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巴金最后23个春秋 > 第五章 作家的战场在斗室
第五章 作家的战场在斗室
作家的战场在斗室
巴金反复强调，应该给“文化大革命”做总结，〈〈随想录〉〉就是这样的历史性纪录。
———柯灵：《〈随想录〉三人谈》
A， 巴金把那字迹已经有点模糊，纸页也已泛黄的信笺读了又读。他想起那是自己1952年前往朝鲜参加中国作家赴朝创作组时，在北京前往东北前写给妻子的信！这封信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还会存留迄今。
B， 巴金读到这里，心仍然在流泪。他在离开奉贤五七干校回上海后，已从红卫兵散发的小报上，获悉了彭德怀的近况。当年在朝鲜坑道里接见他们这些艺术家的志愿军司令员，在“文革”的飓风中也受到了冲击和迫害。想起彭德怀，巴金忽然感到他在“文革”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其实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C， 巴金的《三同志》，曾经几历寒暑，增删多次，几乎浸透着这位文学巨匠的心血。当年他从朝鲜战场回来，脑际中始终都在构思这部稿子，他希望把《三同志》写成一部催人下泪的作品。
D， 巴金愤怒的抗议让香港《大公报》吃惊。因为他们也不希望删改巴金的作品，潘际垌作为巴金《随想录》的责任编辑和朋友，自然更不希望随便更动作者的原文，而是出于某种意想不到的压力，最后才不得不这样做。而今当巴金为了一篇文章表现出老人少见的震怒之时，报社的上上下下都为此震惊了。直到这时，他们才意识到在《怀念鲁迅先生》一文中，并没有非要删节的必要。
在冥冥中与彭德怀对话(1)
巴金感到他又年轻了许多。
1977年夏天，他在武康路住宅里，继美籍华人作家於梨华来访之后，巴金的外事活动开始逐渐增多了。美籍华裔著名人士时钟雯来上海访问的时候，上级也请老作家巴金出面参加会见，因为那时的巴金已经显露出他那魅人的风采。特别是经历“文革”风雨之后的巴金，他在外事活动中的作用和影响当然是巨大的。不久，瑞典《火星报》一个访华团也来到了上海，他们指名要求会见中国的大作家巴金。巴金那矍铄的英姿和从容谈吐又一次让外国人惊讶。从香港来的作家参观团抵达上海，巴金也参加了座谈会，他再一次畅谈文学，畅谈人生。人们感到巴金还象从前一样健谈，一样文思敏捷，老人的心里洒满了阳光。总之，巴金还是从前的巴金。他幽静小院门前重又响起了汽车的煞车声和热闹的笑语。
巴金在繁忙的活动中，萧珊病逝后积郁在心头的悲伤与痛楚，直到这时才渐渐淡化。让老人高兴的是“文革”期间被人抄走的一些什物，在落实政策过程中都逐渐发还给巴金。在这些什物中不仅有他的东西，也有妻子萧珊的一些物品。巴金见到亡妻遗物，又忍不住想落泪。他在心里暗暗地说：“蕴珍，如果你能活到今天该有多好！唉唉，可惜，你走得太早了呀！……”
巴金在翻阅那些幸存之物的时候，有见到了许多文稿和信件。现在他感到这些本来普通的东西，如今变得格外珍贵。忽然，巴金的眼睛一亮，发现一封他从前写给萧珊的信。仔细一看，旧信竟然勾起了许多回忆：
蕴珍：
我们已经领到衣服和通行证，明天下午便出发了。我们搭下午5点40钟的火车，后天上午11点光景到沈阳。在沈阳大约还有五天的勾留。有一位前些时候因公回国的志愿军某部的参谋长陪我们同去平壤。出国后的日程和行止，现在还未决定。总之，这是一封在北京发的告别信。在沈阳我还有信寄回。
珍，拿着一管新华笔，在明亮的电灯下，对着从抄本上裁下的纸，我不知道写些什么好。你明白我这时的心情。我的确有千言万语，却无法把它们全倾泻在纸上。从明天起我们离得更远了。但这不过是一个开始。在沈阳我照样会寄信给你。然后，我又往前走，在平壤，大约还有信寄出，但是我恐怕抽不出写长信的时间了。
到3月下旬那才是我的新生活的开始，也就是我们真正的分别的开始。即使在几个月内我无法跟你通信，你不要为我担心，我一定会很健康地回来。以后信少，一则因为机会难得；二则，因为到部队以后我得先多跑多看，过一个时候才能够住下来，就是住下来时，也会有很多的工作。我会在工作中把自己锻炼得坚强，有用。我会吃苦，也会学习。
起初一个月的生活大约不容易过，我得咬紧牙齿。但以后就不要紧了。我有决心。而且想到你，想到孩子，想到大家，这会给我增加勇气，我的心里永远有你。在艰苦中，我会叫着你的名字。在任何环境下我要做一个值得你爱的人。
再见，现在是6日夜11点半，你应该安睡了。愿你安安稳稳地睡到天明。
祝 好！
芾甘
1952年3月6日北京
巴金把那字迹已经有点模糊，纸页也已泛黄的信笺读了又读。他想起那是第一次前往朝鲜参加中国作家赴朝创作组时，在北京前往东北时写给妻子的信！这封信他做梦也没想到还会存留迄今。当初他在北京和朝鲜不知给萧珊写过多少信，可是，在历经大难之后，巴金没想到这封家信竟然还能幸存。
他的心顿时狂跳起来。见到给萧珊的信，巴金就会想起亡妻。他已经暗下了决心，他没有忘记萧珊临死前对自己的叮嘱：“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巴金知道他既想好好生活下去，就要以坚韧的毅力忘记苦难的过去。然而，他力求自己在新时期到来的日子里，尽量少去回想往事。然而往事又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仍然顽固地浮现在他的脑际；巴金越是不想回想萧珊，妻子的影子越是在他的眼前萦绕；事隔多年以后，当他再看到入朝前写给萧珊的信时，巴金的思绪又情不自禁飞回那难忘的抗美援朝年代……
1952年的春天比以往来得早，特别是祖国的北方更是春寒料峭。当时，巴金刚刚结束一个跨越半个中国的长途旅行，回到上海时已是1月上旬了。从前一年的夏天开始，他就率领一个艺术家采访团，前往革命老区去访贫问苦。巴金和代表团成员的足迹几乎遍及了整个华东地区，特别是在山东境内的访问，尤其让巴金心中感动。他看到老区的民众尽管生活艰苦，然而他们仍象战争年代一样拥护共产党取得的胜利！
看惯旧社会腐败天地的巴金，正是在这次从南到北，再从东到西的访问过程中，亲眼看到了解放区那明朗灿烂的天！虽然人民的生活仍然贫困，可是巴金却从心里感受到一股振奋的力量。他知道共产党的伟大就在于能够真正做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而中国老百姓之所以从心里支持共产党政权，在于他们从执政党身上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巴金回上海后，就准备把在华东数省参观得到的感受诉诸文字。那时，他有一系列写作计划。然而就在这时候，他忽然收到剧作家曹禺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曹禺向巴金建议，希望他最好暂且放放手边的写作，投身到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去。因为那里有许多动人的故事等待巴金去发掘。
在冥冥中与彭德怀对话(2)
巴金当然不会知道曹禺这封信，是代表中宣部某位领导的意见。不过他已经感受到，曹禺的信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他自己，都是最及时最诚恳的建议。巴金知道没有什么比在战争打响的时候，勇敢投身朝鲜前线更为紧要的事了。于是，他马上决定到朝鲜去！
萧珊听到巴金的主张后，当然是无条件支持。无论是在抗战期间，还是她们结婚以后的漫长日子里，巴金和萧珊始终处于聚少离多的生活状态。现在好不容易赢来了和平，萧珊没有想到巴金反而比从前还要繁忙了。尽管巴金经常有写作之外的社会活动，可是萧珊对此感到高兴。她对巴金说：“你去吧，家里的事都有我来管。两个孩子也不用你操心，我只希望你能平平安安地回来！”
巴金与萧珊洒泪而别，然后他乘上向北京飞驰的列车。在古都北京，很快就组成了以巴金为组长的中国艺术家赴朝创作组。副组长是从延安来的著名版画家古元，而参加这个赴朝创作组的所有成员，也多是来自国内各地的著名作家和画家。这些颇有造诣的艺术家都在巴金的领导下，进行了赴朝前的紧张学习。巴金感到他此次赴朝，不仅仅是为着写作，更重要的是他负有一个特殊的历史使命：代着中国作家和艺术家对朝鲜人民的深厚感情，前往朝鲜战场去慰问中朝两国抗美前线的战士。
让巴金感到惊喜的还有，他在那些旧信件中，居然发现了一封萧珊亲笔写给他的信。他仔细一看，发黄的信竟然也是他在去朝鲜期间中收到萧珊寄自上海的家书。这样的信竟然在“文革”以后重新看到了，这对巴金来说不能不是一种意外的惊喜。
“这封信太珍贵了！”巴金情不自禁地感叹着，他看着妻子1952年给他的信，眼睛竟又湿润了！这原来是他刚从上海到北京时萧珊从上海写来的信。今天读到它，巴金就会想到他与萧珊曾经有过的爱情生活。
李先生：
今晚上小康请我们去吃面，出去之前以为有你的信来，没有等着，小妹吵着要看对面的电影，我把今上午写的信寄了。回家读到你的信，一时感情很波动，无法自制，我多么想能紧紧的拉住你的手，让你了解我心情之万一。上海自你走后尚未有阳光，你把雨帽丢在家里，如果你们不另发雨衣的话，我劝你立刻买一项，这里每天在下雨。刚才马弟弟出去时我让他戴你的雨帽。我陪了他们看二次电影，《中国杂技团》大家都满意。小妹，老太太都想看第二次，但最近不演了。你能留北京至月底，很好，至少我们离得很近一点，离开北京后，你会不会没有时间给我写信呢，我真怕没有你的信的日子。没有你的信，我怎能想象你的生活？你不知道有时候我多么的需要你，我多渴望你能更爱我一点，我好像还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小女孩子。
刚才十二小姐没有回来，老太再三的对丁香她们说：后门别上锁，小娘娘没有回家！现在谁会这样的关怀我呢？有的只是需要我照料或关心的人，我得硬。一天晚上，睡在床上的时候，小妹很好奇的问：“妈妈，你为什么流眼泪了？”
我能对一个小女孩说什么呢。而且我最不愿意别人看到我的眼泪，或看见我哭。刚在小康家时，大家都以汝及人没有回到为奇，“家”还是非常温暖的地方。成都大嫂、三三都有信来，钱都收到了。译协抗美援朝的收据也寄来，我把几张收条放在一块儿。
雨还在落着，我真不喜欢。你猜我在哪儿给你写信？--我睡在床上，躺着给你写。今天天气又变了，外面好大的风。小妹听说你又有礼物给她。很快活。今天她一直问我，乌克兰是不是一个人，无论如何解释不清，这孩子主观也很强。冷得很，不写了，现在是十一点零五分，小弟还没有醒！
1952年2月 珍
往事依如电影镜头一样在他的眼前闪回。
1952年3月的一个晴天，他坐在驶往东北的火车上，巴金是平生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塞外关东。当他望见横跨在鸭绿江上的大铁桥时，心情顿时激动起来。朝鲜的土地已在他的眼前了，战火硝烟已在这位作家的面前弥漫和缭绕。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在巴金的生活阅历中又有了赴朝这段非凡的经历。
巴金在翻阅从造反派手里退回来的查抄物品时，忽然发现一个小册子。那是一本他珍藏多年的纪念，虽然年深日久，杂志封面早已经褪色，然而他仍然下抻手就翻到那篇自己在赴朝第四天夜里，在朝鲜战场一个坑道里，就着昏暗的油灯写下的文章：《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
时光已经过了二十多年，可是，当年他在朝鲜第一次见到彭德怀元帅的情景依稀如昨。巴金发现彭德怀确是一位出生入死的共产党人，时至今日巴金还在心里暗暗赞佩着这位了不起的湖南汉子。他翻阅自己从前写的文稿，现在忽然感到有点陌生了。然而，自己当年笔下的文字，让他现在读起来，仍有一种亲切感：
“我们在三月二十二日正午以前，见到了志愿军的彭司令员。外面开始在飘雪。洞里非常暖和。这是一间并不太大的屋子，却在靠门的这一头，在低矮的石顶盖下，悬了两盏没有灯罩的电灯。……我们十七个从祖国来的文艺工作者坐在板凳上，怀着兴奋的心情，用期待的眼光望着门外半明半暗的甬道。我们等了一刻钟，我们等待着这样一个人：他不愿意别人多提他的名字，可是全世界人民都尊敬他为一个伟大的和平战士；全世界的母亲都感谢他，因为他救了朝鲜的母亲和孩子；全中国人民都愿意在他面前说一句感谢的话，因为他保护着祖国的母亲和孩子的和平生活。拿他对世界的贡献来说，拿他保卫祖国的功勋来说，我们在他面前显得太缈小了。所以听到脚步声逼近的时候，一种不敢接近他的敬畏感觉使我们忽然紧张起来。
在冥冥中与彭德怀对话(3)
他进来了。我们注意的眼睛并没有看清楚他是怎样进来的。没有挂任何勋章，一身简单的军服，显得很高大，年轻。他给我们敬了一个军礼，用和善的眼光望着我们。微笑着说：‘你们都武装起来了。’就在这一瞬间，他跟我们中间的距离忽然缩短了。我们亲切地跟他握了手，他端了一把椅子在桌旁边坐下来。我们也在板凳上坐了。我们刚刚坐定，他又带着笑说：‘你们里头有几个花木兰？’我们中间的三个女同志都笑了。他问我们：‘你们跨过鸭绿江有什么感想？’一个同志说：‘我们觉得是离开祖国了。’另一个同志说：‘我们不是跨过鸭绿江，我们是坐着车过江的。’他带着笑纠正说：‘不，是跨过的。’他拿左手抓住椅背，右手按住桌沿，像和睦家庭中的亲人谈话似的对我们从容的谈起来。他开头说：‘朝鲜人是个可尊敬的优秀的民族。他们勇敢、勤劳，能吃苦，能忍耐。我们来朝鲜以前对这一层了解得还不够深刻。他们给日本帝国主义榨取了几十年，现在又是遇着像美国帝国主义这样强大的敌人。他们现在是在苦难中，因敌机轰炸，有不少的人没房子住，也有缺粮饿饭的，我们应该尽力援助他们。他们在保卫世界和平的战斗中已经尽了他们的责任。’……”
巴金读到这里，心里似在流泪。
那一年，在离开奉贤五七干校回上海以后，巴金已经从红卫兵散发的小报上，得到一点有关彭德怀的消息。当年在朝鲜坑道里接见他们这些艺术家的志愿军司令员，在“文革”的飓风中同样受到了冲击和迫害。想起彭德怀，巴金忽然感到他自己在“文革”中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其实根本就算不得什么。他是一个作家，而彭德怀却是一位出生入死的共和国元帅啊！他也知道彭德怀其实早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动荡之前，就已在庐山上因为一份万言书失去了人身自由。想起彭德怀，巴金心里的沉重感忽又增强了。他的目光又移向那篇早年在朝鲜写的文稿上去。
他写道：“听着他浅明详细的反复解说，望着他那慈祥中带有刚毅和坚定的表情，我感到一股热流通过我的全身。朴素的话语中流露出对民族、对祖国的热爱，恳切的表情上闪露出对胜利的信心。他不倦地谈着，他越谈下去，我们也越感到温暖，越充满信心。我的整个心都被他吸引去了。我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我忘记了时间的早迟。我忘记了洞外的雪。忘记了洞内阴暗的甬道。忘记了汽车的颠簸，忘记了回去时滑脚的山路。我甚至忘记了我们在国内听到的志愿军过去作战的艰苦。我只看见眼前这样一个人。他坐得那么安稳，他的态度是那么坚定，他忽然发出了快乐的笑声。这时候我觉得他就是胜利的化身了。我们真可以放心地把一切都交给他，甚至于自己的生命。我相信别的同志也有这种感觉。我们的这种尊崇的表情一定让他看出来了，所以他接着说：‘作战主要靠兵，自古以来兵强第一。强将不过是利益和士兵利益一致的指挥员。指挥员好比乐队的指挥，有好的乐队没有好的指挥固然不行，可是单有好的指挥没有好的乐队也不行。个人要是不能代表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他便是很缈小的。’……”
巴金读到这里落泪了。因为这篇稿件让他在二十多年以后重温，心情竟然是沉痛的。因为他清醒地知道当年在朝鲜坑道里接见他们的彭德怀司令员，如今早已不在人世了。他也和自己一样遭受过非人的待遇。想起彭德怀在那场风暴中的惨死，巴金忽然感到自己反而是一个幸运者了。
巴金现在想起来，当年他把那篇文章写成后，又应邀参加了志愿军司令部欢迎“细菌战调查团”的大会。就在这次会上，巴金又一次见到了彭德怀，再次听这位湖南籍将军讲的话。他晚上回到驻地，又把前天晚上写好的《我们见到了彭德怀司令员》一稿进行了补充。他把今天在会上听到的彭德怀讲话，加入了前一篇文章。他认为这样才让文稿更加丰富了。巴金并不是简单从事的人，为了慎重，他又把这篇文稿交给身边的同志们传阅，征求意见以后才交给新华社的同志回国内发表。
让巴金十分意外的是，他没有想到自己写的稿子，居然惊动了战事繁忙，军马倥偬的彭大将军。巴金更没想到彭德怀会给自己写来一封亲笔信。原来彭德怀是看到新华社转交他亲自审阅的稿件后，才决定向文章的作者说几句话的。他希望巴金对这篇文稿加以修改。彭德怀这样写道：
巴金同志：
“像长者对子弟讲话”一句改为“像和睦家庭中亲人谈话似的”。我很希望这样改一下，不知允许否？其次，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把我写得太大了，使我有些害怕！致以
同志之礼！
彭德怀
三月二十八日
巴金很感动。他没想到彭德怀会如此谦逊，如此虚怀若谷。他知道彭德怀的意见是对的，所以马上就对自己的文章作了订正。
“我要振奋起来，一定要利用幸存者的有限时间，再给读者们做一点事情。我要重新拿起笔来，写一些我熟悉的人和事，”巴金想起他在受到“专政”期间，就是因为这篇题为《我们见到了彭德怀司令员》的文章，曾经受到造反派无数次的质问与刁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这篇几千字的文稿还被造反派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受到批判。上海一张报纸上还刊载了一篇《评彭德怀和巴金的一次反革命勾结》的文章，就是直接对巴金写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而来的。
在冥冥中与彭德怀对话(4)
有人甚至说他是在为一个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涂脂抹粉！在那漫天乌云散尽之后，巴金忽然感到自己当年在战地写下的稿子，是一种自豪！他能够有幸为彭德怀这样的当代英雄大唱赞歌，莫非不是一种骄傲吗？
也是在那些被退回来的查抄之物中，巴金看到了他当年在朝鲜归来写的小说稿《三同志》。这无疑也是一篇来自真实生活的作品，那是巴金在朝鲜战地采访和“深入生活”过程中，从无数志愿军战士的群像中发现的先进典型。
从朝鲜回到上海以后，他用一个月的时间，醮着泪水用笔写下了这篇《三同志》。然而，由于“文革”前夕他的社会活动过于繁忙，所以始终没有时间加以润饰及修改。这样，《三同志》便始终没有拿出来发表。现在，巴金把这历经劫难竟没有丢失的《三同志》反复看了一遍，他忽然感到这应该感谢那些来家里查抄的红卫兵小将们了。如果没有他们的保护，在“文革”中他也许早把这样的稿子付之一炬了。而《三同志》居然幸免于劫，这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
一部积压了15年的中篇小说(1)
武康路13号在1977年盛夏将临之时，焕发出一股勃勃生机。
巴金感到他又像建国初期那样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他知道写小说和翻译别人的著作大不相同。写作要有灵感和冲动，否则他笔下便不会涌现文彩辉煌的文字。在过去十多年里，巴金已经绝少在心中产生这样的冲动了。创作欲望随着一次又一次无情的精神打击已变得黯然失色。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连文艺作品也不想看，因为那时的所谓文学作品，不过是江青允许出版的几本。除了《红岩》尚有一定的文学品位之外，绝无仅有的几本小说，大多参杂了“文革”时代特有的“假大空”文风，那样的小说即便勉强他读下去，也会让人如同嚼蜡、兴味索然的。
而今巴金是从《三同志》的旧稿中，又一次品味到五十年代那场战争的硝烟气味。他心中的创作冲动在与日俱增着，巴金知道自己应该尽快从消沉与悲哀的心态中挣扎和解脱出来。只有自己重新开始写作，才能对得起在九泉之下的亡妻萧珊。他究竟写什么呢？“文革”时期他是没有生活感受的，即便有生活，也大多是灰暗色调的东西，善良的巴金不希望在他的笔下过多再现那些阴暗面的作品。
虽然“伤痕文学”在那一时期相当盛行，不过巴金也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成为赶时髦的“过往云烟”。他这一辈子的写作宗旨，始终恪守不写则已，一但动笔他就必然要写自己熟悉和感人的东西。也许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巴金才感到他有必要对“文革”前写的这部《三同志》进行必要的加工和修改了。他太留恋朝鲜战场上的那段生活经历了。他现在越加感激当年自己受命前往朝鲜前线的历史，他认为那是自己一生中最值得怀恋的时光。
“离开平壤的那个夜晚，同志们都上车了，我还站在文化宣传省的门前，我最后一次望着对面月光下的牡丹峰。苏军解放朝鲜纪念塔和牡丹峰国家剧场炸毁后的门墙还看得见。一层朦胧的银白色笼罩了整个平壤城，牡丹峰下面的白色中闪出来几点灯光。对这英雄的城市，这美丽国土和这勇敢、热情的人民，我感到一种不能用语言说明的热爱。我真愿意在这里多留一些时候。可是嘎斯车戴着我们缓缓向下面的市街驶去。穿过那些砖瓦堆，穿过那些断墙残垣，经过那些颜色鲜明的衣裙、头上顶着包袱的朝鲜女人的身旁，经过那些矮小，简单的店铺门前，我们的嘎斯车走出了平壤。迎着那不断的人流和车流，沿着那条被美国飞机永远炸不断的公路跑去。……”
巴金的思绪又找到了二十多年前。他同样写于朝鲜前线，发表在1952年《人民文学》6月号上的短文《平壤，英雄的城市》，现在就摆放在他的面前。当他想重新修改《三同志》的时候，必须重新阅读过去的文字纪录。经过漫长的浩劫之后，巴金的藏书仍然没有不允许拆封，所以，巴金就只好设法在上海图书馆里寻找他从前笔下出一的朝鲜。
那时候图书馆所有藏书都还不能公开对外阅读，巴金费了许多周折，才找到他想读的资料。当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作品，竟然在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作家面前，再现出他当年在朝鲜的经历。那无疑都是灵魂深处弥足珍贵的记忆！
巴金静静伫立在小楼的落地窗前。面对着院子里两棵枝繁叶茂的玉兰树，在想他早年在朝鲜会见金日成的片断。他和他的创作组成员在平壤只住了4天。和金日成见面竟然是在一间没加修饰的普通房间里，穿着马裤和军衣的朝鲜人民军领袖，就在这里工作，他面带微笑，和霭可亲地和巴金等人谈了一个多钟头。金日成说的话，在事过多年后巴金已经无法记得了，他现在仍有印象的是金日成那年轻圆脸上洋溢着的笑容。那是自信的微笑，他笑容里似乎有一种凭任何力量也难以转移的坚定意志。巴金知道金日成和彭德怀一样，也让他心中感动和激动过。也许正因为他和这样的伟人有过交谈与会见，所以才让巴金对朝鲜、对那场战争产生了一种必胜的信心！
事过几十年以后，留在巴金记忆中的金日成还像当年一样鲜活，一样栩栩如生。他现在只记得金日成说过的一句话：“朝鲜可以引为骄傲的是，朝鲜的妇女是英雄的妇女！”
“我为什么不能把朝鲜的英雄人物再现在中国读者面前呢？”这是巴金站在小楼上沉思多日才发出的感悟。巴金在修改《三同志》的过程中，才感到他的生活积累已经因岁月的磨励而消失贻尽了。批斗与游街，艰难的干校生活，以及家庭的变故冲淡了他心中所有的感受。特别是他在朝鲜的生活，大多都已经淡忘了。如果他想改好《三同志》，至少还要重新回顾和沉思。巴金决不是急于求成的作家，他每写一部作品，无论篇幅长短，都要经过认真反复的思考与构思，在对人物完全了然于胸之前，他是决不会轻易诉诸笔端的。
巴金的《三同志》，曾经几历寒暑，增删多次，几乎浸透着这位文学巨匠的心血。当年他从朝鲜战场归来后，脑际中一直在构思这部稿子，他希望有一天把《三同志》写成一部催人下泪的作品。这也是他自《家》《春》、《秋》三部曲完成以后，花费精力最多的一部小说。巴金在五十年代末就开始动笔，以便实现他的这个“朝鲜之梦”。
然而，初稿在1961年在成都写出之后，巴金自己始终不满意。他发现这部由25个章节组成的中篇小说，并没有把他在朝鲜战场上经历与采访到的众多感人故事包容进去。这样，他就把《三同志》暂且放在自己的抽屉里，他想先让自己从故事中走出来，经过认真的思考沉淀以后，再对此稿进行一次彻底的修改。然而在过了一年后，当巴金把《三同志》从头至尾再作一次认真的修改时，他自己仍然不满意。
一部积压了15年的中篇小说(2)
到了1963年夏天，巴金再找机会把这部稿子从头至尾看过一遍。在经历三年的时间后，巴金对书稿中的人物又重新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反思。巴金认为他不能轻易随便地发表这部小说。他认为自己是从朝鲜战场回来的作家，他要把那些牺牲在异国土地上的英雄们，在自己的小说中都得到最完美的艺术体现，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那些壮烈牺牲的英雄。所以，1963年冬天他把《三同志》再次修改过后，左看右看都不满意，最后，巴金才决定对自己精心改过多次的作品进行冷冻。
在长时间的冷冻中，巴金并没有因为频繁的社会活动而淡忘了《三同志》中的人物。他知道书稿中的人物，都是他从前在朝鲜战场上最好的朋友。他不希望以一部尚未成熟的作品去急于哗众取宠或换取某种实惠，凭巴金在国内外的影响，他自知如果把《三同志》拿出来，肯定会有许多家杂志社前来争抢。越是这样，巴金越要慎重。他在心里暗暗告诫自己：“宁可小说不发表，也一定要把它修改成真正感人的东西。”
1964年夏天，武康路上那个小小的庭院里，夜灯常常彻夜不息。巴金是在百忙之中重新把《三同志》找了出来。他知道现在是把这部书稿推出去的时候了，已在自己抽屉里四历寒暑的中篇小说，他现已做到了字斟句酌。而且上海和北京的许多刊物，此时都正在频频向他约稿。大势所驱，巴金这次似乎已经下了最大的决心，他想利用夏季的晚间休息时间，再把《三同志》加工润饰一番。他知道只要自己愿意把稿子拿出来，随时可以问世。然而经过几个夜晚的伏案修改，巴金竟然再一次停下笔来。
他发现《三同志》中仍然存在许多不足，而书稿中的毛病，并不是几个夜晚就可以解决的。巴金越是这样想，越不希望自己草草收兵。他有种修改不好死不休的意志，无论书中的人物还是情节，巴金都不肯轻易放过。他要求自己至少要达到自己满意的水平，才能拿出去公开发表。
秋风吹散了盛夏的严热，冬天很快就来了。1964年就这样过去了。他宁可写一点随笔和散文应付那些纷至沓来的约稿，也不肯轻易把自己的《三同志》出手。到了1965年冬天，巴金又有了一点闲暇时间，这时他又想起了抽屉里那部已经被自己圈圈点点，用红笔勾划成一片红色的稿件。
这次，巴金从春节前一直改到严冬将尽，可是，他仍然还是不满意。这样巴金就只好把稿子再次放下，到了当年的5月，春风已经吹开他院里玉兰树的花蕾之时，巴金才又一次把《三同志》找出来。这次他几乎把所有不如意的地方都加了一遍功。然而，就在他准备把《三同志》拿出来发表的前几天，巴金竟又改变了主意：“还是再等一等吧。与其就这样把它发表出来，不如再认真的改一下！”
本来，巴金还想在1966年春天，继续对自己倾注心血的《三同志》再作一次修改，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年春夏之交，一场旷古少见的红色狂飚猝然袭击着大江南北。全国动荡的形势已经无法让巴金继续坐在桌案前，修改他这部在朝鲜战场上为英雄们写就的中篇小说了。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巴金即便在任何困难和情况下也没有忘记这部小说，然而那时他连自己的身家性命尚且难保，又怎能找机会接触这部《三同志》呢？好在经过大灾大难之后，这部手稿居然出奇不意地保存了下来。可是，就在巴金决定把《三同志》作为自己劫后余生的第一部小说推出的时候，他忽然又感到如若把《三同志》公开发表，自己至少还要下一番功夫。
他不能为修改《三同志》再去朝鲜了。巴金纵有此心也不便远行，他毕竟年迈了。行走也有些困难。这样，他就必须借助于第二手资料，重温几十年前的那场战争。当然，重读自己的同类作品更为有益，那毕竟是他曾经经历的生活。大同江畔的三千里江山，时至今天仍在巴金的脑际里留有深刻的印象。
“下了一天的雨，到傍晚，天晴正了。夜幕落在整个山上。起先还有几缕灰白烟从近处大厨房里的烟囱里冒出来，后来它们也消失了。夜色越来越浓，只有山下开阔地里几块水田和水荡在发亮。从那里送过来鼓声似的蛙鸣。空气清爽，新鲜，这是朝鲜战地上的一个平静的春夜。在不远的地方响起了歌声，年轻的声音唱着《王大妈要和平》。起初是一个人唱，后来两三个人一齐唱起来。歌声刚刚落下去，接着就迸发出快乐的笑声，几个人用不同省份的口音在讲话。后来话声也听不到了，我这时才注意到在另一个山坡上也有人大声讲话。……”巴金翻阅1952年8月的《人民文学》，果然从中找到他在朝鲜写的散文《朝鲜战地的春夜》。他现在读起来，仍然让巴金心驰神往。没有谁比巴金更熟悉朝鲜了，那里的每一个山头，每一条河流和水洼，迄今都在他的头中留有深刻的印象。他决定把从前的生活重新活化起来，以变成自己灵感的冲动。
很快巴金就发现，《三同志》如果依照旧有的基础继续进行修改，发表之后的效果肯定难如人意。这部稿子与当年他在朝鲜写成的小说《团圆》大不相同。《团圆》有生活的原型，也有他多年在上海生活的积累，所以在自己笔下塑造出一对在战场上重逢的老战友，写起来就得心应手。而《三同志》尽管也同样来源朝鲜战场的真实生活，却由于结构等诸多问题，让巴金感到改起来力不从心。这样他就决定从《三同志》中择取一个人来写。这就是他后来写成的《杨林同志》！
一部积压了15年的中篇小说(3)
杨林是巴金较为熟悉的志愿军战士。他的音容笑貌在事过几十年后，仍然在巴金的眼前浮动闪现。他记得自己在1952年从朝鲜回国，在北京作短暂停留的时候，曾经在宾馆灯下写了一篇《向朝鲜战地的朋友们告别》。这篇稿子巴金早在离开朝鲜前夕就已经打下腹稿，在回国的列车上写了草稿。他那时是怀着真诚的思念之情，一笔笔记下了当时的感情。这篇文稿后来他发表在当年10月25日的《北京日报》上。现在巴金把那篇文章也找到了，看着自己从前写的文字，巴金忍不住又要流泪了。
他这样写道：“离开朝鲜的前一天，我深切地感觉到这个国土和这里的朋友们牵引我的心。我真想抓住那一秒钟，一分钟，一点钟箭也似飞去的时间。我真愿意跟那许多我敬爱的朋友再见一次面，再听他们谈一次话，再和他们相处一刻。我要永远保留着我前线生活的记忆。那些兴奋日子的回忆。明天汽车就要载着我穿过敌机的封锁线向祖国驶去的时候，朝鲜秋夜的寒气会浸透我的棉衣，但是我身边带着朋友们给我的温暖，朋友们的英雄的面貌会给我照亮道路。……”
夜灯幽幽。巴金来到楼上的书房里，他在桌上铺开了稿纸，写下《杨林同志》四字！这是他在“文革”后动笔写小说的开始，因此巴金感到自己的笔非常凝重，他要求自己还像从前那样写作，以自己的感情，以自己的热血，以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来写。
当笔下流淌出无数优美文字的时候，巴金的头脑里便会融入电影似的境界中。
他眼前好象出现了电影中的镜头。那是他一生中绝无仅有的现实生活题材的电影，1964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英雄儿女》。
硝烟滚滚唱英雄，
四面青山侧耳听，
晴天响雷敲金鼓，
大海扬波作和声。
人民英雄驱虎豹，
舍生忘死为革命。
……
老人耳畔仿佛又响起那熟悉的旋律。这支熟悉的歌曲，巴金永远也不会忘记，即便在他受到“专政审查”的黑暗岁月里，即便他一人离开了上海的家，前往奉贤五七干校参加田间劳动的日子，巴金只要在思想困苦的时候，就会一人偷偷地哼唱这支曲子。不知为什么从来不喜欢歌舞弹唱的巴金，只要他在心里哼唱这支曲子，心中所有的郁闷、苦楚和怅惘，都会随着歌曲而消逝无余。
巴金很感激长春电影制片厂。他一生中许多著作曾经搬上银幕，特别是成名作《家》，不但被搬上过银幕，也搬上过话剧舞台。然而，巴金心里最喜欢的电影，无疑就是这部根据他小说改而编成的故事片。这当然与巴金在朝鲜生活的那段难忘岁月不无关系。
想起《团圆》这部电影，巴金就不能不想起与电影中英雄群像相关的生活。那一年他到朝鲜率创作组进行实地采访，在志愿军某团六连体验生活的时候，他本身就接触到电影和小说中的人物原型。六连战友们向巴金讲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其中最让他难忘的的，就是六连在开城保卫战中，战斗打到最激烈的时候，整个阵地最后只剩余两个人，他们就是班长赵先友和通讯员刘顺武。尽管数倍于他们的美国鬼子已经挺着刀枪从山坡下冲了上来，可是赵班长和小通讯员仍然拼命抵抗，直到打得弹尽粮绝，仍然没有一丝惧色。突然，刘顺武发现美国兵已经从他们身边冲上来了，赵先友急中生智，当即举起手里的步话机，大声向团长报告：“敌人已经冲上来了，不要管我们，快向我们开炮！快向我们开炮！……”
这一壮烈的场面巴金虽然没有亲历，然而六连战士的讲述，曾让巴金为之心动。当他从团长事后的回忆中听说赵先友和刘顺武壮烈牺牲的经过时，眼前始终闪现两个英雄的身影。也许就是从那时起，一个尽快用小说形式把英雄六连死守开城前沿的经历写成文艺作品的念头，十分强烈地在作家心中涌动了。
巴金回到上海后，每当他想起英雄六连的经历，就会感情冲动，激情不已。但是，他这种创作欲望，直到60年代初期才得以真正渲泻。他不能单纯向读者交待一个简单的英雄死守阵地的场面，巴金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必须要把真实的历史赋予新的生命。于是，他调动自己多年在上海的生活经历，决定丰富这一素材。巴金知道上海同样有一些志愿军战士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了。作为上海的作家，没有谁比巴金更理解和熟悉上海群众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感情了。这样，才有了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小说《团圆》的诞生。
本来，这篇小说在巴金最初的设想，只供那些没有到过朝鲜的祖国亲人们阅读。可是他没有想到，小说《团圆》在刊物上发表以后，反映十分强烈。巴金更没有想到自己这篇小说，竟会引起北京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同志的注意。夏衍阅后即指示中央电影局，把巴金的《团圆》列入1963年的拍摄计划。中央电影局很快就把拍摄电影《团圆》的任务，落实到长春电影制片厂。
长影对巴金的《团圆》格外重视。他们马上组成以著名导演武兆堤为首的创作班子。开始着手对小说《团圆》的改编，武兆堤和编剧毛烽来上海拜见巴金，他们很快就对未来的影片达成了一致共识。
剧本初稿写成后，巴金非常满意，因为电影剧本中加强了许多原小说中不曾出现的情节与人物。特别是对王成形象的塑造，更加具体和突出了，毛烽和武兆堤听到巴金的介绍，他们都对那位牺牲在阵地上的赵先友，死前对报话机大声呼叫：“向我开炮！”这一细节大为欣赏。所以，王成的形象在电影中得到了更加鲜明的体现。演员阵容也让巴金十分满意。
一部积压了15年的中篇小说(4)
长影为拍好这部重点故事片，特别从北京请来著名表演艺术家田方，出演片中我军军长王文清。由刘世龙来扮演王成，老演员浦克扮演影片中的朝鲜族老大爷。此外，郭振清、刘尚娴、周文彬、赵文瑜等著名演员，都在此片中联袂出演，阵容强大极一时之盛。尽管《英雄儿女》一片在全国上映后，让更多没有到过朝鲜前线的观众，通过艺术形象更深一层的了解到那可歌可泣的生活，然而让巴金始料不及的是，在十年浩劫中，江青竟胡说此片是“大毒草”！巴金因此遭到严重的冲击。
现在，当巴金决心再写一部以朝鲜战争为背景的小说时，《团圆》的艺术形象就会在他心中浮动。《三同志》和自己的《团圆》比较起来，它的艺术成就如何？它的思想性如何？如果《三同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不能超过自己曾经有过的同类作品《团圆》，那么巴金就决不会轻易发表它。
巴金几经苦思，最后决定放弃自己多年心血的结晶，他仅仅从《三同志》中选取一部分情节，另起炉灶地重新写成了短篇小说《杨林同志》！
白发人拍案为哪般？(1)
在小说《杨林同志》写作快要杀清的时候，上海的天气更加炎热起来。
这时候，社会活动也多了起来。他的思路不能集中，文稿也写得不顺利。他在有关方面的安排下，不断出席与他相关的外事活动和集会。1977年成了巴金最繁忙的一年。这是十几年来过惯沉寂生活的巴金意想不到的。久卧思动成了老人的强烈欲念。那年春天，当他出席上海文学界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5周年座谈会时，多年来与世隔绝的一批文艺界老友们，第一次见到了隐居的巴金。
出现在友人面前的巴金，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他虽然受到种种难堪待遇和痛失萧珊的精神磨难，然而老人脸上依然挂着温和的笑容。只是他的头发全白了，让所有劫后重逢的朋友们大吃一惊。他们看到巴金的头发尽管已银白若雪，然而头发是代表一个人性格的，那些白发依旧倔强地根根直立，似乎在告诉所有与会的友人说：“我还是从前的巴金，一点也没有变！”
巴金除和国内朋友进一步接触之外，他开始在写作之余会见外宾。夏天，他出席了一个招待日本代表团的宴会。那是日中友好国民协议会和日本要求归还北方领土活动家组成的访华团。这些日本友人来前都听说作家巴金在“文革”中已经自杀了，然而当巴金精神矍铄地坐在席间时，日本客人们都振奋起来，拼命鼓掌。之后，大家纷纷过来和这位写过著名小说《家》的作者握手，祝福老人终于熬过了一场大灾大难；
不久，巴金又在他武康路寓所会见了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中岛健藏。他们谈得很好，尽管那时的巴金已有会见外宾的自由，可他心中仍有余悸，所以谈起话来还相当谨慎。后来，他又出席上海市款待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盛大招待会，接下来，他接受了法国客人露阿夫人的访问。总之，巴金重又恢复了从前那样的生活秩序。他的心中充满着快乐。阴影似乎正在心头悄悄消散，从前那已经习惯了的寂寞不见了。巴金也希望与他人交流，特别希望与那些多年不见面的朋友们交流。他开始不停地写信，和那些十多年里不知去向和音讯的友人又续上了关系。
巴金走出他幽静的小院以后，街头迎接老人的再不是冷漠和冰霜。可是，巴金并没有陶醉在鲜花和笑脸之中。他知道自己毕竟是作家，由于浩劫他已经整整失去了11年宝贵光阴。而今巴金清醒地意识到，他再也不能把大量时间消费在一些频繁的社交中。他要让自己冷静下来，把有限时间都用到写作中去。巴金不是那种情愿让时间轻易付诸东流的人。那时，他翻译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才刚刚进行了三分之一，可是，巴金的思绪却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转移到他人生暮年最重要的著作上来，那就是《随想录》的写作。
谁也不知道巴金华章浩繁的巨著《随想录》，竟然会起因于偶然。
1978年4月的一天，巴金忽然收到一封从香港寄来的信件。他感到十分意外，十几年来他和香港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是什么人会忽然从维多利亚海边寄信给他呢？怀着激动的心绪，老人拿着那封来信回到他的小楼上，坐在阳光里拆开那封特殊的函件，里面竟是一张写满毛笔小楷的约稿信。他再一看约稿者的署名，竟然是他从前在上海时结识的老朋友潘际垌。当年他在上海写小说《家》之后不久，作为文艺编辑的潘际垌就向巴金约过稿子，早从那时起，他们就成了一见如故的好朋友。让巴金尤感意外的是，潘际垌前几年始终住在北京，听友人黄棠说过他，在“文革”期间潘际垌一直在北京自来水公司里参加劳动。
可是，巴金无法知道几年的音讯久疏，潘际垌如今居然忽然又到了香港，而且据他在来信中称，自己又回到了从前供职的《大公报》，受命主持副刊《大公园》。潘际垌告诉巴金，他非常想念他。早在巴金恢复自由以后在上海《文汇报》上首次发表《一封信》时开始，在北京的潘际垌就在悄悄观察与注视这位老朋友在上海的变化。他在为巴金重新回到作家书桌前执笔写作暗暗高兴的同时，也在悄悄寄希望于有一天能再象从前那样编发巴金的文稿。如今他终于如愿地回到了香港《大公报》，所以，潘际垌现在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约巴金为他主持的《大公园》撰稿。
巴金非常高兴。因为他知道在国内尽管已有了发稿的空间，然而有些话在上海还不好写，也不好发。而香港《大公报》无疑是一块理想的发稿园地。于是他在翻译《往事与随想》的间歇，忙里偷闲的写了一篇随笔。题目就叫作《谈〈望乡〉》。巴金所以写了这个题目，不仅仅是因为他最近看了一部当时正在国内上演的日本电影《望乡》，他也决不是一个喜欢写影评的作家。巴金之所以要为一部日本电影大发感慨，完全是针对当时国内的极左思潮。
在巴金看来，《望乡》本来是一部如实再现日本战争时期妇女命运的现实主义作品，他尤对电影中的最后一个镜头大感兴趣。那些死于南洋的日本军妓们的一座座坟墓，居然都将她们的墓碑背向着日本本土的方向。巴金感到这个镜头很具有特殊的影射意义，无声的画面让老人陷入良久的沉思。他知道这组镜头足以说明影片的拍摄者，是以正义作为全片基调的。然而当《望乡》在中国内地上映以后，那些在“文革”中看惯了八个样板戏和《春苗》等电影的人们，却无法接受这样真实的电影画面。巴金心里有许多真话，就希望在香港《大公报》上找一个可以倾吐的园地。这样，他就复信同意了潘际垌的意见，并且决定马上就寄稿过去。
白发人拍案为哪般？(2)
巴金的《谈（望乡）》便成了他《随想录》中的首篇！
此文在香港《大公园》首发之后，马上就激起了一片叫好之声。除巴金的文笔老辣，看问题的尖锐，当然还有巴金非同寻常的名气，这一切必然都会引起熟悉他的香港读者的欢迎。于是潘际垌就再次约稿，巴金也就再写了续章《再谈（望乡）》。
接下来潘际垌决定继续约巴金撰稿。而且他还希望在《大公报》上特别为巴老开辟一个随笔的专栏。巴金那时已经对自己是否写一部数十万言的《随想录》产生了跃跃欲试的念头。他感到自己应该在翻译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的同时，也为自己写一部同类的作品，留存在他自己的身后。赫尔岑是俄罗斯人，他可以写一部让人垂青的〈往事与随想〉，卢梭可以写一部让后人惊警的〈忏悔录〉，那么，巴金为什么不能写一部属于自己的同类著作呢？产生这种大胆的想法以后，巴金就决定把翻译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作为他“文革”后期的练笔，再以大量随笔写成自己的《随想录》，这样两稿齐头并进，既完成了多年的夙愿，也可以让自己的写作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当在香港的潘际垌听到巴金这一庞大的写作计划之后，他马上写信表示祝贺，并且当即把《大公报》上的专栏命为《随想录》，专供巴金一人定期或不定期的发表随笔。
可是，让巴金做梦也不曾想到的是，就在他的专栏在香港《大公报》上开辟不久，就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在上海当然会有一些反映，不过反响并不强烈，而北京则不同了，那时已经有朋友从北方给巴老写信或者托人捎信，要他最好不要继续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随笔了。因为有些人已经把巴金当成“不同政见者”看待了。
巴金听了这些流言和非议，并没有动摇自己的写作计划，只是浅浅的一笑。他再也不是“文革”期间无所适从的巴金了，他也不再是自己在〈随想录〉自责的巴金了。他记住了好友萧乾不久前的那句题词：“巴金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巴金当然不是因为听了萧乾的话才决定在文章中讲真话的，巴金是在反思自己几十年走过的路以后，就已经悟到了这一真理：“晚年了，再也不能讲假话了。从前在那些无休止的运动中，已经违心地说了许多假话，现在再也不能那样做了！”现在当巴金听到一些意外的杂音，没有更动自己写〈〈随想录〉〉的计划，他泰然处之，对自己的朋友笑道：“别人喜欢叽叽喳喳，就让他叽叽喳喳好了，我既然要写作，就要写真话了！……”
巴金在那些熟悉他的友人中，始终是一位谦和温存的老人。他从来都是低调生活，性格儒弱而拘谨，写文章当然也文如其人。很少有人见巴金为了某一件小事发脾气。然而当一些让人不愉快的叽喳之声越来越大时，巴金在他的朋友面前终于说了心里话，他说：“五十年代我不会写《随想录》，六十年代我也写不出它们，只有被人剥夺了自由，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我自己是个‘人’！……”
巴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脸色是凝重的。老人眼神里好象在燃烧着一股火，那是他真实感情的流露。他激动地把自己对〈〈随想录〉〉的真情写在一封寄给友人的信上：“整整十一年的时间里我发不了一篇文章，不过我自己有了思想准备，只要有机会就写，绝不放过，这一次我算对自己负了责，拿起笔我便走向己的路，我想说的，不需要别人给我出主意！……”巴金那如火如铁的坚韧性格，万没有想到会在这一敏感事件上显露出来。原来他并不是一个惟命是从、没有思想也没有主观意志的人！
巴金当时并没有当真，在那种时候，“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可是极左的思潮并没有因为这四个代表人物走进历史的尘埃而烟消灰灭。所以巴金对那些发自暗中的非议不以为然，他始终认为自己应该讲真话了，过去11年他不敢讲真话，已经感到有些对不起读者。如果现在他再不敢讲，那么又如何让自己心安呢？于是，巴金继续给香港的潘际垌投稿。他写的随笔也仍像往常一样如期刊发在香港《大公报》的《随想录》专栏里。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以至于让巴金知晓真情后脸色因气愤而涨红了。这是老人多年来很少发的怒火。
原来，就在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巴金出于对鲁迅的热爱之情，动笔写一篇《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本来他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写任何敏感的话，只是流露出巴金对这位前辈师长的真诚感情。可是，当这篇只有几千字的随笔在《随想录》专栏上发表出的时候，巴金看了不禁暗暗一怔。
此前他给《大公报》的任何文章，几乎都是全文照登，不差分毫。可是这篇小稿居然被删除了多处，有些话巴金是不同意删节的。可是，也被人粗暴的删掉了。他知道潘际垌对自己是绝不会如此粗暴横加删改的。即便他想删改，也会征询巴金的意见。可是这次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文章的背后莫非有什么不需要作者了解的背景吗？
巴金吃惊的是在这篇纪念鲁迅的文稿中，凡是他笔下涉及文化大革命的只言片语，几乎全部遭到了大刀阔斧。他实在不明白，国内已经在开始拨乱反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也在报上轰轰烈烈展开了。可是，为什么有人仍然不喜欢听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抨击已经被实践验证了的“文革”呢？
白发人拍案为哪般？(3)
巴金反复把那篇遭到报社删改的文章看了又看，他一人来到了小楼的顶楼。在这里他可以居高临下俯望楼下那幽静的小院，萧珊在时的那个秋千架，现在早已经荡然无存，花花草草在经历那场灾难以后也变得稀疏凋零，侥幸保留下来的只有那两棵萧珊与他同栽的玉兰树。老人站在灰暗的暮年晚霞中，严峻的面庞上镀上一抹淡淡的金辉。他心绪很复杂，眼神里又流露出那常有的淡淡感伤。这种神情在当年抗日的烽火中曾经有过，“文革”后期巴金眼神里的忧郁早已经消逝和淡化了，然而如今他这扇心灵的窗口再一次映现出了他心底的忧虑。
“我不能这样无声面对，我要抗争。”巴金回到楼下书房，在灯下重新摊牌开了稿纸，他决定马上就给在香港的潘际垌写一封信。老人一怒之下，决定再也不给《大公报》的《随想录》专栏写稿子了。在巴金的写上有这样的话：“我不会再给你们寄稿了，我搁笔，表示对无理删改的抗议。让读者和后代批评是非吧！对于一个写作了五十几年的老作家如此不尊重，这是在给我们国家脸上抹黑，我绝不忘记这件事。我也要让我的读者们知道！……”
巴金愤怒的抗议让香港《大公报》颇感吃惊。因为他们从没有看到巴金也会发火，而且这火一旦发作就让人吃惊。他们也不希望删改巴金的作品，潘际垌作为巴金《随想录》的责任编辑和朋友，他当然更不希望随便更动作者的原文，而是出于某种意想不到的压力，最后才不得不这样做。而如今当巴金为了一篇文章表现出的少见震怒，让报社里的上上下下都为此震惊了。直到这时，他们才意识到在《怀念鲁迅先生》一文中，并没有非要删节的必要。
潘际垌的眼前又浮现出巴金那张含笑的脸庞。早在数十年前，他就是通过向巴金约稿，才有幸与这位以《家》和〈〈寒夜〉〉蜚声海内外的大作家的。几十年过去了，巴金留给这位资深编辑心底的印象，似乎始终与微笑、温和、谦逊、宽容这样字眼不无关系。可是如今他竟为了一件小事发起火来，而且从老人来信中的字句里不难看出，巴金的火气是不可遏制的。
他似乎看到一双含怒的眼睛正在那里怒视他和无理删改他文章的人。这究竟是为什么？莫非巴金没有涵养吗？非也！没有谁比潘际垌更了解巴金的为人了。那么，是“文革”结束以后巴金地位的看涨，他会一改多年的谦和性格而变得傲慢无礼了吗？也不是。潘际垌知道像巴金这样的慈祥老人，即便到任何时候也不会改变性格中固有的东西，那就是善良与谦逊。
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宁可中断与《大公报》的联系作为发泄的条件呢？显而易见是这表面上寻常人不以为意的小事，已经深深剌痛了老作家的心。没有什么比无故擅动他笔下文字更让老人震怒的了，因为在巴金看来这是对他的一种侵害与侮辱！
潘际垌当然不肯就这样中断那个几可做为《大公报》名牌栏目的《随想录》。他仍然给巴金写信，他仍然不断向老人发出约稿的请求。潘际垌理解巴金的自尊心，没有什么比一个人的自尊心受到剌痛更为严重的了。潘际垌并不介意老人的激愤言词，他知道巴金之所以在他主持的《大公园》中设栏，并连续发表杂文、散文和文彩辉煌的随笔，当然不是为着名利。老人早在他发稿之始，就已经明确地表示：“我不索取稿酬！”
老人是为着一个非常伟大的写作计划的实现，正在百忙中灯下奋笔。他要把耽搁的时间抢回来，他希望把自己60多年对人生的阅历、感受与思考，都通过笔下文字留给后人。而他潘际垌所承担的编辑重责是任何当编辑的人都无法相比的。想到巴金最后将写下几十万字的浩瀚巨篇，想到他的〈〈随想录〉〉最后要集结出版，潘际垌就决心要把老人重新拉回到《大公报》上来。他不希望因一时的不快就中止一部历史巨作的完成。那样做不仅对《大公报》不利，也会给巴金的晚年带来无法弥漫的缺憾。潘际垌心里十分清楚，巴金这样做的用意，无疑是在以毅然和坚韧维护一个作家不可侵犯的人格！
巴金在上海看了潘际垌的信，心中的火气也消了许多。
老人也心里清楚，就这样放弃自己凝聚心血的《随想录》写作，确实有违自己的初衷。并非巴金的胸襟狭窄，也决不是他以纵横驰骋文坛半个世纪的资历来面对编辑的疏忽，而是他不能继续容忍别人对他人格的挑战和篾视。既然潘际垌仍然希望把他的《随想录》继续下去，那么，巴金为什么就只有这样一点点雅量呢？
老人决定不负对方盛邀，他再次提笔写随笔了。
不过，他写的《鹰的歌》寄出以后，居然又让老人大失所望。稿件寄到香港以后，竟然没有得到发表的机会。当然，潘际明并非不想刊发此文，也不是他不赞同巴金在文章中流露出来的锋芒，而是，他把此稿编成以后，主编不敢签字。他对潘际垌说：“这样的文章还是暂且不要发表为好？”
“为什么？”潘际垌不理解主编的谨小慎微。在他看来这篇《鹰的歌》，是自己好不容易约来的。刚刚受到伤害的巴金，想吐吐心中的愤慨也在情理之中。他为此据理力争地对主编说：“巴金把自己比作高尔基小说中的鹰，这有什么不好呢？他是一个说惯了真话的作家，他说那折断了翅膀的鹰是因为受了伤，才不得不陨落大海，调子虽然有点悲凉，可是，他的文章仍会给读者以振奋的力量啊！”
白发人拍案为哪般？(4)
主编自有主编的苦衷。他皱了皱眉，最终还是对潘际垌叹息说：“暂时还是不要发了吧。相信巴金先生最后会谅解我们的，但是，将来他的《随想录》一但集结出书，还是可以把他的《鹰的歌》加进集子中去的。这没有什么不好呀！”
巴金对此没有计较。他已经从激愤中渐渐冷静下来，他开始恢复从前的冷静与宽容。吃过十年辛酸悲苦的他，最终又开始冷静面对身边的一切。巴金开始理解好心的潘际垌，开始理解香港《大公报》的主编和同仁们了。巴金知道自己不应该因为这一点点不愉快，就轻易放弃自己晚年最想做的事情。他的著作已经可以等身了，巴金即便不写这部《随想录》，他也无愧于当代著名作家的荣耀。然而，他有许多话又非要说不可，而这些随想的文章，能否在自己走进暮年之前一篇篇刊发出来，最后再分别集结成几部可以传世的《随想录》，则是他引为至重的事情。于是，巴金在情绪镇定下来以后，又开始频频挥笔了，他仍然还像从前那样，以平和的心态写下自己心中的随想。
古都·《家》·太平湖(1)
列车沿着一条熟悉的铁路向北方飞驰。
巴金坐在飞驶的列车窗口，眺望着从车窗前疾掠而去的山川、田畴和一排排在春风中返青的林莽。江南碧绿的原野从老人眼前迅速变幻成北方尚未吐绿的大地。时光已是1978年的5月。
巴金又来到北京。
这已是他“文革”后第三次赴京了，古老而雄伟的京城，对于巴金来说始终是魂牵梦绕的地方。自1966年6月他在这里参与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回上海后，眨眼就十一年光景了。这期间巴金失去了自由，他始终没有机会走出上海，北京当然就成了他心仪的所在。1977年10月，巴金忽然得到上级的通知，要他随上海人民代表团，前往首都北京参加毛泽东纪念堂的开馆活动。他为随团赴京瞻仰毛泽东的遗容而倍感振奋。
这是巴金在拨乱反正后第一次来到北京。古都久违了，然而，北京的金秋仍然让老作家心往神驰。因为这里有许多文坛上的友人，也留有巴金难忘的记忆。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虽然给他带来了灾难，然而在这位作家的心里，始终没有改变对这位伟人的敬仰。在纪念堂里巴金面对巨人的遗体，长时间的凝思着。历史烟云似乎在那一刹间在他的脑际里翻腾，又在他的头脑里定格。那些他亲身经历的历史，就构成了巴金形象思维新的灵感。他承认任何人，包括静卧在水晶棺材里的一代巨人，他也有历史的局限性甚至会犯错误。而巴金正是从毛泽东的一生中悟出了许多人生的真缔。
巴金第二次再来北京，是在1978年2月。
那是他“文革”后期首次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许多久违了的友人，都在这次会议上重聚与相逢。金碧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在历经十几年的风雨之后，依然还象从前那样雄伟壮观。只是巴金心头感到有些悲哀的是，许多熟悉的友人都已经不在了。其中最让他怀念的人就是周恩来。也是在此之际，巴金提笔写了一篇怀念周公的文字，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间，他最崇敬的就是周恩来了。而今当巴金随着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走进这座熟悉的辉煌建筑时，他心中就不能不产生一种隔世之感。
这一次——距参加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仅仅过去了三个月时间，巴金再一次进京，他是为作为出席中国文联三届三次会议的代表而来的。作为中国文联的领导人之一，巴金知道这次会议对于他和所有在浩劫中幸免于难的文艺界人士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无疑是真正的解放，也是动荡过后难得的一次隆重聚会。巴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在有生之年还有这样的机会。
“《家》是我四十六年前的作品，四十六年来我写过好几篇序，跋和短文，谈我自己在不同时期对这部作品的看法，大都是谈创作的结果和作者当时的思想感情，很少谈到小说的缺点和它的消极作用。”巴金前往北京出席全国文代会之前，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已经就再版他46年前在上海面世的成名作《家》，进行过多次的洽谈。巴金完全没有想到他在有生之年还会看到国家一级的出版社，有一天会再版他那部在“文革”中多次受到批判的小说。“文革”前他家的二楼书房中还珍藏有少量《家》原版的几种版本。“文革”期间楼上的书都被造反派们查封了。他解放以后，手边只有一本《家》，也还是解放后再版的。那时候，大地已经解冻，一些有幸来到他武康路小楼里作客的友人，多么希望索要一本由巴金签名的《家》以留作纪念。然而那时的巴金几乎无书可送给朋友。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竟然主动要再版此书，此事对巴金来说不啻是最大的幸事。出版社希望他在此书再版之前，最好亲笔再写一个序言或后记。所以，巴金在临去北京之前就已经打好了腹稿，他不知对今天的读者该如何谈自己那部心血的结晶——《家》呢？！
巴金又住进了北京饭店旧楼。
这里他十分熟悉，“文革”以前他多次来京，大多都在这里下榻。而今天巴金来到长安街上，发现这里还像从前那样繁华与喧闹，车如流水马如龙。长安街，久违了！他记得自己在上海受到专政的时候，只要从广播里听到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实况转播，巴金就会想起眼前这条宽敞笔直的长街。
形势毕竟大变了。这不是梦，而是一个鲜活的现实。巴金在“四人帮”粉碎以后，确实比从前年轻了许多，尽管脸上不时还会现出一丝淡淡的忧郁，那是他在怀念死去的亡妻，不过他从心底确已逐渐驱散了阴霾。自己现在74岁了，已经到了人生的暮年，不过巴金丝毫没有感到自己的身体比别人差。他在73岁的那年秋天，总算释完了《往事与随想》的第一、二卷。这说明他宝刀不老，译成以后他在北京的朋友何其芳竟然获悉了此事，便马上给巴金寄来了一封信，称他看了巴金在报上发表的文章和听说他正在翻译的赫尔岑回忆录后大为感动，表示他一定要向巴金学习，要多学一种外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赶上形势，巴金心里自然十分振奋。
巴金的上海寓所也再不是门可罗雀，许多从前不理睬他的政府高官们现在开始鱼贯而来。特别让他振奋的是，去年九月里，巴金被允许在上海会见他从前的两位日本老朋友，一位是德高望重的中岛健藏，一位是日本文坛上卓越的人物井上靖先生。
古都·《家》·太平湖(2)
让巴金高兴的事情不止这些，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再版他的小说《家》后不久，有关部门又允许巴金的法文本《家》在国外出版发行。当他提起笔来为法译本《家》写序的时候，巴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文学的春天来到了。
去年十月当《上海文学》复刊的时候，编辑部主动向老人约稿，这时他决定把改了又改的短篇小说《杨林同志》拿去发表。这是他从修改了多少遍也不肯轻易出手的中篇小说〈〈三同志〉〉中，精心提练出来的一部情节。应该说这篇〈〈杨林同志〉〉才是巴金晚年小说创作中最为满意的一篇。当然，巴金希望的并不是它在文坛上引起什么的轰动，而是想圆他自己多年的一个梦！他总是认为自己欠了朝鲜战场上那些英雄们的一个债，当然是文债！现在老人总算还上了！
巴金感到在过去的一年，他在政治上也真正翻了身。十二月底，上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协上海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同时举行。巴金又坐在了大会的主席台上，当巴金的电视画面出现在千家万户的电视屏幕上时，围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们竟然一片欢呼：
“巴金出来了！”
“没想到他还活着！”
“你们看，巴金老人还象从前那样精神，他没有老，只是头发全白了！”
也就是在自己公开亮相不久，巴金又在《人民日报》编辑部举办的座谈会上，发表了一个题为《除恶务尽》的发言。为篇谈话在报上发表以后，全国读者都看到了久违的巴金！巴金又回到了久违的文坛！
一九七八年对于巴金来说，无疑是个振奋人心的年头。早在二月下旬，他就从上海来到了首都。巴金又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了。同月，他的《处女地》新译本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给赴会的巴金心中平添了无限喜悦，他感到自己又可以写作了。大会结束已是三月初，巴金回到上海马上就开始了紧张的写作，他感到从前的时间都荒废了，现在时间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紧了，他有一系列庞大的写作计划都摆在面前，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刚刚开始，构思多年的长篇小说也仅仅写了几千字，在这时候各报的稿约又频频向他飞来，巴金实在有些应接不暇了。但是，他仍然抽出时间替别人作工作，例如一份上海师大中文系鲁迅著作注释组的访问纪录稿《〈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起草经过及其它》就摆放在老人的面前，他必须拨冗审定，老人之所以如此，是他认为自己能为别人研究鲁迅作一点工作是荣幸的。
如今，五月的春风吹绿了塞北大地。巴金只好暂且放下手边文稿，匆忙地赶到北京参加中国文联第三届第三次(扩大)会议了。他在这次会上要发表一篇讲话，巴金已经把这个《迎接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的发言，看了又看，改了又改。就在巴金修改这个发言的时候，他敬重的老前辈郭沫若忽然逝世了！巴金感到悲恸，本来他想利用会议休息的机会，前往北海附近的寓所去探望郭老，然而他没有想到同样经受“文革”灾难的文学前辈郭沫若，竟然在国家走向万象更新的时候挥手西去了。
在这种时候，巴金的思想仍然停留在阴影末消的水平上。他希望在自己的这个后记里讲讲自己的错误。他想对读者这样说：“我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写作了二十年，写了几百万字的作品，其中有不少坏的和比较坏的。即使是我的最好的作品，也不过是象并不高明的医生开的诊断书那样，看到了旧社会的一些毛病，却开不出治病的方子。……”
巴金仍然还在写自己的批判！他那时的思想还停留在自省自悟与对灵魂深处封建思想的反思之中。巴金并不是故意装出来的假谦虚，而是当时的历史背景留给他心灵上的烙印太深太重。他始终感到自己还是一个有待改造的人物，尽管他的问题早已经得到了解决，写作的自由与出席各种社会活动已让巴金重新找回了那个淡忘了的世界。然而一遭蛇咬，三年怕井绳的畏怯感与旧时代作家的“自卑”，仍然时时在束缚着他的思想理念。
后来，在《家》再版的时候，巴金果然把上面一些想法变成了文字，写进了该书的后记。让读者们读来感到不可理解的是，巴金在这篇后记中竟然如此严肃地解剖自己的灵魂：“小说里面我个人的爱憎实在太深了。象这样的小说当然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我承认，我反封建反得不彻底。我没有抓住要害的问题，我没有揭露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我对自己批判的人物给了过多的同情，有时我因为个人的感情改变了生活的真实。……”
北京的六月是炎热的。
全国文代会期，让巴金最动感情的还不是他在会议中又见到了许多劫后余生的文坛老友。让他大伤其心的是，参加作家老舍的骨灰安葬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布置了一个既简朴又隆重的会场，正面黑色的帷布上高悬着老舍那熟悉的遗像。巴金看到那张照片，就会想起自己和老舍生前见到的最后一面。那是1966年飓风乍起的盛夏，他奉命从上海来北京筹备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也是6月初的一天上午，他忽然在人民大会堂的某一个厅里经过，这时，他对面忽然走来一个熟悉的身影！
古都·《家》·太平湖(3)
“老舍？！”巴金那次到北京，由于毛泽东已经接连批了两个有关文艺团体的重要批示，所以他刚到北京就有一种恐惧感。加之会议筹备的紧张，巴金很少有机会外出，探望在京的朋友。当时，他特别想有机会看望一下老朋友，其中就包括老舍。不过巴金为少给别人带来麻烦，还是让这一念头自生自灭了。可是他没有想到，老舍现在竟然出其不意地来到了自己面前。
“巴金先生，你好！”与此同时老舍也认出了他，他们紧紧地握着手，然后来到大厅一隅，悄悄地谈了几句知心话。他看出老舍并不像自己想的那样紧张，尽管北京的形势已有山雨欲来之势，老舍却依旧处之泰然。他对巴金说：“请放心，我很好。请告诉上海的朋友们，我没有问题。”
“这就好！”巴金听了他坦荡自若的话，悬着的心便放下了，他记得当时这样对老舍说：“我们都相信你！”
那次在人大会堂短暂而匆忙的一面，对巴金来说十多年后仍然记忆犹新。但是，他当时决不会想到的是，泰然自若、心胸坦荡的老舍，竟会在与他相见的一个月以后，就猝然惨死在北京的一次批斗大会之后。如今，在阵阵哀乐的旋律中，巴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他在经过老舍遗像，向老舍夫人等死者家属走去的时候，脑际里老是浮现着在大会堂见最后一面的场面。那俨然一个铭心刻骨的镜头，已经深深地刻在他的心上了。
巴金在一个金霞满天的傍晚，独自来到北京德胜门附近的太平湖。眼前的湖波依然泛起层层涟漪，只是当年的悲剧不会再发生了。他不知当年的老舍究竟是怎样来到这幽幽泛动碧波的湖水之畔，也不知他一个人在太平湖边默坐了多久，才决定结束自己的一生的。巴金也同样经过那种可怖的年月。他对当初在大会堂里那么有自信的老舍，最后选择这条路的心路历程，渐渐由不解而转为理解了。巴金知道他和老舍的心是相通的。他们可以没有饭吃，也可以没有车座，甚至可以忍受生活的苦难与艰辛。然而他和老舍却不能忍受非人的待遇。尤其是人格的侮辱与践踏。不久前他在上海遭遇到的香港《大公报》删改稿件的难堪，就足以让他更加从心里理解一死了之的老舍了。
太平湖上飘起了霏霏雨丝。巴金仍然一个人静静伫立在湖边，凝思着。
血沃中原肥劲草，
寒凝大地发春华。
英雄多故谋夫病，
泪洒崇陵噪暮鸦。
不知为什么，巴金在湖畔徘徊的时候，心里忽然想起鲁迅1932年写的那首《七绝·无题》。 他在蒙蒙的雨雾中凝思着，湖波依然汩汩涌动，纷飞的细雨越来越稠，巴金的衣服已被小雨淋湿了。他仿佛在雨雾中又看见了老朋友——老舍含笑向他走来，似在向他询问：“巴金先生，别来无恙？……”
· 推荐：《抗日战争书籍》 《心理学书籍》 《茅盾文学奖作品》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