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有幸应牛津大学历史系之邀，在巴利奥尔（Balliol）学院会堂主讲过一系列课程，本书是在此基础上写成的。我写过一部三卷的《俾斯麦传》，在战争期间由欧根·伦奇·费尔拉格，埃伦巴赫－苏黎世（Eugen Rentsch Verlag，Erlenbach-Zürich）在德国出版，本书尝试概括了其中的要点。当然，希望详细审查我的理论和论点的学者应该参考完整版。在完整版每卷的附录中还可以找到相关事实的具体论据。
我想感谢我的儿子弗兰克·艾克（Frank Eyck），他协助我准备英文版本，并在我出国期间处理完成出版事宜。
埃里克·艾克
1949年于汉普斯特德
前 言
我怀着既高兴又感伤的心情接受出版商的邀请，为本书的新版撰写一篇前言。我的父亲已于1964年6月在伦敦去世，写下这几行字时，我再次特别鲜明地感觉到已经失去了父亲的陪伴，与此同时，我也为他投入全部精力的作品继续获得关注而感到欣慰。
我的父亲在完成俾斯麦（Bismarck）传记之后，仍然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密切关注新公布的那个时代的资料。最令他着迷的是有关霍亨索伦王室（Hohenzollern）的西班牙王位候选人以及1870年战争起因的档案文件的开放。1957年时，此前保存于德国外交档案馆中的秘密文件得以发表，乔治·博南（Georges Bonnin）编写了《俾斯麦与霍亨索伦王室的西班牙王位继承人》，并添加了一篇介绍，伊莎贝拉·M.马西（Isabella M. Massey）将它翻译成英文，古奇（G. P. Gooch）撰写了一篇前言（伦敦：Chatto & Windus）。关于俾斯麦在此事件中扮演的负面角色，德国官方的说法被稳定不变地暗中诋毁了多年，现在博宁能给出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宰相参与了此事。假如没有俾斯麦的支持，霍亨索伦－锡格马林根（Sigmaringen）的利奥波德（Leopold）决不会接受王位候选人身份，王朝的统治者——普鲁士国王也不会给予必需的认可。我的父亲在本书较晚版本上添加了一个简短的脚注[1]。基本上，父亲认为他在博宁版本以前所作的记述得到了后者的巩固。至于俾斯麦为什么支持一个容易与法国发生摩擦的王位候选人，其动机依旧是个谜。在评论博宁的作品时，我的父亲得出的结论是俾斯麦肯定乐意为继承人问题与法国发生冲突（Zusammenstoss），因为在他看来，德法之间在不久的将来必然发生战争[2]。博宁的作品的主要基础是缴获的德国外务部文件，而格哈德·里特（Gerhard Ritter）的学生约亨·迪特里希（JochenDittrich）在撰写《俾斯麦，法兰西与霍亨索伦王室的西班牙王位继承人》（慕尼黑：奥尔登堡［Oldenbourg］，1962年）时，主要依据是锡格马林根王室的档案文件。迪特里希认为俾斯麦并不希望挑起战争，我的父亲摈弃了这一推论[3]。
在新近透露的档案材料中，我的父亲还对《荷尔斯泰因文件》颇感兴趣，它在1955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编者是诺曼·里奇（Norman Rich）和费希尔（M. H. Fisher）。他在他的文集《德国政治专题讨论，德国国会议员和近期德国历史研究》中专门用了两个章节，借助新资料重新考虑重要的外交部官员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Friedrich von Holstein）。在很大程度上，他发现自己不能接受关于荷尔斯泰因的性格的更有利的诠释，即《荷尔斯泰因文件》的编者所得出的结论。父亲尤其坚持认为，荷尔斯泰因的表现令他在巴黎大使馆的领导哈里·冯·阿尼姆（Harry von Arnim）蒙受了耻辱。在他的文集《德国政治专题讨论，德国国会议员和近期德国历史研究》的“荷尔斯泰因与俾斯麦”一章中，我的父亲回顾，阿尼姆在1874年受审时的一位辩护律师曾经告诉他，荷尔斯泰因作为原告方证人给人留下了非常糟糕的印象。关于荷尔斯泰因的篇章的大部分内容收录于《外交历史和史料编纂研究，纪念古奇》，扎尔基西安（A.O.Sarkissian）将其改编成“作为俾斯麦评论者的荷尔斯泰因”（伦敦：朗曼［Longmans］出版社，1961年）。他高度评价了收录文件和日记的第二卷，它们对于理解俾斯麦的圈子有很大作用。至于宰相去职以后的时期，我父亲的结论是：“荷尔斯泰因在此之前已经是俾斯麦的批评者，他的日记给出了无可辩驳的证据。”
我的父亲承认那些档案文件中包含大量的工作成果，奥托·贝克尔（Otto Becker）据此写成了《俾斯麦建设德国的奋斗》，在作者去世后，亚历山大·沙夫（Alexander Scharff）又进行了改编和增补（海德尔堡［Heidelberg］：Quelle & Meyer，1958年）。不过在他看来，关于1862年至1871年间的德国问题的这段详细记述对俾斯麦太有利了[4]。他乐意看到施皮策姆堡男爵夫人（Spitzemberg）的日记的公开发表，男爵夫人对俾斯麦充满温情，但是并非毫无批判的崇拜者[5]。
因此德文的三卷本传记《俾斯麦，生活与工作》（苏黎世Zürich：Eugen Rentsch，1941—1944年）和本书（1950年初版）正好经得起新资料的考验。连批评者也承认他熟悉相关资料[6]。考验在于，父亲的关于俾斯麦的作品主要涉及诠释领域。我的父亲承认俾斯麦有天赋，他掌握欧洲外交的技巧，具备敏锐的感知能力，能够吸引朋友和对手，只要他愿意就能影响他们。但是他还谴责俾斯麦缺乏某种道德原则，比如常常不诚实，残酷无情地利用优越地位压制国内的敌手。当然，他并不以批评德国的政治领袖为乐。在私人生活中，我的父亲是个和善、热心、宽容的人，在对别人进行判断时非常谨慎。部分原因是他受过律师的训练。人们有时会误解法庭上的职业经历对他的影响。他当过多年的辩护律师，但是并未养成严厉地判断他人的习惯，此外律师权衡证据的职业训练无疑有助于历史学家的工作，而不是一种障碍。与此类似，他的批评态度绝非来源于反德意志的感情。1906年，在自由主义的全盛时期，他造访了英格兰，从此不列颠的政治制度激起了他的赞赏。他对这个国家满怀感激之情，因为在纳粹掌权以后，英国给他和他的家人提供了避难所，战争结束后，他为入籍的事感到自豪。但是这些情感与另一种情感同时并存，他始终怀着强烈的、基本上同情的态度关心祖国的命运。早年在柏林当律师时，他就找时间集中阅读历史作品。他越来越确信自己的结论，即德国学院派的历史学家们未能对俾斯麦进行客观的记述。作为积极实践的自由主义政治家，他认为宰相不公正地对待他的自由派政敌，并为此感到愤怒。当纳粹政权摧毁了他所信仰的德意志时，他开始着手寻找导致那场政治灾难的历史原因。因此在他看来，对俾斯麦的职业生涯进行大胆地审视和批判具有最重要的历史和政治意义。纵然面对一个民族最珍视的成就或功绩也必须保持客观，这是历史学家的职责，虽然这种任务常常令人不快。在必要而痛苦的民族自我治愈的过程中，他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在进行政治方面的治疗之前，必须先对国家的过去进行现实主义的审查。我们不能将历史学家的工作仅仅视为“学术性的”，因为他们的发现必定对未来的事件产生某种影响。由于上述原因，我的父亲从未仅仅为专家写作，他的作品面向范围更广的非专家的读者。1945年以后，他对铁血宰相的新诠释无疑在德国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反响。三卷本的传记充满了真正的心理学需求。德国的学院派历史学家们的反响比较复杂，有些人持赞同意见，可是多数人持保留态度甚或抱有敌意。这不足为奇。正是由于促使我的父亲重新审视俾斯麦问题、以新的眼光看待德国的历史的原因，大多数19世纪的历史学家不愿意接受他的理论。此外，对一位伟大政治家的生平和时代的研究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在德国历史学家中间已经变得不再流行，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他们宁愿将注意力集中到比较狭隘的领域。
我的父亲在写关于俾斯麦的作品时提出了一些假设，它们并不比批评者的观点更容易受到证据或反证的影响。假设之一是温和的自由主义与民主的综合在18世纪60年代的德国是切实可行的，如同在大不列颠逐步发生的那样。自由的民主制这一主题在一篇题为《自由与民主1848—1948》的文章中进一步拓展，1948年在罗马召开了1848历史百年纪念代表大会，父亲在会上宣读了这篇论文[7]。德国本来或许也会像英国一样，温和的自由派与激进派能够在彼此都满意的条件下实现合理的永久性融合，然而在欧洲大陆，合作的障碍大得多。德国与英国不同，在1848年经历过一场革命。因此双方在障碍两边相遇之前，俾斯麦那个时代的德意志进步党（Fortschrittspartei）成员仅有几年时间。
我的父亲认为，议会制政体是比个人统治更有效率的治理方法，他还确信从18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的状况来看，转变的条件已经成熟。关于这一论点的前半部分，如今德国的历史学家几乎没人愿意坚持相反的观点。威廉二世的统治时期一般很容易证明有效的议会制度的价值，即使俾斯麦的执政时期未必尽然。
争议主要集中于假设的另一方面，我的父亲主张，实际上德意志的自由主义者有能力统一德国，不必使用俾斯麦利用过的许多令人不快的手段，也就不必给德国的未来借下沉重的抵押贷款。由于专业训练，历史学家在处理“本来可能实现或发生的事”时天生有缺陷。无论形式如何，俾斯麦最终统一了德国，而德国自由主义者们未能实现那个目标。我的父亲相信，德国在19世纪60年代得以统一，是符合人们意愿的自然的发展。奥托·普夫兰策（Otto Pflanze）持不同的论点，他在《俾斯麦与德国的发展，第一卷：统一时期1815—1871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3年）中写道：
德国民族主义者普遍认为，统一是无法抗拒的潮流，横扫数十年，直至1870年最终实现，这种观点只是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们的虚构，来源于那些“小德意志”领袖的希望和强烈意愿，比如西贝尔（Sybel）和特赖奇克（Treitschke），他们是那些历史学家的思想上的祖先。俾斯麦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提供的刺激，是德国民族主义开始推动群众的必要条件。
历史学家已经仔细地审查过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为一个民族国家，例如特奥多尔·席德尔（TheodorSchieder）所著的《作为民族国家的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科隆［Cologne］：西德Westdeutscher Verlag，1961年）。
人与事件的相互作用总是吸引历史学家的关注，尤其是衡量俾斯麦的成就。两位老练的历史学家已经审查过这个问题。莫斯（W.E.Mosse）在《1848—1871年的欧洲势力与德国问题》（剑桥大学出版社，1958年）中得出结论：俾斯麦统一德国的任务“由于环境而变得比较容易。假如他运用高明的技巧，最初就是好的”。梅德利科特（W.N.Medlicott）在《俾斯麦与现代德国》（伦敦：英国大学出版社，1965年）中归纳道：“为了维持一种分寸感，我们必须记住，他（俾斯麦）的崇拜者们经常夸大他面对的障碍和困难。”
恩斯特·鲁道夫·胡贝尔（Ernst Rudolf Huber）的作品《1789年以来的德国宪法史，第三卷：俾斯麦与帝国》（斯图加特［Stuttgart］：Kohlhammer，1963年）详细记述了那个时代的宪法历史。
关于俾斯麦的争议仍将持续。我的父亲的作品本质上不能终结这场论战，只会引起新的争议。他提出的问题也许将在未来的许多年里继续吸引历史学家们。
弗兰克·艾克
1967年9月
* * *
[1]另见于我的父亲撰写的关于俾斯麦的历史协会小册子，它增加一些内容后以“From Metternich to Hitler”为题出版，edited by W. N. Medlicott（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3），165—182页，尤其是166页，脚注2。
[2]初出：Deutsche Rundschau 84，8 （August 1958），732。重印：ErichEyck，Auf Deutschlands politischem Forum （Zürich：Eugen Rentsch，1963），91—112。
[3]他的评论见于Deutsche Literaturzeitung，Jahrgang 84，Heft 7/8（July ＆ August 1963），619。
[4]他的评论见于Deutsche Literaturzeitung，Jahrgang 82，Heft 6（June1961），545—550。
[5]Das Tagebuch der Baronin Spitzemberg，edited by Rudolf Vierhaus（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60），Contemporary Review，201 （June1962），322—324.
[6]“Erich Eyck”，William H. Maehl， in Essays on eminent Europeans，Some 20th Century Historians，edited by S. William Halperin （The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1961），227—253.
[7]Convegno di Science Morali Storiche e Filologiche，October 1948（Rome：Accademia Nazionable dei Lincei，1949），23—97.
绪 论
这些篇章的主题是19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人物，此人不仅对于德国，而且对于整个欧洲的历史和发展都有重大意义。他的行动造成的影响之深远，同时代的任何政治家都无法相比。位于欧洲大陆中心地区的德意志的统一，奥地利被逐出德意志和意大利，第二帝国的衰落，法兰西的战败，以及随之而来的法兰西与德意志的长期敌对，德意志帝国与哈布斯堡（Habsburg）君主国的结盟，丹麦王国的分裂，这些事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直是欧洲历史的明显界标，而它们全部是俾斯麦（Bismarck）的成就。每个人都明白，另一种转变不那么明显但是同样重要而且影响深远，即德国人民的精神和心态的转变，俾斯麦对此也应该负责。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俾斯麦是“铁血宰相”。这一称呼有很好的理由。他本人创造了“铁和血”这个词组，而且贯彻终生。与同时代的政治家相比，他具有智力上的优势，不仅他的国民，而且整个欧洲的外国政治家们都公认这一点。1870年法国战败，在拿破仑（Napoleon）垮台以后担任法兰西共和国外交部长的朱尔·法夫尔（Jules Favre）承揽了谈判和签订停战协议的困难任务。他无疑没理由喜欢俾斯麦。可是他说俾斯麦“这个政治家凡是他能想象得到的就能超越”。不列颠的首相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尖刻地批评俾斯麦的政策，可是他在后者失势之后写道：“德意志的亚西多弗（Achitophel，《旧约圣经》中大卫王的谋士——译者注）走了——可是我怀念那位老人的非同寻常的洞察力。”
俾斯麦的回忆录《思考与回忆》（Gedanken und Erinnerungen）是英国历史学家广泛阅读的作品，乔治·古奇（George Gooch）说它“作为治理国家的技巧的手册，其价值是难以超越的”，“政治家、历史教师和学生必须选择它作为保留读物”。无论如何，它无疑是一部文学杰作。其中一些场景令人难忘。我要补充一下，他还是第一流的文字作者。他写给他的婚约者和未来妻子约翰娜（Johanna）的一些信件属于用德文写成的最精彩的文字之列。
这些仅仅意味着俾斯麦是个值得研究的人物。不过若要问他的卓越才能是否用来实现真正的理想，他的行为和成就是否有助于德意志和欧洲的真实进步，他的力量究竟属于善还是恶，那就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了。接下来我将尝试解答这些问题。
俾斯麦出生于1815年，正是拿破仑在滑铁卢（Waterloo）战败的那一年。他比迪斯雷利（Disraeli）年轻十一岁，比格莱斯顿（Gladstone）年轻六岁。1862年他成为普鲁士首相，就在同一年，帕默斯顿（Palmerston）出任大不列颠首相，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就任美国总统，在维多利亚（Victoria）女王朝代的53年间，俾斯麦统治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28年，直至1890年被威廉二世撤职。他与格莱斯顿在同一年即1898年去世，终年83岁。1871年1月18日，他的生涯达到了顶点，在凡尔赛（Versailles）宫的镜厅，他正式宣布德意志帝国建立，普鲁士国王加冕成为尊贵的德意志皇帝，而48年后，就在同一地点，德国签署了“一战”的停战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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