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父母及青少年时代
俾斯麦（Bismarck）的父亲是普鲁士的容克（Junker）。“容克”这个词无法确切翻译成英文，因为英国没有与之对应的社会和政治地位类别。容克既是贵族，又是大地主。中间名“冯”（von）表示贵族的身份。容克是一种贵族，但是他们的重要性不如英国的贵族统治阶级。在物质财富和政治影响力方面，他们都无法与英国贵族相提并论。在18或19世纪，普鲁士的容克几乎没人能像英国的领主那样生活。他们大多数只是小贵族，依靠军官或行政官员的薪水生活。容克与平民之间的界线不如英格兰的那样泾渭分明，因为贵族的所有后代都坚持保留贵族身份，中间名“冯”就是外在的有形表现。另一方面，在英格兰，只有长子能继承父亲的爵位，幼子都是平民。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Churchill）是公爵的孙子，可是他的称呼仅仅是“先生”，因为他的父亲不是长子。俾斯麦也是小儿子，可是他的全名是奥托·冯·俾斯麦。名字是区分全部贵族成员与平民、一般市民、“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 （Bürgerlichen）的标志。这种惯例不仅在社会方面而且在法律方面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统治时期。腓特烈国王颁布政策，保留容克手中的地产——即“骑士的领地” （Rittergüter），这个名称意味深长——并专门从容克中间招募军官，“因为贵族的子孙在保卫国家和种族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应当用一切手段维护他们”。在俾斯麦出生的年代，这些特权在法律上已经废除了，但实际上并未废除。事实上，在普鲁士军队里，尤其在卫兵的精锐团或者骑兵队里，只有贵族能担任军官。1806年拿破仑在耶拿（Jena）击败普鲁士军队以后，冯·施泰因（Stein）男爵和哈登贝格（Hardenberg）伯爵进行了改革，自此贵族地主的法定地位经历了非常重要的转变。在那以前，农民一直是贵族地主的世袭的农奴（erbuntertan）。施泰因解放了他们，使他们变成了自由的农民。那是1807年的事，距离俾斯麦出生仅有八年时间。当然，这类法律上的改革在短期内并未改变社会习俗和精神习性。此时，贵族仍然是管理农村地区行政事务的领袖，对其居民行使裁判权。年轻的俾斯麦在父亲的庄园长大，周围的人们都习惯接受贵族的统治甚至命令，将其家族成员视为天生的贵族。
不过容克与不列颠的贵族统治阶级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德国从来不存在辉格党。当然，普鲁士的一些容克贵族也有自由思想（伟大的改革者帝国男爵冯·施泰因不属于此类，他生于德国西部，不是普鲁士人）。举例来说，19世纪60年代期间，激进派进步党的议会领袖是东普鲁士的贵族冯·霍费贝克（Hoverbeck）男爵。但是作为一个阶级，容克在政治领域总是思想一致。他们是严格的保守派，激烈地反对改革，积极维护自己的法律、物质或社会特权。他们曾经残酷无情地反对施泰因和哈登贝格的改革，并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在拿破仑垮台、普鲁士的危机解除之后，他们完全阻止了改革。保守派的一个领袖指责改革者企图使“美好的旧普鲁士变成新奇怪异的犹太人国家”，另一个人大声惊呼：“倘若自由的农民与我们为邻，乡村将变成我们的地狱。”容克贵族是热心的保皇主义者，不过这种共识的基础是国王维护他们的古老特权和权利，尤其是在军队和政府中晋升的优先权。
俾斯麦自认为是容克的一员；1848年，他对议会中与他关系友好的一个自由派议员说：“我是一个容克，并希望借此获益。”单从父亲一方而言，他确实属于贵族阶层。但是他的母亲没有贵族血统，只是中产阶级家庭出身。她名叫威廉明妮·门肯（Wilhelmine Mencken），是腓特烈·威廉（Frederick William）三世信任的一个高级官员的女儿。在俾斯麦的双亲之中，无疑母亲聪明得多，在精神上更加重要。他的父亲没有任何优秀的素质，只是个平庸的人物。他的母亲对许多问题都有明确的见解，诸如人类的存在意义、涉及的道德责任以及实现人生目标的教育。可是由于她缺乏无私的母爱，过多干预儿子的意志，俾斯麦对她没有任何好印象。尽管如此，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了非常敏锐的神经、充沛的活力和超群的智慧。
作为贵族家庭的幼子，俾斯麦可以选择两种前途：要么去军队当军官，要么进入较高级别的行政部门或者外交部门任职。他不喜欢严格的纪律，所以不愿意参军。若要在普鲁士的行政机构获得一个职位，首先必须学习法律，然后在司法和行政岗位上作为不领薪水的候补官员（Referendar）或见习律师（Auskultator）工作几年。俾斯麦离开普鲁士，开始在汉诺威（Hanover）的哥廷根（Götingen）学习，当时汉诺威的君主也是大不列颠的国王。他学习不太认真，极少去上课。他过着“联合会学生”的不负责任的生活，大量喝酒，跟人决斗过至少25次，欠下了相当多的债务。后来在柏林学习时，他同样不去听课，避免与大学的知名教授们接触。尽管如此，他仍然顺利通过了考试，成为一名见习律师，在莱茵（Rhein）省靠近比利时边境的亚琛（Aachen，Aix-lai-Chapelle）任职。那时亚琛是著名的国际疗养胜地，俾斯麦由此融入了国际社交界。他还在那儿遇见一个漂亮的英国姑娘，坠入了爱河。他的爱情对象似乎是克利夫兰（Cleveland）公爵的外甥女拉塞尔（Russell）小姐。他向她求婚，跟着她和她的家人去其他地方，放弃了自己的公务。他甚至写信给一个朋友说，他预期于1838年3月在莱斯特郡（Leicestershire）的斯卡斯代尔（Scarsdale）举行婚礼。我们不知道事情的确切经过。在后来写给朋友的信中，他提及一位50岁的上校，他只有一只手臂，年收入5000，“俘获了船”。挫败的俾斯麦回去工作，几个月后就递交了辞职书。在若干年后的一封引人注目的信件中，俾斯麦陈述了他如此决定的理由。其中的一个句子体现了他的性格本质：“普鲁士的行政官员就好比管弦乐队的成员，但是我希望只演奏自己喜欢的乐曲，否则就不要演奏音乐。”这是真正的俾斯麦。年轻时他就想当领袖，不管在哪里都要占据首位，而不是当管弦乐队的成员，不得不演奏其他人选择的乐曲。
其后他返回家乡，开始从事农业，管理父亲的一些庄园。然而那也令他失望，他感到极度无聊。为了克服无聊，他尝试了许多方法。由于那段时期的放纵言行，他博得了“狂野的俾斯麦”（Der tolle Bismarck）的绰号。他造访了他喜欢的不列颠，虽然他厌恶那里的星期日。后来他曾经提起那件事，某个星期日，他在利斯（Leith）的街上一边吹口哨一边走，有人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请不要吹口哨，先生。”幸运的是他读了许多书，包括一些哲学书，海涅（Heine）和莱瑙（Lenau）的诗歌，还有很多历史作品。然而当他年近30岁时，他的人生却似乎注定一事无成。
由于与一个女人结下友谊，他的人生迎来了转折点。玛丽·冯·塔登（Marie von Thadden）是特里格拉夫（Trieglaff）的一个波美拉尼亚（Pomeranian）贵族阿道夫·冯·塔登的女儿。这位塔登先生是一个奇怪的社交圈子的核心人物，其成员是非常虔诚的绅士，具有非常明确甚至有点异常的基督教信仰。他们是虔敬派教徒，坚定不移地相信圣经的每个字都有启示性质。俾斯麦与他们的观点之间存在深刻分歧。那时他是自由思想派和不可知论者，注意斯宾诺莎（Spinoza），是黑格尔（Hegel）的激进追随者。玛丽·冯·塔登与俾斯麦的一个朋友莫里茨·冯·布兰肯伯格（Moritz von Blanckenburg）订了婚，两人因而结识。玛丽和俾斯麦就宗教信仰问题谈了很多话。他们都感到对方有强烈的吸引力，可是玛丽仍然嫁给了布兰肯伯格。故事的结局是个悲剧，玛丽在结婚后的第一年就去世了。她病得很严重时，担忧的俾斯麦为她向上帝祈祷，那是他16年来第一次祷告。他觉得自己人生的一个阶段从此结束了。
玛丽曾经介绍俾斯麦与一个年轻朋友约翰娜·冯·普特卡默（Johanna von Puttkamer）结识，她也是那个虔敬派圈子的成员。他知道玛丽希望他与约翰娜结婚。他学会爱上她，并向她求婚。她也爱他，不过她清楚地说明，她只会嫁给基督教徒，而且必须征得她虔诚的父亲的许可才能结婚。1846年12月，他写了一封信给她的父亲，那是他内心生活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那封信文笔出色，开诚布公，有男子气概，而且十分聪明。他以富有吸引力的方式讲述了自己的宗教信仰的发展历程，故事的中心和转折点是他第一次破例为玛丽祈祷的事。结果他成功了，几星期后，他与约翰娜订婚了。
这里出现了一个重要问题：这封著名的信件是否表述了他的真诚的宗教信仰，抑或仅仅是一种外交策略，是为了达到娶约翰娜的目的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可能兼而有之。关于从不可知论转向基督教信仰的叙述确实是真诚的，尽管如此，其中仍然包含了很多圆滑老练的外交手段的成分。若论解析他人的性格和与别人打交道的技巧，俾斯麦是老练的能手。他算计精准，总是知道如何提出最能说服别人的论据和意见。他的信件始终显示出这种素质。他具有令人无法抗拒的能力。在这方面，他或许与迪斯雷利（Disraeli）相似，在写给维多利亚（Victoria）女王的信件中，后者表现出了同样的技巧。
事实上，从那以后，他开始自称基督徒。在他写给妻子的信件中，随处可见宗教感情的表述。至少在其后的若干年间，他一直参加礼拜仪式。不过真正的检验标准是宗教戒律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凡是这样想的人都会问，基督教义或任何宗教规范是否曾经在俾斯麦人生中的任何时刻影响过他的私人或政治行动？按照本书作者的看法，相关证据无法找到。如果我们回想起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期间，俾斯麦如何运用他的宗教信仰处理战争问题，这就不足为奇了。他在比较德国与法国军队的优点时说：“法国人缺乏德国人的责任感，德国士兵能冒着生命危险，在黑暗中独自站立坚守岗位。这来源于我们民族的宗教信仰；他们知道长官不在场的时候，仍然有谁在看着他们。”另一位外交家用讽刺的语调描述过这种态度，他说：“倘若俾斯麦相信上帝，那么上帝肯定是普鲁士人。”还有一个更突出的例子。色当（Sedan）战役之后，他告诉英国外交家爱德华·马利特（Edward Malet），他已经决定吊死所有不穿制服的武装人员，也就是说全部法国佬（francs-tireurs）。“我不怎么重视人类的生命，因为我相信彼世。”维多利亚女王看了这份报告惊呼道：“这句话反映了俾斯麦性格中最可怕的思想。”事实上，罗马天主教的宗教大法官本可以用同样的理由烧死异端者。
从政治角度而言，皈依宗教对俾斯麦有很大益处。这使他与容克的立场协调一致，在后来的斗争中，他们成了他的政治盟友。尤其重要的是，在这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圈子里，有些贵族对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有很大影响力。其中地位最突出的两个人是冯·格拉赫（Gerlach）兄弟——利奥波德·冯·格拉赫将军，助理将军，即国王的私人侍从武官，路德维希（Ludwig）·冯·格拉赫，高等上诉法院的院长。在柏林和宫廷社交圈中，这两兄弟是高级托利派的领袖。1847年春天俾斯麦作为第一届普鲁士议会“联合议会”（Vereinigter Landtag）的成员前往柏林时，就是向这两兄弟请教意见和询问消息。
2．1847年的联合议会
联合议会是什么，它从何而来，又为什么叫这个特别的名字呢？ 1847年时，普鲁士仍然是君主专制国家。国王不仅一人包揽行政权力，而且掌握着立法权。国王可以制定也可以撤销法律。任何形式的民众代表都不存在。不过在普鲁士面临最大危机，也就是拿破仑接连获胜的时刻，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曾经承诺给予人民“各个行政区以及整个国家的代表权”。1815年拿破仑从厄尔巴（Elba）岛返回法国时，国王又重复了这个承诺。然而当解放战争在爱国者和忠诚的国民帮助下获得胜利，危机终于过去，国王却几乎忘记了自己的诺言。结果国王只是在1820年1月颁布了一道命令，宣布今后借公债必须先征求王国等级会议（Reichs-Stände）的同意。
王国等级会议是什么？等这道命令付诸实行时自见分晓。
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统治期间，没有出现要借公债的情况。他于1840年去世，由长子继位。腓特烈·威廉四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有精力、有口才、有智慧，对艺术和文学有出色的领悟力。然而他缺乏担任国王或统治者所必需的一切素质，尤其是在遇到麻烦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坚定不移的意志或毅力，厌恶做简单和符合逻辑的事，这种性格无法改变。他的心腹和朋友利奥波德·冯·格拉赫（Leopold von Gerlach）将军在日记里写道：“国王认为他的大臣们是蠢驴（Rindvieh，傻瓜），因为他们必须与他讨论当前的国家事务。”他讨厌在那时的普鲁士最有用的东西，包括政府机构和行政事务，尽管它们忠实地履行职责，没有腐败，也没有过多的偏见。他用铿锵有力的语言表达他的荒唐主意，却只是令情况变得更糟。后来俾斯麦如此描述这位国王：“如果你试图攥住他，你只会发现黏滑的本体。”
当国民代表权的问题无法继续搁置时，考验国王的时刻来临了。铁道时代已经开始。普鲁士不得不着手建造铁路。从军事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连接首都柏林与最偏远的东普鲁士行政区的线路。考虑到经济因素，这条线路也是必要的。可是国家必须借公债，否则没钱建造这条铁路。于是现在要征询王国等级会议的意见，问题的焦点集中到王国等级会议应当采取的确切形式上。它的结构和成分应该是什么？鉴于前国王许下的承诺，普鲁士人——或者至少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都希望王国等级会议这个术语意味着国民代表权，希望制定普鲁士的宪法。可是国民代表权和宪法是自由主义者的要求，而国王认为自由主义等同于革命，因而痛恨它。在他眼里，国民代表权跟可怕的人民主权原则联系在一起，与他的神圣君权（Gottesgnadentum）不能兼容并存。另一方面，他认为将人民分成不同的等级（Stände）符合“自然”和基督教的秩序。每个人都记得，1789年法国的三级会议（ÉtatsGénéraux）最初由三个等级组成，即贵族、教士和第三等级（tiersétat）。大革命的第一步行动就是摧毁这种等级界线，将其合并成一个议会。国王希望恢复革命前的状态，召开由爵士（Ritterschaft）、城市中产阶级（Bürgerschaft）和农民（Bauernschaft）三个等级组成的议会。普鲁士的每个行政区组建一个省级议会（Provin-zial-Landtag），也按照这种方式构成。于是1847年2月3日国王下令召开由全部省级议会组成的联合议会，这就是联合议会。
国王的这道命令在民众中间引起了非常糟糕的反响，人们觉得上当受骗了。这也难怪，因为联合议会不是前国王承诺的国民代表机构，而是一个怯懦而神经质的浪漫主义者仿造出来的虚假的代替品。话说回来，尽管存在各种缺点，它仍然是通向立宪之路的一个巨大进步，因为国王允许报纸如实发表议会辩论的内容，而在此之前，报刊审查制度一直禁止报刊以任何方式报道德国或普鲁士的政治事件。由于报纸刊登这些辩论内容，柏林、马格德堡（Magdeburg）、柯尼斯堡（Königsberg）和科隆（Cologne）的读者第一次能够看到与自己有关的事件。在一个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家，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通过这种方式，普鲁士人民开始了解那些用感人的演讲勇敢地捍卫公众的权利和自由的人们。另一方面，反对一切自由或改革要求的少数人变得不受欢迎，处于惹人憎恨的边缘。
然而有一个人不仅对不得人心的耻辱漠不关心，而且似乎还求之不得。他就是萨克森（Saxon）爵士（Sächsische Ritterschaft）的代理人冯·俾斯麦－申豪森（Bismarck-Schönhausen）先生。他不仅持最保守最反动的观点，而且以最令人不快的方式表述自己的意见。他与冯·格拉赫兄弟关系密切，有时在议会讲坛上陈述他们讨论过的想法和论点。不过他表述观点的方式完全是自己的风格，集中力量极尽讽刺，其他容克都做不到。他年轻时已经掌握了这种技巧，能够任意诠释对手的话，用他们自己的武器摧毁他们。他的主张和挑衅性的表述方式当然会激怒公众。用一位自由主义者领袖的话来说，俾斯麦身上寄宿着一个中世纪的灵魂。另一方面，宫廷和容克贵族不久就将他视为他们的思想和利益的最有力的捍卫者。
联合议会拒绝给东普鲁士铁路贷款之后，会期就提前结束了。这次否决特别意味深长，因为它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普鲁士人民的典型心态。铁路的用途——不，应该说必要性是毫无疑问的。包括与铁路有最直接的利益关系的东普鲁士代表在内，大多数议员代表都反对贷款，这完全是出于宪法上的理由。他们否认联合议会在法律上的有效性，也就是说，他们质疑它不符合1820年的法律，当年的法律没有废除，因此他们认为它依旧有效力。这些代表将法律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他们认为普鲁士君主国是法治国家（Rechtsstaat），在这个国家法律至上，连国王也要受法律约束，违反这一原则会对国家的未来造成更大危害，所以他们宁愿推迟建造一条无疑很重要和有用的铁路。值得一提的是，普鲁士的议会绝对不是激进派。反对派的大多数成员只是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如果是在英格兰，那种程度的几乎不能算自由主义者。
联合议会闭幕以后，1847年7月俾斯麦与约翰娜·冯·普特卡默结婚。他们的幸福婚姻持续了47年，直至1894年11月约翰娜去世。俾斯麦得到了他希望从婚姻生活中得到的所有幸福。她是他想要的妻子，虽然她资质平平，头脑才智无法与他相提并论。他不需要一个助手或者能跟他交流思想的妻子。约翰娜从不理解也不关心丈夫的思想。整个世界都在讨论他的发言时，她却一无所知。不过俾斯麦并不认为那是她的缺点；在他看来，妻子是专门属于家庭领域的，在家庭领域中，他只需要她这样的妻子。她是可爱、细心的妻子和母亲，照料他的生活，使他过得舒适，在一切方面崇拜和追随丈夫。她从完全私人的角度看待俾斯麦的政治斗争。她友善地对待他的朋友和追随者，极其讨厌甚至憎恨他的敌手。在度蜜月期间，俾斯麦在威尼斯（Venice）遇见了腓特烈·威廉四世，他们私下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看来君主十分欣赏并赞成他在联合议会的演讲和行动。此后俾斯麦或许希望得到国王的提拔。可是在他的预期成为现实之前，重大事件发生了。
3．1848年革命
1848年2月，法兰西国王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遭到废黜，法国第二次成为共和国。几个星期之后，旧秩序的首要代表、全权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Metternich）亲王被迫辞职。革命的浪潮波及德国，冲击普鲁士。3月18日，柏林爆发了巷战。次日，即19日，国王从首都撤回军队，答应了民众的主要要求：选举议会并制定宪法、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等。
德国的革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德国不同邦国的人民都希望终结专制政府的统治，获得共同参与行政管理的权利。这个目标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除了梅克伦堡（Mecklenburg）的两个不重要的公爵领地之外，专制主义肯定终结了。普鲁士变成了立宪君主国，虽然普鲁士的议会仍旧与德国自由主义者的期望和人民为之斗争的理想相去甚远。随着革命的失败，奥地利的君主统治又卷土重来，不过1859年奥地利在索尔费里诺（Solferino）战败以后，又恢复了立宪制度。
革命的另一个目标是国家的统一。在这方面，也许可以认为它颠覆了1815年维也纳和会的工作。拿破仑垮台以后，政治家们在奥地利首都集会，结果意大利和德意志这两个民族统一的希望破灭了。意大利的状况比德意志更糟糕，目前相当一部分领土甚至被外来统治者占据。米兰（Milan）和威尼斯变成了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行省。梅特涅直截了当地否认意大利人的民族同质性，声称意大利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
德国只有最北端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leswig-Hol-stein）地区属于外国，由丹麦统治。然而德国依旧分裂成38个邦国，首先是两大强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其次是巴伐利亚（Bavaria）、符腾堡（Wurtemberg）、汉诺威和萨克森（Saxon）四大王国，还有若干小邦国，有些甚至小得在地图上找不到。这些邦国确实以德意志邦联（Deutscher Bund）的名义联合在一起。但是这个邦联结构松散，德国人民对自己的事务没有发言权，实际上不可能在德国利益的基础上制定某种政策，统一推行并实现德国人的目标。这个邦联仅仅是国家之间的联盟（Staaten-Bund）。而德国的自由主义者需要的是结成联邦的国家（Bundes-Staat）。邦联仅有一个共同的机构，即设置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的联邦议院（Bundestag），由各个邦国政府派遣的代表组成，其主管是奥地利皇帝的代理人。另一方面，联邦制的国家应该拥有自己的政府、议会和立法机构，自己的行政机构和公务人员，或许还有自己的军队。假如实行联邦制度，普鲁士、巴伐利亚等邦国不会消失，仅仅是联邦国家的下属和成员，拥有独立制定外交政策的权利。这种类型的联邦制国家已存在先例，比如美国和瑞士。不过德国应该采取的形式仍待探寻。
在革命的压力之下，德意志联邦议院的代表们自行解散议会，由此德意志邦联表面上已经废除了。由全体德国人选举出来的一届国民议会开始从事探寻德国的构成形式的任务，会议在古老的自由城市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圣保罗大教堂（Paulskirche）召开。德意志的所有优秀头脑都将希望寄托在圣保罗教堂和参加会议的著名人物们身上。
柏林的普鲁士国王感觉自己的立足之地正在崩溃，秉持一贯的冲动，他暂时接受了民族事业，并试图充当领导。撤回军队的数天之后，普鲁士国王骑在马背上，头顶飘扬着德意志的黑红金三色旗帜，庄重地带领队伍穿过柏林的街道，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我希望德意志自由，统一。”他在公告中宣称，“从今以后，普鲁士将融入德意志。”
国王发布公告的那天，本来在乡间的俾斯麦抵达了柏林。他对革命义愤填膺，而且简直无法理解。他以为只不过是有人在街道上造反，农村人口的一次反革命活动就足以镇压。他希望组织反革命活动，可是他遇到的每个人都清楚地告诉他，这种运动没有丝毫成功机会，没人愿意参与。在这段插曲中，最重要的事件是俾斯麦与威廉亲王的妻子奥古斯塔（Augusta）王妃的一段谈话。威廉亲王是国王的长兄，由于拥有王位继承权，他的头衔是“普鲁士亲王”。在人民眼里，他是热心的专制主义者和新秩序的强硬对手。因此在革命胜利后，他被迫偷偷地逃离了柏林。他前往伦敦，那儿当时是许多流亡的君王和政治家的聚会场所。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伴侣阿尔贝特（Albert）亲王友好地接待了威廉，阿尔贝特亲王始终关注着现代化和自由主义在他的故乡德意志的发展。逃亡者在伦敦逗留的几个星期中受益匪浅，通过与阿尔贝特亲王谈话，威廉亲王理解了他在统领普鲁士军队时未曾发现的许多事情。
奥古斯塔协助丈夫逃走，然后留在了波茨坦（Potsdam），俾斯麦在那里见到了她。关于两人的谈话内容，俾斯麦的描述经常有很大程度的主观歪曲，尤其是在他自己的回忆录里。事实上，他的任务似乎是充当国王的弟弟查理（Charles）亲王的使者。查理是反革命，不仅坚决赞同反革命运动，而且在王族中间以专门搞阴谋诡计著称。他的计划是掌握威廉和奥古斯塔的小儿子腓特烈·威廉王子，亦即后来的皇帝腓特烈。俾斯麦向奥古斯塔提议，普鲁士亲王应该为这个儿子放弃权力，查理亲王应该以这个幼儿的名义打出反革命活动的旗号。可是奥古斯塔持自由主义政见，而且厌恶查理亲王，愤慨地谢绝了这个提议。
于是整个计划立即失败了。奥古斯塔始终没有原谅俾斯麦，因为他竟然参与如此卑鄙肮脏的阴谋。1862年俾斯麦成为普鲁士首相时，年轻的腓特烈·威廉王子（当时已经是王太子）在日记里写道，他的母亲奥古斯塔认为俾斯麦是她“不共戴天的仇敌”。俾斯麦确实一直将这位王后视为死敌，认为不成功的事情全都应该归咎于她。他的文章和谈话中充满了对她的强烈怨恨和抨击。革命之后数年，他与普鲁士议院中的温和自由派领袖格乔治·冯·芬克（Georg von Vincke）针锋相对，表面上的动机是议会的冲突，而真实的理由是，俾斯麦知道他在波茨坦与奥古斯塔面谈时，芬克是她的心腹。他厌恶芬克，是因为芬克知道他的令人不快的使命和道德上的失败。
那场灾难性的面谈的几个星期之后，俾斯麦又作为联合议会的成员回到柏林，这次开会的目的仅仅是准备向新宪政国家过渡并永远解散这个联合议会。包括那些在几星期前还热心维护专制统治的议员在内，几乎全部代表都乐意接受新的进展。然而俾斯麦例外。他在议院演讲时说道：“过去被埋葬了，在王权自掘坟墓之后，任何人类力量都不可能使其复苏，我对此感到深深的遗憾，我痛惜的程度超过你们中间的许多人。”他直截了当地将失败归咎于国王本人。几个星期后国王跟他谈话时，他甚至表现得更直接。他当面责备国王懦弱，王太后试图调停，辩解说国王在三月的危急关头无法睡觉，连一分钟都没有休息，俾斯麦却尖刻地回应：“国王必须能够睡觉。”
于是俾斯麦在议会的职业生涯暂时结束了。新的普鲁士国民议会通过普选产生，没有哪个选区的选民愿意被冯·俾斯麦先生这样的中世纪容克代表。可是他的政治活动并未停止。他全力以赴地组建容克的党派，并准备进行反革命运动。他与冯·格拉赫兄弟保持密切联系，他们现在是宫廷和国王身边的关键因素。他们和一些宫廷侍卫官组成了臭名昭著的奸党（camarilla）或秘密顾问团（ministère occulte），从事秘密行动，破坏官方行政部门的一切事务。当然，腓特烈·威廉只是在表面上假装转向支持立宪和德意志统一。其实他为自己被迫扮演的角色感到羞耻，内心最强烈的愿望是彻底抹消3月的那段糟糕历史，尽可能迅速恢复古老的神圣君权的辉煌。不管格拉赫兄弟和奸党的其他成员在国王耳边吹什么风，他都热切地聆听。第一个合乎宪法的政府部门在普鲁士成立的当天，格拉赫就在日记里写道：“秘密顾问团结成。”
在容克党派的复兴过程中，发生了两件有重要意义的事。他们创办了一份日报《十字报》（Kreuz-Zeitung），以最喜好争斗的精神强硬地捍卫他们的事业。俾斯麦是它的主要撰稿者之一，专写非常傲慢和讽刺的文章。另一件事是一种政治学说的形成，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斯塔尔（Friedrich Julius Stahl）将其赋予一个反动党派。“枢密院顾问”（Geheimer Rat）斯塔尔是柏林大学的法理学教授，也是德国学术界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是犹太人的儿子，在学生时代皈依了新教。他很有天赋，是卓越的演说家和作家。人们曾经说，如果斯塔尔在上议院（Herrenhaus）登台发言，普鲁士的容克们会聚集在周围认真聆听，仿佛圣灵正在传授知识一般。俾斯麦在写给妻子的信中把他与迪斯雷利相比，斯塔尔无疑也能用迪斯雷利说过的话，说他“教育了他的党派”。他太聪明了，以致忽视了专制主义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赋予人民代表权是无可避免的现实。不过在这个无可避免地采取立宪制度的国家里，他希望尽可能保留国王的权力。他发明了后来被称为“德意志宪政”的制度，有别于议会制政府。这种学说主张，普鲁士政府应当依赖国王的信任，而不是受议会多数派的意志左右。在大不列颠或者其他依照议会制度进行统治的国家，如果议会信任表决的结果是反对政府，政府就不得不放弃权力。斯塔尔为这种学说使出浑身解数，并确实赢得了最大的成功。君主制度在普鲁士存在期间，大臣只要得到国王的信任，就不会被迫辞职，纵然绝大多数议员都非常积极热烈地反对他。我们应当看到，俾斯麦不顾人们最强烈地反对在普鲁士贯彻这一原理，甚至将其转而应用于新的德意志帝国，这是他的成就。
早在1848年，革命已经开始失去力量。1848年6月，经过巴黎的残酷激烈的巷战，卡芬雅克（Cavaignac）将军击败了举行起义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激进派。1848年12月，路易·拿破仑·波拿巴（Louis Napoleon Bonaparte）以绝对多数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同年10月，奥地利新皇帝弗朗茨·约瑟夫（Francis Joseph）的军队在克罗地亚将军耶拉契希（Jellachich）的率领下击败了匈牙利的革命者，冯·温迪施－格雷兹（Windisch-Graerz）将军挫败了维也纳的革命。1848年12月时，国王已赢得了全面胜利，柏林的奸党的努力获得了回报。冯·弗兰格尔（Wrangel）将军占据了柏林。另一位将军勃兰登堡（Brandenburg）伯爵是霍亨索伦王族的私生子，他当上首相并解散了普鲁士的国民议会。12月5日，腓特烈·威廉国王没有与议会商议就正式颁布了一部宪法，强行下达了命令。由于是专制统治者强制推行的，它被称作授予的宪法（octroyierte Verfassung）。但是它与以前国民议会的委员会同意的那部宪法大同小异，容克贵族称后者为瓦尔德克宪章（Charte Waldeck），因为普鲁士最高法院的法官瓦尔德克（Waldeck）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和动力，也是激进派的代表。由国王指令的宪法甚至保留了普选权。现在必须选举新的议院成员，这次冯·俾斯麦先生设法在勃兰登堡选区弄到了一个席位，虽然是以微弱多数勉强通过。于是他自然成了下议院极右派的领袖之一。
国王和他的大臣们没有使普鲁士的新宪法变得更反动，阻止他们的理由之一是德意志的统一问题尚未解决。圣保罗教堂的法兰克福议会仍然在仔细商讨德国的宪法。现在必须先解决的重要问题是：领导德意志的应该是奥地利还是普鲁士？大德意志（gross-deutsche）和小德意志（klein-deutsche）这两个政治思想派别正在争夺最高权力。大德意志派主张，哈布斯堡君主国、德意志－奥地利（Deutsch-Österreich）的领土应当属于新的德意志帝国。小德意志派认为，将奥地利完全排除在外是必然结果。后者主张一山不容二虎，因此只能由一个强国领导新的德意志；那意味着从此以后德意志的领导应该是普鲁士。经过长时间的激烈斗争，小德意志派终于占据上风。议会决定，今后由一位皇帝（ein Kaiser）领导德国，皇帝应当由议会推选，王位的继承采取世袭制。于是1849年3月28日，普鲁士国王加冕为德意志皇帝，而给新的德国制定宪法的重大任务似乎已经完成了。议会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柏林，将帝国的皇冠交给腓特烈·威廉。代表团的领导和发言人是议会的优秀主席爱德华·希姆森（Eduard Simson），他是科尼斯堡的大学教授，有犹太血统，深受众人尊敬。
现在腓特烈·威廉本应接受皇帝的称号，然后履行职责，实现德意志民族统一的热烈愿望。可是由议会选举，接受人民代表提供的王权，这种事令他感到嫌恶。那次革命，由于他记得以前的耻辱，现在他愈加痛恨革命了。于是他谢绝了皇帝的封号，理由是只有得到德意志各邦国的君主全体一致的赞成，他才会接受。
1849年4月，普鲁士的下议院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俾斯麦是其成员。在这场辩论中，他的发言意义重大，导致了他与国民感情之间的巨大分歧。他充满仇恨地讽刺和批评法兰克福宪法，由于那部宪法赋予德国人民普选权，他谴责它是“有组织的政治混乱”。此时谁都预料不到，过了17年后，俾斯麦本人就要求在普选权的基础上组织德国的议会。他承认，每个人都希望德国统一，但是他不想要这样的宪法，他宁愿普鲁士保持原样。那虽然不是明确的宣言，却暗示他相信普鲁士特殊神宠论，是顽固的保守分子。
腓特烈·威廉拒绝帝国皇冠，标志着德国的1848年革命实际上已经失败了。尽管如此，革命并非徒劳。向前迈进的这一步，永远不能完全撤回。法兰克福议会第一次清楚地指出了争议的主题：由谁决定德意志的未来？普鲁士和奥地利，大德意志还是小德意志的解决方法，只能两者择一。虽然全体德国人民的第一届议会失败了，从此以后，德国组建国家时就不可能没有议会了。这第一届议会充满了政治思想、高度的理想主义、精彩的演说，因而永远不会被遗忘。由于这场革命是中产阶级的革命，这届议会也是中产阶级的议会。德国的中产阶级（Bürgertum）还非常年轻。从17世纪中期的30年战争开始，到18世纪中期诗人莱辛（Lessing）的出现为止，除了音乐界之外，这段时期德国几乎没有出现过值得记忆的中产阶级独立人物。莱布尼茨（Leibniz）可能是个例外，不过他与其说是德国人，不如说是国际性人物。尽管如此，在法兰克福和柏林召开的议会仍然表明德国中产阶级具有优秀的政治才能。
在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德国诗人路德维希·乌兰（Ludwig Uhland）说了一句既有诗意又有预言性质的话：“凡是君临德意志的首脑，都不可能没沾上民主的圣油。”俾斯麦的成就是统一德国，而且将德国交给了连一滴民主的圣油都没沾过的首脑。
国王拒绝帝国皇冠之后，普鲁士以及整个德国的反响很快达到高潮。俾斯麦发表反对德国宪法的演说的数日之后，国王解散了普鲁士的下议院。那次演说使他彻底失去人心，若非国王下令废除普选权，否则他不可能当选。国王用三级选举权（Drei-Klas-sen-Wahlrecht）取代了普选权，按照纳税的数额，将选举人划分成三个等级。缴纳三分之一税金的最富裕的人属于第一等级。第二等级包括拥有中等数量财产的人，缴纳另外三分之一税金。其余占压倒性多数的人属于第三等级。每个等级都进行间接投票，先选出选民（Wahlmänner），再由选民选举代表。通过这种方式，前两个等级总是以票数胜过第三等级，所以第三等级实际上没有代表权。毫无疑问，这正是以头号反动派奥托·冯·俾斯麦为首的政府的希望。民主派认为这种秩序既不合法又违反宪章——确实如此，遂决定放弃投票权，除非这种秩序被撤销。可是事与愿违。
在这种环境下，俾斯麦轻而易举地在新的下议院弄到了一个席位，继续用最反动的方式发言和投票。在这里只需提及他的一次演讲，因为它在传记和历史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法兰克福议会垮台之后，普鲁士国王在他的朋友冯·拉多维茨（Radowitz）将军的影响下进行了一次不甚热心的尝试，试图统一德国的一部分地区。可是当时奥地利的统治者是强硬傲慢的政治家施瓦岑贝格（Schwarzenberg）亲王，当然毫不理睬；俄罗斯沙皇尼古拉（Nicholas）一世是普鲁士国王的妹夫，却支持奥地利。腓特烈·威廉是个与勇敢无缘的人，立刻退让，签署了奥尔米茨（Olmütz）条约（1850年11月28日），宣布放弃自己的全部野心。人们普遍认为，自从耶拿之战和蒂尔西特（Tilsit）和约以来，奥尔米茨条约是普鲁士历史上最大的耻辱。此事激起了愤怒的浪潮。普鲁士亲王威廉尤其感到愤慨和恼怒。他越来越反对懦弱的哥哥和反动的政府。甚至在政府掌握控制权的下议院里，反对派的势力也增强了。然而有一个议员不仅赞成条约，而且大加颂扬。俾斯麦在15年后击败奥地利并将其逐出德意志，这时却为奥地利大唱赞歌，称之为“足够幸运、能统治外族的德意志政权”。简而言之，这次发言与他在声名显赫的时期的言行完全相悖。不过其中有一句话完全符合1866年和1870年的俾斯麦的形象：“一个伟大国家的唯一健全基础是利己主义，而不是浪漫主义。除了自身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一个伟大国家为之战斗。”
俾斯麦精力充沛地捍卫政府的政策，几个月之后他获得报偿，被任命为外交使节并担任法兰克福的联邦议院的全权代表。他的保护者冯·格拉赫将军向国王推荐了他。于是俾斯麦得到了当时在普鲁士外交部门最重要的职位。他得到这个职位肯定非常高兴，不过还有一点困难，就是说服妻子相信从事政府工作对双方都有好处。接到正式任命的次日，他写信给约翰娜说：“今天我去见格拉赫将军，他滔滔不绝地谈论条约和君主的话题，我望见窗户下方的花园里到处都是栗树和紫丁香，花朵随风轻轻摇曳，时而传来夜莺的歌声，我不禁想，假如我能跟你一起站在这镶板房间的凸窗旁，眺望外面的景色——结果我没听清格拉赫在说什么。”
这段话表达了俾斯麦的真实感情吗？在充满斗争和胜利的漫长征程刚刚开始，他的野心达成了第一步的时刻，他是否真的渴望在乡村隐居，过这种宁静、平和、沉思内省的生活？的确，在他伟大政治生涯中，这种对于宁静的乡村隐居、田园生活、远离忙碌（procul negotüs，“不知忙碌的人才是幸福的”，出自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句子——译者注）的渴望始终伴随着这个满怀野心、坚强冷酷的人。直到40年后，他才终于退休，卸下公职的重担，迁至萨克森瓦尔德（Sachsenwald）的乡间居住。那时他又为下野而忧虑憔悴，悲叹别人占据了他的位置，萨克森瓦尔德对他而言仅仅是一个流放地。
4．俾斯麦在法兰克福
1851年5月11日，俾斯麦作为普鲁士的德国议会使节抵达法兰克福，这不仅标志着他人生中的新纪元，而且标志着德意志邦联历史上的新纪元。他使毁灭的细菌植入了核心。1848年的革命曾经解散了议院。由于反动派尤其是奥地利的努力，它又复活了。依照邦联的宪法，奥地利是该议会的永久性主席。邦联和议会的复活是奥地利试图说服别人同意的目标之一，这场斗争以奥尔米茨条约告终。议会是管理邦联的机构，其成员是主权国家，议员是来自这些主权国家的使节。因此议员们不是按照自己的意见投票，而是遵从各自的政府交给他们的指示。可想而知，这种类型的机构运作必然非常迟缓——即便它能运作。管理投票程序的方式非常复杂而且虚假。在讨论有些问题时，每个国家无论大小都可投一票；在讨论另一些问题时，大国的投票权比小国更多。两大强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各有四张选票，其他四个王国——巴伐利亚、符腾堡、汉诺威和萨克森——同样有四张选票。如果两大强国站在同一阵线，实际上它们肯定能占据多数。但是当两国意见不一致时，谁占多数就取决于中等大小的国家的立场。从邦联建立到革命发生的这段时期，普鲁士与奥地利保持一致是默认的规则。因为奥地利不仅是主持邦联的强国，而且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亲王具有卓越的政治才能，影响了持续积弱的普鲁士政府。于是在这一时期，德意志邦联和议会一直执行着梅特涅的政策。
然而1850年后，奥地利－普鲁士的合作就不可能恢复了。因为在联合议会解散至复活的短短几年间，法兰克福议会已经宣布未来德国的领袖是普鲁士。尽管普鲁士国王确实拒绝了帝国皇冠，德国人民的大多数代表仍然希望由普鲁士领导，这一事实并未改变。两大强国的对抗及其对于德国未来的重要意义变得十分明显。从此以后，这个因素再也不能忽略。
普鲁士在奥尔米茨战败之后，国王和政府都不希望为德国问题与奥地利敌对。俾斯麦被派往法兰克福，是由于他在奥尔米茨演说中不仅提倡奥地利与普鲁士达成共识互相谅解，甚至替奥地利辩护。此外，他与那些在法兰克福代表皇帝和担任议会主席的奥地利政治家们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反动派和反革命。因此不出预料的话，他应该在议会与奥地利人和谐相处、合作愉快。然而实际情况完全相反。俾斯麦变成了奥地利的最坚决、最危险的对手；议院会议的激烈程度前所未有，帝国特使的最衷心的祈祷就是摆脱这个“恐怖的”俾斯麦。
有意思的是，在抵达法兰克福两个星期之后，俾斯麦写道，奥地利政治家永远不会在公正的基础上制订政策，他们的心态就像是粗鲁的赌徒。这与他以前演说时对奥地利的高度颂扬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不管这种突兀转变的动机可能是什么，可以确定的是，它成了俾斯麦的重要政治观念，对德国的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他在法兰克福大使馆工作期间给他的领导、普鲁士首相奥托·冯·曼陀菲尔（Otto von Manteuffel）写了许多报告和信件，它们特别清楚地揭示了俾斯麦的政治思想。在俾斯麦本人的资助下，冯·波申格尔（Poschinger）先生将这些报告和信件整理出版，就是一套四卷的《联邦议院的普鲁士人》。俾斯麦所著的《作品集》（Gesammelte Werke）第一卷中收录了更确切、更完整的版本。关于俾斯麦在这段时期的活动和成长，另一个资料来源是他写给利奥波德·冯·格拉赫将军的信件，他得到这个职位正是由于将军的推荐。他们通信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宫廷私密事件的内幕消息，并按照俾斯麦的策略的指引，通过侍从武官和朋友影响国王。有些写给格拉赫的信件是故意要让国王看到的。柏林的宫廷总是少不了阴谋诡计和密议。格拉赫和奸党常常与曼陀菲尔首相意见不一致。在这种形势下，俾斯麦小心地与双方都保持交往。这些信件和文献都非常值得一读。其中一些急件官报是最高级的政治随笔，是真正的政治家用优秀而感人的文笔写成的文件，有时语言形象如画。更加私密的信件中充满了幽默、机智和讽刺。不过它们当然是极其片面的。所以俾斯麦对他的某些同僚和奥地利人的评论常常有很大误导性。他在信件中说，冯·普罗克施－奥斯滕（Prokesch-Osten）男爵是没文化的人，还是个固执的骗子；他称其为“鞑靼人”、“亚美尼亚人”、“捕鼠器贩子”。而事实上，普罗克施－奥斯滕有惊人的文化修养和多方面的才能，他是将军兼外交家，诗人和学者，历史学家和探险家，考古学家和钱币研究者。歌德（Goethe）也欣赏这个人，俾斯麦却看不到这些素质。
克里米亚（Crimean）战争（1854—1856年）爆发时，俾斯麦与奥地利的斗争达到了高潮。由于地理环境，哈布斯堡的皇帝特别关心东方问题。奥地利在东方的利益与西欧强国法兰西和大不列颠一致，也就是与俄罗斯有矛盾。因为沙皇尼古拉曾经在1849年干预匈牙利，解救了奥地利皇帝的危机，这种状况格外棘手。当奥地利与西欧强国结盟时，沙皇必定认为皇帝的政策忘恩负义至极。可是掌权的施瓦岑贝格去世（1852年4月5日）以后，接替的奥地利政府太软弱，对于遵循明确的界线一直犹豫不决。它不能迈出决定性的最后一步：站在西欧强国一边宣战，正如小小的撒丁王国（Sardinia）在真正的政治家卡武尔（Cavour）领导下所做的那样。
尽管奥地利的政策摇摆不定，普鲁士的政策在这方面还更胜一筹。我们大概找不到比腓特烈·威廉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政策更糟糕更可笑的东西。沙皇尼古拉一世生动地描述了它的特征：“我亲爱的大舅子每天夜里睡觉时是俄国人，每天早晨醒来时是英国人。”数年后压倒国王的精神疾病这时可能已经初现征兆。事实上，国王完全不能控制在柏林的宫廷明争暗斗的不同派别。容克认为沙皇是欧洲反动派的领袖，梦想“神圣同盟”的复兴，都是为了俄罗斯。不过有一个温和保守派组成的著名小集团倾向支持西欧强国。他们自称“贝特曼·霍尔韦格（BethmannHollweg）派”，聚集在贝特曼·霍尔韦格教授周围，他是后来的帝国宰相（Reichskanzler）的祖父。这个派别的通俗称呼是“周刊派”（Wochenblatt-partei），因为他们的领袖主编一份名为《普鲁士周刊》的周刊，他们在周刊上不停地进行辩论，与《十字报》针锋相对。这个派别认为，由沙皇尼古拉促成签订的奥尔米茨条约令国家蒙受耻辱，是普鲁士历史上的最低点。普鲁士亲王持相同观点，因而支持他们。有些成员是年轻的外交官，例如后来的普鲁士驻巴黎大使葛尔茨（Goltz）伯爵，还有非常富裕而聪明的普塔莱斯（Pourtalès）伯爵，后者出生于瑞士的纽恩堡（Neuenburg）州，当时那是普鲁士国王的领土。在克里米亚战争的紧要关头，这些人认为普鲁士应该站在西欧强国一边，尤其是英格兰。他们无疑希望普鲁士与英格兰结盟，从而走上比较开放自由的轨道，也希望这种政策帮助普鲁士完成至关重要的任务，亦即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德意志。普鲁士驻伦敦的公使约西亚斯·冯·本生（Josias von Bunsen）男爵赞同这种政策，他是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贝特亲王非常尊敬的人物。当普塔莱斯伯爵在普鲁士外交部得到一个有权势的职位时，这个派别似乎占据了优势。
俾斯麦坚决反对普鲁士以任何形式站在同盟国一边参战。他看待问题的态度与格拉赫及其他容克贵族不同。他主要关心的不是党派政治和沙皇充当欧洲反动派领袖的问题。他早已不再盼望“神圣同盟”的复兴。不过他十分清楚，奥地利的政策在俄罗斯招致了强烈的仇恨，他认为现在的关键时刻是绝妙的机会，将来普鲁士与奥地利算总账的时刻必然来临，利用这个机会，就可以确保得到沙皇的帮助。
他写信对冯·曼陀菲尔首相说：“倘若我们闲置状态良好、适合航行的快速军舰，在可能遇到的暴风雨中向破烂不堪、陈旧过时的奥地利舰队寻求庇护，我会感到痛苦……大危机正是刺激普鲁士成长的恶劣天气，只要我们勇敢地利用不利条件，虽然这种做法或许非常轻率。”他的政治感情的精髓正是在这样的词句间流露出来。他写给格拉赫的信件中的这句话也有相同性质：“当高尚的奉献的补偿仅仅是善行的意识时，谨防出于感情用事的结盟。”
此外，俾斯麦与普塔莱斯之间没有任何爱可言。普塔莱斯叫俾斯麦“犹大”，俾斯麦说普塔莱斯是脑袋空空的蠢驴（Hohlkopf）。
冯·格拉赫将军担心普塔莱斯会影响国王，劝国王与西欧强国结盟，就把俾斯麦召回了柏林。俾斯麦和其他容克的干预产生了效果。数天之内，普塔莱斯发现内阁的大门关上了，他被迫辞职。本生曾经为欧洲构想出一种相当异想天开的“新秩序”，这时遭到撤职，战争部长在议院委员会说了一些被认为冒犯俄罗斯的话，结果也遭到撤职。国王的突然变化惹怒了普鲁士亲王，他离开宫廷，去莱茵省的科布伦茨（Coblenz）隐居。他恼怒地说，俄国的卢布在国王的前厅也发挥作用。在危急关头，俾斯麦与亲王面谈过一次。可是他的理由绝不可能使威廉满意。在写给曼陀菲尔的信中，他说它们是“中小学男生的政策”（Politik eines Gymnasiasten）。维多利亚女王寄给普鲁士国王一封措辞非常强硬的信，其中写道：“在此以前，我一直将普鲁士视为一个强国……条约的担保者，文明的守护人，正义的捍卫者，民族之间的真正仲裁……亲爱的先生和同胞，如果您放弃这些责任，也就是放弃了普鲁士的地位。这种榜样会引人模仿，如此一来，欧洲文明就会被交给风随意摆布；从此以后，这里再也没有赢家，受压迫的人再也找不到裁判。”这段话的起草者是阿尔贝特亲王，陈述了政治与公正之间难分难解的联系。俾斯麦会称之为“感情用事”。
德意志强国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已经存在政策上的冲突，当奥地利试图用自己的政策支配邦联时，这种矛盾就在法兰克福的议会爆发了出来。俾斯麦的目标是挫败奥地利的一切努力。甚至在普鲁士政府与奥地利缔结条约之后，俾斯麦还企图阻止政府履行协议。他始终主张，奥地利想要的任何东西都无助于德意志的整体利益。俄罗斯占领了多瑙（Danube）公国（现在的罗马尼亚）。促使俄国军队从该地撤退，是奥地利的政策的要点之一。奥地利政府在交给议会的议案中提出了一种想法：整个德意志对多瑙河下游的国家非常感兴趣，德国工商企业能在那里找到发展的沃土，而按照条约规定，普鲁士政府必须支持奥地利。可是那种想法肯定是错的，当民族主义仍在巴尔干（Balkan）半岛沉睡的时候，它或许还有机会实现。俾斯麦直言不讳地表示否定，指出德国的利益与多瑙公国没有牵涉，责备奥地利政府的野心仅仅是“玩弄花招骗取几个发臭的瓦拉几亚人（Wallachian）”。他的政策纯粹是普鲁士的，丝毫不是德国的。为了让奥地利及其公使普罗克施－奥斯滕难堪，他用尽了一切可能的手段。按照规则，中等大小的国家努力地制订自己的政策，俾斯麦对它们极度轻蔑。但是在这个阶段，当它们妨碍奥地利的领导地位时，他却不吝赞赏。他甚至充满信心地拿出一份写给他的领导即普鲁士首相的反对奥地利的秘密备忘录，给法兰克福的俄罗斯代表看。虽然国王受到与奥地利皇帝结盟的严肃条约的束缚，俾斯麦却轻率鲁莽，不守纪律，建议俄罗斯外交家与普鲁士和法兰西缔结同盟。俄国人问是否有可能说服普鲁士国王改变政策，俾斯麦回答道：“如果您将劝说国王的任务委托给我，我保证能成功。”他建议俄罗斯政府迅速行动，这样未来的同盟就能先发制人，在奥地利有时间集结部队之前发起进攻。后来俾斯麦在担任帝国宰相兼外交大臣时说：“我的大使们必须像士兵一样开上前线。”
还有一次，俾斯麦与同一个俄国外交家联系，提醒他注意德意志邦联宪章的第36条。这一条规定，如果外国认为受到了邦联的某个成员的侵犯，可以进入议会投诉那个成员。在邦联宪章中，第36条最严重地伤害了德国人的民族感情。可是只要他能利用这件武器推行反对奥地利的政策，俾斯麦就不在乎它是否伤害感情。
普罗克施－奥斯滕说俾斯麦“最精力充沛，可是普鲁士代表中无疑唯独他的政策目标是掠夺奥地利的胜利果实，使我们的巨大努力归于徒劳，毁掉奥地利的财政和威望，让普鲁士成为德国的霸主，实际上存在的（de facto）,不久就会成为法律上存在的（de jure）”。此话完全正确。
在终结克里米亚战争的巴黎和约签订（1856年3月30日）之后不久，俾斯麦写了一份最重要的备忘录，它证明普罗克施－奥斯滕正确解读了他的伟大敌手的想法。在思想和文风方面，它都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政府文献之一。其中俾斯麦发展了他来源于法兰克福的经历的论点：德意志邦联必定会垮台，它的构造已经腐烂，不足以胜任，奥地利和普鲁士不可能在同一个政治有机体中共存。他写道：“德国对于奥地利和普鲁士而言都太小了。双方在同一个领域竞争。既可以造成我们的损失，又可以让我们赢得利益的国家仍然只有奥地利。”他确信无疑，解决双方对抗问题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战争。“从查理五世的朝代以来，每个世纪都要爆发一次彻底的内战，德意志的二元论就是这样调整普鲁士与奥地利的相互关系的。在这个世纪也不例外，只有战争才能调整德国的发展。”
这种观点确实没有丝毫感情用事的痕迹。俾斯麦的其他同时代人基本上不会设想德国同胞之间开战，更不可能宣布挑起战争是为了合情合理的政治目标。不过那正是一些德国人所谓的实力政策（Realpolitik）。至于俾斯麦的实力政策的另一面，可以参考他与冯·格拉赫将军的关于拿破仑三世的通信（1857年）。俾斯麦本人认为此通信很重要，晚年时将其收录进了他的《思考与回忆》的第十八章。他造访巴黎时，于1855年夏天见到了法兰西皇帝。这位皇帝是欧洲政治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为了以后他自己在欧洲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时可以参考，俾斯麦希望研究皇帝的性格。这位普鲁士外交家的个性吸引了拿破仑三世，皇帝称赞他是法兰克福唯一的政治家。而俾斯麦表述了对法国皇帝的相当精明的看法：“他是个明智、和蔼的人，但是不如人们以为的那么聪明。由于心肠好，他的智力被过高评价了。”
柏林宫廷获悉，俾斯麦觉得为了他的政治计划，与拿破仑三世合作是可取的权宜之计。可是冯·格拉赫将军在原则上反对他的想法，因为他使正统主义的原则受到威胁。格拉赫将军参加过反抗拿破仑的战争，还记得拿破仑统治德国的时代，透过“波拿巴主义（Bonapartism）”看到了大革命的余绪，因此与正统的政府势不两立。另一方面，这时的俾斯麦已经不再忠于任何教条或主义，只相信强权政治。于是他向格拉赫披露了自己的新政治理念：“我把法国的正统主义放在次要位置，完全是为了我对普鲁士的热爱。我不在乎目前谁是法国的首脑，在政治的棋局中，法国对我而言仅仅是一枚棋子，但是它必不可少，我下这盘棋，完全是为我的国王和国家服务。对于外国政权和外国人的同情或反感不应该超越我在外交部门为国家服务的责任感，不管是自己还是他人，我都认为那样感情用事是不合理的。那种思想包含着对我们的统治者或国家不忠实的萌芽……以我之见，连国王也没有权利将个人感情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无论他热爱还是仇恨外国。”
“我承认，反对大革命也是我的原则，但是我认为，不应该将路易·波拿巴视为大革命的唯一或主要代表，况且我相信，当某件事最轻微的后果也凌驾其他一切应该考虑的因素时，不可能在政治活动中贯彻一个原则。”
这些陈述都非常强有力，令人信服。但是能否从这段话中得出结论，俾斯麦主张无论其他国家在什么原理的基础上构筑国内的政治制度，自己的国家在决定外交政策时都不应该考虑？那种结论与他在别的情况下的言行并不一致。要分清他在特殊场合或为了特定的实际目的发表的言论，随便推论是危险的。至于拿破仑三世的案例，我们应该考虑到俾斯麦对法国皇帝的国内政策毫无反感，后者终结了法国大革命，而且推行的制度含有许多俾斯麦渴望采纳的内容。此外我们不能忘记，他写给格拉赫将军的信件里有这样一段话：“波拿巴主义没必要传播普及它的统治原理，这一事实使它有别于共和政体……借助革命威胁外国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经成了英格兰的惯用手段。”此处他显然联想起了帕默斯顿（Palmerston）。关于这一点，他对英格兰的感情相当有趣：“谈及外国，我平生始终对英格兰及其居民抱有同情，在某些时候，我还受这种感情影响。但是那里的人民不容许我们爱他们。”然而最后一句话并未透露他的真实动机。他害怕英国制度的宣传和传播会影响普鲁士人民。他知道普鲁士人不太可能受到拿破仑的榜样的引诱，因为拿破仑三世在德国极其不得人心，但是英国的制度在教育程度较高的阶级中间尤其受欢迎。当普鲁士的王位继承人、普鲁士亲王的儿子向大不列颠的长公主维多利亚求婚时，他相当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格拉赫问他对与英国联姻有何看法，他的回答是一连串讥讽，嘲笑“德国米歇尔（Michel）对英国领主和绅士的愚蠢赞赏”，还有“对英国的议会、报纸、运动员、地主和特别法庭的极端偏爱”。长公主抵达普鲁士首都时，著名诗歌《德国人的祖国是什么？》的作者、老诗人阿恩特（Arndt）欢呼：“维多利亚在柏林！让英国精神启迪我们！”有同样想法的无数柏林市民聚集在街道上欢迎这位公主。可是从婚礼庆典返回的俾斯麦情绪低落。看到英国精神在柏林流行，他绝不可能高兴。他害怕它会导致王权的削弱和议会权力的增强，而且那位年轻英国公主的智慧和政治爱好是众所周知的，他相信她能够影响未来的国王，使德国朝那个方向发展。这位未来的普鲁士和德意志的真正统治者的态度决定了英国公主的整个人生和命运。
5．“新纪元”，从法兰克福召回俾斯麦
普鲁士亲王威廉成为摄政王，代替他的哥哥，撤掉了冯·曼陀菲尔的首相职位，俾斯麦在法兰克福的活动随即告终。1857年秋天，腓特烈·威廉四世的精神错乱症状越来越明显，1858年11月，他被迫放弃王权，由他的弟弟摄政，号称“摄政王”。
威廉不如哥哥那么有天赋。他头脑简单，资质平庸。但是他的性格坚强得多，有坚定不移的意志。他足够谦虚，愿意接受忠告，只要是他觉得可以信赖的大臣和官员，就始终如一地支持他们，他还有一定的判断力。不过他缺乏重要的政治思想。他首先而且主要是军人，他的兴趣在军队方面，他认为军事是专属于自己的领域。他的最大抱负只是成为德意志邦联的永久总司令。只要能获得这一特权，他就对德国问题的其他方面不甚关心。在国内政治方面，他是旧式的保守派，但是他憎恨《十字报》派及其阴谋诡计，他们违背他的道德意识，而且他不可能忘记，曼陀菲尔是奥尔米茨之败的祸首，导致了普鲁士最严重的耻辱。他敌视曼陀菲尔和《十字报》派的原因主要是道德上的，而不是政治性质的。不过当曼陀菲尔被撤职之后必须组建新政府时，环境迫使他选择了温和派自由主义者。
他任命的首相是霍亨索伦的查理·安东（Charles Anton）亲王，安东曾经是微型公国霍亨索伦－锡格马林根的君主，为了加入普鲁士王室而放弃了最高统治权。他的儿子查理亲王是罗马尼亚的第一代君主和国王，另一个儿子是世袭的利奥波德亲王，由于觊觎西班牙王位而闻名，也是普法战争的借口。查理·安东亲王与摄政王私交甚密，并且略微有些自由主义思想。他的内阁成员大多数都是温和派自由主义者。新内阁在普鲁士非常受大众欢迎，人们纷纷谈论摄政王开创的“新纪元”。通过普选产生了一个下议院，绝大多数代表都是内阁的支持者和温和的自由主义者，而前不久还很强大的保守党人数大幅度减少，仅占微不足道的少数。这种政策变化的后果之一，就是法兰克福的俾斯麦被召回了。摄政王不喜欢俾斯麦的政策，不过相当赞赏他的才能，所以没有解雇他。他把俾斯麦调到了普鲁士外交部门最显赫的职位：驻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宫廷的俄罗斯大使。威廉最重视这个职位，因为俄国的亚历山大（Alexander）二世是他的外甥，沙皇非常尊敬这位普鲁士舅舅。尽管如此，召回的事情仍然使俾斯麦怒不可遏。他认为德国政策是他的个人贡献——确实如此，调离法兰克福意味着令他丧失威信和否认他的政策。火上浇油的是，他的继任者冯·乌泽多姆（Usedom）是周刊（Wochenblatt）派的一个成员。他鄙视乌泽多姆，还憎恨后者的苏格兰血统的古怪妻子。俾斯麦和妻子在法兰克福的生活非常舒适惬意，现在却只得带着非常沉重的心情离去。不过法兰克福的命运并未因此改变，仍然在1866年成了他的政策的牺牲品。
在从法兰克福前往圣彼得堡的旅途中，俾斯麦在柏林逗留了数日。其间冯·翁鲁（Unruh）造访过他，此人是1849年的普鲁士议院的自由派成员，与俾斯麦关系友好。俾斯麦坦率地向翁鲁陈述了他对普鲁士政策的意见。他认为强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太大了，所以普鲁士不可能在强国中找到可靠的同盟者。如果以正确的方式着手开始，普鲁士能够获得的唯一长久可靠的同盟者是德国人民。听到这个以前的反革命分子的表白，翁鲁显得相当困惑——这种反应很正常，俾斯麦继续说道：“我与十年前进入议院时一样，仍是一个容克。但是我有眼睛和头脑，不可能不明白真实的情况。”
6．圣彼得堡
1859年4月至1862年4月，俾斯麦在圣彼得堡任职。这三年对他的政策有重要意义，因为他熟悉了一个强国及其统治者，这个国家将对他的政策产生影响。当时俄罗斯的统治者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一个善心但是不够强硬的人，还有首相哥查科夫（Gortchakoff）亲王。后者很有才干，十分精通欧洲政治，还非常善于辞令，但是他特别自负，而俾斯麦憎恨自负的人。他曾经说过：“自负是必须从人的价值中扣除的一种抵押品。”虽然这两个人互相打交道的时候极其礼貌、谦恭，其实他们在心底里都讨厌对方。后来俾斯麦变得世界闻名，哥查科夫嫉妒他的名声和权威，不过他足够聪明，用一句巧妙风趣的名言掩饰了这种情绪。“俾斯麦亲王喜欢自称我的学生，”他对德国大使说，“那就好比伟大画家拉斐尔（Raphael）被称为无名小卒佩鲁吉诺（Perugino）的学生一样。”
哥查科夫的政策目标是向奥地利复仇，与拿破仑达成友好的共识，虽然在前不久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法国还是俄国的敌人。1859年3月，在俾斯麦抵达圣彼得堡之前不久，俄国与法国达成了一个高度机密的协议。该协议保证，在即将发生的法国与奥地利的战争中，俄国将保持善意的中立，因为拿破仑与撒丁的首相卡武尔在普隆比耶尔（Plombières）达成了秘密协议（1858年7月），与撒丁王国结盟并准备开战。
对于德国，尤其对普鲁士而言，佛朗哥－撒丁与奥地利的战争引起了一个非常重要而麻烦的问题。究竟应该帮助奥地利，还是允许拿破仑推翻奥地利皇帝，夺走他占据的两个意大利行政区？另一方面，奥地利是主持德意志邦联的强国，而且拿破仑在意大利的胜利可能是法国侵犯莱茵河地区的序幕。举例来说，伟大的战略家毛奇（Moltke）在一封便函中对普鲁士的摄政王说：“倘若我们在奥地利有难之际袖手旁观，失去伦巴底（Lombardy）会使它受到严重伤害。1805年的战争（即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战役）之后发生了1806年的战争（即耶拿战役），法国的下一步将是进攻普鲁士。”
另一方面，拿破仑和卡武尔作为德意志统一的朋友，为反对同一个协议而战：维也纳和约。民族统一是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共同的理想。由于报纸和大量政论小册子上的激烈论战，德国的公众舆论激动了起来。举例来说，德意志社会民主党的创建者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极力主张，普鲁士政府应该“宣布一场民族战争，德意志民主在战争中会成为普鲁士的行为标准”。
应该站在哪一边？普鲁士政府犹豫不决。它愿意帮助奥地利，但是必须满足某些条件，首要条件是普鲁士亲王要成为德意志邦联的全部军队的总司令。不过俾斯麦毫不犹豫。对他而言，奥地利是唯一的敌人。他写信给摄政王的侍从武官，想要“煽动王室的雄心”。他无疑希望摄政王本人看到这封信，其中包含这样的典型句子：“目前的形势再次为我们在彩票盒子里投入了大量奖金，只要我们容许奥地利与法国开战，狠狠侵蚀它的物质力量。然后我们可以让全部军队向西南进军，把界桩放进士兵们的背包，把它们打进地面，或是康斯坦茨湖（Lake of Constance），或是任何新教信仰停止占优势的地方。”
那确实既精彩又令人兴奋。但是与此同时，它形象地说明了俾斯麦以前说过的话，即普鲁士必须不仅勇敢而且非常轻率地利用大危机，使之转化为成长的契机。他表现得完全不顾及道德，而且不考虑法律责任。普鲁士仍然是德意志邦联的成员，邦联禁止其成员实行直接反对其他成员的任何外交政策，在宪章的第一条中，德意志诸邦国的君主就保证“维护德国的外部和内部安全，维护德意志各邦的独立和完整”。普鲁士对于德意志邦联承担了责任，俾斯麦向摄政王提出的建议就是怂恿他轻率地打破国家的庄严承诺。
不过俾斯麦还告诉他的领导外务大臣冯·施莱尼茨（Schleinitz）：“我认为普鲁士受到目前的联邦制度的束缚，这样在关键时刻会危及国家的生存。在我看来，普鲁士的邦联成员身份只是一种疾病，我们迟早都必须治疗，用铁和火（ferro ignique）。”三年后用他的著名定式“铁和血”令举世震惊的那个俾斯麦，通过这句“铁和火”已经可见一斑。
这封写给施莱尼茨的信中还有一个句子，出色地描述了他喜欢的方法：“我们不得不抓住邦联给予我们的每个合法机会，担任受损害的角色。”只要忽略“合法”这个形容词，我们就能明白俾斯麦的真正意思。他总是巧妙地运用“担任受害者的角色”这种方法，在需要决断的时刻获得成功。
摄政王和施莱尼茨都没有听取俾斯麦的轻率的建议。他们玩了一场伺机而动的游戏，结果却迟到了。弗朗茨·约瑟夫在马真塔（Magenta）和索尔费里诺战败之后，突然与拿破仑达成了维拉弗兰卡（Villafranca）停战协议，用放弃伦巴底交换和平。普鲁士已经动员了军队，却不知道要与谁为敌，因而没有宣战，此时陷入了尴尬的处境，好比一个人拔出了剑，却没有敌人，结果不得不把剑收回鞘中。奥地利皇帝郑重宣布，他的天然盟友在他有难时袖手旁观，于是普鲁士的舆论愈加怨恨。普鲁士人指责皇帝宁愿与拿破仑谈判，也不肯向盟友做出任何妥协。可是这种指责并不公正，因为弗朗茨·约瑟夫知道，普鲁士绝不可能愿意帮助他夺回伦巴底。诚然，拿破仑愿意给他的和平不会比在普鲁士的援助下经过长期战争之后可能获得的条件更糟糕。
7．普鲁士的军队改组和维拉弗兰卡停战协议的后果
维拉弗兰卡停战协议在德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它清楚地表明，普鲁士对影响欧洲未来的决定没有发言权，哪怕该决定涉及一个极其重要的成员国。人们普遍的感想是德意志邦联的构造使普鲁士不能参与决定欧洲政策，也不能迅速进行决断。可是怎样才能改变这种构造呢？应该朝什么方向改变？舆论意见在此产生了分歧，严重程度不亚于1848年和1849年的情况。划分派别的依然是口号：大德意志还是小德意志，奥地利还是普鲁士掌握霸权？不过普鲁士的“新纪元”终于终结了反动所导致的休眠时期。有活力的团体纷纷涌现，公民们得以表达和宣传自己的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德意志民族联盟（Deutsche National Verein）。它是普鲁士国内国外的自由主义者的团体，其成员希望通过民族的代表，在普鲁士的领导下改组德意志；换言之，就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革命期间尝试过的政策的延续。该联盟的会长鲁道夫·冯·本尼希森（Rudolf von Bennigsen）是汉诺威王国议院的自由主义反对党领袖，1866年以后，他又成为德意志民族自由党的领袖。他是温和派自由主义的代表，尤其得到受过教育的上层中产阶级的信任。来自代利奇（Delitzsch）的赫曼·舒尔策（Herman Schulze）和另一个汉诺威人约翰内斯·米克尔（JohannesMiquel）都站在本尼希森一边，前者是普鲁士民主派的领袖，也是德意志自由合作协会的创建者，后者在俾斯麦下台以后，于1890年成为了普鲁士半个世纪以来最能干的财政大臣。
假如“新纪元”的普鲁士政府有能力推行彻底改革德国的计划，它本来可以获得民族联盟的优秀协助。几位自由派大臣也可能倾向于这个方向。然而政府太软弱，无法推行不符合摄政王的正统主义原则的政策。在1858年11月的公告中，威廉正式宣布：“普鲁士必须对德国进行道德征服。”可是普鲁士进行这种道德征服的前提条件是获得德国人民的帮助，并且不顾各邦国君主的反对，虽然他们都不愿意牺牲珍贵的最高统治权，哪怕一部分也不行。为了迫使那些君主屈服，就必须依靠人民，而那样做又违背威廉的正统主义原则。
此外，有关其他问题的分歧也扰乱了威廉与他的自由派大臣的和谐关系，这暴露了他的保守甚至专制主义习性。这也是维拉弗兰卡停战协议的后果之一，它造成了最深远的影响。
普鲁士军队在意大利－奥地利战争期间的调动揭示了其军队组织的一些缺点。摄政王首先是军人，他年轻时接受的是军事训练，不是管理政府的训练。他有信心“自己判断的事务只有军队事务”。现在他想要彻底改组军队，为此他委派冯·罗恩（Roon）将军担任战争部长。罗恩是优秀的组织者和一流的军事专家，虽然不算天才，但他是个不择手段的阴谋家。政府成员的首要职责似乎应该是与同僚和睦相处和协作。罗恩却完全相反，他是强硬的保守派，认为他的职责是打倒自由主义者的同僚。虽然他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但作为军人，他非常清楚伙伴关系的义务，于是他尽全力暗中破坏威廉对其他大臣的信任。这些大臣为采取一些变革措施而向他提出建议时，罗恩写信给威廉说：“我的国王和主人竟要向其他人的意志屈服，作为一名普鲁士军人，我的心不能承受。”他告诫国王提防议会势力的增强，因为议会可能危及“强大活跃的王权”。
他的计划是通过除掉自由派的同僚，给他的朋友奥托·冯·俾斯麦留出空间。威廉的加冕礼的相关事件就是罗恩的方法的例证之一。1861年1月，发疯的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终于去世，摄政王成为国王，号称“威廉一世”。这时当然要举行隆重的加冕典礼。威廉希望用在宪法之前的通常形式举行加冕典礼，假装普鲁士依旧是他父亲那个时代的君主专制国家。他还希望得到王国等级会议的郑重效忠，即使在实行宪政的君主国没有这样的机构。大臣们觉得他们有义务反对国王的异想天开，可是他们的同僚罗恩写信给俾斯麦说：“由于涉及效忠的争吵，爆炸的时机几乎成熟了。国王不可能让步，除非永远断送他自己和王冠。大多数大臣也不可能屈服；否则就等于切开道德的肚子，在政治领域自取灭亡。他们不能不违抗国王，而且将继续不顺从……如果你同意我的看法，认为大臣们的态度仅仅是教条主义的虚伪……你就可以进入国王的政务会，没人表示异议。”但是俾斯麦无意站出来捍卫国王的中世纪式的任性奇想，他回信说，他不理解为什么效忠的问题对双方如此重要。最后双方通过妥协解决了问题，虽然国王在加冕典礼上的表现足以激起了普遍的反对，因为人民看到国王心中依旧充满了神圣君权的过时观念。这个时代的普鲁士人非常忠诚，只要能与国王达成一致，他们什么都不想要。只要有一点自由和进步，他们就能轻易满足。然而威廉制止这些自由，进步的措施，奉行专制主义的教条，拒绝了人民的善意。
另一方面，自由派大臣们令国王感到恼火，因为他们强迫国王让步，即便只是部分让步。
不过真正致使他们垮台和“新纪元”终结的是军队的改组问题。罗恩借此成功地离间了大臣们与国王，也使大臣与议会代表们之间产生了嫌隙。
改组的一部分无疑是合理的。自从解放战争以来，全面征兵的原则已经成为普鲁士的法律。每个健康的年轻人都必须在军队服役，但是后来这一规则只有部分实行。事实上，每个年龄段中只有一部分人被征兵。因此有可能增加征兵的比例进而增强军队力量，在政治上也是合理的。这部分计划没有遇到强烈的反对。在这方面，国王本可以轻易推行他的计划。但是有两个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第一个问题是士兵服役的时间长度，旧法律规定的时限是三年。不过实际上，两年以后士兵就被永久性遣散离开。现在国王希望士兵服满三年的兵役，他的理由既是政治上的又有军事性质。他认为连续三年的兵役也许不够将他们训练成合格的士兵，若要摧毁他们的平民心态，三年就更加不够。
民兵组织的问题与服役时间长度的问题有密切联系。其背景还是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普鲁士民兵组织是解放战争的产物，在那时光荣地发挥了作用。人民为之自豪，与正规军相比，他们认为民兵是自己的军队。民兵（Landwehr-Mann）是武装的平民。民兵组织有自己的军官，与正规军的贵族军官不同，其中大多数不是“容克”。正因为如此，死硬保守派冯·格拉赫将军说“民兵是全国唯一真正的自由主义组织”。但是人民喜欢民兵的因素却使国王和罗恩觉得它可疑。他们讨厌民兵，因为民兵与公民生活的联系太密切了。今天的民兵是昨天和明天的选民。1849年德国南方有人起义，为法兰克福议会的德国宪法而抗争，普鲁士军队被派去镇压时，一些士兵表达过明显的不满。国王想避免历史重演，防止出现政治独立的迹象。他改组军队的计划的目标是削弱民兵组织。
军队改组必然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不过民众普遍表示反对的真实理由在于服役的时间长度和民兵的“重要性降低”。即使在完全倾向政府的下议院，这种不满也表现得非常明显。由于无法压制反抗，政府只得撤回了改组的议案，转而要求900万泰勒（thaler，德国古银币名——译者注），用于第二年的军事经费。大臣们强调，这笔开支的用途是临时的。大多数议员急于帮助和支持自由派的大臣，就授权按照上述条件提供临时资金。然而一旦得到批准，国王就组建了新的军团——正规军。这明显是背信弃义。
国王是按照军事顾问的建议行动的。顾问包括埃德温（Edwin）·冯·曼陀菲尔将军，他是前首相奥托·冯·曼陀菲尔的堂弟，国王的军事内阁的首席幕僚中，除了冯·罗恩大臣，他是最有势力的。“军事内阁”是普鲁士特有的一种奇怪机构。它在宪法中不存在，恰恰相反，宪法规定，除非得到尽责可靠的大臣的联署，否则国王的一切治理行为（Regierungsakte）都没有法律效力。设置军事内阁的目的是让国王能够管理军队事务而无须得到大臣的联署，进而避免对下议院负责。题为《解救我们的唯一途径》（Was uns noch retten kann）的匿名小册子强调指出了这一点。其作者是柏林的年轻法官卡尔·特韦斯滕（Karl Twesten），他是热情的爱国者，也是有坚定信仰和真正政治见识的自由主义者。他有勇气指名道姓地说埃德温·冯·曼陀菲尔是“糟透了的位置上的糟透了的人”。特韦斯滕毫不犹豫地承认了作者身份，曼陀菲尔的回答是向他发出决斗挑战。为了避免被说成懦夫，特韦斯滕接受了挑战，结果将军打伤了他。他完全理解这一步骤的意思：对军队事务的一切批评都要变得不可能。凡是能够正确地解读时代迹象的人都会看到，军国主义正在占据优势，并下定决心用一切手段夺取特权地位。尽管如此，大多数议员仍然批准了1861年的军费开支，虽然政府未能兑现承诺，没有提出议案永久地解决争议的问题。
但是现在人们日益感到大臣派对政府过于卑躬屈膝了。下议院的一些年轻议员脱离大臣派并组成了一个新党派，立刻赢得了广泛支持。它的名称是德意志进步党（DeutscheFortschrittspartei），“德意志”与“进步”两个词同样重要。该党的纲领是“号召在普鲁士领导的中央政权下建立稳固统一的德意志，并成立共有的德国议会”。与此同时，保守党正式宣布：“不能让共和国这种污秽淹没普鲁士。我们厌恶抢夺王权和诈称民族性的行径。”假如普鲁士政府有足够的勇气坚决地贯彻德意志政策，那么可以得到哪一方的支持？答案十分清楚。然而国王并不关心新进步党的这一方面，他只关心国内政策的计划：宪法的发展，民兵组织的维持以及两年的兵役。在1861年11月的选举中，进步党赢得了非常可观的胜利，第一次被提名了候选人，这令国王非常恼火。该党获得了许多席位，变成了下议院中的决定性因素。自由派大臣的党派损失惨重，而保守党被完全击垮了，连罗恩也失去了议院的席位。
在圣彼得堡，俾斯麦怀着最大的兴趣关注国内的这些发展和党派政治，尤其因为现在他十分公开地渴望在政府中得到一个职位。他的朋友罗恩竭尽全力说服国王委派他。俾斯麦本人也为了争取候选资格而前往柏林。可是国王不愿意把这个任性的人招进政府，若干年以前，威廉曾经说他的政策是“中小学男生的政策”，如今他的政策引起的怀疑并未减少分毫。
现在俾斯麦其实有了属于自己的政策。它与保守党的计划不可同日而语。读到保守党的宣言中“诈称民族性”那段话时，他气势十足地大加批评，嘲弄了那些“完全非历史、不敬上帝、无法无天、诈称君权的德国君主们”。此外，他还主张给予德意志议会的人代表权，令保守派的朋友们感到惊慌。不过他希望这些代表不是由人民选举，而是由各个邦国的议院任命。
俾斯麦十分清楚，这些看法与威廉有很大分歧。在前面引述过的信件中，他坦率地对罗恩谈及“国王的个人意志把正统主义方向强加给我们的外交政策”，还非常精明地补充道：“我相信，只有改变我们的‘对外’态度，国王在国内问题的位置才能得到解放，我们几乎与法国人一样爱慕虚荣；如果我们能让自己相信，外国是尊重我们的，那么我们就准备好接受许多国内问题了。”然后他说出了他最典型的一段话：“对我的君主，我犹如旺代人（Vendean，作者注：bis in die Vendèe，法国最忠诚的保皇主义者）一样忠诚，但是对于其他人，我没有一丝一毫的责任感，我不会为他们的利益行动，哪怕只是动一根指头。我担心这种思维方式与我们最仁慈的君主格格不入，因此他不可能认为我是合适的王家顾问。”
其实国王最怀疑的不是俾斯麦对于原则问题的态度，而是他的外交政策的意图。他认为俾斯麦企图促使普鲁士和拿破仑结盟。怀疑驻圣彼得堡大使的不仅是国王一人。有些新闻记者说，俾斯麦赞成把莱茵河左岸割让给拿破仑，以便换取法国帮助普鲁士吞并汉诺威、萨克森和黑森－卡塞尔（Hesse-Cassel）选帝侯国。这种传闻似乎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反复传播谣言的是与普鲁士外交部有关系的人。那不是说俾斯麦确实愿意把德国的部分领土割让给拿破仑，而是他希望用这种承诺引诱皇帝，然后设法不兑现诺言。
话虽如此，俾斯麦肯定认为在原则上回避拿破仑是一个严重错误。在写给冯·格拉赫将军的最近一封信中，他用一种惊人的类推法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如果你从一开始就封锁六十四格棋盘中的十六格，我就不可能玩象棋。”他需要的是完全自由的棋盘，不要受到任何基于原则或传统的考虑的束缚。几年前俾斯麦在法兰克福逗留的最后数日里，当法国－撒丁同盟与奥地利之间的战争迫在眉睫时，他曾经在一次晚宴后对一位奥地利外交家说：“既有与上帝的协议，也有与魔鬼的协议，如果有人试图避免，魔鬼就会插手把它们掺和到一起。”（Il y en a desarrangements avec Dieu，et il y en a avec le diable，et si on n’en faitpas, le diable s’en mêle.）换言之，俾斯麦不关心拿破仑三世是不是魔鬼；不过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打算为了回避拿破仑而毁掉自己的地位。
8．任驻巴黎大使
1862年3月，国王从圣彼得堡召回了俾斯麦，但是没有指派新的职位给他。俾斯麦前往柏林，期望被召进内阁。当时国内形势又严峻了起来。国王已经找借口解散了下议院，并撤换了自由派大臣们。罗恩和其他一些比较保守的大臣们保住了职位，其中包括外务大臣伯恩斯托夫（Bernstorff）伯爵和财政大臣冯·德·海特（von der Heydt）。但是政府在选举中遭到了更惨重的失败，进步党再次赢得了辉煌的胜利。尽管如此，国王还是不愿意将内阁职位托付给俾斯麦，他一直难以下定决心。另一方面，俾斯麦却相当乐意等待时机，直至形势进一步恶化，那时国王必定别无选择。后来他相当直言不讳地承认，在那个阶段他只希望当上大臣，到那时国王就将被迫无条件地跟他祸福与共。于是他第一次作为普鲁士大使前往巴黎。
在去巴黎的途中，俾斯麦在法兰克福遇到了以前的同事、议会的英国公使亚历山大·马利特（Alexander Malet）爵士，十分坦率地向他讲述了自己的计划。马利特写信回伦敦说：“俾斯麦首先是普鲁士人，其次是不折不扣的普鲁士人，第三是德意志的普鲁士人……他的人生目标和政治野心的对象是普鲁士的领土扩张，我相信他为了达到目的不会有任何顾忌，不会受良心的限制。”
俾斯麦的法国大使任期仅有几个月，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在首都巴黎之外度过。他造访了伦敦，那里正在召开工业博览会。其间有一个事件很引人注目。他见到了迪斯雷利，给后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迪斯雷利说：“小心注意这个人，他的话都是当真的。”
俾斯麦还与拿破仑三世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交谈。他从皇帝的言辞和态度中感到，未来当他掌控普鲁士的外交政策时，能够依赖与拿破仑的合作。当然，拿破仑相信等到那时他能指导两个国家的政策，而俾斯麦的计划是为自己的目的利用皇帝。他写信给他的领导伯恩斯托夫说，皇帝“差一点儿说出最没节操的结盟提议”，于是他不得不扮演约瑟夫（Joseph）对波提乏（Potiphar）的妻子的角色。他知道国王十分厌恶拿破仑，将其视为德意志和普鲁士的民族公敌，所以他什么都不能做。
同年8月，俾斯麦去了大西洋岸边的法国著名海滨旅游胜地比亚里茨（Biarritz）。他在那里遇见了布鲁塞尔（Brussels）的俄罗斯公使的年轻妻子，俄罗斯公主凯瑟琳·奥尔洛夫（Katherine Orloff）。在她的陪伴下，他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几个星期。他从比亚里茨写给妻子和妹妹的信件是最精彩、最有诗意的。信中描述了风景，还有这位聪明、风趣、精通音乐的年轻女人的魅力。它们让人想起《仲夏夜之梦》中的一幕，以及奥伯龙（Oberon）的令人迷醉的森林。只知道那个“铁血宰相”的人都无法想象他能写出如此充满诗意和魅力的文字。
这段时间里，俾斯麦一直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他正在等待罗恩发来信件或电报，将他召回柏林。然而期待落空了。他收到了罗恩和伯恩斯托夫的信件，消息都令人失望。国王仍在犹豫不决。俾斯麦返回巴黎之后，终于在9月18日收到了罗恩的电报：“迟则危险。赶快！ ”（Periculum in mora. Dépêhez-vous）那是事先安排的暗号。第二天俾斯麦就匆匆赶往柏林了。
9．首相的任命
与此同时，柏林爆发了一级危机。政府发现，除非向大众的要求做出相当大的让步，否则就不可能让下议院通过军事议案。一些激进派的议员们想抛弃整个新组织。可是进步党的相当多的成员倾向于妥协。特韦斯滕现在是柏林的议员，他在议院发表了出色的演讲，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这时如果政府愿意让步，最大部分的军事组织就能够保留，也可以避免整个国家和宪法的危机。
在宪政国家议会处于这样的立场，通过掌握钱袋子影响政府的政策。普鲁士保守主义的理论家斯塔尔总是念念不忘议会的危险性，连普鲁士的议会也有可能利用控制财政收入的权力剥夺君主统治的优势地位。因此他偷偷引入宪法第109条，规定现存的税和赋应该继续征收，除非有新的法律改变它们。按照目前对这一条款的诠释，即使议会没有通过政府预算案，公民也必须交纳赋税。但是另一方面，宪法（第99条）用许多文字规定，每年的税收和开支应该预先进行核定，包含在预算案中，预算数额每年由法律确定。该法律应该得到议院和国王双方的批准。凡是希望不带偏见地解释这一条款的律师都必然得出结论：倘若政府没有得到议院的同意，哪怕只花了一分钱，也是违反宪法的行为。因此只要议院不批准预算案，政府就不能花钱，尽管按照第109条的规定，税收依旧继续流入财政部的金库。
到此为止，宪法似乎相当清楚。但是自从古希腊的诡辩家出现以来，总是有些人拥有颠倒黑白的才能。普鲁士的诡辩者说道：“预算案合法的前提是征得：（1）第二议院即下议院；（2）上议院；（3）国王的同意。如果这三个主体之一不同意，就没有预算案。”正常人会得出的结论是：在此情况下，政府不能花钱。可是普鲁士的诡辩者否定了这个结论，声称宪法中有“缺口”（eineLücke），国家必须生存，因此为了国家的利益，政府可以用它认为正当的方式花钱。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宪法缺口理论（Lückentheorie）。由于上议院中最反动的容克占压倒性多数，如果下议院通过了政府不喜欢的预算案，这种缺口随时可能出现。
这种理论就是诡辩。通过报刊传播它的大臣们自己也十分清楚，它是站不住脚的诡辩。他们在紧要关头呈递给国王的一份备忘录表明了这一点。他们十分坦率地说，如果下议院驳回预算案，就等于剥夺了政府的行政管理的宪法基础；如果违背下议院投票的明确结果，试图使用财政收入，他们就违反了宪法。包括罗恩在内，内阁的全部成员都在该备忘录上署名了。
国王看了这份备忘录极度愤怒，试图与大臣们争辩。可是他们最终坚持己见。
下议院第一次分组表决时，政府立场的岌岌可危变得明显起来。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失败。9月17日上午，罗恩突然走上议院的讲坛，以整个内阁的名义宣布，政府决不希望发生冲突，可以在特韦斯滕的动议的基础上拟定可能的折中方案，前提是下议院愿意给出某些“补偿”。
那不算太过分，却足以在顷刻间改变议院的气氛。议院干脆立刻休会，让政府有机会在预算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与下议院达成共识。国王以为进步党是革命派，该党却急于寻求妥协，即使他的军事顾问们为对付该党秘密准备了暴力措施！
然而国王立刻摧毁了全部希望。大臣们建议他允许两年一次的服役，可是国王不听，他只听军事顾问的话，一个非常中庸温和的人用一句话描述了他们的感情：“军事顾问们渴求冲突，犹如雄鹿渴望饮水。”9月17日上午罗恩宣布政府愿意寻求妥协，就在同一天晚上，国王召集了一次政务会。外务大臣伯恩斯托夫和财政大臣冯·德·海特建议国王以内阁的一般备忘录为蓝本。这时罗恩突然转变立场，向国王报告说他准备不要预算案就运营政府，令他们勃然大怒。罗恩的表现使国王与议会的冲突不可避免，对于他们而言，罗恩的声明完全出乎意料。毫无疑问，罗恩的做法等于打破了他拥护宪法的誓言。他知道有一个人能胜任统治普鲁士的任务，不会由于违反宪法而有任何良心不安。罗恩给俾斯麦发了一封电报，催促他立即在危机中登场，政务会的戏份就此结束了。
罗恩声称政府不仅不打算做出任何让步，而且从未提议过让步，当然，下议院议员们感到非常愤怒。不可避免的后果是下议院否决了军队预算案，现在冲突公开爆发了。
在俾斯麦抵达柏林之前，王太子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试图让国王和议院达成妥协。王太子与他那一代人一样是自由主义者，急切地想捍卫未来的王国的年轻宪法，避免发生难以预测的大动乱。此外，他确信服兵役的时间有两年就足够了。国王不能驳倒他的论点。不过国王给他看了一份宣布为王太子逊位的文件，并让他签名表示同意。王太子坚决谢绝了。尽管存在意见分歧，他仍然爱他的父亲，决不愿意在父亲活着的时候戴上王冠，就像莎士比亚（Shakespeare）笔下的哈尔（Hal）王子继承亨利四世的王位那样。
现在俾斯麦的仕途畅通了吗？王太子不可能那么想。因为国王告诉他，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召回俾斯麦。毫无疑问，国王受到了王后的影响，她认为俾斯麦是她不共戴天的敌人。然而三天之后，王后失败了，俾斯麦就任首相。
关于1862年9月22日的历史性接见，俾斯麦本人用他无法仿效的方式在《思考与回忆》（第十一章）中进行了记述。他的故事虽然不准确，却值得一读。本质要点在于，现在国王别无选择，只得将政府托付给俾斯麦，因为唯独他既愿意又有能力公然反抗议会，并且不关心是否违反宪法。俾斯麦绝对无所畏惧，严格而有干劲，愿意无条件为国王服务，如同向封建领主效忠的臣民，这些都给国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见结束时，俾斯麦已确定成为首相兼外务大臣，而且不受任何规划的妨碍，诸如国王最初曾经希望提出的计划。
我们不需要问，俾斯麦是否真心希望成为国王的忠实仆人。他准确地了解威廉，包括他的全部弱点，可以肯定他会引导国王，而不是相反。他在内心深处知道，他注定将引导国王达成威廉从未梦想过的目标。俾斯麦一边向威廉承诺追随他，一边确信国王将被迫跟他祸福与共，这样他进入内阁的条件就满足了。
24年前，俾斯麦只是一个23岁的年轻人时，就在信中写道：“我希望只演奏自己喜欢的乐曲，否则就不要演奏音乐。”1862年9月，他终于站上了领导管弦乐队的位置，指挥他喜欢的音乐。他的音乐将在此后28年间响彻普鲁士和德意志，最终传遍整个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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