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俾斯麦与德意志帝国 > 第三章 北德意志邦联和普法战争
1．补偿议案
俾斯麦（Bismarck）不仅必须与国外的敌人，而且必须与普鲁士议会和人民和解。民众的感情确实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1866年7月3日的普选表明了这一点。在正式开战之前，俾斯麦已经解散了下议院。选举日碰巧是柯尼希格雷茨战役的那一天。当然，选民们在投票时还不知道普鲁士的大捷。不过他们无疑受到了战争气氛的影响，很少有人能避免这种影响。因此很多选民从支持反对党转而支持政府，亦即支持保守党。保守党赢得了以前的三倍的席位。自由派的多数地位没有被彻底摧毁，但是被严重削弱了。尽管如此，进步党党员冯·福肯贝克（Forckenbeck）仍当选为议长，他后来成为柏林市长。他与王太子关系良好，王太子常常咨询他的意见，俾斯麦对此很了解，故而不信任他。
新下议院考虑的首要问题是政府违反宪法的行为要如何进行补偿。为了走出这一步，俾斯麦费尽周折才成功征得国王的同意。一些反动派大臣——比如利普（Lippe）伯爵都反对他。但是俾斯麦坚持己见。他太深谋远虑，不可能没有认识到自由主义尽管失败了，仍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倘若不加以安抚，他未来的计划会遇到严重障碍。此外，说话结结巴巴从来不是他的做法。“我们说话是友好的（In verbis simus faciles）”，他在《思考与回忆》中谈及他对补偿问题的态度的段落末尾写道。他还在同一章节中十分正确地写道：“我从未怀疑，有可能赋予王权正确整顿国内形势所必需的力量。”
补偿议案其实只是承认两个议院投票通过的预算案是政府开支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因此随后必须投票通过近年来的开支，以便获得宪法基础。但是为了将来重复同样的程序，这一议案有没有给予保障？只要听到国王的话，我们就知道完全没有。他既天真又冒失，居然在议案投票表决之后告诉下议院议长福肯贝克，如果今后再出现类似的情况，他会重复同样的不合宪法的程序。为了避免新的危机，俾斯麦和福肯贝克只得把这句话视为非官方发言处理。
在普鲁士和德意志自由主义的历史上，补偿议案的投票是决定性的时刻。尽管存在各种疑虑和反对，议院不可能驳回该议案，即使存在很严重的异议。宪法的斗争曾经是原则的斗争，法治国家，亦即法律统治的国家这一原则面临风险。斗争刚开始时，格奈斯特（Gneist）曾经请俾斯麦尊重德意志人民的信念，德国人坚定不移地相信道德和法律秩序在国家历史中是最持久的决定性因素（第二章第一节）。现在事实证明这种信念是导致误解的。法律的捍卫者失败了，并非他们犯了错误，而是破坏宪法的政府所主导的对外政策才华横溢，而且赢得了反对派议员及其选民们非常欢迎的一场胜利，他们的目标始终是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德意志。他们只能感谢这个结果，以及俾斯麦的领导。获得胜利的是军队，虽然他们曾经反对军队改组的某些方面。可能性更大的是，未来的世代会得出结论说，他们的反对是彻底错误的，人们多么容易忘记面临危险的原则。要吸引选民关注原则，总是比让他们关注利益困难得多。我们是不是应该害怕，总有一天没有人再关心原则？
不同的自由主义者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各不相同，结果由于补偿议案的投票，进步党分裂了。投票赞成的议员们组建了一个独立党派，后来发展成“民族自由党”。它的一些领袖有这样的趋势：福肯贝克、特韦斯滕（Twesten）、翁鲁（Unruh）和拉斯克（E.Lasker），他们越来越走向最前线。由于普鲁士新近获得的行政区和并入北德意志邦联的小邦国的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加入这个党派，它变得更重要了。尤其重要的是，以前汉诺威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袖本尼希森（Bennigsen）和米克尔（Miquel）也加入了这个党。他们具备杰出的政治天赋，但是对原则不那么执着。创建该党的普鲁士人宣布，他们既要在对外政策方面支持政府，又要在国内政策的问题上保持警惕，忠实地履行反对党的义务，这是真诚的宣言。他们充分了解普鲁士政府，意识到反对党往往是必需的。但是汉诺威人没有相同的经验，总是倾向于折中解决，而且经常在事实证明妥协是不可避免的之前就妥协。米克尔惊呼：“理想的时代过去了，政治家的职责不是寻找合意的，而是寻找可以实现的。”对于一个承担着与俾斯麦合作这种重大而艰难的任务的党派，这是最糟糕的口令。因为俾斯麦要在民族自由党内部寻找同伴，在即将到来的10年里在议会中支持他。如果一个党派不得不与刚强冷酷的人打交道，就必须具备坚强的意志，否则就有丧失独立性的危险。
当政府提议给获胜的将军们捐款时，下议院表现出了感情的变化。下议院坚持要求俾斯麦排在名单第一位。他拿到了至少40万泰勒，大约相当于6万英镑。他用这笔钱在波美拉尼亚的瓦尔济（Varzin）购置了一个大庄园，多年来那里一直是他最喜欢的住处，每当他健康状况不佳，或者国王或帝国议会制造麻烦的时候，他就退隐到那里休息。
2．先于州议会的吞并。俾斯麦生病
对于普鲁士吞并汉诺威、黑森－卡塞尔、拿骚、法兰克福以及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政府议案，下议院的所有派别都赞成。关于两个公国的问题，特韦斯滕说：“我确信奥古斯滕贝格（Augustenburg）公爵的儿子是两个公国的合法统治者，我的意见至今仍未改变。现在他被迫离去，在任何环境下都不可能归还，但是我们一定不可以歪曲和诋毁自己昨天还相信的东西。”普鲁士对两个公国没有任何所有权，但是现在它是最卓越的德意志邦国。因此在德国人民的未来的永久权利的名义下，吞并被正当化了。然而此后多年，两个公国的居民一直感到这次吞并侵害了自己的权利。
汉诺威有一个大党派继续举起废黜国王的旗帜，反对势力仍然比较强大。而在普鲁士，只有老议长冯·格拉赫（Gerlach）和少数没有政治影响力的保守派反对废黜国王，因为那是公然违反君主制度原则。这也是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Alexander）的意见。他在信中写道：“我保留我的看法，当一支笔的轻轻一划就摧毁了整个王朝，君主制度遭受了严重的打击。虽然实行者不是革命而是王权，这种打击并未因此减轻。”威廉国王收到他的俄国外甥的这封信很不高兴。从原则而言，沙皇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威廉国王自己在感情上也认同这种观点，既然他歧视本尼希森那样的汉诺威人，只因他们离弃他们的老国王，变成了普鲁士爱国者。
虽然俾斯麦应该对违反君主制度原则的做法负责，他知道如何增强自己的君主的权力和权威，使其达到在他刚开始执政时似乎还不可能的程度。这是他最惊人的成就之一。
1866年9月，俾斯麦不得不离开几个星期。他的身体已经完全搞垮了。由于不停工作、激动和紧张，连他钢铁般的体格也承受不住了。他变得神经衰弱，在几个星期中，他不能听也不能谈论任何政治话题。
约翰娜（Johanna）写道：“当他安静地坐着，看着蓝天和绿草，或者翻阅图画书时，他显得还算健康。”经过数星期的彻底休息，他恢复了健康。他于12月返回柏林，开始从事一项新任务：为北德意志邦联起草宪法。
3．北德意志邦联的宪法
现在必须通过普选选举出一个帝国议会，讨论新的“北德意志邦联”（Norddeutscher Bund）的宪法。1866年10月，普鲁士下议院通过了安排这些选举的法律。很多自由主义者对这种普选没有丝毫热情。他们担心普选会遭到利用，如同拿破仑三世操控选举从而获得有利于政府的多数票一样。不过既然国王的保守主义政府提出民主的选举权，他们当然不能反对。
作为理所当然的结果，普选必须选举要制订新宪法的北德意志邦联议会（Norddeutscher Reichstag）。如此看来新宪法似乎会具有民主性质。然而一切都没有超出俾斯麦的计划。纵然他被迫准许通过民主投票选举新议会，他也同时剥夺了它的全部政治权力。他告诉过萨克森公使冯·弗里森（Friesen），他的计划是用议会扼杀代议制政体。他交给邦联的各个政府的宪法草案清晰地表明了他的目标，德意志帝国议会无权投票表决预算案。俾斯麦已经从普鲁士的冲突中学到，预算案在活跃的议会手里是一件武器。北德意志邦联的开支几乎全部是陆军和（目前）不重要的海军的军费，俾斯麦提议将军事预算永久固定下来。在永久性基础上，他的宪法草案规定每年征召入伍（Friedens-Präsenz-Stärke，和平时期存在的武装力量）的士兵数量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并规定应该给每个士兵发放固定金额的军饷。如果这一提案成为法律，帝国议会将被迫批准每年的军队预算案，而且不能以任何形式影响它。政府将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议会，而议会却没有权力实行自己的意志。尽管如此，俾斯麦仍不满足，还要更进一步。他希望避免建立一个要承担责任的政府部门，这样帝国议会就不能为任何政治行动追究任何人的责任。
为此他想引入的道具是联邦参议院（Bundesrat，即联邦政务会）。他按照不久前废除的德意志邦联的联邦议院（Bundestag）的模式进行筹划，组成联邦参议院的也是各成员国政府的代表，他们不能依照自己的信念投票，而是依照各自政府的指示投票。连各国政府的票数也沿用旧联邦议会的惯例，只有一处修改：以前属于被吞并的国家的选票现在转给普鲁士原来就支配的国家。这个联邦参议院应该代表新邦联——联合政府（Verbündete Regierungen）。这是一个匿名的团体，关起门来秘密进行商讨，以不具名的方式做出决定，谁都不对帝国议会负责。联邦参议院议长的职位确实类似于联邦总理（kanzler），但是这个总理既不是大臣又无须承担责任，相当于某种尚书，不必在帝国议会面前为联邦参议院的决定进行辩护、解释或者促使其作决定。帝国议会有权制定某些重要法律，尤其是经济方面的。但是帝国议会采纳的每个议案都必须得到联邦参议院的批准才能成为法律，因此联邦参议院拥有绝对否决权。
这个草案的目标很清楚：让普鲁士国王在具有实际政治重要性的所有领域成为全权的领导人，不过做得不太露骨。联邦参议院只是表面，隐藏在背后的是国王。联邦参议院必须始终遵从普鲁士国王或他有权有势的首相俾斯麦的命令。
假如这个草案成为法律，普鲁士的政治生活就会终结。帝国议会将变成没有任何政治权力的辩论俱乐部，任何独立的个人都无法进入议会。老激进派瓦尔德克（Waldeck）打了个比方说，草案企图让普鲁士国王占据古罗马皇帝那样的地位。
在俾斯麦完成宪法草案之前，帝国议会如此构成，以致民族自由党得到了决定票。保守派议员的人数相当多，但是其中仅有一部分人与旧容克贵族持相同观点。许多议员组成了一个比较现代的党派，名称是Reichs-Partei或“自由保守党”。只要不必害怕激怒俾斯麦，他们就经常站在民族自由党一边投票。
现在如果民族自由党毫无保留地接受俾斯麦的提案，他们就等于背叛了自由主义的基础。德意志自由主义的理想曾经是议会制政府，如果在目前盛行的条件下不可能实现理想，民族自由党的职责至少是为德国议会争取足够的权力和效能，以便发挥某种程度的政治影响力。唯有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才能向德国人民证明，新的德国并非仅仅是普鲁士的一种军事机构。假设有希望扩张至美因河对岸，与南德意志的同胞们联系起来，北德意志必须有能力给他们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以外的东西，军国主义不仅不能吸引南德意志人，而且使他们厌恶，民族自由党绝不可能倾向于在美因河畔止步。正如米克尔在他关于宪法草案的重要演讲中表述的，他们认为那只不过是开端的一个站点，为了继续旅程，发动机必须在那里添加燃料和水。
当然，这也是俾斯麦的想法，他不可能没看到这个论点的说服力。此外，他还在与邦联各国政府的谈判中学到，他需要帝国议会的协助，如果想随心所欲，就要给他们施加足够的压力。
俾斯麦和民族自由党双方都希望采取折中方案。虽然民族自由党得到的让步与他们的希望相比有所不足，俾斯麦确实在某些问题上退让了。他们成功地得到了一个负责的政府部门。由于本尼希森的动议，他们改变了联邦总理的地位，这样邦联的政治领袖——也就是普鲁士国王的一切政治行动都要依靠联邦总理的联署，后者凭署名承担责任。于是联邦总理成了邦联的负责大臣，也是其政府的政治和行政首脑。这一动议的后果是俾斯麦亲自担任联邦总理，虽然这不是他最初的本意。但是，这是唯一符合他的政治权力的地位。后来北德意志邦联扩展成德意志帝国时，联邦总理改称帝国宰相（Reichskanzler），俾斯麦是作为宰相载入史册的。
帝国议会还在其他几个方面成功增强了议会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例如规定每年一次的集会。然而在议员的报酬问题上，俾斯麦拒绝任何让步。他憎恨以议员为职业的人（Berufs-Parlamen-tarier），因为他害怕他们的影响。
最大的困难是军事预算案。经过激烈的长期斗争，加上王太子的全力斡旋，才终于用一个妥协方案解决了这个问题。最后福肯贝克的动议得到采纳，削减永久性预算，直至1871年12月末。1872年1月1日之后，征召入伍的人数应该由法律确定，还需要帝国议会的同意，这样年度预算案的规则似乎得到了保障。然而俾斯麦对这个妥协方案有不同的诠释。他一次又一次强迫帝国议会确定征召入伍的士兵数量，每次确定数年，起初是四年，后来变成七年。这种政策不止一次引起了危机，最终在1887年，他解散了议会。不过他每次都能推行自己的意志。
整体而言，帝国议会的修正案的效果是进步的。其结果当然不是议会制政府，但是比俾斯麦起初希望推行的遮遮掩掩的专制主义更好。在宪法辩论的演讲中，他说了这句著名的话：“我们只要把德意志放上马鞍，它自会知道怎样骑乘。”假如俾斯麦以来的计划得以实施，德意志就不能“骑马”了。民族自由党的修正案使宪法可行，使德意志能够“骑马”。不过，只要俾斯麦还是宰相，他就会握紧缰绳，马儿就不得不服从他的意志。
1869年，俾斯麦写信给罗恩（Roon）说：“在我眼里，我们的国王统治德意志的形式从来不是很重要。为了确保他统治德国这一事实，我已经使出了上帝赐予我的全部力量。”这段话确切而清楚地描述了他起草的德国宪法的目标。他虽然并未获得想要的全部东西，不过收获足以让他完全满意。
在宪法辩论期间的一次演说中，俾斯麦谈及了普选权。考虑到他直言批评三个等级的选举权，这次演说尤其著名。他称之为任何国家构想过的最荒谬最低劣的选举权。可是他有没有在普鲁士废除或者至少改革这种荒谬低劣的选举权？没有！他从未以任何方式改革普鲁士下议院的这种选举权，遑论用普选权取而代之。他发现选举总是让他得到一个符合他的愿望的议院，尽管是三个等级的选举。无论选举方式是否符合他对选举权的判断，他唯一在意的是能否达到这个目的。倘若通过普选产生德意志帝国议会与通过三个等级选举产生普鲁士邦议会（Landtag）的结果截然不同，对他来说就更好。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他可以依靠其中一个议会反对另一个。
民族自由党为北德意志邦联的宪法进行投票时，虽然不能使全部主要观点都得到赞成，他们希望将来会有机会发展和改革宪法。然而他们遇到了俾斯麦的顽固阻力。引起争议的一个问题是除了帝国宰相之外，其他对邦联负责的大臣们组成的机构。当然就长期而言，纵然是俾斯麦，也不可能一个人管理德国的政策和行政的全部领域：对外和对内政策、财政、经济等等。自由党特别想要一个承担责任的财政大臣。但是俾斯麦坚定不移地表示反对。他绝不可能愿意设置一个大臣执行管理委员会，这意味着由一个主管的首相和地位平等的大臣组成的委员会，它过去在普鲁士存在，今后将继续存在。他直言不讳地告诉帝国议会，他要让这个执行管理委员会运作会遇到什么困难。自由党议员拉斯克回答，他们希望宰相的地位等同于英国首相，也就是说，首相指导内阁的政策并能够迫使反对派大臣辞职，俾斯麦的抵抗有些变弱，不过仍然坚持反对。他绝对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分毫权力。
实际上即使他的一个合作者担任一个部门的主管，也就是说承担政府的某些工作，俾斯麦也认为承担正式责任的是他自己。他的确发现了一个经济方面的出色合作者，此人就是鲁道夫·德尔布吕克（Rudolf Delbrück）。当时经济事务和经济立法特别重要，为了终结不同邦国使用各自的法律的状况，必须给新的北德意志制订统一的法典，例如通用的贸易和工厂法律，通用的度量衡，通用的货币制度等等。要执行这些计划，德尔布吕克是能找到的最佳人选。他熟悉所有这些领域，不知疲倦地工作，并且同意民族自由党的原则和目标。他总是不偏不倚、保持客观，而且知道如何与依主观行事、急躁易怒的首相打交道。俾斯麦在这些事情上不过多干预，几乎任凭他不受约束地放手去做。他知道此人可以信赖。尽管如此，德尔布吕克没有成为邦联的大臣。他只得满足于“联邦首相办公室主管”的职位，担任宰相的下属。
4．“威尔芬基金”
对于1866年的成就，北德意志的统一，以及吞并美因河线，德国人民有什么感受？在北德意志，占压倒性多数的人认为这些是重大的进步。甚至在被吞并的领土，反对也不是始终不变。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大多数人确实依旧支持奥古斯滕贝格，认为普鲁士的吞并是违反法律。不过反对情绪并不强烈。汉诺威的情况不同。一部分居民加入了民族自由党，而其他人为吞并感到极度悲痛，依旧忠于圭尔夫家族。他们被称作威尔芬派（Welfen-Partei）[1]。虽然时间流逝，他们的反对却没有减弱。相当一部分居民从未与霍亨索伦王朝或普鲁士政府和解。
俾斯麦对待废黜的汉诺威国王的方式使他们的反对愈加强烈。格奥尔格五世曾经拥有一大笔财产，他的代表与普鲁士政府必须就此开始进行谈判。格奥尔格五世的代表是以前的汉诺威大臣路德维希·温特霍斯特（Ludwig Windthorst），他是有坚定信仰的罗马天主教徒，现在是帝国议会和普鲁士下议院的成员。双方达成了对前任国王相当有利的协议。普鲁士政府承认他的财产中相当多的一部分是他的私人资产，他虽然不能拿到现金，却可以拿到利息。尽管普鲁士议会强烈反对，这一协议还是得到了认可。1868年3月3日，包含这一协议的法律按时公布。同一天又公布了国王的一道命令，宣布没收格奥尔格五世的全部收入，交由普鲁士政府处置，用于“控制和镇压企图暗中颠覆普鲁士统治的格奥尔格五世及其代理人”。为了证明这个惊人的措施是合理的，普鲁士政府强调说，格奥尔格五世拒绝承认普鲁士吞并了他的王国，他继续在威尔芬军团（Welfen-Legion）中，作为反抗普鲁士的一支军队的核心。那的确是事实，但是此前他们缔结并认可协议时，普鲁士政府和议会已经知道这些。温特霍斯特在议院发表了有说服力的演讲，指出从法律角度来看，这些论据完全不堪一击。进步党议员鲁道夫·菲尔绍（Rudolf Virchow）教授发出了严肃警告，反对任凭普鲁士政府不受控制地自由处置这么一大笔钱。他预言这样会导致严重的腐败，这个预言成真了。俾斯麦利用威尔芬基金（Welfen-Fonds）——通俗的名称是爬虫基金（Reptilien-Fonds）——贿赂德国新闻出版界，还从事与所谓的“格奥尔格国王的暗中颠覆倾向”完全无关的其他政治活动。我们应当看到，威尔芬基金在建立德意志帝国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但是我想在此援引一个例子，借以阐明俾斯麦的典型思考和行动方式。他垮台以后，内政大臣冯·伯蒂歇尔（Boetticher）先生特别令他狂怒不已，因为他怀疑此人与皇帝威廉二世合谋推翻他。为了败坏伯蒂歇尔在公众中的声誉，他发表了一个故事说，多年前伯蒂歇尔由于岳父的渎职行为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时，他俾斯麦用威尔芬基金的一大笔钱挽救了他。这件事是真的，只不过俾斯麦隐瞒了一个事实：他没有告诉伯蒂歇尔这笔钱来自威尔芬基金，只说这是来自老皇帝的个人礼物。
俾斯麦主张，来自威尔芬基金的礼物的接受者欠了他个人的债，不是对国家，甚至不是对国王，这就是这个卑鄙的故事的最典型的特征。
直至卡普里维（Caprivi）继俾斯麦之后担任首相，才废除爬虫基金，将其收益交付给格奥尔格国王的继承人，结束了这件丑闻。
5．南德意志和奥地利
在南德意志，巴伐利亚和符腾堡两个王国以及巴登和黑森两个大公国不属于北德意志邦联。不过黑森大公国有一部分位于美因河以北，已并入了邦联。黑森的大部分居民倾向于认为民族自由党是德意志统一事业的盟友，但是政府强烈反对。巴登的居民和政府都热烈拥护德意志统一，威廉国王的女婿巴登大公同样如此。他们甚至赞成单独加入邦联，不包括德意志南部的其他邦国。1870年2月，民族自由党议员拉斯克在帝国议会提出了关于这些界线的一个动议，却遭到了俾斯麦的激烈反对。俾斯麦发表了愤怒的演说：“我并不希望撇掉牛奶的精华，任凭其余（指南德意志的其他地区）部分凝结。”
因为在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状况远远不令人满意。在符腾堡，不仅国王和宫廷，而且居民中的民主人士也反对“普鲁士化”和“军国主义化”。符腾堡有一个非常强大而活跃的民主党，它认为北德意志邦联是一个扩大的普鲁士军事王国；他们最憎恨的就是军国主义。他们的怀疑并非没有根据，1870年春天施魏尼茨（Schweinitz）将军与俾斯麦的一次谈话表明了这一点。施魏尼茨那时是驻维也纳的德国大使，后来转去彼得堡，是一位正直的老派保守主义者，他说：“我们不再让容克占满我们的军队编制，那就是我们的权力的限度。”俾斯麦回答道：“我没有得到那样说的许可；不过我已经照此行动了。”南德意志没人愿意服从普鲁士容克们的命令。
统治巴伐利亚的是国王路易（Louis）二世，他是个年轻的梦想家，对艺术感兴趣，对政治却没有丝毫兴趣。在政治方面，他唯一关心的是他的家族维特尔斯巴赫（Wittelsbach）王室的荣耀，他嫉妒其他所有王室，包括霍亨索伦，因为其显赫可能超过他。他最后发疯了，可能此人从未正常过。1866年的失败之后，路易撤换了负有责任的政府，委派高级贵族霍恩洛厄－席林斯菲尔斯特的克洛维（Chlovis of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亲王担任首相，他是自由主义者和上帝一位论派教徒，将在19世纪末成为帝国宰相。但是无论反复无常的任性国王抑或巴伐利亚居民，都不是霍恩洛厄的坚定支持者。
巴伐利亚人主要是罗马天主教徒，教士对他们的影响力非常大。如果哈布斯堡的古老天主教王朝失去对霍亨索伦的新教王朝的影响力，德国的罗马天主教不会高兴。
不过虔诚的天主教徒对形势的转折感到不高兴，还有其他更深刻的理由。奥古斯特·赖兴施佩格尔（August Reichensperger）是普鲁士议会中的天主教徒，既有高度文化修养又有真实虔诚的信仰，1866年底他在日记里写道：“近来我不得不服从神的决定时，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世俗生活中，公正仅存在于小事，而大事属于武力、狡诈和欺骗的领域，宗教或道德原则对它们没有影响，无论就目的还是手段而言。”另一位普鲁士天主教议员冯·马林克罗特（Mallinckrodt）在帝国议会发言说：“我坚持古老的原则，公正是王国之基础（iustitia fundamentum regnorum），但是在北德意志邦联的发源地，我未能发现公正（iustitia）。”
由于这种罗马天主教的感情，加上巴伐利亚的特殊神宠论，他们强烈反对以任何形式接近北德意志邦联——用他们的说法就是“普鲁士化”。反对党别有用意地自称为“巴伐利亚爱国者党”（Bayrische Patrioten-Partei）。在随后数年间，其实力没有减弱，反而越来越强。1870年春天，它的力量已足够强大，赶走了自由主义者霍恩洛厄亲王。
当德国南部的人民选举关税议会（Zoll-Parlament）的代表时，特殊神宠论者的反对力量变得显而易见，特别是在巴伐利亚和符腾堡。1866年的战争之后，关税同盟继续存在。现在俾斯麦改革了关税同盟，使南部各邦国不得不屈从。主要的改革是通过普选产生的关税议会这个机构，由它决定各种各样的关税规则问题。大多数南部议员反对统一，这个议会的辩论照例令希望统一的民族自由党很失望。
布拉格和约规定过，美因河以南的各邦国应该组成南德意志邦联。但是考虑到其他邦国对巴伐利亚的嫉妒，这一计划永远没机会成功。它们决不愿意屈从巴伐利亚的领导。此外，既然独立的邦国已经签订了秘密同盟条约，它们的部队都要听凭普鲁士国王的调遣，这种邦联还能做什么呢？
依照布拉格和约，奥地利认为南德意志是它的合法势力范围。于是在奥地利发生了非常有趣的情况。弗朗茨·约瑟夫（Francis Joseph）皇帝任命博伊斯特（Beust）担任他的外务大臣。博伊斯特本来已经被迫离开了萨克森政府部门，因为俾斯麦拒绝与他谈判萨克森和约。可是在他离职的两星期之后，经过约翰国王非常勉强的同意，他成了维也纳的外务大臣。当然，在德国人看来，他的任命是奥地利的复仇计划的公开声明。假如奥地利皇帝委任的外务大臣以前一直与俾斯麦在德国政坛上针锋相对，他就非常可能认为1866年的结果不是明确的，只要国际形势变得有利，就会尝试翻盘。对于这个突然获得如此重要职位的萨克森人，北德意志新闻界的反应是谩骂和嘲笑。俾斯麦无疑不喜欢这一任命，尽管如此，他还是告诉奥地利大使：“请转告博伊斯特男爵，我一点都不反对他。恰恰相反，我很高兴看到他出任奥地利的大臣。不管在德意志还是在萨克森，他都会给我造成不便。这里容不下我们两个人。我这么说，希望博伊斯特男爵不会责怪我失礼。”这是用十分文雅得体的方式问候失败者。当然，无论何时只要俾斯麦怀疑博伊斯特越过界线，他就会出动新闻出版界的全部走狗袭击他。而事实上，若要避免引起俾斯麦的怀疑，博伊斯特就几乎什么都不能做。
然而先与俾斯麦发生冲突的是拿破仑。
6．卢森堡问题
卢森堡大公国位于普鲁士、比利时和法兰西之间，曾经是德意志邦联的成员。卢森堡大公由荷兰国王兼任，其首都卢森堡市是邦联的一个要塞（Bundesfestung），它的守备部队由普鲁士人组成。
卢森堡与德意志的联系仅仅是表面上的。其居民不认为自己是德国人。1866年6月10日——也就是开战之前，俾斯麦向议会提交了他的新宪法草案，明确地将卢森堡（Königlich-niederländischeLandesteile）排除在新邦联之外。邦联的解散，使卢森堡的普鲁士守备部队失去了合法性。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继续驻扎在这个要塞。
现在为了让法国人民看到他能设法得到一些切实有形的东西，拿破仑皇帝希望获得卢森堡。他愿意支付现金，而需要现金的荷兰国王也愿意卖掉自己的大公国。问题在于俾斯麦会持什么态度。在俾斯麦与贝内代蒂（Benedetti）的全部谈话中，拿破仑购买卢森堡的事占了很大一部分，俾斯麦表示非常赞成。贝内代蒂确信俾斯麦不会给皇帝制造任何障碍。拿破仑认为普鲁士帮助他获得卢森堡是友好的象征，他仍然没放弃这个念头。然而他的念头实际上与俾斯麦的想法大相径庭。冯·德·葛尔茨（vonder Goltz）热情地支持普鲁士与法国的同盟，1866年12月，俾斯麦从疗养地复归之后写信给他说：“从我刚开始执政时起，我就认为普法同盟是符合两国利益的持久协定的自然表现。”
尽管这些预兆都很有利，这笔交易却失败了，而且把两国推到了战争边缘。俾斯麦赞同将卢森堡转让给拿破仑，但是他不会使自己受约束，不愿意用任何书面形式证明他的默认。他建议皇帝认可既成事实（fait accompli）。可是荷兰国王虽然愿意卖掉卢森堡，却不想在任何情况下激怒俾斯麦。现在弱国的君主们都知道俾斯麦的敌意有多么危险。考虑到德意志的民族感情已经被煽动起来，荷兰国王感到必须格外小心谨慎。这时发生的两段插曲似乎尤其具有威胁性。
1867年3月中旬，俾斯麦公布了他与南部各邦国的秘密军事协定（Schutz- und Trutz-Bündnisse）。这被视为对法国的一种警告：假如卢森堡问题引发战争，法国就不得不应付团结起来的德国。另一段插曲是议院的催告，俾斯麦和本尼希森一起秘密编排过催告的文本。1867年4月1日，民族自由党的领袖冯·本尼希森在帝国议会发表催告，它正式宣布，德意志民族团结一致地反对使一个古老的日耳曼国家与祖国分裂的任何企图，要求政府确保普鲁士派部队驻防卢森堡的权利，防备“一切风险”。虽然俾斯麦对这一催告的回应相当谨慎，荷兰国王几乎不为所动，没有俾斯麦的事先许可就不采取任何行动，这不足为奇。俾斯麦不仅拒绝许可，而且责备法国政府对该事件处置不当。
拿破仑觉得受到了严重冒犯。对他来说，他特别喜欢的一个想法化为泡影了。有一次他在与葛尔茨谈话时将普鲁士和法兰西比作两个好朋友，他们虽然真心爱着对方，却在咖啡馆发生争吵，结果不得不进行决斗。莱茵河两岸的民族情绪都异常高涨。一时之间战争似乎即将爆发，两个伟大民族交战的起因竟然是卢森堡这样的小国家甚或普鲁士部队的驻防权利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若让后世头脑清醒的人来评价，一定认为这太荒唐了。有一段时间，俾斯麦本人并不反对战争，他将卢森堡事件视为德意志民族荣誉的问题。他写了一份通知照会给在其他德意志邦国的普鲁士使节团，宣布了极度危险的信条：“如果一个民族感到它的荣誉受到了亵渎，那么其荣誉就确实受到了亵渎，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虽然说出了这种疯狂的宣言，俾斯麦的行动却十分谨慎。他每迈出一步必定给自己留下退路。最后双方在伦敦的国际会议上达成了妥协方案，从而避免了战争：拿破仑放弃获得大公国的计划，普鲁士宣布放弃在卢森堡继续派驻军队的权利，并摧毁那里的防御工事。签约国集体保证大公国的中立，可是这种担保没有实际价值。英国首相德比（Derby）勋爵和他的儿子外务部长斯坦利（Stanley）在英国议会断言，除非其他国家采取类似行动，没有哪个签约担保的强国会为此被迫采取军事行动。俾斯麦为这种诠释严厉地指责了他们。然而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他事先已经知道不列颠唯有在这种非常有限的意义上才会充当担保人，为了了结此事，他才接受了这种条件。事实上，在符合担保条件的情况下，法国的攻击从未发生过。但是尽管德意志做了担保，当1914年战争爆发时，它仍然毫不犹豫地占领了卢森堡。
经过双方的让步，卢森堡问题得以解决。俾斯麦晚年经常提及他的态度，证明他厌恶预防性战争。他声称他出于这种厌恶避免了战争，虽然这场战争的胜利与1870年的一样确定无疑。不过南德意志各邦国既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又不渴望战争，这一事实似乎同样是他选择和平解决的动机。况且俾斯麦组织一个反对拿破仑的欧洲同盟的企图失败了。
整个事件在两方面至关重要而且非同寻常。它揭开了俾斯麦的政策以及普法两国关系的新篇章。假定俾斯麦最初就诚心有意满足拿破仑的愿望（整体而言，证据指向这个方向），他应该在同时发现由于德意志民族感情的反对，这种策略是不可能的。到那时为止他一直忙于在内阁制定政策，不考虑公众舆论，只听从普鲁士强权政治的利益需求。现在他明白不能再忽视公众舆论了。事实上，俾斯麦发现德意志人民的民族感情是他手中最强力的武器。从此以后，他注意使自己的公开言论与民族思想协调一致，开始作为德意志民族事业的捍卫者发言和行动。卢森堡事件是俾斯麦从普鲁士政治家成长为德意志政治家的转折点。
与此类似，该事件也是普鲁士与法兰西之间关系的转折点。现在拿破仑体验了1866年时奥地利的经历。他没有准备战争，现在正面临奥地利在危急关头陷入过的困境：要么仓促备战，因而被指责挑起战争，要么按兵不动，直至遭受攻击然后战败。他从经验中得出结论，为了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调动军队，他必须尽可能迅速地改革法国军队组织。此后几年里，法国军队在战争部长尼埃尔（Niel）元帅的指导下进行改组，并遇到了强烈反对。在1870年战争爆发前夕，尼埃尔去世了。武装和平（la paix armée）的时代就此开始，欧洲大陆的国家纷纷准备战争，制造越来越多的武器装备，每个国家都试图比别的国家出价更高。
从这时起，欧洲开始流行一种神经紧张、焦虑不安的情绪。维护和平的信心已经不复存在。每个欧洲政治家都多多少少怀疑其他人。小规模的偶发事故看上去似乎呈现最具威胁性的规模。
作为这些情绪的实例，这里可以提及比利时铁路的事件，它在1869年春天扰乱了欧洲的和平。当时比利时是资本主义自由企业的原型，曼彻斯特（Manchester）学派的理论是支配它的福音。私人公司掌握着铁路，国家尽可能不加干预。连接法国边境与布鲁塞尔的一条重要铁路遇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它所属的公司提议把经营权卖给法国的一家大公司东方铁路（Chemin de Ferde l'Est），后者欣然同意了。比利时政府认为不能允许法国公司管理一条连接首都的铁路线。于是政府急忙通过议会取得了阻止此类交易的授权，不仅禁止未来的协议，而且有追溯效力，可禁止已经缔结的协议。比利时政府开始运用这种权力阻止比利时铁路与法国公司之间的协议，后者就向法国政府请求保护。法国政府认为这是不友好的干预，向布鲁塞尔提出抗议。
这件事在欧洲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人们怀疑法国的计划是吞并比利时的开端。风波的中心是英格兰。维多利亚女王与比利时王室的关系十分密切，她认为自己有义务保护比利时，抵御拿破仑皇帝的险恶野心。外务部长克拉伦顿（Clarendon）勋爵不像女王那样只从王朝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他在1868年的普选中大胜迪斯雷利（Disraeli）之后，格莱斯顿（Gladstone）委派他掌管外务部。克拉伦顿非常熟悉欧洲大陆，支持不列颠外交政策的古老传统，即低地国家专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不容许其他欧洲强国插手，因此他对法国皇帝充满怀疑。而另一方面，拿破仑和法国政府相信比利时政府的行动受到了俾斯麦的唆使。
两种怀疑似乎同样没有根据。我们知道，1869年2月拿破仑的确给尼埃尔元帅写过一封信，考虑比利时事件是不是挑起战争的合适机会这一问题。但是这决不能证明他已下定决心，随时随地都会发动战争。对拿破仑三世来说，将深思熟虑转化成实际行动这一步总是非常困难。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他与事件的开端毫无关系，事先并不知道两家铁路公司的协议，后来他也尽全力设法和平解决这一事件。
我们大致可以肯定，俾斯麦与比利时政府的行动没有关系。克拉伦顿在法国驻伦敦大使面前以名誉担保，俾斯麦与比利时的顽固没有关系，他是完全正确的。普鲁士驻伦敦大使伯恩斯托夫（Bernstorff）伯爵希望比利时事件会发展成英法之间的冲突，询问格莱斯顿和克拉伦顿他们会采取什么措施反击法国。俾斯麦命令他避免这种问题。他担心克拉伦顿会反问，在与法国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英国可以指望得到北德意志邦联的什么帮助？他也期待英国政治家对比利时事件有所反应，但是期待的方向完全不同，因此他不希望面对这种问题。
俾斯麦对比利时的独立毫无兴趣。纵然在卢森堡事件以后，他还是将比利时视为游戏中的一枚棋子，1868年3月他与皇帝的堂弟拿破仑亲王的谈话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拿破仑亲王头脑聪明却轻薄浮躁，是民族性原则的热心捍卫者，支持意大利和德意志的民族统一。他强烈地厌恶法国与德国交战的想法，认为那会给欧洲文明带来巨大危险。他前往柏林不是作为皇帝的使节，而是出于自愿，想要了解德国问题并与俾斯麦谈话。
他与首相进行了一次亲切的交谈，俾斯麦说话十分坦白而且轻率。他建议法国吞并比利时，作为北德意志的势力扩张至南德意志的补偿。亲王反对说英国人会干预，俾斯麦轻蔑地回答道：“英国算什么？在我看来，衡量一个国家的重要性的标准是它能够投入战场的士兵数量。即使我们同意，英国又能做什么？弱肉强食是弱者的命运。”
在比利时铁路事件期间，他在柏林对英国大使洛夫特斯（Loftus）勋爵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他可以任凭法国吞并比利时。他知道到哪里寻找补偿，暗示目标是巴伐利亚、波希米亚和荷兰。洛夫特斯大吃一惊，以致说起了政治强盗行为（politique de brigandage）。然后俾斯麦告诉他，英国应当跟他一起对抗法国。他说：“您只要宣布，任何故意破坏欧洲和平的强国都会被英国视为公敌，我们就会欣然与您联手，支持您的声明。”克拉伦顿勋爵将洛夫特斯的相关报告递交给首相时附上了这样一句话：“俾斯麦居心叵测，我们永远不能信赖此人。”克拉伦顿觉得俾斯麦的目标是离间英国和法国，不过他决心在任何环境下都要避免那种情况。
法国与比利时的论争终于和平解决了。其后俾斯麦于1869年6月7日写了一份照会给大使伯恩斯托夫伯爵，说拿破仑对这件事处理不当。正确的方式本来是“进军比利时，然后等着看其他强国会不会挺身而出拯救比利时，进攻违反协议的法国”。
1914年8月，俾斯麦的微不足道的后继者沿用了这个方法，众所周知，结果造成了一场灾难。
7．法兰西、奥地利和意大利三方同盟的尝试
卢森堡事件之后，拿破仑被迫彻底放弃了与普鲁士结盟的希望，转而寻找其他盟国。1866年12月俾斯麦还说普法同盟是符合两国利益的持久协定的自然表现，现在却称法国为他不得不警惕的可疑邻居，“他的口袋里放着一支左轮手枪，手指扣在扳机上”。从那以后，他开始谈论与法国的不可避免的战争。
当拿破仑为即将发生的与普鲁士的战争寻找盟国时，他的目光自然落到了刚被普鲁士击败的奥地利身上。法兰西和奥地利这两个强国在一件事上有共同的利益：不允许普鲁士的势力越过美因河扩张至南德意志的邦国。换言之，两国的共同目标是维护布拉格和约。奥地利政治家博伊斯特应该会赞成以这种政策为目标与法兰西结盟。
拿破仑和博伊斯特于1868年7月开始谈判，谈判一直持续到1869年10月。1868年12月，意大利国王维克多•埃马努埃尔（Victor Emanuel）作为第三个同伴加入了谈判。这些谈判的故事特别有趣，不过这里只要提及我在仔细研究过全部可获得的文件资料之后得出的最终结果就足够了。
这种联系引发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谈判的目标究竟是不是攻击性的同盟，也就是说，为了恢复势力平衡并为奥地利的失败复仇而结成同盟，对普鲁士和北德意志邦联进行联合攻击。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必须借鉴这个答案来评判俾斯麦1870年的政策。他是否为了摧毁拿破仑正在建立的侵略性同盟而被迫对法国发动战争？
本书作者的意见是，法兰西、奥地利和意大利预期结成的同盟不是攻击性的同盟。博伊斯特在谈判的每个阶段都拒绝承担可能使奥地利作为好争斗的法国的同盟卷入战争的任何责任。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想参加可能诱使法国与德国交战的同盟。他自己写道：“问题在于，法国究竟想加快还是推迟（précipiter ouretarder）与普鲁士发生战争。我们的君主想要维护和平。”他认真地坚持这一观点，以致他不止一次宁可完全放弃谈判，也不愿意在这一点上作任何让步。
这些漫长而复杂的交涉谈判的结果不是正式的条约，而是拿破仑与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交换的一通私人信件。奥地利皇帝的信件未见于记录。拿破仑的信件中决定性的句子是这样的：“假如陛下的帝国遭受攻击，我会毫不犹豫地立刻动用法兰西的全部力量帮助您。此外我向您保证，如果事先没有征得您的同意，我不会与任何外国谈判。”弗朗茨•约瑟夫的信件无疑没有更进一步，而且假如博伊斯特的说法可信，其中甚至没有包含在法国遭受攻击时提供援助的任何承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种援助承诺都不是无条件的，在法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情况下当然更不可能了。事实上，当1870年战争爆发时，拿破仑没有得到奥地利的帮助。
意大利国王既没有收到也没有写这样的信件。在无从解决的罗马问题上，法兰西和意大利依旧存在分歧。依照1864年9月的协议，拿破仑已经在1866年撤走了他的部队。但是1867年秋天，加里波第（Garibaldi）亲自攻击了教皇国，拿破仑被迫再次派遣部队。1867年11月3日，他的部队在门塔纳（Mentana）击败了加里波第。从那以后，他一直没办法结束法国占据罗马的状态。维克多•埃马努埃尔的大臣们拒绝与拿破仑签订任何协议，除非他先撤离罗马。可是皇帝发现他不可能撤退。
普法战争开始时，罗马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即使在这种最危急的时刻，拿破仑也不能放弃教皇以换取意大利的军事援助。虽然如此，几个星期过后法国的形势变得非常急迫，他不得不召回了罗马的部队，而在法国皇帝垮台的几个星期后，教皇的世俗政权也随即终结了。
这场冗长枯燥的谈判的成果非常有限，它对普鲁士无疑没有威胁性。
其实维护布拉格和约的问题还遗留着，它等同于德意志的统一问题。如果俾斯麦希望实现统一，他就必须考虑法兰西和奥地利的反对。不过这里还应该考虑两个因素。
普鲁士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越过美因河线：与南部诸邦国达成协议，抑或违背他们的意愿迫使他们臣服。第二种方法没有实际可行性。与1866年战争刚结束时相比，1870年春天南部各邦国自愿加入北德意志邦联的可能性更小。居民的感情——特别是在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已经发生了反普鲁士的决定性转折。这种转变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迹象是巴伐利亚下议院以多数票推翻了巴伐利亚首相、上帝一位论派教徒霍恩洛厄亲王。这个多数包括“巴伐利亚爱国者”，巴伐利亚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拥护者，以及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反对者。
出于这些理由，普鲁士在1870年春天没有越过美因河线。
应该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由于拿破仑的帝国内部的新事态，法国用武力反对德意志统一的危险已经渐渐变小了。法国发生了从专制主义向自由主义的极好转变。引起这场转变的是皇帝于1870年1月2日任命的首相埃米尔•奥利维耶（Emile Ollivier）。他的思想是使拿破仑的帝国与自由主义兼容一致，用自由主义和议会制度取代皇帝的个人政权。奥利维耶称之为帝国自由主义（L'Empire libéral）。后来他在十六卷的长篇巨著中用这个标题讲述了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的故事。在1870年5月8日的公民投票中，法国人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这些新的自由主义制度。
奥利维耶不仅真诚地维护和平，而且从1866年以来，他始终如一地公开表明自己的意见，即如果德意志民族决定统一，任何外国势力都没有权利阻碍他们。他一直声明反对法国干涉德国内部事务。任职以后，他努力澄清自己并未放弃这种观点。他接受了《科隆报》驻巴黎的记者的采访，留下记录声明他坚决反对法国以任何方式干预德意志未来的统一，只要那是大众的运动，不是人为安排的结果。鉴于目前正逐渐展开的事，我们应该牢牢记住这份声明。
篇幅所限，这里只能简短地提及1870年春天克拉伦顿勋爵支持欧洲裁军的行动。法国政府煽动克拉伦顿采取行动，自己却希望留在幕后。克拉伦顿寄了一些私人信件给俾斯麦，极力主张裁军，但是毫无结果。俾斯麦说裁军是“混乱的人道主义想法”，那是与他最格格不入的。截然不同的思想正在他的头脑中渐渐成熟，几个月后世人就将得知他的新想法。
8．霍亨索伦王室的西班牙王位候选人以及1870年法德战争的源头
凡是看过俾斯麦的《思考与回忆》二十二章的读者都会形成这样一种印象：1870年春天，德意志、普鲁士、威廉国王和俾斯麦都处于最平和的状态，由于法国的蛮横无理，他们才不情愿地卷入了一场完全出乎意料的战争。那本来纯粹是霍亨索伦王室的家族事务，与普鲁士或北德意志邦联完全没有关系，拿破仑和他的外务大臣格拉蒙（Gramont）使其变成了政治事务，为了捍卫民族荣誉，德意志才被迫拔剑战斗。
然而真相截然不同，与俾斯麦的故事相反。记录俾斯麦口述回忆的人最了解这一点。此人名叫洛塔尔•布赫尔（LotharBucher），在20年间一直是俾斯麦在外务部关系最密切的合作者，此前数年已经退休，俾斯麦倒台以后在瓦尔济和腓特烈斯鲁厄（Friedrichsruhe）独居，他就陪伴这位深受崇拜的主人，用他擅长的速记法和广博准确的知识协助写作俾斯麦的回忆录。布赫尔有着与众不同的性格和奇特的履历。他最初是激进派和1848年的革命者代表，在革命失败后被迫流亡。他在伦敦生活时当过《柏林自由主义者》的报纸通讯员，但是在英国失去了对自由主义原则和议会制度的信念。他在60多岁时返回柏林，离开自己的党派与俾斯麦合作。他生性孤僻多疑，在某种程度上是神秘主义者，他的灵魂向这位伟大政治家彻底投降，视其为唯一的理想人物。俾斯麦仅对少数几个人有类似于友谊的感情，布赫尔是其中之一。布赫尔无疑比其他人更了解俾斯麦的最私人的秘密，也知道霍亨索伦王室候选人的内幕故事，因为他也在其中发挥了相当多的作用。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俾斯麦如何完全歪曲了真相，在跟他的朋友布施（Busch）交谈时，他直率地说霍亨索伦王室的候选人是“俾斯麦给拿破仑设置的陷阱”，又补充说国王和王太子都对俾斯麦的操控手段的这种特征毫不知情。
由于不同档案馆的文件资料的公开发表，现在我们有可能再现事件的真实过程。罗伯特•罗德（Robert H. Lord）教授的著作《1870年战争的源头》（剑桥，Mass.，1924年）做出了特别重要的贡献。罗德公布了俾斯麦在1870年7月的关键时期的全部通信，并添加了高明的评注。在法国官方出版物《外交起源》（LesOrigines diplomatiques）的最近几卷里可以找到其他重要的文件。
1868年的革命赶走了放荡的伊莎贝拉（Isabella）女王，其后西班牙王位一直空缺。西班牙的国民议会（Cortes）在普里姆（Prim）将军的领导下制定了民主制度与君主制度混合的宪法。但是他们没有君主填补王位的空缺，于是普里姆开始寻找既有能力又愿意戴上相当棘手的西班牙王冠的君主，而且此人必须信奉罗马天主教。可是普里姆找到的要么是他不喜欢的觊觎王位者，要么谢绝戴上这顶王冠。包括萨拉萨尔（Salazar）在内的少数西班牙人主张让霍亨索伦王室的利奥波德（Leopold）亲王继承王位。利奥波德是霍亨索伦-锡格马林根的查理•安东（CharlesAnton）亲王的儿子，我们已经知道，后者在“新纪元”时期担任过普鲁士首相。他曾经是普鲁士王室成员，为了普鲁士国王，他放弃了自己的微型王国霍亨索伦-锡格马林根的最高统治权。王室家族的“王朝法”对这个家族分支及其全部成员都有约束力。主要问题在于，除非得到家族首领即普鲁士国王的明确许可，任何家族成员都不能接受王位。此外，查理•安东亲王是普鲁士的将军，他的儿子是普鲁士军队的军官。他的另一个儿子查理已经继承了亲王头衔，多年以后将成为罗马尼亚的第一代国王。
霍亨索伦王室的锡格马林根分支是罗马天主教徒，而普鲁士王族分支是新教徒。他们与许多外国君主家族通婚，但是他们自认为是德意志人，不是普鲁士人，这一点并非秘密。
起初无论在西班牙还是外国宫廷，都没有人认真看待霍亨索伦的利奥波德参加王位继承竞选这件事。在西班牙，支持者人数非常有限。萨拉萨尔是最主要的筹划人，他从普鲁士外交家冯•韦特恩（Werthern）那里第一次听说利奥波德的名字，后者那时刚成为普鲁士公使，前往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宫廷。霍亨索伦的君王们自己对西班牙的王位完全漠不关心。
然而1869年5月，特奥多尔•冯•伯恩哈迪（Theodor vonBernhardi）在西班牙出现了。伯恩哈迪博学多才，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在柏林社交界、宫廷和政府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的日记提供了普鲁士历史的宝贵资料，因此在历史学家中间相当出名。俾斯麦和毛奇（Moltke）经常雇用他执行机密任务。在1866年战争前和战争期间，他是驻佛罗伦萨的普鲁士公使馆的武官。现在俾斯麦派他去西班牙。他的日记的最后一卷记述了西班牙之行，但是对他的政治使命只字未提。日记的编订者是他的儿子，隐瞒全部政治信息一定有非常好的理由。他的儿子就是著名的弗里德里希•冯•伯恩哈迪将军，他的信条是这个国家正是德意志极端军国主义的化身。
特奥多尔•冯•伯恩哈迪在西班牙做了什么？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Acton）勋爵的文章《论普法战争之起因》[2]在某种程度上解答了这个问题。阿克顿提及，德国贵族统治阶级与德国学者有非常好的关系。据阿克顿记述，俾斯麦从圭尔夫家族的秘密基金中提取了5万英镑给伯恩哈迪使用。毫无疑问，伯恩哈迪用这笔巨款收买了西班牙的支持者。当然，他具体贿赂了谁永远是个秘密。我们不太可能知道普里姆将军是否收了一些钱，唯一能说的是他生活作风奢华，因此经常债台高筑。
1869年9月，萨拉萨尔在德意志出现了。韦特恩将他介绍给了霍亨索伦的王公们。他提出让利奥波德坐上西班牙的王位。虽然他的父亲完全赞同，利奥波德却拒绝了。1870年2月萨拉萨尔又努力了一次，这次他呈递了普里姆给亲王、普鲁士国王和俾斯麦的信件。安东亲王也给俾斯麦写了信。俾斯麦于2月26日接见了萨拉萨尔，次日他给无条件反对参加候选的国王递交了一份私人报告，积极支持这一安排。他解释说，在德国与法国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西班牙政府的同情相当于两个军团，还强调说普鲁士国王的威信将会增强，使王朝在欧洲的地位“唯有古老的哈布斯堡模范可以比拟”。安东亲王在给俾斯麦的信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思想：“自从查理五世以来，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王朝。”后来法国外务大臣格拉蒙公爵在法国议会发表声明并引述这段话时，它们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尽管俾斯麦热情推荐，威廉国王仍然强烈反对参加候选。不过1870年3月查理•安东亲王和他的儿子利奥波德来到了柏林，在王宫中做客。3月15日，在俾斯麦的鼓动下，以给亲王庆祝的名义举办了一次晚宴，最重要的普鲁士名人都受到了邀请。俾斯麦在他的《思考与回忆》中说大臣们没有在王宫里开政务会。从正式的观点来看，确实没有正式的政务会。他们有充分的理由选择另一种比较私密的方式，建议进行这次讨论的正是俾斯麦本人。虽然如此，他们研究的问题极其重要：是否应该推荐利奥波德亲王接受候选人资格。出席者的名单就清楚表明了这次集会的重要性：除了王太子、霍亨索伦的王公、俾斯麦和大臣施莱尼茨（Schleinitz）之外，还有联邦财政大臣德尔布吕克、外务部副部长蒂勒（Thile）、战争大臣罗恩将军以及总参谋长毛奇将军。在俾斯麦的坚定领导下，所有大臣和将军们都主张接受候选人资格。
尚未说出的话与说出口的话同等重要，大臣和将军们谁都没有提及这个问题：霍亨索伦家族的人坐上西班牙的王位是否可能导致与法国发生战争？毫无疑问，他们都想到了这一问题。晚宴时鲁道夫•德尔布吕克坐在毛奇旁边，他问将军：“如果惹得拿破仑不高兴，我们有准备么？”毛奇点了点头，表达了他对普鲁士的胜利有充分信心。但是在国王能听见的距离内，所有人都对此只字不提。他们明白，只要国王察觉有可能引起战争的危险，他就会坚决反对参加候选。
他们不择手段地使用了这种聪明的策略，然而国王还是拒绝听从俾斯麦的建议，而利奥波德再次拒绝了参加候选。既然国王做出了决定，事件本来应该就此结束。但是俾斯麦毫不在乎，继续设法实行国王拒绝采纳的计划。几个星期以后，他派洛塔尔•布赫尔前往西班牙。布赫尔带回了非常乐观的报告。可是国王认为前景过于乐观（couleur de rose），继续持否定态度。现在俾斯麦尝试用迂回战术，迫使安东亲王说服他的儿子接受候选人资格。由于利奥波德仍然不愿意，俾斯麦又派布赫尔前往马德里（Madrid），给普里姆送去一封信。国王对俾斯麦在背后跟普里姆谈判感到愤怒，俾斯麦解释说，这是唯一有礼貌的行动方式。事实上，他通过布赫尔与普里姆就策略问题达成了一致，他们的第一原则是使别人相信俾斯麦和普鲁士外务部与此事毫无关联。布赫尔和萨拉萨尔一起秘密返回了德国。现在利奥波德终于答应接受，6月21日威廉国王“怀着非常非常沉重的心情”同意了这件事，依据王朝法，国王的准许是必不可少的。
到此时为止，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计划应该是突然通知选举国王的国民议会候选人名单，迅速完成选举，这样欧洲就只能获悉既成事实。然而他们的计划由于误解而失败了。萨拉萨尔带着许可返回马德里时国民议会延期了，秘密曝光，7月3日普里姆被迫向法国大使透露了霍亨索伦王室的王位候选人。
霍亨索伦王室的态度令拿破仑深受伤害。他一直善意地对待他们，现在他觉得他们对自己玩弄了卑鄙下流的花招。他只得非常严肃地看待这个事件。西班牙是位于法国南方的邻国，霍亨索伦家族坐上西班牙王位意味着对法国形成包围，在某些情况下或许还意味着两条战线上的战争。拿破仑知道法国人民会以这种眼光看待王位候选人的事，自从萨多瓦战役之后，他的外交失败已经削弱了他的权威，现在如果他不能阻止此事，他的权威将遭受不堪忍受的打击。对此忍气吞声可能意味着他的统治和王朝的终结。事实上，来自马德里的消息一公开，巴黎就变得群情激奋起来。
格拉蒙命令柏林的代办（Charé d'Affaires）勒苏尔（le Sourd）去外务部调查，看看柏林内阁是否与这个“阴谋”有任何关联。因为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所有重要人物都不在柏林。国王正在埃姆斯接受治疗；法国大使贝内代蒂也在维尔德巴特（Wild-bad）疗养;俾斯麦退回了“波美拉尼亚的森林”，在瓦尔济的庄园休假。勒苏尔只得凑合着去找副部长蒂勒，后者参加过3月15日的霍亨索伦会议，他回答说，他对整件事情一无所知，对于他——也就是对于外务部而言，这件事并不存在。这个回答自然给格拉蒙留下了非常恶劣的印象，更有甚者，他已经从马德里获悉，俾斯麦曾经与普里姆直接通信。
现在法国政府应当怎么办呢？他们认为必须用强硬的措辞警告普鲁士。格拉蒙在法国议会宣读了一份声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使欧洲看到战争已经一触即发。他说：“我们不会容忍某个外国让他们的王族坐上查理五世的王位，扰乱欧洲的势力均衡。”我们已经看到，俾斯麦和霍亨索伦的想法相当符合他的声明。格拉蒙最后宣称，若有必要，政府知道如何毫不踌躇、毫不手软地履行它的职责。
除了公开声明之外，法国政府还命令大使贝内代蒂前往埃姆斯，找正在那里泡温泉的威廉国王，直接向他提问。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确定俾斯麦是参加王位候选的幕后推手，此事与普鲁士完全没有关联的断言仅仅是一层帷幕，被真相的大风一吹就肯定会落下。唯一的疑问在于，他是否操控这件事，故意使之导向战争？这将反映俾斯麦的先见之明至少超越了同时代的所有政治家，假设他不知道：（1）法国会更有理由认为王位候选的事是一种挑衅，就像自从萨多瓦战役以来俾斯麦使他们不断承受的外交失败；（2）拿破仑会为自己王朝的命运焦虑不安，如果他忍受这种挑衅；（3）让一个属于有国王的王朝的王子当王位候选人，违反了在19世纪已经明确演变成型的国际惯例的规则。况且1869年时拿破仑已经告诉过他，他不会忍受霍亨索伦家族的人坐上西班牙的王位。因此俾斯麦至少知道自己正在引发战争。不过那时曾经近距离接触过他的人都更进一步，猜测他想要发动战争。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他的布赫尔说过，霍亨索伦的王位候选人是俾斯麦给拿破仑设置的“陷阱”；1871年7月3日，霍亨索伦的查理•安东亲王对未来的德国大使拉多维茨（Radowitz）说，俾斯麦引起这个事件的意图仅仅是期望它导向战争。
此前俾斯麦大费周章地使这件事隐晦不明，在格拉蒙发表演说之后，他却高兴地承认自己已经决定开战，并煽风点火。为此他极力与任何软弱做斗争；国王希望避免战争，正致力于退出王位候选，他却与国王不同。由于普鲁士外务部采取的消极态度，贝内代蒂拜访威廉国王并与他进行个人谈判，依据国际法他有资格这样做。可是这使俾斯麦焦虑不安，担心国王会改换他的政策。埃姆斯和瓦尔济之间往来的电报清楚地显示了这种对比，他们的语言和行动同样形成了对照：国王避免告诉他的宰相他正在维护和平，他既没有告诉俾斯麦他正在写信并派使者给霍亨索伦力劝利奥波德放弃，又没有请贝内代蒂留在埃姆斯，直至收到期待中的霍亨索伦的消息。只要看过俾斯麦在来自埃姆斯的电报上写下的情绪激动的评注，就能理解国王的担忧。7月11日的一封电报里包含国王的一句话：“致马德里，王子必须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俾斯麦加了一句评论：“表达？为什么？表达什么？要说什么？”电报接着写道：“贝内代蒂说他擅自决定再逗留24小时。”俾斯麦嘲讽地评论：“真是好心！”电报："H.M。已经写信给霍亨索伦：态度如前，王子会决定，他会同意。”俾斯麦在最后一个词下方画了一条线，评论道：“同意什么？”更糟糕的是，7月12日埃姆斯寄来一封电报，说霍亨索伦已经发电报给国王：“王子自愿放弃候选。”俾斯麦十分恼怒，在“自愿”这个词下方划了两条线，并加上了一个大惊叹号。
俾斯麦在瓦尔济发现埃姆斯正在达成友好的协议，他的电报全都没用，遂决定亲自去埃姆斯。可是7月12日他抵达柏林时获悉利奥波德已经放弃候选，只得中断了旅程。一个星期后，法兰西代办向他宣战时他说了一番话，我们或许可以从这段话中推断他的动机。他抱怨说贝内代蒂给“生病的可怜国王”施加压力，又接着说：“如果官方正式质询，你认为我不应该从波美拉尼亚的森林深处匆忙赶到这里吗？……我同意，假如我在埃姆斯，本来或许可以阻止战争……”
退出王位候选是法国的重大外交胜利，也是俾斯麦的重大外交失败。他决心不接受失败，自己实行积极的计划并采取攻势，如果法国不让步，结局就必定是战争。可是毫无政治见识的拿破仑和格拉蒙对自己的成功不满意，反而帮俾斯麦免除了麻烦。
假如他们到此为止，世人都会称赞他们是胜利者，霍亨索伦的王位候选资格就会彻底作废。然而拿破仑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不负责任的巴黎新闻界和右翼民族主义者对这个结果不满意，因为它只代表霍亨索伦王族的私人事务，与普鲁士无关，而皇帝放任自己受到了他们的吵闹的影响。他的第二个错误是故态复萌，使用个人治理的老方法，瞒着其他大臣给格拉蒙下了一道命令。贝内代蒂收到这道命令，奥利维耶对此一无所知，否则他或许能阻止。贝内代蒂接到的命令是要求普鲁士国王发表声明，宣布他同意王子辞去候选资格，并承诺将来也决不允许王子重新开始参加王位候选。
由于这些错误，拿破仑把自己送到了俾斯麦手里，威廉国王只能拒绝新的要求。普鲁士外务部在埃姆斯的代表阿贝肯（Abeken）发电报给俾斯麦，报告了这些消息。俾斯麦用经过算计的方式公开发表了这封电报，在德意志和法兰西都激起了民族情绪。俾斯麦本人用他无法仿效的风格在《思考与回忆》中记述了他如何改编这封电报的故事，那是他永远不应该被遗忘的文学杰作。他的敌人们称这种“改编”为弄虚作假，俾斯麦自己的故事与这有很大关系。争论这个术语是否正确是毫无意义的。要点在于俾斯麦给这封电报赋予了新的含义，与国王的意图完全相反，另一方面，他把电报的时间地点标注为7月13日埃姆斯，使人们相信它表示国王的政策。
他是这样做的：首先，他将原来被一句重要的陈述分开的两个句子连到了一起，其次，他没有提及国王曾经通知大使收到了安东亲王确认辞去候选资格的电报。这样一来，埃姆斯电报中的“国王已通过A. D. C。通知法国大使，对他没别的话可说了”这句话就被赋予了故意不予理睬的严肃意味，与国王的本意完全相悖，而俾斯麦非常清楚这一点。当天晚上，俾斯麦在报纸的特别版上公开发表了这个有冒犯意味的版本的电报，煽动了民众的爱国激情。此外，虽然他在7月18日的官方声明中予以否认，他给德国和外国的所有宫廷都发送了相关通知。对于慕尼黑、伦敦和圣彼得堡，他甚至加上了不实的描述“贝内代蒂在散步时对国王讲了挑衅的话，违背了他的意愿”来使情况更严重。事实上，是国王对贝内代蒂讲话。
这则通讯的效果完全符合俾斯麦的意图。威廉国王看到报纸时惊慌地大声叫道：“这意味着战争！”他意识到他的宰相篡夺了宪法委托给他的宣战权利，留给他的只有形式上的措施。在决定性的7月15日，奥利维耶在法国议会发表演讲时所说的这段话也反映了俾斯麦的手段的效果：“有时国王会拒绝接待别的国家的大使：在全欧洲的报纸和电报上表达故意拒绝的姿态，这是很大的冒犯。”其实贝内代蒂注意到了一切形式的礼貌。“故意的公布造成冒犯的结果。”
俾斯麦为这个“故意”感到自豪，他责备那些反对者不想要战争的结果，即德意志的统一。
事实上，与法国的战争是实现德意志统一的唯一途径吗？这个问题还有争议。德意志民族确实完全不可能凭自己的自由意志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吗？如果普鲁士国王在这个国家占据压倒性优势地位，普鲁士军国主义是占主导地位的力量，那么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居民并不想要这样的国家。假如普鲁士让步并削弱这些支配力量，是否可能赢得他们的支持？不过有一点是绝对肯定的：在任何情况下俾斯麦都不会做出这些让步。他在写给罗恩的信中十分诚实地说过，他的目标是让普鲁士统治整个德意志。我们将看到他完全成功地实现了目标。
现在回顾霍亨索伦王室的西班牙王位候选人的故事，我们可以确信那是俾斯麦的工作成果，我觉得布赫尔的那句话是正确的，此事是俾斯麦给拿破仑设置的陷阱。我个人相信，俾斯麦那样做的意图是使拿破仑陷入难以应付、进退两难的困境：要么遭受可能在未来威胁自己的王位的政治失败，要么发动战争，而且他预见到拿破仑会选择战争。因此战争的责任首先在俾斯麦身上。当然，应该承担责任的并非只有他一个。肆无忌惮的法国记者和政治家们只会轻浮愚蠢地叫喊“进入柏林”；皇后尤金妮（Eugénie）赞成战争，影响了她的丈夫;拿破仑本人和格拉蒙不知道适可而止，因而丢弃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他们都必须承担一部分责任。不过他们都是受人操纵，而不是操控者。唯独俾斯麦掌握了主动权，因为他事先知道别人会对他的行动有什么反应。他把他们当成工具利用，他们果然做了他想要他们做的事。他的优越远远凌驾于他们，远远比他们高明。因此只有他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后来有一次俾斯麦心情忧郁的时候这样自责过：“要是没有我，那三场战争就不会发生，也不会有8万人丧生。"8万！普法战争间接导致了数百万人的牺牲，他们在那场战争的最后一枪打响时尚未出世，与之相比，这个数字显得多么小！
连最伟大的政治家也不能在绝对可怕的想象中预见到他的灾难性行动的全部后果，以及他释放的战争狂澜带给世界的无尽苦难。
9．德意志帝国的建立
这里不可能讲述普法战争的故事以及俾斯麦在其中的作用。我提议在这里只讨论胜利的最重要的结果：德意志民族统一成了一个帝国，其领袖普鲁士国王加冕为德意志皇帝。
这场战争必定产生德意志统一的成果，这从最初开始就是很多人心中先入为主的想法。在北德意志，赞成这种想法居民占压倒多数的比例，巴登和黑森-达姆施塔特的大多数人也许同样如此。反对者集中于符腾堡等地，尤其是巴伐利亚。巴伐利亚的“爱国者”试图宣布保持中立，避免他们的王国卷入战争。可是由于一部分成员的叛变，他们在议会遭到了挫败。那些人受到德意志民族热情的感染，提倡并投票赞成站在北德意志邦联一方参与战争。尽管如此，反对还没有彻底失败。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王路易二世的态度。在7月的关键时刻，他下达了动员军队的命令，不过他的动机是否与民族感情有任何关系，这很值得怀疑。他对德意志民族事务没有兴趣。他理想中的君主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还试图模仿他的奢侈豪华的奇异建筑。由于对建筑的放纵热情，他已经债台高筑。我们将看到，他的嗜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在政治方面，他唯一关心的是维护他的家族维特尔斯巴赫王室的君权荣耀，他认为自己的家族比霍亨索伦更高贵更辉煌。为了逃避烦人的政府事务，他躲进了山里独居。他的兴趣属于艺术，他的性格完全是病态的，他的疯狂很可能早已开始发作。符腾堡的国王和王后是坚决反对普鲁士的，很多国民希望法国胜利。在他们不得不离开斯图加特（Stuttgart）时，有些人向法国大臣公开表达了这种希望。
在政治集团中，民族自由党第一个尝试影响南德意志的民众感情，让他们赞成统一。它是致力于德意志统一的党派。在这个问题上，爱德华•拉斯克（Eduard Lasker）是领袖，他是帝国议会和普鲁士下议院的议员。他充满民族主义激情，将比较犹豫的朋友们的保留态度一扫而空。有一段时间，拉斯克曾经是最受欢迎的德国议员。后来他受到良心的驱使反对俾斯麦，就变成了新的反闪米特人运动的第一个受害者。由于拉斯克的倡议，民族自由党的一些主要议员去南德意志旅行，在那里鼓动民族感情并与当地政府谈判，取得了一些成功。俾斯麦不喜欢他们煽动大众的做法。因为他个人妒忌拉斯克，而且那是他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处理的问题，他不喜欢让议员们在这件事上得到主动权。
俾斯麦更不喜欢德国王太子的活跃。腓特烈•威廉（FrederickWilliam）一心想着战争会给德意志人民带来民族统一，让霍亨索伦家族戴上帝国皇冠。批评他的人断言，他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得到帝王紫袍的奢华和显赫荣耀。不过如果他认为自己代表着德意志的未来，那也是自然的，他自然也十分清楚，除了普鲁士的古老传统之外，他那年迈守旧的父亲对其他事情毫不关心。对于王太子的介入，俾斯麦非常生气，而王太子感到俾斯麦对他努力处理的问题漠不关心。
1870年10月，德意志南部四个邦国的代表们在凡尔赛的德国军队指挥部出现，商谈德意志未来的组织问题，民族问题开始运酿成熟了。巴伐利亚首相布雷（Bray）伯爵是霍恩洛厄的继任者，比较倾向于支持奥地利，他希望尽可能避免巴伐利亚加入北德意志邦联，并提议巴伐利亚与邦联结成永久性同盟以代替加入邦联。但是这个想法绝没有可能实现，因为那样会使巴伐利亚得到独立和提高的地位，其他南部邦国完全不感兴趣。俾斯麦能够跟每个代表团单独谈判，当然，他总是比他们高出不止一筹。布雷在一份备忘录里记下了他的异议，俾斯麦把这张纸放到符腾堡首相冯•米特纳赫特（Mittnacht）面前，主动提出了一些让步，邀符腾堡加入邦联，并问他是否愿意在没有巴伐利亚的情况下签订效果类似的协议。符腾堡做出了肯定的答复，于是俾斯麦赢了。巴伐利亚如果单独拒绝就可能被排除于统一的德国之外，它不能冒这个险。布雷不得不提出新的建议，而且没有征求国王的同意，因为他知道路易会开出完全不可能达成的条件。其中一个条件是巴伐利亚的扩张，占据另一位德意志君主巴登大公的领地，另一个条件出于个人趣味，布雷甚至不肯提起，我们将在后文谈及此事。
11月11日，目前为止俾斯麦已经成功，三个较小的邦国符腾堡、巴登和黑森都准备在第二天签订协议。这时却发生了一个意外的事故。符腾堡国王命令他的代表不要签字，除非跟巴伐利亚一起签，代表们立刻离开了凡尔赛。
在这段日子里，俾斯麦写信对他的儿子说：“除非德意志的暴风雨带着电闪雷鸣在他们头顶上炸响，这些老外交官和官僚们什么都做不完。”他无疑是用圆滑的方式指代德意志的君主们。王太子在日记里写道：“我真的为德意志的君主们感到惭愧，他们既不能又不愿意学任何东西，由于自私吝啬的性格，他们不能对共同的伟大祖国履行义务。”俾斯麦的想法与王太子相差无几。尽管如此，正是在这些天里，他们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符腾堡的代表离开之后不久，王太子去看俾斯麦，问他是否希望解决帝国皇冠的问题。俾斯麦虽然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却又耸了耸肩，强调了困难。王太子提议强迫仍在抗拒的国王。俾斯麦驳回了这个建议，生气地说他没有权利表述这种意见。在激烈的争论中，俾斯麦甚至说他愿意把自己的职位让给王子更中意的人，不过在离职之前，他仍会依照自己的原则行动。他暴怒，以致在私下的谈话中称王太子是最愚蠢、最爱慕虚荣的人，还说他总有一天会在“皇帝的疯狂”（Kaiserwahnsinn）中自取灭亡。
在应该对固执己见的国王采取什么策略的问题上，两人确实存在分歧，不过那不可能是他生气的动机。俾斯麦说，对同盟者运用武力违背他的原则。这种纤细的感情在俾斯麦身上并不寻常。即使在这个事例中，他也十分愿意对那位国王施加一切种类的压力，或者至少进行口头威胁。这两个人彼此仇视是由于信念的矛盾，他们都确信对方希望给新的帝国灌输截然不同的精神。王太子的自由主义是宰相深恶痛绝的观念。他们的主要分歧不是目的——征服那些拒绝服从的君主，而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俾斯麦怀疑王太子希望利用帝国议会给那些君主施加压力。那正是他不惜任何代价都要防止的。倘若帝国议会在这个头等重要的问题上掌握了主动权，倘若德意志帝国变成议会活动的产物，帝国议会的政治权威和权力就会大大增加，俾斯麦不容许发生这样的事。帝国议会的活动应该局限于赞成宰相自己的谈判成果。帝国议会将在11月24日开会，他必须加快速度，在那之前完成谈判。
他又一次成功了！符腾堡的代表离开凡尔赛三天以后，他与巴登和黑森签订了协议，11月23日——帝国议会开会的前一天——巴伐利亚也签字了。俾斯麦向巴伐利亚的代表做出了一些让步，那些条件很可能激起帝国议会的反对。最糟糕的是一个十分荒唐的规则：巴伐利亚人在另一个德意志邦国结婚时，必须得到巴伐利亚国王的许可，婚姻才算有效。最耸人听闻的让步是建立一个联邦政务会的外事委员会，指派巴伐利亚人担任固定主席。事实上，这一让步没有任何实际价值。无论在俾斯麦的时代还是其继任者的时代，外务委员会都没有丝毫影响力。或许在威廉二世的朝代，假如联邦国家有一个消息灵通、头脑清醒的官员们组成的委员会，部分抵消他的最危险的古怪行径，那么德国人民也许可以得到相当多的益处。
俾斯麦知道，他对巴伐利亚特殊神宠论做出的让步非常不得人心，害怕帝国议会为此拒绝或者修改巴伐利亚的协议。于是他立刻把正巧在凡尔赛的德军指挥部的所有议员都派去柏林，希望他们影响民族自由党，促使后者接受巴伐利亚的协议。民族自由党一点都不喜欢这个协议，不过他们确信它牵涉伟大的目标，为了那个目标不得不接受。拉斯克用一句玩笑话表达了该党的感情：“姑娘的确非常丑，但是必须跟她结婚。”
巴伐利亚的协议签字之后的第二天晚上，俾斯麦邀请同伴们喝香槟酒，并为“德意志实现统一和德意志皇帝”干杯！他决心利用巴伐利亚使普鲁士国王成为德意志皇帝。
巴伐利亚签订协议的两天之后，路易二世的一位可信的代理人抵达凡尔赛与俾斯麦谈判，他是马主（master of the horse，德国宫廷的一种名义上的高级职位——译者注）霍尔施泰因（Holn-stein）伯爵。两天以后，他带着要让路易二世写给威廉一世的信件的草稿回去了。信中包括邀请普鲁士国王加冕为德意志皇帝的内容，草稿是俾斯麦亲自写的。又过了几天，霍尔施泰因带着路易的信件返回凡尔赛。国王逐字逐句地抄写了俾斯麦的草稿，然后加上了自己的签名。
路易二世的行动方式为什么非常不高贵威严？众所周知，巴伐利亚国王从心底最深处厌恶让霍亨索伦家族的人当上德意志皇帝的想法，不愿让他们的地位超过自己。11月底巴登大公给路易写过一封信，请他邀请普鲁士国王加冕为德意志皇帝，从而获得“不朽的荣耀”，路易甚至没回信。我们知道，他说他宁可退位也不干。那么现在他为什么听从俾斯麦的煽动——不，口授命令？
前文提及过的阿克顿勋爵的文章第一次给出了部分答案：俾斯麦倒台以后，他的继任者卡普里维发现圭尔夫基金中有几百万送给了慕尼黑。路易国王每年拿到15000英镑，霍尔施泰因还拿到了相当可观的一笔钱。现在我们有理由肯定，为了诱使路易请威廉接受帝国皇冠，俾斯麦用来自威尔芬基金的钱贿赂了路易和霍尔施泰因。那笔钱原本属于路易1866年时的盟友、汉诺威的格奥尔格五世国王，“为了控制和镇压企图暗中颠覆普鲁士统治的格奥尔格五世”而被交给普鲁士政府处置，后来却送给债台高筑的路易，拯救了他的财政灾难。
俾斯麦利用路易的信件使世人相信，德意志皇帝不是人民而是德意志君主们的产物。当然，真相完全相反。正如古老的学生歌谣所表达的，德意志人民盼望有一位皇帝，自由和权利的皇帝（in Freiheit und Recht）。除了巴登大公和科堡-哥达的（Coburg-Gotha）埃内斯特（Ernest）公爵这样的极少数例外，德意志的君主们不关心皇帝的事，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国王以及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还强烈反对拥立皇帝。可是俾斯麦再次成功了。帝国议会被迫满足于充当希腊悲剧中的合唱队的角色。它接到巴伐利亚国王信件的通知的方式反映了它的角色特征。政府指使“自由保守党”的一位议员弗里登塔尔（Friedenthal）在帝国议会询问俾斯麦的副手德尔布吕克，德国皇帝的事情怎么样了。德尔布吕克站起来出示了路易的信件。起初他找不到信，后来终于用他可能做到的最一本正经的语调宣读了这封信。尽管有各种出色的优点，德尔布吕克无疑不适合这种伟大庄严的场合。有人写信对王太子说：“看上去好像德尔布吕克从他的裤子口袋里掏出了包在旧报纸里的可怜巴巴的旧王冠。”
帝国议会急忙对宪法进行适当的修订，用帝国（Reich）和皇帝代替原来规定的联邦（Bund）和联邦总统（Bundes-Präsident）。现在宪法变成了德意志帝国宪法（Die Reichsverfassung）。随后帝国议会决定派一位议员代表，去请求威廉国王接受德意志帝国的皇冠。爱德华•拉斯克起草了演讲稿，帝国议会认可他是统一和建立帝国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威廉国王得知演讲稿的作者时讽刺地说：“哎呀，那么我确实应该为帝国皇冠感激拉斯克先生！"
这件小小的轶事显示了国王的坏心情。他的心里只有普鲁士的位置，对德意志的皇冠没有兴趣。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想为此受惠于帝国议会，因为他们是德国人民的代表。其实是人民赢得了普法战争的胜利，但是他不这样看待问题。帝国议会提供的皇冠有民主的味道，在他的眼里，它等同于1848年革命的国民议会在圣保罗教堂提供给他的哥哥腓特烈•威廉四世的王位。如同他的哥哥在1849年4月3日所说的，即使他不得不接受，他也只愿意从德意志君主手中接过皇冠，哪怕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路易二世那样病态的君主。事实上，帝国议会并未给他皇冠，只是请求他考虑屈尊接受。他很生气，起初拒绝接见帝国议会的代表团。为了避免公开拒绝，俾斯麦只得出手干预。不过在所有大小君主都附议了巴伐利亚国王的请求之后，国王才接见了代表团。
于是1870年12月19日，帝国议会的代表团站到了凡尔赛宫的威廉国王面前。发言人是帝国议会议长爱德华•希姆森，21年前，他曾经作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长在腓特烈•威廉四世面前致辞。没人会忽视这一插曲的象征意义。希姆森庄严致辞，表述了德意志民族的信心，相信能在新的帝国中找到“统一和力量，公正和法律，自由与和平”。王太子在日记里写道：“希姆森的演说真是杰作，发言十分完美，热爱德意志的真诚使我感动得落泪。”在这种历史性时刻，表述德意志民族感情的是一个有犹太血统的人，不过那时谁都没有异议。连在场听演说的普鲁士将军们也被感动了，威廉国王宣读俾斯麦替他起草的回应时，有几次不禁嗓音颤抖。不过参加集会的人都发现巴伐利亚国王的代表卢伊特波尔德（Luitpold）亲王不在场，他的缺席特别显眼。
这个仪式还不是德意志帝国建立的庄严公告。只有在南德意志各邦国的议院和政府批准了协议之后，威廉国王才会认可。可是巴伐利亚的反对党“爱国者”设法尽量拖延这一程序的时间，最后威廉不得不下令在巴伐利亚没有完全认可的情况下发表公告。1月18日是普鲁士王国的建国日，在1701年的这一天，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三世即位成为普鲁士国王。于是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也选在1月18日这天加冕成为德意志皇帝。
俾斯麦在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的镜厅（Salle des Glaces）宣读了公告。那是他人生中最自豪的一天。他可以说，他引领了通往这个目标的每一步。
国王是否也为这一天感到自豪？人们可能以为，他自己和家族的地位得到提高，他标志着德意志民族的最美好、最高的愿望得以实现，持续50年的民族梦想化为现实，他应该感到高兴。人们会以为，当他回顾1862年9月的那一天，他打算退位时俾斯麦用铁腕手段施以缓手，他肯定感激他的宰相带来了在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胜利。我们会猜测他把俾斯麦放在心里，保证他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恩惠。然而新的德意志皇帝从讲坛上走下来，走向将军们接受他们的祝贺，却没有跟俾斯麦握手，甚至没有看他一眼。宰相使他怒不可遏，他在发表公告的那天写信给王后——现在的皇后——说他“闷闷不乐，非常想退位，把一切都交给”儿子。他说加冕的那天是“我人生中最不快乐的一天”。
为什么？理由几乎荒唐得可笑。他想要“德国的皇帝”（Emperorof Germany）这个头衔，而俾斯麦认为只可以用“德国皇帝”（German Emperor）这个头衔。这里没必要解释这两个头衔的区别，因为除非读者正巧是君主，否则对这种事不会有丝毫兴趣。俾斯麦对他的同伴们说，这种事毫无意义，他并不关心。他写信给妻子说：“这种帝王的限制太难办，国王们在这种时候像女人一样有奇怪的欲望……作为助产士，我有时急切地渴望变成一个炸弹然后爆炸，把整座建筑炸个粉碎。”
国王之所以不情愿，真实的动机是他顽固的普鲁士主义。对他来说普鲁士意味着一切，而德意志什么都不是。他很清楚，他作为普鲁士国王拥有强大的地位，可是他担心作为德意志皇帝的权力会小得多。他无法预见，俾斯麦能够使德意志皇帝的势力比普鲁士国王更强大。在俾斯麦之前提倡过德意志皇帝和帝国的人都从未仔细考虑过这种绝妙的地位。自由主义者曾经倡导建立德意志帝国，以为它会实行现代的自由主义制度。用路德维希•乌兰（Ludwig Uhland）在圣保罗教堂说过的话来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相信，统治德意志的首脑应当抹上一滴民主的圣油。俾斯麦却完全避开了民主的圣油，这是他既非凡又引起灾难的成就。
从这个角度来看，公告仪式的性质就意味深长了，它是王公和将军们参加的仪式。新的德意志帝国从一开始就带上了这种性质的印记。王公、将军、贵族和容克地主们组成了重要的阶级。仅仅数年前，普鲁士的容克们还在谴责民族性思想、篡夺王位的行为和德意志共和国的污秽思想，现在却变成了新帝国的统治阶级，充当它主要的捍卫者。19世纪末，第三位帝国宰相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最恰当地描绘了形势的发展。他是霍恩洛厄的克洛维（Chlovis）亲王，自认为是南德意志自由主义的代表：“当我坐在普鲁士的诸位阁下中间，北德意志与南德意志之间的差别就变得显而易见。南德意志的自由主义不可能胜过容克……这些贵族们都对帝国漠不关心，他们宁愿今天就放弃它，而不是明天。”
这种形势来源于俾斯麦1870年的政策，他拒绝让帝国议会在创建帝国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他的《思考与回忆》中有一个题为“王朝与种族”的著名章节，其中陈述了他那时采用的政策的理论。他承认了自己的古老信念：“德国政治的关键存在于君主和王朝之中，在政论家、议会抑或新闻界、路障那里是找不到的。”他的论点的基础是下面的句子：“因为若要德意志的爱国主义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就离不开依靠王朝的统治。离开王朝，爱国主义就极少成为上升点……德国人对祖国的热爱需要有一位君主，他能够集中人们的忠诚。假设德意志的王朝突然全部遭到废黜，在充满摩擦冲突的欧洲政治环境中，德意志的民族情感就不可能足以团结所有的德国人。”
如今俾斯麦认为不可能发生的后一种情况变成了现实。德国的王朝在1918年被全部废除了，虽然国际和国内存在诸多困难，德国的凝聚力却并未变得松散。不仅如此，德意志的民族主义还变得更强，致使人们追随一个蛊惑民心的政客，虽然他不是在德国出生。哪怕是最伟大的政治家，也难以预见仅仅半个世纪之后的新形势。
尽管如此，俾斯麦的某一项遗产——或许是最重要的一项——经历时代变迁流传了下来。他以“铁和血”的信条实现了辉煌的胜利，给德意志民族刻下了军国主义的印记，在他死后这种思想继续占压倒性优势，事实证明它胜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苦涩失望和魏玛（Weimar）共和国，虽然魏玛共和国时期至少有一部分人试图排除它。
德意志军国主义的盛行的原因之一与普法战争之后签订的和约有密切联系。该和约导致战败的法国割让了两个行政区，战胜的德国吞并了阿尔萨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德国历史学家们声称，这两个行政区几个世纪前曾经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现在应当归还给恢复活力的祖国。可是俾斯麦的动机并非这种历史浪漫主义，他轻蔑地称之为“教授的念头”。在战争期间的维也纳，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询问伟大的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兰克（Leopold Ranke）:“拿破仑帝国垮台以后，现在您在对付谁？”兰克回答道：“路易十四。”俾斯麦永远不会说这种话。作为注重实际的政治家，他知道经过几个世纪人们的感情和利益已经发生改变，历史进程不可能周而复始。他知道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居民倾向于法国，它们会成为德国的非常令人不适的领土，这种状况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如果他明知如此还坚持要求吞并，一定是有军事上的理由。他相信为了抵御法国的新攻击，尤其对德国西南部而言，这两个行政区将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如此，他仍然怀疑占领梅斯（Metz）是否有益，因为那里的居民在感情和语言方面都是彻底的法国人。但是由于将军们的规劝和国王的愿望，最后他让步了。
当时格莱斯顿是英国首相。他听说德国打算违背当地居民的明显意愿吞并那两个地区，感到很震惊。他悲叹，“如同对待奴隶一般对待一个欧洲文明国家的居民的残忍老惯例”卷土重来了。
他写信给维多利亚女王说，这种事违反了一个普遍原则，“已经扰乱了欧洲的和平，随后会导致更多的流血”。他希望中立国家联合起来抗议德国的吞并，可是在内阁遭到了挫败。当德国显然要实行吞并时，他写信给格兰维尔（Granville）说：“我担忧这种暴力的分割和转移会使我们从恶劣变得更恶劣，并导致欧洲的一系列新难题。”
现在每个人都知道格莱斯顿的预言多么准确。由于这次吞并，德国与法国之间不再可能存在长久真实的和平。俾斯麦夜晚失眠，其他国家结盟反对德国的噩梦（Cauchemar des coalitions）一直困扰他。整个欧洲大陆变成了一个武装军营，德国的首要职责似乎是不断强化自己的武装。仿佛没人比士兵和军官更重要，军国主义赢得了完全的支配地位。
虽然有这些批评，我们不应该忽视俾斯麦的巨大成就，他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的梦想，使其统一成一个强大光荣的帝国。为了理解这对于渴望统一并为之斗争的那代人有什么意义，我们可以读一下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写给他的朋友兼同事赫尔曼•鲍姆加腾（Herman Baumgarten）的信，帝国正式宣布建立时，他“流下了眼泪，感谢上帝的恩泽，容许我们活着看到如此重要的事迹。我们20年来的全部愿望和努力，现在终于以无限宏伟壮丽的方式实现了”。无数最优秀的德国人肯定有相同的感受。命运不是在每个世纪都允许政治家有机会唤起整个民族的如此强烈的感情。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的政治家都是历史上的英雄和伟人。俾斯麦将永远名列其中，对他的方法和人格的批评决不能也不会否定他的非凡伟大和永恒光荣。
脚注：
柏林外务部办公室的关于霍亨索伦王室的西班牙王位候选人的秘密文件（比较第三章第八节）于1957年第一次公开发表，翻译成了英文，书的题目是“俾斯麦与霍亨索伦王室的西班牙王位候选人”，由乔治•博南（GeorgesBonnin）编写并添加了一篇介绍（伦敦：Chatto & Windus）。该书还包含霍亨索伦王族详细记录的1870年3月15日的晚宴上的讨论内容（比较第三章第七节）。这些文件确切无疑地证明了俾斯麦是德国参加候选的主要煽动者。至于他是否有意挑起与法国的战争，那仍是一个诠释角度的问题，不过我在文件中肯定没有发现足以改变我在正文中表述过的意见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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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威尔芬家族（Welfen），在意大利被称为圭尔夫家族（Guelfo），是德国传统贵族世家。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该家族成员先后统治过士瓦本、勃艮第、意大利、巴伐利亚（拜恩）、萨克森和汉诺威公国（又称不伦瑞克－吕讷堡公国），也是英国汉诺威王朝的祖先。——译者注
[2]Historical Essays and Studies,p.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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