。此外，12月15日，戴高乐还满意地看到国立行政学院建立起来，这是一个使国家主要工作人员能够得到合理而统一的录用与培养的主要机关。但就在这座学院诞生的时候，公务人员的总罢工严重地威胁了政府的团结和戴高乐的个人威信。当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水平，确实由于通货膨胀而十分困难。他们薪金的
提高，赶不上物价的上涨，但是，只有冒着预算和币制崩溃的危险，才能完全答应工会为他们提出的要求。若出现这种情况，对国家对民族是十分不利的，对当前的经济恢复工作会带来更大的困难。经过戴高乐耐心说服解释，和**出面工作，才使这场风波平息了。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46年度预算进入了讨论阶段。政府为了建立良好的秩序，要求在1 月1日最后表决预算。但是，那一天，在讨论将要结束的时候，社会党突然要求把国防费减少20％。可是在这方面的费用，任何人都知道，在短期间内是不能减少这么多的。戴高乐认为，“这是选举前的蛊惑宣传和对我的敌视。”当天晚上，戴高乐深入地研究了一下各党派的态度和力量，觉得事情已经十分明显，各方面都在为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力量而玩弄着旧日的把戏，他再领导下去徒劳无益，甚至也不会有好结果。他感到，现在是应该处理他个人下野问题的时候了。
戴高乐在议会作了两次简短的发言，指出有些代表对他施加压力，为了某个党派的阴谋而轻率地要求削减国防费用，这是愚蠢的行为。他说：“我和你们之间的分歧，在于双方对于政府和政府与人民代表机关的关系的整个看法不一致。我们已经开始了共和国的复兴工作。我离开以后，你们将继续这样做。毫无疑问，这是我在这个会议室里最后一次讲话了。我必须开诚布公地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在做这项工作时，不理解我们近50年的政治史，如果你们不考虑政府的权力、尊严和责任是绝对必要的，那么，我可以预言，你们这样下去，迟早会有一天要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痛感后悔莫及。”代表们心不在焉地听着。但表决时，几乎全体一致通过了预算方案。
现在，有待戴高乐决定的唯一问题，是选定退职的确切日期。看来，他需要一段时间考虑一下。为此，他选择了地中海滨的昂提布。在那里住了一周，这是他七年多来度过的第一个假期。现在他明白了，他应该不声不响地离开，不攻击任何人，也不接受任何公职和私人职务。
他于1946年1 月14 日回来，用了一周的时间处理积压下来的政令和法令。同时，他将几个部长召集到办公室，告诉他们，他马上要辞职了。1 月19日，他请各位部长第二天到圣多明克路来。除了奥里约和皮杜尔当时在伦敦、苏斯戴尔回加蓬去了以外，所有的部长都在1 月20日（星期日）上午齐集在“盔甲大厅”。他走进去，同大家握了手，没等大家坐下来，就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声明：
“排他性的党派制度又要卷土重来了。我是不赞成这个的。但是，除非用武力建立一个我所不能同意的、无疑也不会有好结果的独裁政治，我无法制止这种尝试。因此，我必须告退。今天，我就要向国民议会议长递交政府辞职书。我衷心感谢诸位所给予我的帮助，并请求你们在继任人到职之前，各守岗位，以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
部长们感到惊讶，但更多的是心情难受。他们默然不语。戴高乐走了。部长们在交谈着他们对戴高乐此举的看法。多列士说：“这样的辞职方式确实伟大！”莫克说：“这种辞职方式的确是严重的！但是，坏事可以变为好事。将军的成见已经压得国民制宪会议喘不过气来。现在，议会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了。”普利文以痛苦而不安的语调说：“这就是你们各党派搞出来的结果！”他谴责了给政府制造障碍的各党派人士。盖伊和戴让说：“我们要继戴高乐担负起重大的责任，我们党要尽力做到胜任愉快。”多列士对此大声喊道：“算了吧！将军在的时候你们做不到，将来没有他，你们又怎么能做到呢？”
戴高乐在1946年1 月20日致国民制宪议会议长的信中，避开了一切争论的问题。他的信全文如下：议长先生：
谨请您通知国民制宪议会：我辞去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的职务。
从我负责领导全国同胞争取解放、胜利和主权之日起，我一直认为一到全国性的议会机构组成、各政党能够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我的任务就应当结束。
我所以在1945年11 月13日以后又接受委托领导政府，是为了满足国民制宪议会对我的一致召请，以及很好地完成一个必要的过渡。这个过渡今天已经完成了。
另一方面，艰苦的考验已经过去，法国已经不再处于令人忧虑的状态。当然还有不少痛苦折磨着法国人民，还有一些严重的问题有待解决。但是，法国人的生活本身基本上得到了保证，经济活动正在恢复，我们的领土已经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在印度支那又站立起来了，社会的安宁不受骚扰了，在国际上，虽然还存在着一些个人不安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独立已坚如磐石，我们控制了莱茵河，我们在国际组织中占有头等地位，今春还要在巴黎举行第一次和平会议。
当我辞职之际，谨表示我诚恳的愿望：祝我曾经有幸领导过的政府，在尚待完成的确保国家命运的任务中获得成功。
议长先生，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戴高乐虽然“平静地辞职”了，但政客们仍忧心忡忡。奥里约匆忙地从伦敦赶回，他担心戴高乐会通过电台广播激起人民对各政党的愤慨。他在1月20日给戴高乐的信中说：“如果你有这个意图，这将会使国家分裂，使民主的敌人得利和称心。”其实奥里约无须担心，戴高乐不想在火上加油。他满足于沉默。因为他确信，法国人民迟早“将大声疾呼地要他回来”。欲知戴高乐辞职以后的情况，且看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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