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坚韧不拔：戴高乐 > 第十六章 法美关系
大国角逐不易说，美国对法难捉摸；
藕断丝连与维希，“策略灵活”称楷模。
1942年冬季快要到来的时候，自由法国在世界各国的心目中不再是最初人们用讥讽。怜悯和眼泪接待的那个使人“惊奇的逃亡者”了。现在可以从各方面看到它的现实性——政治的、军事的、领土的。自由法国今后所需要的是在外交上打开一条出路，在盟国中取得它应有的位置，以一个交战国和主权国的姿态出现。
戴高乐在和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的交往中，感到最难打开局面的是和美国的关系，当戴高乐的事业在美国舆论界获得广泛热烈的反应时，美国官方却“坚持以一种冷淡和漠不关心的态度来对待它”。罗斯福政府一直和维希保持着关系，理由是这样可以使它脱离德国的影响，免得把海军舰队移交给德国，并且和魏刚、诺盖和布伊松保持接触，因为罗斯福总统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力他打开非洲的大门。但是，美国外交政策本身就有极大的矛盾。他们一方面和贝当保持着外交关系，一方面却说，他们远远避开自由法国是因为不能预先断定法国解放后将有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戴高乐认为，“真正的原因是美国决策者认为法国将要灭亡，所以他们才跟维希打交道。”
为了取得美国的援助，戴高乐曾多次采取主动。1941年5月，他又派他的得力干将普利文前往美国，临行前戴高乐给他规定了这样一个使命：“解决同美国国务院建立永久、直接的关系，自由法属非洲和大洋洲同美国的经济关系，以及我们直接购买战争所需的物资问题；在美国建立我们的情报和宣传机构；在美国成立我们的委员会，把同情我们的美国人给我们的帮助组织起来。”普利文虽广泛进行活动，但并未取得明显的成果。
戴高乐坚信：他不仅代表法兰西，而且他就是法兰西。多年以前，他在《剑刃》一书中就提及井颂扬了凯撒和拿破仑的表演才能。他自己扮演的角色是法兰西本身，这是历史使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扮演的一个伟大角色。尚未亲自领教过戴高乐的罗斯福，从来不相信也不承认戴高乐的这种自诩。丘吉尔却从同这位将军的交往中深深领教了这一点，但他并未完全信服。这位首相在一次盛怒中吼道：“你说你是法兰西？你并不是法兰西！法兰西！她在哪里？当然，我承认戴高乐将军和他的追随者是法兰西民族的一个重要而又值得尊重的部分。但是，除他们以外，我们无疑可以找到另外的权威，它也有它的价值。”戴高乐打断了他的话：“如果在你看来我不代表法兰西，你为什么，又有什么权利来同我商讨法国的世界利益呢？”丘吉尔不吭声了。
至于罗斯福，他对这位倔强的法国将军也有他自己的看法。如何对待自由法国？在当时孤立主义狂潮的影响下，罗斯福对这一问题，的确是反复考虑过的。谁都知道，法国的崩溃在英国引起很大冲击，深深震动了罗斯福总统。事实上，在法国即将溃败之前，保罗？雷诺总理曾向罗斯福发出个人呼吁，要求美国派军队和运送物资给以支持。翌日，罗斯福答复说：“美国人赞赏法国对德国侵略进行英勇抵抗？？”他将尽力“加速运送武器和弹药”。但又说：“我认为您应当理解我的声明不包含承担任何军事义务”，“唯有国会能够承担这种义务”。在收到这份电报后，6月17日法国政府投降。
在六个星期内，一支被认为是欧洲最好的军队投降了，一支完整无损尚未参战的现代化的海军宣布“中立”了，法国可耻地接受了希特勒的停战条件，这使罗斯福认为，多年来政府连续更迭的法国已经完全分崩离析。一段时间，罗斯福曾希望法国海军和法兰西帝国继续同英国人并肩作战，但这也使他失望了。法兰西已不复存在，目前的法国是纳粹帝国的一个附庸国，由一位身边全是叛徒的老元帅统治着。这就是罗斯福总统当时的思想状况。
据戴高乐派往美国的首任代表拉乌尔·阿格隆回忆，1941年1 月2日，他持一份英国通行证从中东抵达纽约。总爱吹毛求疵的美国移民局的一位检查官，翻来覆去地查看了他的这份不同寻常的旅行证件，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然后问道：既然是法国人，为什么要在英国的外交保护下旅行？于是，阿格隆向他出示了由卡特鲁将军签署的公函和一封英国驻开罗大使馆的证明信。“这么说，你是同戴高乐将军一起战斗的自由法国人的一员了。如果我是法国人，也会这样做的，请过去吧，先生。”
阿格隆走出海关，买了最近几期的《纽约日报》和《先驱论坛报》，使他大吃一惊的是，美国绝大多数人并不愿卷入到这场横扫欧洲的大战中去，鼓吹孤立主义的两位美国参议员塔夫脱和博拉强调说，同英国一起参战将冒很大风险。而当时英国一直是孤军奋战。只有极少数美国人对希特勒一旦取得最后胜利就将出现一个被奴役的欧洲感到忧虑不安。
全美国在奉行孤立主义，不愿卷入欧洲冲突。大西洋的英雄查尔斯？林德伯格不停进行所谓“和平主义”，实际上是“失败主义”的宣传：“这场战争输定了。即使我们投入全部的财力和物力，也不能帮助英国打赢。”他又说：“只有英国人、犹太人和罗斯福政府才愿意打仗。”
从纽约看来，危险在于罗斯福这位“民主政体的伟大捍卫者”是否能克服孤立主义。对国内那种消极的、和平主义的公众舆论，他似乎随波逐流。这种舆论认为，美国无须参战便能战胜轴心国。罗斯福不是向美国的母亲们下了保证吗？他说：“你们的儿子决不会在任何外国战争中作战，不论战争是在哪里打。”
阿格隆来到纽约不久，见到了罗斯福夫人，她激动地向阿格隆谈起法兰西和受苦受难的法国人民。她深表同情，表示愿尽力帮助。但是，从她的讲话里，总感到有怜悯的味道，这对于一个自由法国人来说，听起来很不是滋味，阿格隆在美期间，作为总统的罗斯福一直拒绝接见。好像戴高乐在伦敦的出现，没有给罗斯福留下什么印象。他认为，少数无名之辈所追随的这位性情古怪的准将只有象征性的价值，他确实是光荣的，但丝毫不代表实实在在的力量，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和副国务卿韦尔斯，根本不注意自由法国运动，他们关心的是避免发生最坏的事情，即维希与轴心国更“全面的合作”。
当时，人们不好拿罗斯福对法国的态度与丘吉尔的态度相比较。对丘吉尔来说，法国是一个具体的现实，以前或是同它一起或是为了反对它而进行过多次战争。法国在现代欧洲的建设中与英国共同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同英国一样，在世界上创建了帝国。丘吉尔了解历史，敏锐地意识到应当奉行一种欧洲的均势政策。他接近法国人，真正体会到他们的悲剧。他理解法国是战争更是和平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所以，尽管他与戴高乐也不时发生冲突，但最后总是支持戴高乐，他坚决主张重新装备法**队，使它参加战斗，恢复它的大国地位。而罗斯福却不是这样想的。
这位美国总统，毫不理解第三共和的悲剧和困境。法国失败后，他对法国采取了一种恩赐态度：“在这悲观的时刻，我最终相信了法国最坏的情况？？”他写道，他认为法兰西永远不会再成为第一流国家，因而，没有必要投入军事力量和在外交上给予支持，以使它恢复旧观。贝当接受投降，将国家置于附庸国地位，贝当代表着这个古老的、有着光荣历史，但不能适应新世界节奏的国家，这一切与丘吉尔的愿望相差甚远。出于关心和同情，丘吉尔需要在大陆上有一个强大的法国作为伙伴，并且把戴高乐看作“命运的主宰”。
戴高乐与罗斯福的关系一直不好。
1940年，戴高乐将军曾经考虑过，为了平衡英国的政策，他需要美国的友谊。罗斯福下认识戴高乐，后来又听说没有一位法国知名人士随戴高乐去伦敦，维希驻华盛顿大使馆，从一开始就加紧进行反对这位所谓“叛乱将军”的有效宣传。罗斯福的私人朋友、美国驻维希大使李海海军上将，也对戴高乐存有偏见。在他的报告中指出：“法国大多数人追随贝当，反对戴高乐。”为了争取法国不要完全投在法西斯的怀抱，罗斯福一再鼓励贝当元帅顶住德国压力，1942年12月，他得到法国舰队保持中立和于把殖民地交给德国人的保证，他对此表示满意，罗斯福如何看待戴高乐呢？他认为戴高乐的代表性远不如贝当，贝当身边派驻有教廷大使、苏联、美国。加拿大、比利时、葡萄牙、瑞典、巴西，瑞士大使？？贝当统治着半个法国。他无可争辩地统率着一支军队，特别是一支完整无损的海军，并且控制着大片海外领地和头等重要的战略要地。
戴高乐与罗斯福在出身、性格和经历上涸然不同，富兰克林·罗斯福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他在格罗通中学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学习，他很早就接受了“自由民主”思想。他所接触的作家、思想家和理论家都具有“新的民众思想”，他成为“新政”的总统，震撼了美国，并在经济和社交方面进行了改革。他是一位资产阶级杰出的政治家，精明强干，身残志坚；又是一位出色的谈判能手，善于施展他的魅力。战争使美国在军事和经济活动中占据了优势，使罗斯福总统成为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物。
戴高乐将军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出身于一个严厉的、爱国的、信奉天主教的知识分子家庭。青年时代，他已经懂得了责任感和为祖国献身的精神。直到战争爆发前，他一直从事军事艺术和作战行动的研究。他的著作，表明他对快速攻击型的现代战争有着独到的见解。很久之后，他才同政界接触。战争开始后，他被任命力副国务秘书和国防部副部长。这并不是因为他对社会的看法，而是因为他的勇敢、朝气蓬勃的军人气质。1940年贝当政府投降后，6 月18日，他在伦敦向军人和民众发出呼吁，要求他们与他并肩战斗。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他致力于这一事业，没有从事政治活动。随着法兰西帝国的众多领地宣布归顺自由法国，他“身不由己地卷进了政治舞台”，他把军人采取攻势和切断敌人退路的品质带到他的政治活动中，他与盟友的关系不是处于谈判的地位，而是挑战和对抗。此外，他像罗斯福一样，对过去受到的侮辱一直耿耿于怀。
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米尔顿·维奥斯特在他的《敌对的同盟国》一书中分析了罗斯福和戴高乐这两位活动家的性格，认为他们当中只要有一个人不过分以我为中心，彼此就可能达成谅解。“二人中的强者罗斯福即使对戴高乐表现出一定的关心和亲切相待，也毫无损失。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把戴高乐看成一个利己主义者、心胸狭窄的人和沙文主义分子。认为戴高乐的唯一愿望是夺取并保持绝对权力。罗斯福不愿把为了保卫国家主权和尊严而准备冒任何危险的戴高乐视为捍卫法兰西荣誉的勇士。在戴高乐的眼中，罗斯福则是一个倨傲的人，有着大国优越感，希望由他扮演上帝角色，主宰法国命运。戴高乐同样也看不到罗斯福身上的军人和理想主义者的气质。二人谁也不能正确看待对方，这就进一步加剧了由于政治分歧而造成的困难。”
他们周围的人也没有起到和解作用。可以说，戴高乐在美国的死对头都是接近或者能够影响罗斯福总统的人。贝当派驻华盛顿大使馆的领导人为前凡尔赛市长。此人在美国有不少朋友，很受美国前驻巴黎大使威廉姆，布利特的推崇，在政界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生活在美国的法国知名人士和移民在造成戴高乐与罗斯福的不和上，确实起了作用。他们中间确有一些移民由于不了解情况，感情用事，心怀不满，或有个人野心，而损害自己国家的利益。
罗斯福从这些人身上获得的情报中得出结论，戴高乐只被国外流亡的极少数法国人承认，在伦敦指挥着一支很小的部队，武器、经费全靠英国。此外，罗斯福认为戴高乐性情高傲；难以相处，不断挑起纠纷，妨碍了他对维希的立场，更糟糕的是，在意识形态的冲突中，美国新闻界大多支持戴高乐，反对自己的总统，罗斯福对此也很恼火！
为了消除外界的误会，1942年4 月1日，戴高乐发表了一篇演说，全面阐述了他的对外政策，同时对罗斯福的“不公正”态度，也旁敲侧击地进行了批评，他说：“不要认为战斗法国这个奇迹，只要一经形成就不要管它了??整个问题的基础是，只有在盟国愿意和战斗法国站在一起的条件下，战斗法国才愿意和盟国站在一起。”在直接谈到美国政府仍然和维希发生关系并和维希的代理领事进行秘密交易的时候，戴高乐严正指出：“对于民主国家来说，依靠那些破坏法国自由和想按照法西斯主义的模型或脸谱来改造法国的人，就是在政治上引用了为了怕雨淋而投入大海的可怜的傻子原则。”戴高乐进一步强调说：“当前整个法国问题是一个革命问题，不承认这一点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是被它的统治阶级和特权阶级出卖了的法国，开始要完成的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革命。如果自封的现实主义，在一次又一次的慕尼黑会议中，已经把自由引向深渊的边缘，而现在又继续压制热情，不肯改弦更张，那将是不能容忍的！”戴高乐最后说：“地位已经确定了。自由法国无论在公众的感情上或在法律的认可上，都成功地被认为不仅是法国的武装保卫者，而且是它的利益的监护人，这个结果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得到的，是任何人也否定下了的！”
经过近两年的“曲折”的了解和“严肃的对话”之后，戴高乐与华盛顿的关系有了迅速的改善，1942年5 月21 日，美国新任驻伦敦大使约翰·怀南特在伦敦同戴高乐会晤，恭听他对开辟第二战场的见解。接着在6 月1日又举行了一次会谈，艾登也参加了。戴高乐打电报给他的驻华盛顿代表阿德里安·蒂克西埃说，现在看来美国国务院的科德尔？赫尔和萨姆纳？韦尔斯已开始意识到他们对自由法国的态度是不现实的了。6月29日，英国外交大巨告诉戴高等将军，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改变它对法兰西全国委员会的政策。次日，怀南恃与戴高乐共进晚餐，他表达了对将军的同情，并答应在美国尽力宣传将军的人格。
这时，丘吉尔正在华盛顿，他正竭力劝说罗斯福总统缓和他对这位自由法国领袖的态度。结果华盛顿于7月9日发表了一个公报，给戴高乐运动以某种承认，公报的全文曾于事前送交戴高乐，征求他的同意，斯塔克海军上将和博尔特将军被指派为美国政府的代表，与在伦敦的法兰西全国委员会协商有关指挥战争的一切问题，美国方面承认戴高乐将军的贡献和全国委员会为维持法国的传统精神和制度所做出的努力。全国委员会“作为法国抗击轴心国的法国各种抗战力量的象征”，将得到一切可能的援助。公报同时载明，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一致认为——“它确信法兰西全国委员会也会认为——法国的政治前途只能在自由和没有强迫的条件下决定”。
戴高乐对这份公报表示满意，但是，他很快发现它的实际价值很有限，公报宣称，美国愿意同自由法国官员在他们各自管辖的领地上打交道，只要他们在那里行使着有效的职权，但它却只字未提非常重要的其他领地，特别是仍在维希控制下的法属北非。7月23日，戴高乐会见了美国陆海军将领总参谋长马歇尔上将、海军总司令金海军上将、美国驻欧陆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中将，告诉他们盟国在法国领地上登陆时自由法国能够做出的贡献。戴高乐发现他们沉默不语，而且已被“美国心目中的一个新的、称之为世界大战的庞然大物弄得不知所措”。
事实上，英国和美国都还没有为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作好思想上或军事上的准备，更不用说进军法国了。他们的注意力正转向法属北非，并且对戴高乐将军缺乏信赖之意，国务卿赫尔对自由法国“解放”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的事一直耿耿干怀，忿忿不已。当美国在太平洋的司令官帕奇将军到达新喀里多尼亚时，又出现了新的事件。当地的政客们乘美国人在场的机会企图争夺权利，戴高乐的行政长官达尔让利厄海军上将一度被迫到丛林中忍辱避难。1942年2 月28日，美国发表声明承认太平洋诸岛上的领地“是在设立于伦敦的法兰西全国委员会的有效控制之下”，整个事件才令人满意地结束了。但是，美国人只有在他门别无他法时才与自由法国打交道。
1942年夏天过去了，戴高乐将军越发注意中东和北非的局势。卡特鲁向他电告，法英两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不断发生争端。戴高乐决定亲自去看看，他亲临前线也许能给他的战斗部队带来些安慰。7月中旬，他把“自由法国”改名为“战斗法国”，从此标志他现在不仅得到了海外的，而且也得到了国内的抵抗者的忠诚。7月底，戴高乐果然把三大抗战组织的领导人召集到了伦敦。27日，他改组了全国委员会。已经到达英国的法国“社会主义领导人”安得烈？菲利普受命负责内政；成功地出使过墨西哥和一些操西班牙语的美洲国家的雅克？苏斯戴尔被任命力情报委员。全国委员会的事务现在已是井井有条，戴高乐的影响比过去更大了。戴高乐认为他可以离开伦敦了。
临行前，戴高乐拜访了英国首相，双方就英美盟军使用马达加斯加岛的问题进行了一场不愉快的谈话。戴高乐要他注意英美对法兰西帝国——也许在最近的将来——和法国本上的某种做法所引起的对于“我们联盟的危险”。首相认为，双方争论的实质在于，自由法国关心的主要是维护法国对那些领地的统治权，而英国关心的“主要是在于进行战争”。然而戴高乐并不这样看问题。对他来说，真正的问题是他怀疑英美对法国托管下的领土有所图谋。
丘吉尔对戴高乐的质问十分恼火。他暴躁他说，“你不是我唯一的盟友！”接着又嚷道：“我是法国的朋友！我过去一直希望，现在也希望，伟大的法国有一个伟大的军队。这对于和平、秩序和欧洲的安全都是必要的。我从来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政策！”
“你说得很对！”戴高乐说，“在维希的停战协定之后，你的长处是一直掌握看法国这张牌。这张牌的名字叫戴高乐。现在不要失掉它！如果失掉就大可笑了！因为现在你的政策正日渐成功，而自由法国已经成为法国抗战的灵魂和支柱。”
他们也谈到了罗斯福和丘吉尔对戴高乐的态度。丘吉尔说：“不要急躁！看看我是怎样能屈能伸，转来转去的。”
“你能那样做，我是办不到的！”戴高乐说，“因为你是在一个巩固的国家基础之上，有团结起来的民族，统一的帝国，庞大的军队。但是我！我的资源在哪里？可是我，你知道，我是对法国的利益和命运负责的，这个负担大重了。我没有条件低头。环境也不允许我低头！”
谈话结束时，丘吉尔对戴高乐的态度表示理解。他说：“我们前边还有需要克服的障碍。但是，有一天我们将去法国，也许就在明年。无论如何，我们一定同到法国去！”丘吉尔伴送戴高乐一直走到大街上，并一再重复：“我一定不会离开你，你相信我好了。而且我也尽力说服罗斯福改变对你的看法。”
珍珠港事件后，在日本进攻的压力下，美国同自由法国的军事合作，也较前加强。法国在太平洋上的领地——新喀里多尼亚群岛、马贵斯群岛、吐摩图群岛。社会群岛..都变成了盟国的战略据点，戴高乐决定，在军事上尽先满足美英的要求，唯一的条件是对方必须尊重法国的主权和在当地的权力。1 月15日，美国务院给自由法国在华盛顿的代表团一份备忘录，明确了美国准备承担的义务，内容是关于“尊重大平洋上所有法国岛屿的主权；美国在各岛上建立的基地和设备将留下来作为法国的财产；如果战后美国基地仍旧保持，则法国有与美国共管的权力”。1月23 日，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打电报给戴高乐说：“美国和英国的参谋长，鉴于新喀里多尼亚的重要性，想依照1 月15日备忘录中规定的条件，采取加强防御的步骤。”赫尔谦和地表示：“希望法国高级专员过去所给予的友好的协助和合作，在将来仍继续下去。”
随着这些动议之后，双方进一步采取了具体的措施。2月25 日，戴高乐通知达尔让利厄将军：“太平洋美国陆战队司令帕奇将 军已奉命到努美亚，应和他以最友好的精神直接协商统一指挥问题。”3 月6日，法兰西民族委员会被邀请派代表出席在伦敦设立的“太平洋战争委员会”，同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以及美国的代表一起交换情报和讨论作战问题。3 月7日，美国政府请求在吐摩图群岛和社会群岛建立基地，戴高乐答应了。这样，战争迫使美国和自由法国的关系的日趋接近，双方在太平洋战区的合作也日益加强。
但是，美国和英国在北非谋划的“火炬”战役却对戴高乐“保密”。尽管如此，某种军事行动正在计划中的迹象已越来越明显了，丘吉尔在开罗时，已任命亚历山大将军担任总司令，不久，蒙哥马利将军接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坦克和飞机的集结从未中断。8月27日，戴高乐致电他在伦敦的委员会，宣布了他的结论：美军已决定在法属北非登陆，以配合英军从埃及发动的攻势。
欲知“火炬”战役的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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