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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冰莹(5)

  这时候,她学会了喝酒。她说:“一个人到越穷困的时候,对于金钱便越视为粪土……我只要精神痛快,物质生活哪怕再苦些也不能丝毫影响我的思想和意志,有钱时我分些给穷朋友,或者跑到馆子里大吃大喝一顿,或者买许多我爱吃的虾米、牛肉干、鸭胗肝和糖果回来,穷困时,就一个人跑到马路上喝西北风,躲在亭子间里喝自来水,或者索性蒙在被窝里睡两天,看看有趣的小说,以消磨可怕的长日。”她还说:“虽然这样穷苦,但我这副硬骨头始终不屈服,不向有钱的人低头,更不像别人认为女人的出路是找个有钱的丈夫。饥饿只有加深我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只有加强我生的勇气,从此我要奋斗,为了自己,也为了万万千千和我同样在饥饿线上挣扎着的青年男女”。

  上海艺术大学是在法国租界开办的学校,当时进步团体和学生的爱国活动都被侦探视为眼中钉,这个学校曾三次遭搜查,最后一次谢冰莹险些被捕,学校被迫解散。这时,她接到三哥的汇款和信,要她去北平投考女师大。但她犹豫,矛盾,不愿意离开这个文人荟萃之地;她觉得上海是文人的摇篮,亭子间的生活再苦,但不受别人限制的生活是自由的、痛快的,那里的一切是活跃的,进步的,她爱这所“社会大学”。但在1929年“五一”劳动节那天,她终于登上了北上的海船。到了北平,最初住在河北省妇女会,一星期后搬到《民国日报》和小鹿(陆晶清)合编副刊,只有两个月,便被禁止出版,她又回到妇女会去住,准备考学。在女师大的考试中,百分制,她的地理只得了四分,而已在考卷上她还责备出偏题的教员,录取本来是无望的,但经过文学系主任黎锦熙教授的力争,她才走进学校的大门。

  她必须一面读书,一面教学,一面写作,否则是无法养活刚生下不久的女儿(名符冰,小名小号兵,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被迫害致死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的工作岗位上,时年三十六岁)的。教学任务重,每周十二小时的国文,每次改作文九十多本,几乎每晚都是12点前改卷子,12点后,进行写作,她“像一只骆驼那样负着重担在沙漠里挣扎着前进”!那时她的文章牢骚盛,大报副刊不敢登,劝她写“软性”的文章,她拒绝了。只有一家小报欢迎她的稿子,当时她用许多笔名,如芷英、紫英、乡饱老、英子、格雷、林娜等,而从不用她正式的笔名冰莹(另外她还用过兰如、南芷、刘滢、无畏、碧云、小兵、芙英等笔名)

  做了母亲后,她的生活是艰苦、不幸的。她的丈夫是北伐时的同学———一位年轻诗人——符业奇(符号)。一柔一刚,方能构成一个世界;而两个性格刚烈者,终难成为一个永久的和协。也许他们都还年轻,也许由于误会,他们的感情产生了很深的裂痕,致使她多次想悬梁自杀,但理智和女儿的微笑,使她冷静下来,取下套在颈上的绳子。至今,符号仍颇怀念她,有诗为证:

  苦心孤诣称鸣妹,诉罢离情诉爱情。

  色即是空空是色,佛门听取断肠声。

  知君焚稿了前缘,中夜椎心忏旧怨。

  劳燕分飞天海阔,沈园柳老不吹绵。

  而她对我说:“我们俩当时并无大矛盾,是历史或命运把我们分开的。如果他现在给我写信,我会回信的。”

  谢冰莹先是住在西单小口袋胡同。符号被捕后便搬迁到石驸马大街内授水河二十二号。她积极地参加左翼文艺运动,是北方左联的发起人之一(笔者按:据谢冰莹给我的信与1993年7月13日在美国旧金山访问她的笔记与录音,她否认自己是北方左联成员),与潘训(漠华)、杨刚等人过从,是孙席珍家里的常客,还曾把女儿寄养到孙家。谢冰莹有正义感和进取心,为了北方左联的工作和参加几次进步戏剧的公演,还因为主编过一个妇女月刊,竟被国民党当局视为罪犯,上了黑名单。当时,社会是残酷的,白色恐怖像张牙舞爪的魔鬼到处游荡。得到要逮捕她的消息后,只好当晚就乘津浦车南下,不得不失掉了就要到手的女师大的毕业文凭。为她筹备旅费,朋友们当掉结婚戒指和棉袄,孙席珍夫妇特地赴车站给她送行。她,又开始了流浪生活。“社会太残酷了,它不让一个纯洁有为的青年去发挥他的能力,处处于优秀的青年以严重的打击,一直到使他们无法生存为止。”

  由南京转赴武汉,把孩子交给符号的母亲,在那里,以笔杆劳动,换取生活资料。但她逃亡的消息很快传到武汉,为了不出麻烦,只好到湘江对岸的岳麓山的昆涛亭隐居起来。这里很美,但面对湘江升起的太阳和那清溪里自由跳跃的小虾,却温暖不了她那颗被悲痛和凄凉紧紧蒙着的心。她想到死,想让青风峡里血红的枫叶为自己盖棺,但为了光明和孩子,理智又一次主宰了她,又开始了写作。在这段不太长的日子里,她经过无数次感情与理智的剧烈斗争,终于从苦海中拔了出来。“一个青年,尤其是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女性,她不但要和万恶的封建势力奋斗,而且要和妨碍自己事业、容易消磨勇气的爱情奋斗!世间有比爱情重要万倍的事业待我去做……”她想,做人不能对不起良心和社会。回到家乡,她同母亲见了一面之后,下决心到上海寻找新的出路。

  四

  1931年仲夏,她在上海江湾幽静的黑房一子里,不停地构思小说里的人物,废寝忘餐地写作;那时,她一天能写一万三千字,仅用了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就写成了《青年王国材》和《青年书信》两部稿子。《青年王国材》是她生平第一次用第三人称写的长篇小说。“在动笔以前,并没有写出大纲和人物表来,只把整个的结构大略在脑子里构思了一下,以中学生为题材,内容描写一个好出风头,谈恋爱的学生,和一个埋头苦读的学生,两种不同的生活。人物是从我教过的学生里面挑出来的,把好几个人的优点,集中在王以仁的身上;把好几户人的缺点,加到王国材和女主角梅英的身上,就这样,我不分昼夜地埋头写作,不吃饭,不睡觉。有时买几个面包来放在桌子上,饿了,左手拿着面包啃,右手仍然在写字;晚上,实在写累了,和衣往床上一倒,老鼠成群结队地跑来把面包拖走了也不知道;第二天,眼睛一睁开,脸不洗,头不梳,又伏在桌子上写。”等到两部稿子完成之后,她说:“我再也没有勇气修改它,而且连再看一遍的勇气都没有。”这两部书顺利出版了,使她一共得到了六百五十元的巨款,这时,她决定用这笔款去东京留学,完成梦寐以求的读书志愿。

  我是从小就喜欢游山玩水的,当长崎丸把我从黄浦滩头载

  到了东海的时候,我高兴得好像逃出了樊笼的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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