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翰林院那几年，真是政治最为黑暗，精神最为痛苦之时。眼看着割地、赔款的条约一个个签订，却一点找不到出路。就在这时候，康有为如一道闪电，照亮了中国的上空。当时也有人劝我去松筠庵参加集会，并愿意牵线引见康、梁，都被我谢绝了。现在细细想来，还是自己书生意气太重。一是觉得此公大孤傲，听说孙文想见他时得先行弟子之礼才能进门，这种羞辱我实在受不了。二是觉得他有权变意识，做学问也欠严谨。为了给维新变法制造舆论，不惜武断地在《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中，公开宣称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都是刘欲在西汉伪造的，与孔子之圣道并无共同之处。在他的笔下，二千多年前的孔子好像成了托古改制，维新变法的祖师爷。这种石破天惊的议论对长期受封建桎梏的士人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但那种治学态度，却为我不屑。还有，百日维新时，康、梁已成了炙手可热人物，皇帝权贵争先巴结，我生性不愿凑热闹，也只好做旁观者了。以后西太后发动政变，他俩仓惶逃命，与谭嗣同那种彪炳千秋的人格相比，真是令人心寒。变法失败不久，我为何会一气辞职不回呢？因为我觉得他们失败的真正教训就是没有从培养变革人才，抓教育入手，而是寄希望于钻门路，找达官贵胄做靠山。这也是我这些年一心致力教育的根本所在。”
他说到这里，呷一口酒，有点激动地微昂起脸，目无旁物的眼光穿过众人头顶，射向茫茫夜空。
“今天看来，我确实太偏狭了，至少是缺少一种气度。我没有看见当年康、梁那种傲视干古，欲与整个旧体制决绝的胸襟。更缺乏那种敢为人先的开创精神。这次来京后与仲甫的几次长谈，对我触动很大。他反复问我，你究竟想怎样办教育？怎样治理北大？现在中国缺少的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教育家，政治革命已暂时没有可能。要救中国，首先是从思想领域进行革命，要革中国人封建思想的命。你要我把《新青年》一齐迁来北大，你能一扫以往腐朽沉闷的空气，造就出一种新的北大精神吗？告诉你，我上北大不是来为你教书的。中国并不是没有名教授，而是缺少开风气之先的思想先驱。待你把办学思路全想明白了，我自然会来为你摇旗呐喊的。”
马叙伦听得热血沸腾，他不无得意地扫视了一眼汤尔和与沈尹默，朗声笑道：
“仲甫果然高屋建瓴，气势逼人。看来我们推荐他没看错人吧？”
“非常感谢诸位的鼎力相助，我还是想把办学的思路再开阔一些。在德国和法国留学和考察时，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大学是培养高深学问的地方，办学一定要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只要有真才实学，不但仲甫、胡适之我要，就连刘师培和辜鸿铭这类人物，我也想用。”
“什么！连两次变节的帝制余孽和那位冬烘先生也能上台执教？”一脸书生气的沈尹默，惊愕地瞪直了眼睛。
“对，我要的不是他们的思想，而是学问！”蔡元培那坚毅的目光里，透出一种深思熟虑的自信。
钱玄同的心却暗自窃喜，不光是他与刘师培在日本时私交颇深，对这位少年国学大师的才学甚为佩服，更主要的是中午在观莱园陈宅交谈时，蔡元培看完范文澜三人托他转交的呈文，竟兴奋得挥舞起双手，闪闪发光的眼镜里透出了一种孩子般的稚气。
“有这样好的学生，还怕办不好北大？都说北大是一盘散沙，但我却从这些学生身上，看见了一种法兰西自由向上的学院空气。”
范源廉已面露微醺之态，在这种场合，身为堂堂教育总长，自然不甘示弱。他扬起手示意大家安静，用一种带点炫耀的口吻说道：
“我请蔡公出长北大，自然是有所考虑的。蔡公办事顶真，是个真正搞事业的人。想当年，他出任南京政府教育总长时，曾问中山先生，‘教育部的地点在何处呢？’中山先生笑曰‘地息嘛，你自己去找。’他一下明白了对方的意思，凭着一股毅力和献身精神，日夜奔波，最后总算找到马相伯，借到了洋务局的三间房。开办时经费奇缺，身为总长，工资却坚持要和下属一样，一律三十元。连上总统府领教育部的大印，还是独自乘洋车去的。这次蔡公北上，又是子然一身，但我相信，凭借蔡公的道德力量，北大很快就会群贤毕至，气象万千的。来！我提议，为蔡公的旗开得胜，干一杯！”
众人举杯响应，法喜和尚也来了情绪，他以晚辈的身份合掌祝福。
“尊敬的蔡先生，当年您曾有一句著名的格言：以美育代宗教。贫僧深知您出此言的苦衷。但又以为，真正的宗教也是一种美的哲学。今后有用得着晚生的地方，一定效力。”
面对着一张张充满信任的脸，借着酒力，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挟带着浩然之气油然而生。他亲自给各位斟满杯中之酒，动情地用双手举起酒杯，俯首深深地作了个大揖。
“来！为我们的新北大，干杯！”
众人一饮而尽，钱玄同还豪气冲天地将空酒杯摔碎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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