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情况是，由于董建华是霍英东的世侄，加上自出面协助董建华重组“东方海外”财务后，两人诸多接触，霍英东发现董建华有很多优秀之处，很欣赏他的为人；所以，正如他自己所言：“从一开始，我就想到董建华是行政长官的合适人选。”
霍英东坦言，中方高层曾经就行政长官的人选问题征询过他的意见，他已经婉拒中方的好心，把自己排除在外；那么，在排除自己之余，推荐自己向来欣赏的董建华，这是很自然不过的事。
1996年2月初，霍英东自北京参加完筹委会成立大会返港后，我又问及行政长官人选的事，他淡然地说：“有些事，不可以讲。别人揣测，鲁平讲‘黑马’，江泽民总书记又转身与他（董建华）握手，这是不是有所表示？现在，不能讲了，要尊重推选委员会的意见。” 1996年6月，香港一份报章在头版头条位置，煞有其事地称香港工商界有不少人正在推举霍英东为行政长官的候选人。第二天下午，在霍氏公司的写字楼，我向他提起此事。
“昨天有报纸说工商界人士正在推荐你出来当行政长官，不知这报道你看到了没有？”我问。
霍英东断然说道：“这是假的。第一，没有人推荐，个个都没有人推荐，没有人与我谈过推荐的事；第二，我年纪大了，不可能的。其实，我们这些做生意的人，讲的是自己的事业，并不是讲自己的官大。”
我说：“到了这个阶段，罗德丞虽然已表态，但市民对他的看法并不太好。至于董建华
一直没有表态，市民不知他的想法如何。老实讲，没有一个德高望重、众望所归的人……”
霍英东认为：“其实，都不是德高望重的问题。比如，我现在搞南沙开发，以后必然与香港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冲突，我们公司的客船，牵涉到海事处和码头，别人就会说是否有什么代表？利益上是否已冲突？陈方安生买楼十成按揭，本来是一件小事，但都闹得满城风雨。”
“从政，肯定要付出代价的。”我说。
“但有什么好处呢？”霍英东感叹说：“如果自己后生，精力充沛，还可以考虑，现在一心一意只想搞好南沙……”
到了1996年7月底，在香港中华游乐会，关于行政长官问题，我和霍英东又有一次长谈——
冷：“行政长官产生的时间可能要提前到今年11月份产生。现在，你以往把自己排除在外的想法是否没有改变？”
霍：“我搞南沙，种一株树，修一道桥，都有人感谢我。但做行政长官……社会上对人选问题有何看法？”
冷：“基本上还是接受得了董建华。就我个人而言，我也是认为‘董陈（陈方安生）配’是个理想的组合，在报刊上，我也撰文表示过我的看法……”
霍：“阿董（董建华）都几（相当）头痛，‘东方海外’无人帮手。”
冷：“他有兄弟姐妹的，可以交给他们打理。其实，若董建华最后真的成为行政长官，那干脆把‘东方海外’全部卖给中方，成为公开的中资企业，这样就能一了百了，还能卖个好价。这可能是一条路，就像解放初期，荣毅仁家族处理家族生意那样。当然，两者有些不同，荣毅仁家族生意是公私合营后，荣毅仁去做官；但董建华的情况却是把他持有的那部分股份全部卖给中方，反正‘东方海外’本来就有中资背景。”
霍：“你估计香港‘九七’后会怎样？”
冷：“主要还是看经济，关键是要维持香港作为经济大都市的国际地位。其实，中方这么多年，一直很倚重香港的经济作用，我想，‘九七’后还是一样。”
霍：“你认为行政长官以后的作用怎样？”
冷：“与中央政府和中方高层官员的沟通最重要。行政长官，既然不能一味让步，既要为香港争取利益，同时又不要与中央政府、中央领导官员发生冲突，这是本事。他的作用也应该体现在这方面。”
霍：“说真的，行政长官的权力，可能还比不上任何一个市、县的书记、市长。”
冷：“很多人想当行政长官，并不一定是为了权力，香港这个地方很特殊，第一届行政长官肯定举世关注，甚至会写进历史，有些人可能是为了名。”
霍：“这个我也知道。但有时看到克林顿、叶利钦到处去拉票，也觉得他们好凄凉。人最紧要就是无所求……”
冷：“人人坐到这个位，都不想下来的，人都有权力欲望……”
霍：“不是的。我时常跟我的子女讲，参加政治活动，一坐上去一个位，就要想着几时下来。做生意也一样，不要光想赚多少钱，也要想可能蚀多少钱，蚀不蚀得起？”
从霍英东上述的几次谈话中可知，他始终把自己排除在行政长官人选之外。
当然，把自己排除在首任行政长官的人选之外，并不代表霍英东对参与香港社会事务“冷感”，他仍在一些关乎香港平稳过渡的社会事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对政治兴趣不大，不期望得志政坛。
为吸引更多香港人对香港事务出谋献策，1992年3月11日，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和新华社香港分社，共同邀请44位港人出任第一批香港事务顾问。那天，霍英东也应邀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国家领导人颁发的港事顾问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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