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人利用三十多年前敌人制造的“伍豪事件”的谣言来整你伯伯，但这事中央当时就清楚。我们是幸存者，要想到过去的无名英雄，我们应该对烈士、先烈们给以怀念。“文革”结束后，“伍豪事件”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一九六八年八月下旬，我由西安请产假回北京公婆家，准备迎接我第二个孩子沈桐的出生。
一天，七妈来电话约我去，我到了西花厅，七妈看到我身体笨重的样子，还走得满脸是汗，忙让我去洗把脸，吃点西瓜，看我歇过来了，就问：
“秉德，你生了老二之后，老大沈清准备怎么安排啊？”
“我和人骅及两位老人已说好了，用老二换走老大，沈清三岁了，也该和我们在一起，让他到托儿所过过集体生活了。”
七妈听了很满意，似乎想起了三年前我临去西安时，伯伯、七妈对我的嘱咐：孩子应该自己带，放在老人身边容易娇惯，对孩子的成长不利。
接着她话锋一转，很严肃、很详细地讲了一件使我十分震惊的事情，大体是说现在有人利用三十多年前敌人制造你伯伯发表脱党声明的谣言来整你伯伯，但这事中央当时就清楚，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时，中央又有明确结论，就是“伍豪事件”，这是非常清楚的事。最后她说：“现在形势复杂，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你平时在外地工作，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你心里要明白你伯伯是怎么回事，这也是你伯伯让我对你讲的。”
一九七二年下半年我到北京出差时，七妈又对我说：“我前几年对你讲的‘伍豪事件’，中央又进一步搞清这问题，毛主席说这事早已清楚了，让你伯伯在中央的高级干部会上再讲清这问题，并做好录音，要给中央和各省都留一份材料和录音，存入档案，以便后人了解此事。”
对我的这些谈话，她老人家对秉钧、秉宜也都分别谈过。
我想中央对此事已有了非常清楚的结论，应该是不成问题了。特别是“四人帮”粉碎之后，十年浩劫已成为过去，我在思想上对这事已感到无需再提了，却没想到七妈在一次特别的场合，又谈起了这件事，这次我做了记录，所以可以较详细、全面地回忆起她当时的谈话。
一九七九年国庆，我那去内蒙古插队十一年的小妹秉建要结婚了。她丈夫拉苏荣是蒙古族青年歌唱家。伯伯在世时就希望秉建既然在内蒙古插队，最好找个蒙古族青年结婚，成家立业。现在虽然伯伯不在了，但秉建仍按伯伯的遗愿找了蒙古族青年为伴侣，七妈也特别高兴，说六姐弟都结婚了，都到西花厅来聚一聚吧。
我们兄弟姐妹们也都很高兴，难得都在北京凑齐了，六对夫妇共同去七妈家也不容易，又想七妈把我们从小照顾到大，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已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了，我们对她老人家的报答是怎么样也不过分的，那么我们这次就做一点小小的表示吧，我们事先讲好：十月二日我们去看望老人家之后，集体请老人家去北京饭店吃顿西餐，她欣然接受了。
十月二日那天九点钟，我和丈夫沈人骅，秉钧和妻子刘军鹰，秉宜与丈夫任长安，秉华与妻子李玉树，秉和与妻子岳五一，还有秉建和拉苏荣，就来到了西花厅。一看七妈是一身笔挺的西装，精神特别好，我们除了给新郎、新娘戴上大红花外，还给七妈左胸前也别上了朵鲜花，她高兴地与我们集体在院子里合了影，还分别与每一对夫妇都留了影。
然后，她招呼我们进到客厅，与我们谈话，她说：
“今天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周年国庆的第二天，我心里很高兴，我们家里也很难得有这么个机会（这时她很激动），秉建结婚了，现在你们从六个人。变成十二个人了，在一起聚会，你们也很难得有这个机会。
“在这个难得的机会里，我除了祝贺新婚夫妇外，还有个重要问题，我要向你们讲一讲，让你们年轻一代，也要懂得一些老一代的历史。
“我要讲的是三十年代最初的一二年发生的事情。当时我们党内出了一个叛徒顾顺章，他与国民党特务结合起来诬陷你们的伯伯脱党，伪造了一个‘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当时党中央就了解事实真相，也妥善地处理了这事。
“但一九六七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南开大学‘八一八抓叛徒集团’，从旧报纸上发现了当时的这个启事，像得了宝，交给了戚本禹，你们伯伯知道这事了（注：当时七妈并未讲伯伯是怎么知道这事的，现从大量史料看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江青收到材料后，如获至宝，不做任何调查研究，突然于五月十七日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写了一封信，把伪造启事的抄件摆在他们面前，信中说：‘他们查到了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五月十九日，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当时我们都明白这是伪造的，是‘四人帮’要以这个事来陷害你们伯伯，当时有人就知道是伪造的，就拿了当时的证据交给毛主席，毛主席说这是当时敌人伪造的，不能相信。
“这事是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左右，在上海的几个大报纸上都陆续刊登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下款是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但没有第二个人名。
“其实，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你伯伯已到了江西的中央苏区，这个声明是叛徒顾顺章和国民党特务共同假造的，他知道伍豪这名字在人民群众中不知道，而在共产党内是知道的，他要制造混乱，给人们一个共产党内出现了大批叛徒的假象，达到煽动党内同志动摇的目的。而且他还要报复，为什么他要报复？顾顺章这人原来在党内是做情报保卫工作的，为了掩护工作的需要，他的很多家人都知道我们党内的组织、人员等机密。一次他去汉口办事，不注意隐蔽，还去变魔术，被国民党C.C.特务抓了，被捕后他叛变，一定要见蒋介石才讲出我党机密，这事当时就被我党中央知道了，中央机关和人员立即转移，但他的家属都认识我们的人，为了免于后患，防止我中央机关被全部破获，我们对他的家人都进行了处置，灭了口，中央的局势才得以转危为安。但顾顺章为了报复，在报上登了悬赏捉拿周恩来的启事，想用金钱收买叛徒告密，都未能达到目的，这样又与国民党特务想办法登了‘伍豪脱党’的启事。
“对这份在各大报上都刊登的启事，怎么向社会说明是假的呢？当时在上海的中央同志很费了周折，采取了侧面说明的办法，在上海《申报》登了报馆广告部的启事：‘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保人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用这办法来公开讲明原来的启事是假的。
“接着，党还采取了更加明确有力的公开辟谣的办法，用你伯伯另一个别名周少山的名义，请法国律师巴和代登启事，以否认伪造的启事。一九三二年三月四日的《申报》上刊出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启事说：‘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好友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做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借端生事，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这第二个声明，在党内外又进一步澄清了问题。
“一九六七年五月，你伯伯为了要抓紧时间澄清问题，让西花厅的所有工作人员通通翻阅三十年代的报纸，找到了当时伯伯已不在上海，顾顺章叛变、报复，党中央安排的《申报》广告部刊登的不能给伍豪刊登启事的声明以及巴和律师的声明等资料，就充分说明问题了。
“你伯伯写了非常详细的信给毛主席，还附了当时报纸合订本。
“一九七二年六月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毛主席告诉周恩来最好向会上的二三百名高级干部说清楚这件事，会上你伯伯讲话，还有三十年代我们党中央在上海的领导人陈云同志也有讲话证实了这问题。在这个会上决定：根据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主席的意见，把这个讲话录音和根据录音的记录稿以及有关的文献材料，都作为档案，保存在中央档案局。同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保存一份，以便党内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真相，避免今后有人利用它制造事端。但是这决定后来根本未做到。
“现在‘四人帮’已经粉碎了，组织上要搞一套材料，详细说明这件事。
“你们如今都已长大成人，也该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我们现在革命取得成功，‘四人帮’也粉碎了，我们还要纪念那些为建立新中国而献身的无名英雄们，在顾顺章叛变后，我们怎么能很快得到消息，迅速转移，挽救了中央的？是因为我们有地下党员在国民党C.C.特务机构做机要员，就是现在的电影导演钱江的父亲钱壮飞同志，他得到消息，马上赶到上海去向党中央报告，后又去了中央苏区，对革命做了很大贡献。可惜长征途中，在贵阳大休息时，再也未得到他的消息，牺牲了。我们纪念他，我们应该对烈士、先烈们给以怀念。
“我们过去革命时，只想如何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统治，要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根本没有想过能活着看到新中国的建立，更没想到做什么官，比起那些为革命献身的同志，我们只是幸存者，是从死人堆里爬过来的幸存者，只有认真工作的责任，没有享受特权的权力。所以你们也同样应该认真工作，不争名，不争利，要想到过去的无名英雄，更要向千千万万个先烈们学习！”
七妈谈了这一事件后，我们似乎又成熟了一些，对有关“伍豪事件”也更加关注，也不断地翻阅了一些文献资料。
对这一事件，伯伯一直放心不下，因为一九七二年六月中央会议上关于将伯伯的讲话录音及录音记录稿存入中央档案局，并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保存一份的决定，一直被“四人帮”一伙拖延搁置起来不办。他们还继续派人在上海寻找所谓“伍豪事件”的材料。他们还大搞所谓“批林批孔批周公”、“评《水浒》，批投降派”，等等，矛头都指向了伯伯。
一九七五年，伯伯病情加重，九月二十日准备进行手术治疗。伯伯却迟迟不肯进手术室，他惟恐“四人帮”还会在这个问题上兴风作浪。他要来了讲话录音记录稿，用他颤抖的手，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报告日期，并写上了当时签字的时间和环境是“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于进入手术室之前”。这说明伯伯对此事十分关切。在进入手术室时，他又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我想他是担心自己万一下不来手术床，他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向人们发出自己发自内心的呐喊，捍卫自己历史的圣洁！但直到他与世长辞时，这件事竟成了他生前未了的遗愿！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些党史工作者对“伍豪事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获得了大量确凿的证据，才使这一事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我对伯伯一九七二年已确诊膀胱癌的实情全然不知。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一日我在西花厅与伯伯、七妈共进午餐，知道他要去住院，我的心情真像少年儿童过节，由衷高兴：伯伯难得肯抽时间去住院，他只要好好睡觉“充充电”，过十天半月正常人的生活，他便能够精神焕发，夜以继日地工作。
这两张伯伯和七妈在大寨虎头山上的照片，是在我与伯伯倒数第二次见面时，伯伯亲自送给我的纪念，我常恨自己太傻太憨，竟然一点不知道死神已经逼近伯伯，他心里非常清楚地在与我作别！
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上午，刚从外地随军调到北京的我，在家接到电话，听筒里传来七妈亲切的声音：“秉德，你中午回家来吃饭吧，我和伯伯等你！”
“好啊！”我爽声答应，望着桌上的台历，搁下电话的我心如鹿撞：今天是星期五，离周日还有两天，为什么叫我回西花厅吃饭？是不是爸爸那里有了什么消息，出了什么事？
记得一九七三年六月，我曾为爸爸的事，给伯伯、七妈写过一封信谈过自己的思想：
这些年来，我们对爸爸的态度，一直按伯伯的话办：“他犯了杀头罪，也不要吭一声。”从开始我和弟弟妹妹们就能正确对待，坚决拥护组织采取的措施，与他划清界限，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毫不动摇。几年来也未再过问此事，而且不断严格要求自己，加强对自己世界观的改造，努力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但最近几年来，阶级、路线斗争的复杂表现，特别是这次回京从一些听到的现象中，逐步在我脑中考虑了另一些问题，想到对他的处理是否会另有目的，甚至是否企图从他口中得到伯伯的一些历史、家庭、生活、社会关系等一些材料，而至今五年已过，仍无结论又不放出，是否怕他出来就暴露了他们审讯的内容？
这样的猜测纯属主观的想法，纯属猜测，限于我了解的情况太少，心中无数，想大胆向您们谈谈心，可参考的您们参考，完全不对就请您们批评、教育我，我是毫无恶意的，更不想翻案，只是想有些具体人是否还未挖清？这个想法所根据的现象是：
一、王金岭经常说他的问题不严重（这次一办的人动员妈去看他也一再说问题不严重，不属敌我问题）。
二、既然“问题不严重”早已很明确，为何迟迟不定案解决？王说“案子已转至中央一办，刘少奇专案组太大，定案还排不到他头上”，他周同宇是排不上，但他不仅是个周同宇，他与伯伯的关系谁都知道，为什么不从爱护角度出发，使伯伯的亲戚更清楚呢？少给敌人钻空子呢？
三、管案子与生活照顾分开，形成王金岭只照顾生活，而不了解案情。此案原由谢富治同志总抓的，由北京卫戍区傅崇碧直接管，下面只王金岭管，傅倒后，由黄作珍领导王金岭抓此案，据王说，案子及人转至“一办”，但家庭生活的照顾仍由王来管，说他现已调离卫戍区，在京郊某部任教导员，其他工作都交待了，只“照顾周的家属”一事未交代，仍由他管。这样就形成对我们家庭生活上他很关心，他又常讲问题不严重，但他却无权管这件事，使问题一直拖下来。
四、听说周同宇一九七一——一九七二年患白内障，有些失明，也听说住院很久。这次妈去看他时，连大照片也看不清了，如不是故意搞坏他的眼睛，是他自己眼睛生病，为什么住院很久，对这种较易医治的白内障没有给他医好？
五、王金岭一九七一年以来对我们家中人见到面都说过“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怕死在里面”等语。其实在他说以前我倒未想到此事，既然他们想到了此事，又迟迟不解决。“死在里面”我想这可能不是他们怕的，而正是他们所希望的，他们可能怕的是他活着出来，就把在里面审讯的内容暴露出来了，审讯的内容是否以搜集伯伯的材料为主。
我们不应轻易怀疑别人，但经过这几年的现实斗争，又觉得不能轻易相信一些人。总应将现象摆出来，经过分析得出一些看法来。我对这看法也无把握，可又想大胆地向您们谈谈心，不知有没有值得您们考虑的地方，如果不对，也恳望您们批评、教育我，指出问题所在，提高我的思想认识。我对组织上审查他毫无不满，更不想为周翻案，只是想在这样复杂情况下，有些坏人是否挖清了？是否有借机寻事者？
记得他们没有回信，等我十一月初出差北京见到伯伯时，向他汇报了我和人骅在贵州三线看到工厂生产质量差、生产水平低的情况时，看伯伯紧锁双眉，嘴唇紧绷，已经瘦削下去的脸上老人斑显得又多又大，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我心里一阵收紧，心想，伯伯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要操心的国家大事太多，我不能也不应该再提爸爸的事给他添烦恼了！
记得我后来回忆爸爸坐牢的事，海外的一个刊物评论说：周恩来为了保自己，连他弟弟都不救。其实，站在现在时兴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立场上，恐怕永远不会理解这其中的感情。周同宇是我的父亲，给我生命，从小特别疼我，把我抚养成人，要说我不关心他的命运是假的，尤其是总听说他的身体不好，总怕死在里面，我从内心来说，是希望他早日能弄清问题，早日出狱，全家团圆。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从内心来说，更关心的是伯伯的处境，尤其是爸爸被抓起来后，我总怪爸爸太不争气，就因为他当年脱离革命，退休了又惹出这些事来，给伯伯添了太多的麻烦！如果说过去每月我从伯伯处领取二百元生活费，能从四爷爷曾经抚养了伯伯、爸爸，周家有伯伯养侄儿的传统找到心里平衡的话，在爸爸被抓后，我心里再找不到平衡点，一种深深的负疚感紧紧地抓住了我，从心底为爸爸羞愧，从心底觉得对不起伯伯和七妈！只希望爸爸的问题早作结论，以免影响伯伯的声誉和正常工作，因为他的工作是为全国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在操心，为解救保护更多的老干部在努力，为全国、全党的稳定在全力苦撑。压根没想过要伯伯利用自己总理的权力，去救爸爸出来！
这天，走进西花厅，见到七妈，我赶紧问发生了什么事？七妈笑笑说：“是你伯伯让我打电话，还亲自叮嘱烧饭师傅：今天秉德来，加个菜！”
饭桌上，伯伯显得特别放松，没像往常那样快节奏，他微笑地递给我一个两头弯弯的面包：“秉德，你先尝一尝这个面包。”
我咬了一个角，又香又酥，到嘴即化！
“怎么样，好吃吗？”
“真好吃！”我又咬了一大口，连连称赞说：“几日不见，大师傅的手艺又上一层楼！”
“哈哈，这可不是大师傅做的！”伯伯乐了：“这是地道的法式羊角面包，是小平同志刚刚从法国带来送我的，他还记得我们在法国留学时，都喜欢吃这种皮酥心软的面包。”
伯伯吃得很少，放下碗筷，他没有离席，好几次为我夹菜！余光中，我发现伯伯一直在看我，那眼神显得格外温柔、亲切。这在过去是很少有的，往日他吃饭总是很快，无暇聊天，无论是家庭聚会，还是与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会餐，他也总是第一个离开，一是为让大家不拘束、多吃点，另外他也的确太忙，他总是快步走进办公室，忙他的去了。
“伯伯，您怎么又瘦了，脸色也这样苍白，最近又熬夜了吧？”饭后坐到沙发上，我忍不住问：“伯伯，您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虽说没有老态龙钟，可也不是年轻小伙子了，不能再硬拼了，伯伯、七妈，您们说我的话对不对？”
伯伯笑了：“对，你也看出我很消瘦吗？我现在也确实有点病，要去医院住些日子。我明天就去住院！”
“真的？”
“当然！现在有小平同志主管工作，外交又打了个大胜仗！我可以放心去住院了。”
“那太好了！”我如获珍宝般兴奋地拍起手来：“伯伯，这回您可是想通了，您忙了一辈子了，也没有机会好好去休养一下，这次去住院，您就好好养养身体吧！您的身体底子好，就是缺少休息，到医院白天体检，晚上好好睡个完整的觉，如果能坚持半个月，不，最好能休息一个月，您又能像过去一样精神焕发了！”
“我争取吧！”
多少年来，我一直庆幸伯伯有个特别健康的身体！他有过人的精力，敏捷的动作，走起路来步伐又快又有力。冬天他衣服也穿得十分单薄，去机场迎接外国来宾，就是严冬，他也不戴帽子。常常伯伯在西花厅前厅站起身向外走，身后年轻卫士赶紧跟上递大衣，伯伯边走边穿，常常左手一伸，右手一套，穿大衣的工夫，人已经走出七八米迈步出门，卫士如果不小跑两步就赶不上给他开车门。
记得成元功说过：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伯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抵达罗马尼亚，二十四日参加乔治乌德治总统的葬礼。清晨，他向总理报告，今天很冷，外面气温已达零下十八度，您的中山装里一定穿上毛裤和厚毛衣。伯伯平时在国内，最冷的天也从没穿过毛裤。伯伯反问道：有这么冷吗？正巧，他的俄文秘书马列一身雪花从外面跑进来，伯伯就问：马列，外头冷不冷？还是体壮如牛的毛头小伙子的马列回答说，不冷！于是伯伯就不肯穿毛裤，成元功坚持了半天，他只在衬衣外多穿了一件毛背心。
送葬的数公里路上，大雪纷飞，寒风刺骨，队伍行进十分缓慢，再加下葬仪式，在户外呆了将近五小时！东欧许多国家首脑穿着圆圆滚滚，厚厚的皮大衣，毛绒绒的皮帽、皮手套，还一个个冻得鼻青脸肿直跺脚。而只穿一身中山装，外加一件灰呢子夹大衣，在整个队伍中独一份的单薄精干的中国总理，脸色红润，表情从容，身体笔挺，步履稳健，那份英俊和洒脱，令许多“老大哥”惊讶和羡慕，私下里真有人向翻译打听：周恩来吃了什么药，会有如此神奇的抗寒能力？
知道实情的成元功急坏了，马列也吓坏了，大家都料定回国后总理一定会大病一场！可也真神了，伯伯回来后啥病没有，照样黑天当着白日，连轴转地开会、见外宾、批文件，此时成元功和马列都松了口气，大伙都打心眼里佩服伯伯的身子骨真捧！
但是六十年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他既要维护党的稳定与威望，又要不断地保护和“解放’老干部，更要顾及全国八九亿人口的吃、穿、用的生产组织，他太劳累了，也太伤神了，对身体健康的损伤太大。我听七妈说过，伯伯最近常发心脏病，所以听到伯伯要住院，我只想到他有时间睡觉了，只要睡觉好，伯伯的心脏就能恢复往日强劲的“力量”，压根没往坏处想，更没想到这竟是我倒数第二次与伯伯见面。
“秉德，我这次去住院，以后咱们见面机会就少了。”伯伯的话说得很平静，但望着我的眼神很凝重动情：“你自己要好好工作，教育好孩子。”说着，他把手边两张早已准备好的七寸彩色照片递过来：“这两张是我和你七妈去年在大寨虎头山上拍的，一人一张，送给你吧。”
“真的？”我真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在我记忆中，这是伯伯第二次亲自送给我照片，第一次是我结婚前，七妈拍的庐山风景照，曾刊登在《中国摄影》画报上。伯伯和七妈都非常喜欢这张照片，放大成二十二寸，装好镜框，放在柜子上。听说我要结婚，伯伯亲自送给我的。
伯伯点点头。
“谢谢！”我珍藏起照片，心里除了开心还是开心，没有任何不祥的预感！
如果那时我知道伯伯已经得了膀胱癌，知道第二天伯伯就要上手术台，我恐怕就不会那么轻松了！可是，我真的一点也不知道！
“秉德，你妈妈身体好吗？算起来，我们也已经有七八年不见面了！”伯伯的语调很有些感叹。
“妈身体还行，就是总念叨爸爸。”我本小心地避开这个可能让伯伯心烦的话题，硬压着自己内心对爸爸问题的担忧，现在伯伯提起，我就忍不住放开讲了，因为我知道伯伯的心特细也特善，爸爸被捕后，他从来没有在我爸爸和妈妈之间划等号。
记得一九六八年爸爸刚被抓时，在伯伯和七妈的教育下，我们六个姐妹都明确表了态：如果周同宇真是特务，我们就与他断绝一切关系；如果经过审查不是特务，他还是我们的爸爸！惟独妈妈想不通。她常向我们叨叨：要说你爸爸这人糊涂，嘴馋，好显示自己，好出风头，这就算了，可他怎么会跑到“特”字上去了呢？怎么陷进去的？去聚餐时他知道他们是特务吗？你们想想，他已退休，六十多岁，年纪不小了，拿着人民的退休金，好好养老多好，为什么还干那些事？我们从最坏处打算，一条一条向妈妈讲明专案组提供的爸爸的“罪状”，妈妈总是你说你的，她有一定之规：你爸爸这个人就是是非不明，就是瞎热情，对敌人也热情！他要是真的干特务，就不想想他哥哥和儿女们？你们的爸爸，你们也不是不知道，他平时讲话也很进步呀，怎么可能是这样的？
当时小妹秉建才十六岁，思想太单纯，她看妈妈总不能与爸爸划清界线，便觉得妈妈不革命，常当面顶撞妈妈，经常争吵。
我从西安回来生孩子，去西花厅看伯伯和七妈时，他们问到家里情况，我便把妈的“活思想”和盘托出。讲妈的情况时，伯伯一直静静地听，没有任何表示。但当我讲到小妹看不起妈，说她不是党员，太落后，至今与爸爸划不清界限时，伯伯一下提高了声音：“怎么能连自己妈妈都看不起！你当姐姐的，一定要教育她们，妈妈不是党员怎么了？她是你爸爸的妻子，对问题认识不足，这不奇怪，可以帮助她嘛，但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住，是妈妈把你们送到了这个世界上！
“秉德，我知道你妈妈对我不理解，哥哥当总理，却不为亲弟弟说话。其实，平心而论，你爸爸被隔离审查已经六年多了，难道我这当哥哥的是铁石心肠毫不关心？当然，如果是国民党，可能不用开口，也有人看面子赶紧放人了，可我们是共产党，是有组织原则的！我不分管刘少奇专案组，我就无权过问你爸爸的问题，只能依靠组织，耐心等待。我看过去年你写的信，秉德，你比过去成熟多了，也知道党内斗争的复杂性，你是老大，要和秉钧把兄弟姐妹团结好，也要多多劝慰、关心妈妈，我想，你爸爸的问题在我有生之年，应该能解决的。”
坦白地说，我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这是伯伯最后一次单独与我谈心，而且是以对同志的态度而非长辈教育晚辈的口吻。我郑重地点头承诺。是的，只有在旧中国，在封建王朝和国民党里才会官官相护，一人当官，鸡犬升天。我们是共产党，当然不应该做违反党性原则的事情！
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我才知道伯伯当时的险境。
陈毅在“文革”初期就曾一针见血地说过：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旧政权的矛盾，说到底，“文化大革命”第一要打倒刘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来。在刘少奇被打倒后，周恩来就成了“四人帮”的眼中钉，而“伍豪启事”就是“四人帮”黑白颠倒，企图把伯伯置于死地的一把毒剑。他们利用手中篡夺的权力，把一个明明是早有结论的事，既有当年江西苏维埃政府发布的公告在：“伍豪启事”是敌人造谣，周恩来早已到达苏区，也有当年《申报》上律师发表的辟谣声明在，更有当年留在上海的党内同志在，可“四人帮”依然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不断地在社会上散布“周恩来是叛徒”的舆论，妄图达到“谎话说一千遍就能成为真理”的目的，从而把周恩来打倒！
从张颖阿姨回忆中，我更了解了伯伯的苦衷。
“文革”期间，原来的体委主任荣高棠也在被隔离审查，他的儿子小乐天心脏病发作，生命危在旦夕，在半昏迷状态中，嘴里一直在喊着爸爸。守在一边的妈妈以泪洗面，心都要碎了，万般无奈，只有给总理写一封信了。她知道张颖曾经给总理当过秘书，便恳请张颖把信送到西花厅，希望总理批准荣高棠去医院一趟，让父子见上最后一面。第一封信送去，毫无音讯；第二封信送去，石沉大海，不忍心看着小乐天不停地呼唤，张颖又第三次走进西花厅，那天，正巧总理在家。
“我已经批了两次了，怎么还没让荣高棠去医院？”伯伯吃惊地反问，立即提笔在信上批了同意的字样，按铃让秘书取走时叮嘱：“事不宜迟，不能按常规办了，你拿着这封信，直接去荣高棠关押处，说我已经批准了，立即让荣高棠到医院去！”秘书走了，好长一段时间里，伯伯一直没有开口，他眉头紧皱，双臂抱在胸前，在办公室踱步，以此平静自己激动的心情。好一会，他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张颖，为了小乐天，让你接连给我送了三次信，你知不知道，对这些被审查的老干部的事，要政治局七个人签字才能生效啊！”
张颖阿姨非常熟悉我伯伯的组织纪律性，遇事他总是自己承担责任，作为他的下级，她从没听我伯伯谈论过领导层的事，这真是惟一的例外！
至此，我更明白了，在外人看，尤其是林彪垮台后，伯伯地位显赫，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仿佛应该说怎么，就能怎么！所以，有些“文革”中被关押数年的老干部也不免埋怨说：“我是什么人，你周恩来能不了解？关我一年、两年，说你出于无奈，可你为什么关我七年、八年？”殊不知，一向不会搞阴谋诡计，更不会拉帮结派的伯伯，充其量只是政治局七票中的一票，他没有决定权。他总是在等候时机，利用时机，抓住时机，争取毛主席的同意，分期分批地解放干部！说实话，荣高棠最终与儿子见上了最后一面，与其说是伯伯的权力所致，倒不如说是他在解放军中的威信和声望所致更合适！
那天，伯伯仿佛很愿意继续谈下去，倒是我担心伯伯身体不好，应该休息了，就主动告辞了。离开西花厅，我心情轻松极了，嘴里情不自禁哼唱起《洪湖水浪打浪》的老歌，仿佛回到十几年前，我按七妈的“布置”，在大门口迎到伯伯，陪他一块散步回家——心情放松的伯伯，总爱用受过伤的右手打拍子，字正腔圆地唱起《洪湖赤卫队》的插曲，我挽着伯伯胳膊，和着伯伯的节拍边走边唱……
是呀，我从小就认为伯伯能休息下来，就能身体好，所以一九七四年我才会认为伯伯肯住院就好了！因为伯伯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时间休息，没有时间治疗，只要能住院，能休息下来，就没有治不好的病！我从来没有把伯伯与可怕的癌症联系起来，总认为癌症是痛苦、忧郁的人才会得，而我的伯伯，永远那样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充满乐观、信心和力量！他与癌症应该无缘！
二十几年后，当我读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周恩来年谱》一九七四年五月这一页时，竟不觉泪流满面：伯伯二十九日陪同毛主席会见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随后，在身体极度虚弱、医护人员随时准备抢救的情况下，仍坚持按原计划同拉扎克就中马两国建交问题举行会谈。这是伯伯最后一次与外国首脑举行正式会谈。
伯伯身患癌症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此时伯伯膀胱癌已经恶化，他每次小便都是血尿，一次失血就是四百－五百毫升！用伯伯的老保健医生卞志强主任的话说：“坐在外面守候的医生、护士个个悬着心，周总理一上卫生间，我们就心惊肉跳，他的血压已经随时可能因为失血过多而掉到零！”
跟随伯伯多年的张树迎叔叔更害怕回顾那痛苦的一刻：“总理不断尿血，可常常因为凝固的血块堵住了尿道口，总理尿憋得难受，可怎么也排不出来！痛得他在地上翻过来滚过去，我们站在旁边，急得掉泪，却一点帮不上忙！谁知歪打正着，因为翻动，血块移位，总理倒能排出尿来了。于是，我们干脆在总理经常接待外宾的福建厅旁总理的办公室里摆上一张床，总理不能排尿时，就让他躺在床上左右翻滚，以达到能排出血尿。到一九七四年五月，总理的病情更恶化了，用翻滚的办法已经无济于事，是总理自己向毛主席递上了要求手术的报告，才决定六月一日住院的……”
“一－五月，根据有关记录统计，周恩来在五个月共计一百三十九天的实际工作量为：每日工作十二到十四小时有九天，十四到十八小时有七十四天，十九至二十三小时有三十八天，连续工作二十四小时有五天，只有十三天的工作量在十二小时以内。此外，从三月中旬到五月底的两个半月内，除日常工作外，周恩来共计参加中央各种会议二十一次，外事活动五十四次，其他会议和谈话五十七次。”
文献研究室的精确的统计，对别人可能是无血无肉的阿拉伯数字，对我而言，则是又一次走进了伯伯的心灵通道，我取文献统计的数字计算起来，伯伯在这病情日趋严重的五个月中，平均每天工作时间竟达十七一十八小时之久！伯伯是用他的行动在写自己对生命意义的诠释：活着的意义，就是能够为党为祖国和人民努力工作。伯伯的一生，尤其是晚年，他在努力地与日趋逼近的死神抢时间，顽强地向生命的极限宣战！
后来，我听医生说，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医疗组又发现他便中有潜血，怀疑有肠癌发生，急需立即进行检查治疗，而伯伯坚持飞赴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工作筹备情况。因为他已经知道，王洪文要代表“四人帮”去长沙向毛泽东告他和邓小平、叶帅的状，他们一心想夺权。伯伯更明白，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和部长由谁担当，这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建设、人民的生活，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他不能不争！他当时对医生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连平时最关心我伯伯身体情况的叶剑英元帅，也只是再三叮嘱随同我伯伯前往的医护人员：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一定要保证周总理安全回来。
确实，他在“完成历史任务”和“延长自己生命”这两个无法两全的问题上，选择了前者。如果他有一点点自私，他只要完全放开工作，以他的医疗条件，延长自己的生命，并不是一件办不到的事！但他宁愿浓缩生命，工作至死，也决不想着为自己，为七妈，乃至为我们子侄活着而放弃工作！生命等于工作，在伯伯来说不是一句空话、大话。一九五八年挨批判，受委屈时，他不能放弃的是工作；一九七二年身患绝症后，他不能停止的还是工作！
如果我当时就知道这一切，知道伯伯每天工作时间达十七八个小时，知道他那么痛苦的病情，我就不会与伯伯分别得那么轻松，也不会干出在电话中“声讨”伯伯的傻事！
我见不到伯伯，却在电话中对伯伯发出“声讨”，伯伯坦然地提到：“就是有这一天也是正常的。”可我仍然没有往这方面想，因为伯伯的声音仍然充满着活力！
伯伯住院后，我每隔一两周就去西花厅看望七妈，并提出要到医院看望伯伯。七妈却说：“不行呀，中央有规定，为了保证他的治疗，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只有我可以去看他，我会把你的关心和问候带给他的。”
我奇怪，我去看望一下，会影响对伯伯的治疗吗？可是七妈既然这样说了，我也不能非去不可。好在报上不断登出伯伯在医院接待外宾的消息，虽说黑白照片看不清伯伯的面容，可他依然笔挺的身姿、从容的神态，就足以让我放心了。这时，我爸爸周同宇也放出来了，虽说还未作最后结论，但我内心是轻松了许多，起码不会再有人借爸爸的历史问题找伯伯的麻烦了！加上邓小平伯伯已经大抓“整顿”，多年颠倒的是非，开始有了说法，人们仿佛已经闻到了春天的气息，看到了幸福生活的远景。
记得是一九七五年的五月十二日下午，我接到曾担任伯伯保健护士的王力的电话，说有急事找我。我下午一下班就赶到她在北京医院宿舍的家中。一见面，我就觉着不对劲，怎么她的眼睛又红又肿？还没等我开口问，王力的眼泪已经滚落下来，她拉着我的手，抽泣着说：
“秉德，你一定要想想办法！你一定要想想办法！”
“你快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心急如焚地追问。
“昨天，总理到北京医院来看病人，事先就通知了我和周尚珏、郑淑云、焦纪仕几个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现在北京医院上班的医生、护士，在他要路过的走廊里见见面。我们几个都特高兴，你想，他是总理，我们都是普通医生护士，而且离开十多年了，可你伯伯还想着我们。我们怎么能不感动、不高兴呢！于是，我们都提前在约好的走廊处等你伯伯。总理来了，我们大家都高兴地与他握手，陪他边走边交谈，总理一点没变，关心地问我们的家人、工作，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聊得很轻松。我们一再请他多多保重，在医院里安心养好身体。走着走着，总理突然回过头来问郑淑云：‘你说我还能活一年吗？’大家都愣住了！”
“我伯伯的病真那么严重？”伯伯的问话对我也太突然了，真仿佛五雷轰顶，我的眼泪也忍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
“秉德，你也不要太着急。”王力忙安慰道：“当时瞧总理转身的动作快而有力，一点不像身患重病的样子，但总理一向实事求是，又不会无缘无故说出这样的话来，当时我们都忍不住哭了起来，倒是总理反过来安慰我们。哎，这一夜我们都没睡，心里真急死了，总理有病，要积极治疗，但有这种情绪会影响治疗效果，对身体非常不利呀！想来想去，只有找你了，你一定要想办法见到总理，好好劝劝他才行！”
“好，我马上去西花厅！”我立即奔出王力家，挤上公共汽车，直奔中南海。此时我横下一条心，今天不见到伯伯，我决不回家了！
客厅里，我神情激动，话语像放开闸门的潮水，我复述了王力所说的内容，最后说：“七妈，我应该去看看伯伯，我不能让伯伯这样子说话。他这样的想法对他的治疗不利，对咱们大家的情绪也很不好。这场风波是很大的，在北京医院的那些老的医务工作者当中的风波是很大的，大家都受不了。”
七妈平静地说：“这是有规定啊，你还是去不成啊！”
“那怎么行！我一定要和伯伯讲一讲。七妈，请您帮我联系一下，我今天一定要去见伯伯，我一定要去批评他说的错话！”一向随和的我，完全失去了控制，变得固执且不容商量。
七妈见我这样急，又要遵守中央的规定，她想了想，拿起了红机子：“请接三○五医院周恩来病房。”然后回身对我说：“秉德，你就在电话里与你伯伯好好谈谈吧！”
“是秉德吗？”伯伯在电话里的声音仍然亲切从容。
“是我，伯伯您好！”
“你工作单位定了吗？孩子们好不好？跟你们住吗？最近回家去看看了吗？你爸爸、妈妈都好吗？”听伯伯一连提出了这么多问题，都是惦着我和家人，如果我不曾到过北京医院，不知道他曾说过“我还能活一年吗？”这句话，我会非常开心地一一回答伯伯的问话，可是今天我心急如焚，没有一点好心情，又担心影响伯伯体力，话不能讲得太长，只应了句“他们都好”便直插自己要说的主题：“伯伯，我今天打电话给您，是为了纠正伯伯的一句错话和错误想法的。”
伯伯是我最敬仰、最崇拜的人，他的话我从来都认为是正确和智慧的，从未有过任何怀疑，今天忽然要来“纠正他的错话”，伯伯也着实没有想到，忙着问：“怎么了？”
我理直气壮而又非常心疼地说：“伯伯昨天去北京医院见到几位医生、护士说了一句什么话？”
伯伯当然立即就想到了昨天的情景，却依然轻松地说：“开了个玩笑嘛，有什么！”
我急不可待地告诉他：“唉呀！伯伯你不知道这句‘玩笑’的后果！”
伯伯却反问我：“你从哪儿听到这句话？谁讲的？”他这问话本身就说明确有其事了。
我顾不得正面回答他，而只是告诉他：“我知道了这话，而且知道小王、小郑、小焦几个都哭了，－夜未睡，今天告诉了我，我一听也急得哭了！”
“这有什么好哭的，我是开个玩笑，就是真的这样子也是应该想象得到的，共产党员应该是辩证唯物论者，人总有那么一天。活了七十七岁了，还不够吗？天有不测风云嘛！”伯伯分明在开导我，也在给我打预防针，让我有这种思想准备。
“不够，不够！这是党和国家的需要，伯伯还应为革命多做贡献！”当时我感到只有用工作需要最能提起伯伯对自己生命的珍惜。
“我是在努力了，但不能对我要求过急，我自从去年六月一日住进医院，已快一年了，一直不见风雨。现在我成了温室里的花儿了，生命力就不强，只有在大草原，在广阔天地里的花朵，才长得壮，活得好。”
“那伯伯就不要住在医院里了，回到家里来住吧！”
“这你可得问七妈，这事由不得我呀！再说家里的温度也不一定适合我。”
“那伯伯就走得远些，到南方去疗养一段不好吗？现在整天接触的都是医生、护士，总是想着病的事，心情怎么能好呢？”我真是太天真了！其实后来我才知道，伯伯在住院的一年中，已经做了四五次手术，他的身体一天也不能离开医院、医生和护士！
“现在疗养不一定对我合适。”伯伯又耐心地对我解释：“医生、护士也没有总用病的事来缠着我。但你说的周围都是医生、护士，这倒说对了，现在就是医生、护士太多了，我反而要做他们的工作了，要想着如何去对付他们！”
“我希望伯伯从两方面做做努力，好吗？一个是希望伯伯能在晚上睡觉，白天活动活动，见见阳光。”从我十二岁住进西花厅，就知道伯伯为了工作，一直是夜晚办公，经常天亮了才上床，就是吃上安眠药，充其量只能睡几个小时；中午，他和吃午餐的七妈一桌，吃他的早餐；然后，伯伯的汽车开出西花厅，开会、见外宾，不到夜半，他不会回来。
“我这里的房子你也不了解，有个走廊，房里冬天还可见到太阳，现在慢慢地也见不到太阳了。我还不能一下子就到露天去见太阳，一年没到室外了，还得慢慢适应才行。这房子就是不透气，密闭，因此换空气的事麻烦一点。”
“我的第二点，是希望伯伯能适当地做点体操锻炼，七妈坚持做体操，身体就很有好转嘛！”
“体操适合她的身体，她的病。”
“那您也可以根据病情，做些相应的体操运动呀！”我还是这样不开窍地瞎出主意。
伯伯只能无可奈何地应付我：“这可以努力。”然后他又开导我：“你看，我的一句玩笑话，我想他们几个人都向我问过好，我去北京医院，有机会就见见他们，见了后就随便脱口而出。我想着以后不知什么时候见面，就随便问了小郑一句，其实小郑又不了解我的病，我问她干什么？就是开个玩笑，这有什么？随便一句话，就引起了一阵小风波。”
我立即更正伯伯：“是大风波，不是小风波！”
“不就是你们几个人吗？别再传了呀！”
“人数是不多，但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是大风波！”
伯伯的语调一下严肃起来：“你们不应该这样嘛！你们是共产党员，你们是唯物主义者，人总要有那么一天嘛！你总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我忍不住呜咽着说：“伯伯，这样的思想准备太残酷了！你还要为人民做好多事情呢，咱们国家还有好多事情需要你做呢。”
伯伯口气和缓了些，说：“秉德，你应该明白，任何人都有这么一天，我也一样。我要是没有了，总会有人代替我的，而且会比我做得还要好。”
我仍然不能接受：“伯伯，当然不是光从工作需要呀！我们从亲属的角度，从家人的角度，也是不愿意，不能让你这样子，你一定要把身体养好。”
伯伯继续耐心地解释：“对家人、对亲人也不要这样，要想得开点嘛！人都总要有那一天，怕什么！”
按说，伯伯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我就是脑子不转弯，仍然相信伯伯在开玩笑，认定伯伯说的“那一天”还十分遥远，仍然担心现在伯伯有这样的思想负担，就会影响他的身体和治疗，就我行我素，再一次恳求道：“伯伯，你一定要自己注意身体，做好治疗，那句话也千万别随便说了，这种玩笑。别人经受不住，这心情对您健康也不利，好吗？现在您累了，我不忍再多占您的时间了，您休息吧，人骅问您好！”
我用余光看看表，已经讲了近二十几分钟了，虽然七妈静静坐在一边并没催我，可我担心伯伯太累，再说，我要表达的意思已经都讲清楚了，还是让他快休息吧。
“好，你问他好，他工作忙吗？”伯伯仿佛并没有想结束的意思，又问起家常。
“他还好，就是工作忙。”
“你爸爸、妈妈都好吗？现在家里来人多吗？”伯伯关切的语气使我的心又一次被震动了，伯伯一定知道爸爸被放出来了，他并不因为爸爸被审查而不再理会他，而且这么多年了，他依然熟悉爸爸的习惯：不甘寂寞，喜欢交朋友！
“他们都挺好，家里没有多少人来！”是啊，爸爸被放出来后，身体不好，再说又没做结论，不要说他身体不好出不去，就是能出去交朋友，别人知道他还有“历史问题”的尾巴，又有谁敢找麻烦呢！
“你去看他们时，替我带个好！你两个孩子好吗？不要把他们养娇了，你要注意这个问题。你现在在哪儿工作？”我一九七四年初从外地随军回到北京，到伯伯住院时，我的工作安排还未最后落实，所以虽然当时我已工作近一年了，他还不清楚我在哪个单位。
“我被分配到北京首饰进出口公司工作，属北京市外贸局。”
“那你要研究哪些东西出口，成本又低，换取外汇又高？要利用农村的东西多出口，又增加农民收入，又给国家创造外汇。你要在工作中好好学习呀！”
“我记住了。伯伯休息吧，我谈的时间太长，您累了。”
“我马上要见外宾，不公开的。”
“我七妈马上要去看您的。”
“我等她，让她快来，好，再见。”
我搀着七妈上了汽车，车出西花厅，出中南海西北门，顺府右街向北走到丁字路口，司机老杨把车停了，我与七妈道别后下车，又目送着黑色轿车驶向三○五医院。站在那里，我很久没动，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方面我向伯伯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心情轻松了些；但另一方面也觉得揪心和不平，西花厅与三○五医院，严格说只隔着一条马路，两道高墙，直线距离不到五百米，可谓近在咫尺，我是伯伯的亲侄女，却不能探视，这不是太不讲人情了嘛！
世界上本没有后悔药，可是有几件事，只要一回想起来我就自责，就后悔。伯伯住院后曾两次回西花厅，第一次我去见了他，却没拍成照片；第二次我因家里有事没去西花厅，结果竟成永别！
在我与伯伯通电话后不到两个星期，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日，我接到七妈的电话，她说：“你不是想看望伯伯吗？伯伯今天下午从医院回家，你回家来吧！”
“太好了！”我兴奋极了，算起来，伯伯住院快一年了，只通过一次电话，真想他！
快步走进西花厅，一眼看过去，庭院里花香树绿，小鸟欢唱，熟悉的一切好像都因为伯伯的回家变得更美好！走进里院，就听到会客室里传出一阵阵笑声。进门一看，伯伯一脸微笑坐在东面的小沙发上，两只脚搁在面前的一个矮墩上。伯伯的脸仿佛比一年前消瘦些，老年斑更多些，但神情依然从容。七妈靠近伯伯坐着，客厅四周的沙发上、小竹椅上坐着的人还真不少，好几位过去在伯伯身边工作过的老秘书、老护士都回来了。吸引着伯伯注意力也是场内最活跃的是一个年轻女孩子，她十分投入地跳着舞，仿佛是模仿着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吴琼花的舞姿，跳着跳着，突然收住舞步问：“邓妈妈，有没有红绸子？”
“有，我去找！”七妈兴致很高地站起身，抬头看见我们，便大声招呼：“秉德、人骅来了，到伯伯身边去坐！”然后就进里屋，不一会找出一条大红绸被面递给那个女孩子，那女孩立即往腰上一扎，落落大方地说：“我再给周伯伯扭个东北大秧歌吧！”说完哼唱着秧歌调又兴致勃勃地扭起来，伯伯笑吟吟地轻轻拍着手。那女孩子跳完舞往伯伯身边一蹲，顽皮地问：“周伯伯，我跳得好不好？”
“不错！”
“该不该奖励？”
“可以！”
“伯伯，我喜欢你院子里的那几株牡丹花！”
“你挖去，凡是我院子里的东西，你看上了什么都可以拿去！”
“真的？！谢谢周伯伯！”说完，她真的跑出客厅，指挥卫士们帮她去挖花了！
“伯伯，您好！”这时，我和人骅才有机会走近伯伯身边坐下问候。
“你们好，怎么孩子没带来？”伯伯声音仍然那么洪亮有力。
“我们担心影响您的身体，放在爷爷奶奶家里了。”
“应该带来嘛！我好久没见到他们了。”伯伯的口气中不无惋惜，他扳着指头算道：“沈清是一九六五年出生的，今年该上三年级了，沈桐是一九六八年出生的，今年也该上学了吧？”
我眼睛一下湿润了，心里直埋怨自己太拘谨，如果有刚才那个姑娘一半的洒脱，也会把两个儿子带来，让伯伯享享当爷爷的乐趣！人骅在与伯伯聊家常，我忍不住问身边的七妈：“刚才那个姑娘是谁？”
“是谢富治同志的女儿。你伯伯住进三○五医院后，她妈妈是卫生部长刘湘平，就也把办公室搬进了三○五医院里，调集全国最好的医生专家，你伯伯需要什么器械、药品，她都立即调来，国内如果没有，就设法去国外买来。”
难怪一向待人处事“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伯伯对那个姑娘特别迁就。说实话，此时我心里有一种不知是自责、自悲还是内疚的感觉，虽说自己是伯伯的亲侄女，却不能为伯伯治疗的事贡献一点力量，哪怕是微薄之力！不过，对那个姑娘总是围着伯伯转，使我们无法与伯伯静静谈谈话，尤其她真去挖伯伯庭院里牡丹花的做法，多少有些反感。
粉碎“四人帮”后，经过党中央审查，谢富治被开除了党籍。听说他临死前曾说过：我对不起周总理！而且也风闻刘湘平如何破坏对伯伯的治疗，伯伯回家，她还派她的女儿去监视等等。这些我无法证实。我只说我自己当时亲眼看见、听见和想到的。
瞅着旁边没人，我俯在伯伯耳边小声请求道：“伯伯，我们跟你照张相，行吗？”
伯伯握着我的手，轻声回答：“你瞧，家里有那么多老同志和医生护士，咱们下次再照吧！”
我听话地点点头。回想起来，我只在一九六四年结婚以前与伯伯合过影，六十年代，包括我和人骅结婚后，我们带孩子去中南海看他，“文革”期间我也多次进中南海，与伯伯多次交谈过，但都没再拍一张照片。按当时的规矩，像伯伯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由新华社记者为他们拍照，底片统一归新华社存档。我从来是守规矩的人，因此我从未将伯伯送给爸爸的“卓尔基”相机拿到西花厅去与他拍照。而新华社摄影记者又并非随时都在。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五日是个星期天，上午，七妈亲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
“秉德，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伯伯今天回来，你们又可以和伯伯见面了。”
我一想，上次与伯伯见面是五月二十日，不到一个月，伯伯又可以回来，看样子病情有好转，以后肯定可以常常回家了，就告诉七妈实情：人骅一位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来了，我得给他们做饭，下次再去吧！
“那好，你通知一下小咪，她上次没有见到。”
“好，我一定通知小咪！”
我赶紧打电话找秉宜，可那天秉宜有什么事出去了，一直没找到。后来听说卫士长张树迎叔叔还专门让司机老杨开车到处找小咪，可惜也没找到。于是我们姐妹都错过了与伯伯见最后一面的机会！
等到伯伯去世后，我真是追悔莫及，特别是当我读到伯伯年谱中的那段文字，我更是泪如泉涌，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六月十五日回西花厅，随即返回医院。这是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到西花厅。
六月十六日就在三月二十六日做第三次大手术后的病情及治疗情况致信毛泽东，告知这一段时间“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但“膀胱出血仍未断”，癌细胞屡有发现。经与中央常委四人研究后，决定提前进行膀胱镜电烧治疗。信中提出：“我现在身体还经得起，体重还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信中还请毛泽东“早治眼病”，以利健康和工作。毛泽东圈阅了此信。当晚到次日凌晨，做治疗手术。
七妈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可也十分看重亲情。伯伯住在医院时，她坚持按照中央的规定，不让亲属去探视，也从来没有向我透露一点伯伯病情的严重程度。（如果我知道伯伯的体重只剩六十一斤了，还要经受手术之苦，那天我无论如何都会去西花厅的）。可一有伯伯回西花厅的机会，她立刻通知伯伯在北京从小看大的两个侄女，想让伯伯得到一点亲情的安慰，也能满足我们想见伯伯的迫切心情。她那个身份，那个经历，能做到这样，实在是无可挑剔的！
可是，我却让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轻易失之交臂。我在想，看着我们两个在西花厅长大的孩子都没去看自己，伯伯的心里一定会隐痛的，如果我们去，伯伯可能会与我们拍一张最后的照片——因为上一次见他时，我提出要与伯伯合影，伯伯贴在我耳边轻轻说：今天人太多，下一次吧！这次他清楚自己的病情，也许是最后一次回西花厅了，也许会安排我们合个影。当然，这种近似永别的团聚，伯伯更可能要给我们说点什么，可能说到对爸爸问题的看法，也可能对远在边疆的秉和、秉建提出一点什么希望……即使什么也不说，我们的到来，对伯伯也是一种亲情的慰藉，一种天伦之乐的团圆。
无论我向哪个朋友提起这次与伯伯的最后见面，不是因为“四人帮”阻拦，不是因为天高地远，更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只是因为我要为丈夫的老同学做饭这件小事而失去，自责我自己是不是“太木”时，朋友无一不脱口而出：你何止是太木，简直是太浑！那时知道周总理生病，全国有多少人千方百计打听总理的病情，连我们这些没有上层消息来源的人都知道总理身患癌症，无法医治了，都渴望着一生中创造过那么多奇迹的总理，能在自己的生命中再创奇迹！你守着西花厅的七妈，却不知道你伯伯病情日趋严重？！不珍惜每一次都可能是最后一次与伯伯的见面机会？！为丈夫朋友做饭，这算什么事嘛，你去见伯伯，让两个大男人自己下碗面条，有什么困难？！只要知道你是去看伯伯，而不能七个碟子八个碗地招待他，如果真是朋友，他决不会有什么埋怨，即便当时有，事后知道真情——你是与你至亲的伯伯周恩来总理去见面、去告别，他也一定能够理解，否则他还有什么人味，更谈不上是什么好朋友！
是呀，我有很长时间不敢想这件事，只要一想，内疚、自责、后悔的心情就无法控制，如万箭穿心，如刀子剜肉，尤其是这些年，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年谱》中，从伯伯身边工作过的卫士长成元功和张树迎、卫士高振普、保健医生张佐良等几位在伯伯晚年身边工作的同志的回忆中，我才更走近了伯伯，才明白伯伯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叫我去吃饭，送我照片，都是在与我道别，就像他后来十几次手术那样，每次上手术台前都与大家郑重地握手告别。他心里太清楚自己的病了，他每次都做好了上手术台就再回不来的思想准备！可是，那时我全然不知，竟在生离死别的时刻那么轻松，造成一个又一个无法弥补，直至生命终结也不能原谅自己的遗憾！
吸取了这些刻骨铭心的教训，记住了这一次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所以，从一九七六年开始到一九九二年，七妈在世的最后十六年中，我再也不让自己有点滴的疏漏。七妈一个电话，无论手边有什么事我都立即丢开直奔七妈身边，尽我一个晚辈能为她做到的一切。我命令自己，绝不能把在伯伯生前的遗憾，又在七妈身上重演！
当我捧着鲜艳玫瑰花瓣随着七妈骨灰撒向波浪翻腾的海河时，我泪珠滚滚，心中在默念：七妈，如果你能见到伯伯，一定要帮我转告我永远无法自谅的悔恨，也请你告诉伯伯，如今的秉德，再不会重复过去的傻事，她会敬老爱幼，百倍地珍惜人间亲情！
我太意外了，无比坚强的伯伯曾嚎啕大哭！我太震惊了，无比镇定的伯伯曾受惊挪不动步！我太不平了，忠诚无二的伯伯竟被无情批判“迫不及待夺权”！我太惊诧了，身患癌症的伯伯的手术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都是他自己亲笔写报告！
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越来越多在伯伯领导下工作过的人都已双鬓斑白，也大多步入古稀之年，住进了干休所，迈入了离休干部的行列。可是，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仍使他们无法忘记过去的日子。他们口头讲，挥笔写，使伯伯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公布于世，让我的心灵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震动，使我一步又一步进入到伯伯内心世界，使我受到了一次次强烈的震撼！更使我掂量出伯伯苦涩辉煌的分量。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乘飞机外逃，消息一经证实，有人立即提出用导弹打掉。毛泽东主席摇摇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而伯伯曾拿着话筒向林彪乘坐的三叉戟喊话：“林副主席无论在国内哪个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去机场迎接。”接着，为了处理这一突发事件，伯伯吃住在人民大会堂，几乎整整三天三夜没合眼。这是许多文章都回忆过的。
有一个情节鲜为人知：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带回的照片，证实了林彪的确折戟沉沙，自取灭亡之后，不断有面色严峻的国家领导人脚步匆匆进出，弥漫着高度紧张气氛的东大厅里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其他人都已经如释重负地离开了，屋里只剩下周恩来、纪登奎。
突然，一阵嚎啕之声如江水崩堤猛然暴发，这是一种长久的压抑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而暴发的哭声，一种痛楚无比撕肝裂肺的痛哭。纪登奎一下呆住了：不是亲眼目睹，他压根儿不会相信，发出这种哭声不是别人，正是面对墙壁双肩颤抖的周恩来！就是刚才还和大家一样露出久违的笑容，举杯庆祝这不幸中的万幸的周恩来！
自从调到中央工作，纪登奎看到的周恩来永远是从容、镇定、乐观。是的，如果从身材长相上看，周总理只算是中等个，人偏清瘦，典型江南人的脸庞，端庄清秀，举止文雅，让人不禁联想起西湖边的杨柳。可是，从跟随他工作中的亲眼目睹，不管是外交上的剑拔弩张，还是党内错综复杂的局面，他永远应付自如，有用不完的智慧和精力！而且，他仿佛是专为克服困难来到这个世界的，往往越是困难、艰险，他越有力量和办法，仿佛世界上没有难得住他的事。又让人不禁想到扎根于绝壁陡岩上的黄山奇松——美感与力量最有机的结合。像今天这样的失控，纪登奎是第一次看见，真感到太意外了，太震动了，以至于平时反应敏捷极善言辞的他，此刻也乱了方寸，话说得结结巴巴：
“总理，总理，林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应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您该高兴，对不？！”讲完他自己才意识到，自己分明在重复着总理刚才讲的话。
周恩来回过身来，双肩依然在颤动，脸上老泪纵横，他摇着头，声音嘶哑地反复说：“你不懂，你不懂！”
确实，纪登奎也是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真正想明白周恩来的痛哭失声：为着树立和维护林彪副统帅的地位，冲击打倒了党政军那么多老干部，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全国从上到下，几乎无一幸免，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定“叛徒、内奸、工贼”，煤炭部长张霖之被活活打死，多少老干部被投入监狱，多少群众因之划线受批判……如今，这个一直是被称为毛主席“最亲密战友”，并作为毛主席当然接班人写入党章的林彪，竟带着老婆、儿子逃往国外，落得个折戟沉沙，死无完尸！作为一个国家总理，他怎么不为“文革”以来党的一次次错误决策痛心！怎么再说以打倒刘少奇大树特树林彪为主要成就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他又怎么向全国党、政、军、民解释和交代这一切？！
毛泽东主席之气魄够大，他在延安时就笑指拥有原子弹的美国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但林彪外逃之时，毛主席已是年过古稀老人，林彪外逃之事，给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致命的。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会议的伯伯，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再进门时脸色灰白，他挥挥手说：散会散会！没了往日的镇定，转身带着小跑往电梯方向赶。卫士长张树迎扶着伯伯走进电梯。他明显感到总理的全身在发颤：“到游泳池。”他的声音也微微发颤。张树迎心里一震，一定是毛主席那里出事了。果然，一进游泳池，毛主席卧室的门窗大开，平躺在床上的毛泽东主席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仿佛已经没了呼吸。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等人已经到了，只是冷漠地远旁站着。伯伯进去后立即向紧张焦急的医生询问情况，判定病情，紧急调来了吸痰器。经过吸痰，毛主席的脸色渐渐恢复了血色，大口喘着气；又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的眼睛慢慢睁开了。伯伯此时如释重负，他激动地扑到主席床边，双手紧握着主席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这句话，站在伯伯身边的张树迎听得清清楚楚，他内心无限感慨：党内对毛主席心思最摸底的恐怕非总理莫属。至今张树迎还仍常对我感慨：你伯伯一直维护毛泽东主席的地位，你说他崇拜主席，尊重主席，也是为了党！一个这么大的国家，总归得有个头儿吧！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因为和基辛格的一次谈话，毛主席亲自指挥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伯伯进行了二十多天的无情批判，批他“等不及了，急于抢班夺权”。江青大叫，“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每一次和美国人会谈，伯伯总是先到毛泽东主席那儿去请示汇报。会谈方案都是伯伯拿去，经过毛主席点头同意。独有一次，因为一切都已经谈完了，基辛格准备早晨七点钟上飞机。五点钟左右，他给西花厅来了一个电话，还要和周恩来见面，有些问题还需要讨论。伯伯立即给游泳池打电话，但回复说：主席已经睡了。伯伯考虑不见不好，反正按这次谈判的中央精神办事嘛，他便驱车去了钓鱼台。会谈的全部内容都记录下来，报到主席那里。
第二天早晨五点，正好是张树迎值班，哨兵来电话：王海蓉、唐闻生两位要见总理，张树迎赶紧报告。正在批文件的伯伯没抬头只应道：“让她们来吧，先在中间会客厅里等一下，我批完文件就出来。”她们坐下不一会，伯伯就出来了。她们拿着昨天会谈的记录稿，不同的是，在有些段落下面已经画出了红杠杠。
王海蓉、唐闻生将有杠杠之处念出来，一一询问伯伯：“您是这样讲的吗？”
伯伯一一回答：“对，这是记录稿嘛，我就是这个意思。”
谈了个把小时，她俩告辞出门。
没过两天，游泳池传来话：政治局会议多加几把椅子，外事口多出几个人，一块儿讨论讨论。但这次会议已经发生了带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凡是研究外事口事的政治局会议都是伯伯主持，这次明确指定王洪文主持会议。很明显，伯伯已经被置在了受审席上！
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轮流在外等候的张树迎、高振普明显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原来开政治局会，都是总理第一个到会议厅，看看会场布置情况，最后一个离开会场，与会场里的服务员聊会儿家常。这次则不同：是会场都坐好了，才让总理进去；会议结束，第一个让总理出来，可会议还继续进行，是研究下一次怎么继续批判。再则，会场外其他等候首长的卫士、医生，原本与张树迎、高振普熟悉且十分客气，这时都仿佛不认识，“惟恐避之不及”，连续二十多天，警卫人员不准进会议室，只有服务员能进去倒水。有一回，服务员大刘从会议室里出来，正碰上张树迎在水房里打水，大刘再忍不住强压的痛苦，泪如泉涌反复念叨：“他们怎么能这样对总理！他们怎么能这样对总理！”
有一次，会议开得很长，伯伯该吃治疗心脏病的药了，张树迎管不了什么规定了，他拿着药推门走进会场，会场里的紧张气氛一下把他的心揪紧了：真难以置信和忍受，总理单独坐在大厅的一个角上，前面搁个茶几，一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中。其他人围成一个圈，完全是一个批斗的架势。虽只听了只言半句发言，张树迎便血向上涌，心脏“砰砰”乱跳，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却又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乎众口一致，声色俱厉，都在批总理和叶剑英“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迫不及待抢班夺权”！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伯伯每次走出会议厅，总是面色灰白，紧抿双唇，眼神悲凉，步履踉跄，有好多次都是张树迎和高振普迎过去，赶紧用双手插进他的腋下，几乎用尽全力架着他挪步上电梯。成天守在伯伯身边的张树迎和高振普真是心如刀绞：为着国家日夜操劳，功劳都是毛主席、党中央的，错误总是自己揽着的人还被批为迫不及待要“抢班夺权”，还有什么天理！如此黑白颠倒，还有什么真理可言！他们两人私下里已经做好了精神准备：跟着总理一起去蹲大狱！
“文革”初期，在老干部纷纷被抓被斗的时候，伯伯在门厅里挂着一个包，里面放着简单的洗漱用具。他肯定是有过这样的思想准备：真被抓走再无法回来时，就提上这只小包。到了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已经身患绝症的伯伯更有心理准备：有人利用“伍豪事件”，像对刘少奇一样把他打成叛徒，因为一切工作上的错误，哪怕是路线错误，也还是认识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而只有被打成叛徒，才可能定为势不两立的敌我矛盾！所以，一向不爱争名争利的他，在一九七四年一次进手术室前，吃完术前药，又在病房里给中央写信，并在进手术室的前一刻，用颤抖的手在所有有关“伍豪事件”的史料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周恩来”及当天的日期！
后来我还听一位与会者说过，当时已经身患癌症的总理身体虚弱，右手发颤。他曾向那位常去西花厅的小姐提出：我手颤记不下来，你能不能帮我记一下？那位平时谦和笑容可掬的小姐，此刻杏眼圆睁，板脸怒斥：“怎么，你想秋后算账？是批你还是批我？自己记！”多少年后的今天，我一闭眼睛，仿佛还能看到伯伯那一刻痛楚的眼神，还能体味伯伯以病体承受的千钧压力！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在批判周恩来二十多天后，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提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江青所提增补常委的意见，毛泽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这样才算未让江青一伙进一步得逞。
粉碎“四人帮”之后，张树迎最少接受记者采访，尤其不愿谈及“文化大革命”。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他跟随我伯伯将近二十八年，近在咫尺地守护在我伯伯身边。他跟着我伯伯一起辛苦、一起快乐；“文革”中又跟着我伯伯一起苦撑，一起痛苦。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是他代表西花厅党支部捧着“人民的好总理”的骨灰盒走进人民大会堂。当夜，又在高空严寒的飞机上，滚着热泪一捧捧把人民的总理的骨灰洒向祖国大地。他过去胸闷揪心，总认为是太累，送走我的伯伯周恩来后，他才知道自己已经得了心脏病。
伯伯对自己的病始终是了如指掌，从第一次检查到后来的每一次手术，都是他自己亲自给毛主席打的报告！
伯伯被确诊膀胱癌的准确日期是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八日。按照惯例，病情真实情况立即报告到“游泳池”。毛主席亲笔批示很快退回到西花厅办公室：第一不治疗，第二不要告诉周、邓，第三搞好营养。据后来汪东兴解释：批示的“不治疗”就是不手术，毛主席说：陈毅得癌症手术，死了，谢富治得癌症手术，也死了嘛！言下之意得了这种病，只能吃点好的，等着。
保健医生张佐良大夫了解和熟悉我伯伯的坚强，为着我伯伯能注意休息和配合药物治疗，他“抗旨不遵”，把真实的病情向我伯伯和盘托出：已患膀胱癌。当然，在中央工作几年的张大夫也有经验，他只字不曾向我伯伯提及毛主席的三条批示。
正逢“九一三事件”之后，得了病的伯伯，依然全身心地投入领导批林、解放干部、外事迎来送往、谈判签字，直至当年八月四日尿血，他曾到北京西郊玉泉山边工作边休息五天。繁重的工作日复一日，伯伯每天几次血尿，痛得在床上打滚，医生真焦心，血压随时可能掉到零！然而接待外宾的任务一直不停，最多时一天还安排两三次。张佐良大夫急了，他找到张春桥冲口而出：“总理有个三长两短，你负得了责吗？”张春桥嘴一撇，恶狠狠地说：“周恩来不出来接待外宾，造成的恶果你能负吗！”其实，张大夫很清楚他们平时处理问题时对总理的意见的态度——即便不当面顶撞，也是阳奉阴违！现在这样强调总理作用，分明以此拖延伯伯的治疗，让病魔充当他们的打手，以达到扫除他们政治障碍的目的！张大夫惟一能做到的事，是如实向伯伯汇报。
伯伯听完张大夫的话，脸上丝毫看不出慌乱和愤怒。他平静地让张大夫详细讲述了膀胱癌的发展和治疗方法，就像他平时了解其他领导人患病情况那样，问得十分细。谈完，他又请张大夫把所谈内容写下来，“我需要真正弄懂再想办法”。
一九七三年三月二日，伯伯约来了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谈了自己病情的发展及检查治疗的问题。三天后，叶帅陪同毛主席接见外宾，送走客人后，叶帅讲了总理病情的严重，并拿出了装着总理血尿的瓶子让毛主席看。毛主席也吃惊问题的严重，当即批准先检查、后治疗。三月六日。伯伯去“游泳池”开会，会前，伯伯又将自己的病情及检查治疗安排等向毛主席作了简要报告。终于，伯伯以他特有的方式争取到三月十日检查治疗的机会。
翻开《周恩来年谱》第五百八十二页，伯伯去玉泉山检查病的前一天，即三月九日，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致信毛泽东主席，汇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情况，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并告：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毛泽东当日批示“同意”后，周恩来即批告汪东兴，将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及其附件送邓小平本人阅，并对有关内容提出意见。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第二，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向政治局简要说明自年初以来病情发展情况。为防止病情恶化，提出检查治疗的具体的步骤，为此，正式向政治局请假两周。提议：在自己离开的两周内，政治局会议和报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组织、宣传工作由江青、张春桥批办或上报；中央军委事务由叶剑英处理或上报；国务院事务由李先念和国务院业务组处理或上报。关于落实干部政策及干部处理问题由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提出先易后难的方案，送交政治局会议讨论后报毛泽东批准。次日，将政治局会议研究各事报告毛泽东，毛阅批“同意”。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是伯伯自从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八日被确诊为膀胱癌整整十个月后第一次被批准进行对症检查治疗。从这次开始，伯伯先后进行过十三次手术治疗，每一次都是他亲自给毛泽东主席打报告，每一次被批准手术后，他总要把中央的工作先安排交代一番，每次都准备永远不能回来，不能延误中央政治局的工作。
我永远感激吴阶平、卞志强和张佐良三位大夫：为了我伯伯，为了人民的好总理，他们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进手术室时他们已经定下了“攻守同盟”：只要电镜检查时有用激光烧掉癌症原发病灶的可能，不再请示，立即烧。因为治疗癌症，最重要的是抢时间，越早发现、早治疗，效果越好！伯伯确诊膀胱癌已经十个月了，原本发现是最早期，拖到如今，已经是耽误太久，再耽误不起了！为了总理的生命，他们再不能随便放弃这“第一次”。
无影灯下，吴阶平教授从电镜中看清了：总理膀胱内癌症原发病灶只有绿豆大，烧灼方便也有绝对把握。三人无言地交换了一下目光，吴教授果断拿起激光枪，在电子显微镜下，迅速消灭了伯伯膀胱内癌症病灶！
我经常设想，如果不是他们三位医生的无私和对我伯伯的真挚感情、果断处理，恐怕伯伯的生命是无法再支撑近三年的！
伯伯十分相信科学，尤其对专家里手的意见，总是十分尊重。就像上了飞机，伯伯就一切听机长指挥，对治病，他都是仔细听取专家的意见。伯伯在发现身患癌症的三年七个月零二十天中，前后进行过大小十三次的手术治疗，都是根据医生的意见。医生从来不向伯伯隐瞒病情，所以伯伯给毛主席的报告，总是写得十分准确和具体，那种冷静镇定的口吻，仿佛不是在说自己的病情而是说的别人。
当然也有例外。
一九七四年底，医务人员发现伯伯便中有潜血，需要立即进行检查治疗，那时“四届人大”在即，为着不被“四人帮”夺权，他必须立即飞往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当时他无法对医生说明内情，只感慨道：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康生病逝。从来没有对伯伯隐瞒病情的医生和张树迎、高振普相约，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总理隐瞒了真相：他们为伯伯专门印制了《人民日报》的第一版，替代了当天第一版上康生病逝的消息。因为伯伯每天都要看《人民日报》，病情沉重时，他总要让值班的张树迎叔叔、高振普或张佐良大夫给他念报纸，而伯伯与康生患的同是膀胱癌，伯伯对康生病情的每一步发展可谓了如指掌，大家担心伯伯看了这条消息，产生联想和刺激。其实，那天伯伯一直在昏睡，并没有要求听读报……
伯伯去世后，七妈也亲口对我说过：“你伯伯是很坚强的，大无畏的。他对自己的病情一直了解得很清楚。对他的病情分析、医疗报告、治疗方案，向主席报告的病情，他都要亲自过目、修改，才送主席，哪里不确切，他要修改。到九月二十日手术（一九七五年），发现癌症全面转移了。为了避免他受太大的刺激，才不给他看报告了。”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底，伯伯生命最后的活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年谱》有着详尽的记录，也成了我永远的纪念：
得知给自己理发多年的北京饭店职工朱殿华几次捎信请求来给理发后，嘱托身边工作人员：朱师傅给我理发二十几年了，看我现在病成这个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了，谢谢他了！
在同叶剑英谈话中嘱咐：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指“四人帮”）手里。
在病痛中，同守候在身边的邓颖超低声吟唱《国际歌》，“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在病重期间，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
根据五十年代与邓颖超共同商定、相互保证，死后将两人骨灰全部撒到祖国的江河和土地上。关于丧事，对邓说：葬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任何人，一定不要特殊化。在此之前，周恩来还向邓颖超表示，他心里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
在与病痛作顽强的、最后的斗争之际，多次询问毛泽东的身体情况，询问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健康，并对一些回忆得起来的党内领导干部、民主党派人士、高级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和过去身边工作人员的处境、下落等，表示关切。
自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住院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逝世，共做大小手术十三次，约四十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只要身体尚能支持，仍继续坚持工作。除了批阅、处理一些文件外，同中央负责人谈话一百六十一次，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五十五次，接见外宾六十三批，在接见外宾前后与陪见人谈话十七次，在医院召开会议二十次，出医院开会二十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七次。
第八章苦涩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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