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岁的小妹乘火车突然来到西安，紧紧抱在怀中的小挎包里只装一封七妈的亲笔信。
一九六六年六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自从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全国开始批判党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几乎所有的国家机器都陷于瘫痪，几乎所有的部长都被揪斗，无法工作。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我由西安出差来北京，到西花厅去看伯伯和七妈，无意站在伯伯办公室门口往里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原先宽大的会议桌上、躺椅上、地面上，都被厚厚叠起的各种各样的文件、报纸堆得满满的。
记得那天我坐在七妈房间里忍不住地问：
“七妈，伯伯办公室怎么成了文件库一样，堆放了那么多文件？”
七妈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本来全国各地向国务院各部委汇报情况，并由各部委处理的文件，由于各部委都受冲击无法正常工作，于是无论哪个部的问题和文件就都往西花厅报。你伯伯白天要参加政治局会议、群众会议、接见外宾，就是天天不睡觉，也批不完这么多文件啊！现在他睡觉的时间越来越少，常常我早晨已经起床了，他屋里的灯还亮着呢！这样长期下去，再好的身体也要累垮了！”
“七妈，你劝劝伯伯。”
“我说多了他不高兴，他理由多了，这么大个国家，这么多的人民，总要有人管具体的事情，几亿老百姓要吃要穿呀！”
果然，等伯伯回来我一看，心里真不是滋味：伯伯的脸更加瘦了，老人斑也明显多了，原来特有神的眼睛，如今布满了血丝，变得朦胧了，他吃饭更快了，三下两下就放下筷子，急匆匆走进办公室去。步履似乎也不如过去那样轻快敏捷，显得沉重了许多。我看在眼里，心里真着急！
这时我又意外地在伯伯办公室门上发现一张大字报，仔细看去，是秘书、医生们写的，还有七妈的五点补充建议，都是针对刚发现伯伯有心脏病，请求他改变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注意休息的内容。这张大字报是二月三日写的，陈毅、叶剑英、李先念等都签了字，伯伯也写了八个大字：“诚恳接受，要看实践。”我一算三个多月过去了，伯伯的生活习惯仍未改，休息得仍然少呀！我想我不能只签个字，还要再加重些语气多提醒他一下才行，于是我便在伯伯的八个大字旁边写了两行小字：“您的实践还做得不够，必须真正实践才行。”
其实，在那种特殊的年代，指望用大字报保证伯伯的健康，那当然只是良好的愿望。但是，这一张大字报，却成为战友、同志、部下和亲人对伯伯一片真情的珍贵的历史注脚。现在看看大字报上签过名的人，伯伯的老战友们，包括七妈都已仙逝，如果真有天堂，他们又能欢聚，大伙一定还记得这张大字报，伯伯一定会生出许多感慨来！
记得那一天，我留在西花厅吃午饭，饭桌上，我憋不住满肚子火，大声批评起西安各大学的造反派，冲击陕西省委闹什么静坐示威，不分清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对付陕西省委，太不像话！
伯伯停住筷子，很认真耐心引导我：学生大方向对，只要符合“十六条”，拥护党和毛主席，就是革命学生。
我想不通！忍不住又顶了一句：“那些造反派，残酷批斗革命老干部，尽做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这也算大方向对吗？”
伯伯语调严肃起来：“秉德，你不要只站在省委领导的立场看问题。只听一面之词，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我不服气地坚持：“伯伯，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持我这种意见的人可多了，西安大多数党政机关的干部群众都想不通，看不惯呢！为什么这次‘文化大革命’只能相信少数学生群众，不能相信广大的工农兵呢？”
回去的当天，我立即追记了伯伯当时的讲话，所以我至今记忆犹新。伯伯当时就火了，他不客气地批评我：“你太主观了，你这人不行，还不如妹妹，妹妹是要革命，但说不出道理来。不管怎么说，用多数派反对少数派就不对，有压力，你怎么能肯定少数派就不革命呢？要到最后才能做结论。你好像是省委派来做我的工作来的，你总是袒护省委，为省委讲话，你再这样我就把你赶走了！”
“我可不是省委派来做您工作的！省委根本不知道我这个人。”我一下急了，连忙解释：“我只是说我自己的看法，说大多数群众的看法。”
“哈哈哈——”伯伯笑出声，继而一字一句地强调说：“我这里从来没有后堂，不能通过子侄们来要求我解决工作上的任何问题！主席承认我功多过少。我有错误，但我跟主席。晚年，不是消极地保持晚节，而要积极地保持晚节。”
几十年过去后，我明白伯伯也像绝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样，对毛泽东主席亲手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但他毕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维护和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是他的神圣职责。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过：我犯过政治错误，但从来没犯过组织错误。确实，伯伯在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五十四年中，他从来没在党内拉过山头搞过宗派，一直光明磊落。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也是努力想跟上形势，他批评我，也是希望我跟上形势，不要与“文革”运动产生抵触情绪。
一九六八年在我的记忆中是痛苦的、难忘的，每当回想起来，就觉得揪心。
那时西安武斗很厉害，长矛对长矛地对骂，扔石块早已不过瘾了，两派对立群众动辄就开枪，不长眼的子弹横飞，公共汽车经常不通，尤其是郊区公共汽车。那天是周一，天还不太亮，我就赶紧起床，穿上大衣顶着寒风往汽车站赶，到那一问，城里昨晚又打枪了，公共汽车不敢来。今天不通车。我一听就心急了，没车我怎么去上班呢！其实，那会儿就是上班，也没有具体的工作任务，只是上班对我来说，似乎像吃饭睡觉呼吸氧气一样，是生命的一种必需，工作多年，从没有不去上班呆在家里的习惯。此时，我脑子里转的，都是怎么进城。走路？离城三十八公里，就是迈开双脚快步走，只怕晚上也赶不到！拦车！也巧，刚想到拦车，就见一辆拖煤的军用大卡车从营区开出来。我顾不了多想，立即冲上前拦住车。
“同志，我就是院里的家属，能带我进城上班吗？”
“不行，驾驶室里坐满了。”司机摇摇手。
“同志，帮帮忙，我不坐驾驶室，我站在车厢里就行！”
“能行？车厢里可全是煤炭，你从后面看看能不能上去。”司机把汽车停在路边。
“谢谢！”我高兴地跑到卡车中部，手抓车厢板，踩着卡车轮胎，再登上车帮，跳进卡车里，一下跌坐在煤堆上，顾不上拍打就叫道：“行了，开车吧！”
汽车颠簸了半个多小时开进城里，我又照此办法从汽车上跳下来，挤电车，准时赶到班上。紧张兴奋之余，我也只略有点奇怪：怎么自己憋不住尿了呢？来到卫生间一看，一位老大姐惊呼：“快上医院，一定有问题！”
“我才怀孕两个月，刚才还从卡车上跳下来呢，人家能收吗？”我真是不懂。
“老天，你还从汽车上跳下来？肯定动了胎气，先兆流产，快，我陪你到医院去！”
果然，一到医院，就被医生留下来，确诊是先兆流产，征求我意见是保还是流？我问医生，如果留，孩子会不会缺胳膊缺腿？医生摇头不能保证，但因为来得及时，问题也不会太大。我一想，有点悬，失了这么多血，如果孩子生出来有残疾，那太痛苦了，还是做人工流产吧。进了手术室，刚要手术，却停电。第二天再说吧，第二天又停电！
这时，人骅赶到病房，我还给他开玩笑：“你的孩子命还真大，想结束他的生命还不行！”
“是吗？”人骅一脸严肃紧张的神情。
“不用紧张！”我笑着安慰他：“医生说经过治疗我不流血，看来孩子已经保住了，我休息两天就可以出院了。人骅，一定出了什么事？”
“秉德，有件事我不能不告诉你了，你一定要有思想准备！”
“到底出了什么事，你快说，我能挺住！”那一瞬间，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因为不用说，一定不会是什么喜讯，在这个年月，耳闻目睹的噩耗已经是太多太多。难道伯伯、难道爸爸妈妈……我不敢想下去，两眼死盯着人骅的嘴巴，连连在催促他讲，心里却真怕听到什么。
“六妹昨晚乘火车来了。”坐在床边的人骅双手握着我微微发颤的手，几乎是凑在我耳边轻轻说。
“小六？”我的心更紧了，六妹才十五岁，从小一直跟着爸爸、妈妈生活，从来没有出过北京城，现在让她一个人千里迢迢乘车到西安，一定是出了非常的事情！“她在哪？她怎么没来？”
“六妹只背了个挎包，装着一封七妈的亲笔信，她怕丢了，紧紧抱在怀里，不敢离开座位，更不敢打瞌睡，太累了，现在还在家里睡觉。”
“是伯伯、七妈？”我几乎要惊叫出声。
“不是，他们很好！”人骅赶紧轻声说明：“是你爸爸被逮捕了！”
“被造反派？”我脱口而出。
“不，是卫戍区。”人骅轻声说：“我本想过两天再告诉你，可小六说，她要立刻赶回去，伯伯、七妈还等消息呢，所以不能不告诉你。”
我忍着眼泪，立刻找到医生，告知爱人部队太远，来探视太不方便，反正已经不用再做什么治疗了，干脆回家安安心心休息。医生也很随和，立即帮我开了出院证明，临走前再三叮嘱，回去一定要卧床休息，这样才可能彻底保住孩子。我嘴里一一答应着，走出病房，泪水便夺眶而出。在公共汽车上，我默默不语，心里却像开了锅，千头万绪，涌上心头。我强迫自己冷静地思考，希望在知道全部情况后，有力量正确处理一切。
我爱我的父亲，我相信他为人忠厚、热情，身体不好，退休也已多年，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是坚决不相信的！但是，他现在是被卫戍区解放军逮捕的，我只有相信组织，相信党，可能爸爸确实有什么严重问题没向组织讲清楚。我没问题，一定经受住这次考验，如果爸爸果真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我当然要与他划清界限，就像伯伯当年与封建家庭决裂那样，坚决跟党走，做党的忠实好女儿！
但是，人骅是空军军官，我父亲的问题一定会连累他，影响他的政治生命，如果因为我爸爸的问题，他再被处理转业、复员，我如何忍心让远在北京的公公婆婆痛心和担忧呢！我一定要快刀斩乱麻，作出果断的决定，宁可牺牲自己的幸福，也要保住人骅的革命前途！我对人骅说：“我们离婚吧，我不能牵连你！”人骅生气地说：“你胡说什么？有天大的事咱们也要在一起！”
汽车一颠簸，我无意中双手触到腹部，一下像摸到了已经在腹中形成的小生命。想到孩子，我泪水更是止不住：孩子，你真是不该在这个时候来到这个世界！都怪妈妈不好，妈妈太儿女情长，总羡慕别人有女儿，总渴望当自己老了退休了不能再工作时，身边有个贴心的女孩子，永远不会嫌弃妈妈的乖女儿来看望、来陪伴。于是，才下决心怀第二胎的。如今家里发生这样的事，你如果真正流产了倒是幸事，不必受家庭问题的影响，不会一到人间就受白眼！事到如今，我由衷地祈祷腹中不要是女孩子而是男孩子，相比之下，男孩子的承受力一定要强一些。让妈妈担的心一定少一点！
如果按现在的逻辑，出了什么事，赶紧要找自己能说得上话的亲戚，谁的职位越高，找谁越有希望，谁手中的权越实在，找谁越管用。大家很自然会想，你有个伯伯在当总理，找他说句话，别说卫戍区，就是到了最高人民法院，一个电话过去，那院长还不得手下留情！
可在那时，我怎么可能这样想呢！我从十二岁进中南海，跟着伯伯、七妈这么多年，太了解他们了！伯伯首先是党的领导人，其次才是我的伯伯，处理一切事情，第一位的当然是党的利益，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任何想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利益的做法，哪怕是想法都是很可耻的！
“爸爸是半夜里被秘密逮捕的，抄家的解放军只查了爸爸的抽屉，出门前还叮嘱妈妈这事要保密，对儿女也不要说，邻居问起来，就说出远门了。”
回到家里，小六还在酣睡，七妈的信依然紧紧地握在手里，我想看信，又想让小妹多睡会儿，便用手轻轻地去抽信。小妹握得真紧，我一使劲，信没抽出来，小妹浑身一颤，立即睁圆了眼睛。当看清是我时，只叫了声大姐，扑在我怀里像个受委屈的小孩子嚎啕大哭起来。我紧紧抱着小妹妹双肩，轻声劝着“好妹妹，真难为你了！”妹妹的哭声更响了。于是，我索性不再劝，就让小妹好好发泄一下，不然，对一个只有十五岁的孩子来说，把爸爸被抓的打击憋在心里，心灵承担的压力也太沉重了。
台灯下，我读了七妈让小六带来的信，信中七妈反复强调：
“你们必须站稳立场，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你们面临着的一件具体的事件，是对你们最深切的考验，你们要准备着能经受得住考验！”
小妹断断续续讲了事情的经过：
那天，睡到半夜，她想去厕所，在过道里，发现爸爸、妈妈屋里有灯，还有轻声的说话声，推门进去。屋里除了妈妈，还站着四五个解放军，爸爸却不见了！
“妈妈。出了什么事？爸爸呢？”
“没事。”妈妈平静地揽过小六，对那位高个解放军说：“王同志，这是我的小女儿秉建，我该怎么对她说。”
“秉建，你爸爸要出趟远门，今后无论是哥哥姐姐问起爸爸上哪去，你都告诉他们是出差去了，懂吗？王老师，你明天也还是照常上班，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至于周同宇的情况，我们会向你的学校说明。”
听了这席话，妈妈和小妹都只能默默地点点头。
那位大个子解放军又转脸对妈妈说：“王老师，请你告诉我一下，哪个是周同宇的抽屉，我们需要看一看。”
那时爸爸、妈妈两人只有一个书桌，爸爸只占其中的两个抽屉，无非放些笔记本、照相本、信封、信纸什么的，那位解放军从上到下大略翻看一下，就站起身告辞出门，像来时一样静悄悄的，街坊邻居谁也没惊动。他们走后，平时胆子特小的小妹秉建才敢问：“妈妈，爸爸哪去了？真是出差了？”
“那个大个子解放军姓王，他先来过一次，把你爸爸带走了，这是第二次回来，要检查一下你爸爸的东西。”
“爸爸被军管会抓走了？”小妹声音都发抖了。
“他们不是军管会，是卫戍区的。”妈妈搂过小妹说：“你不是看见了，他们说话和气，讲道理，你爸爸不会有什么事的，不过要记住，对谁都要说爸爸出远门了，懂吗？”
那一夜特冷，后半夜，小妹又冷又怕，爬到妈妈身边躺下，可年仅十五岁，本该无忧无虑的她，竟也和妈妈一样，心乱如麻，两眼睁到天明！
第二天天一亮，从来就是以校为家，对学生比对自己亲生儿女还关心的妈妈就起身到学校去了，到晚上七八点了还没回来。小妹跟着朱大娘在家里坐了一天，虽然巷子里有她泼水制成的冰道，昨天她一人穿上溜冰鞋在那兴致勃勃地滑了半天，可今天，她怎么也提不起兴趣。她担心爸爸，更无法面对外人的询问。她把自己关在屋里，天黑了也没开灯。没有爸爸的家，空空荡荡的，少了许多温馨。
有开锁的声音，进来一个男人的身影。“爸爸！”小妹惊喜地扑上去，灯一亮，是一身军装的二哥秉钧站在屋里。
“小六，你在家怎么不开灯？爸爸、妈妈呢？”秉钧有点奇怪地问。
“妈妈到学校去了还没回来。爸爸出远门了。”秉建低着头说。
“爸爸出远门了？怎么可能！前天我给爸爸送烟回家，他也没说出门的事嘛！”
“真的，是昨天才决定出差的。”小妹的声音已经有了哭腔。
“不对，家里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小六，你有什么事瞒着我！”秉钧焦急地追着问。
“真是出差了嘛！”小妹再也忍不住，一下扑在哥哥怀里大哭起来：“昨天夜里，是卫戍区的解放军悄悄把爸爸带走了，他要我和妈妈对所有的人都说爸爸出远门了。”
“真有这事？”秉钧大吃一惊。他扶起小妹反问一句：“这事报告伯伯、七妈没有？”
小妹摇摇头。那时家里也没有电话。
秉钧毕竟参军七八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名优秀的空军飞行员，政治上更成熟，想得也更多一些，他知道现在运动中情况非常复杂，他担心有人背着伯伯冒充卫戍区抓走爸爸，或者是想从抓爸爸入手来整垮伯伯！他是从小在西花厅长大的，他知道自己应该把家里发生的事，立即向伯伯、七妈报告。
在公用电话上，秉钧拨通了那个熟悉的号码：
“七妈，我是秉钧，您好，我想告诉您一下，家里出了点事。”
“我知道了，你赶紧来一下。”七妈的声音十分镇定。
秉钧立即骑车赶到西花厅，一进院门，远远看见七妈已经站在前厅的台阶上等着。
“七妈，我爸爸确实是被卫戍区带走了吗？”秉钧喘着粗气问。
“确实是卫戍区带走的，伯伯和我都知道这件事。”七妈脸上的表情十分严肃：“秉钧，你是什么态度？”
“既然是卫戍区出面拘捕审查，而不是造反派随便抓人，那说明我爸爸有问题需要向组织讲清楚。我的态度十分明确，相信组织相信党。如果审查结果，爸爸没有政治问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还是我爸爸；如果审查结果，他是个坏人，我一定和他划清界限！”
“好，七妈就要你这句话！天已经不早了，你今晚就住在这里吧！”
“不了，我们会议结束了，我东西都放在家里，刚刚来时，妈妈还没回家，只小六一人在，我还是回去睡吧。”
“也好。你明天就要回部队了，走以前，到这来一下，看伯伯还有什么事要跟你谈。”
秉钧和七妈正往外走，伯伯的汽车开进院了。伯伯下车见到秉钧，有点意外，七妈三言两语介绍了刚才两人的谈话。
“秉钧，你有这个态度很好，秉德在西安，你现在最大，回部队前，一定要多和妈妈谈谈，劝她往开里想。还是那句老话，相信党相信群众嘛！是非曲直，历史自有公论！”伯伯握着秉钧的手说。
“伯伯，爸爸被捕的事，回部队后我要不要向组织汇报？”
伯伯拧紧了眉头思索了一下，说：“暂时不用讲，由我向你们空军领导讲。”
第二天，秉钧十点又到了西花厅，伯伯见面就说：“秉钧，你爸爸的事我已经跟你们空军吴司令说了，你回部队就安心飞行，努力工作，什么时候需要你向部队党组织汇报，怎么说，等七妈通知你！”
……
“二哥回来时带了一封七妈的亲笔信。”小妹最后说：“七妈说现在寄信也怕丢掉，这是五十元钱，让小六乘火车去西安一趟，把情况告诉秉德，让她也了解情况，有个正确认识！”
第二天，我们把小六送上返回北京的火车。回到自己家里，我让人骅坐下，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人骅，既然是卫戍区逮捕了爸爸，这总是事出有因，据我所知，爸爸除了大革命失败后脱离了共产党外，一九四七年还被国民党抓过一次，坐了半年牢。虽然我相信爸爸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是历史上的问题要审查清楚，不会是那么简单的事。我有思想准备。一定按伯伯、七妈的要求去做。但你是军人，你是无辜的，我不愿意因为我的家庭问题影响你的前途。人骅，我们离婚吧！沈清是沈家的长子长孙，爷爷一定舍不得，就给你抚养吧；肚里的老二，不管是男是女，就给我留下纪念吧……”泪水哽住了喉咙，我呜咽着再说不下去。
“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天塌下来，咱俩也要在一起顶着！”平时脾气随和的人骅，此刻话语果断：“伯伯、七妈不是讲得很清楚嘛，相信党相信群众，我也希望你相信我。你也知道，当年我们谈恋爱，我绝不是冲着你是周恩来的侄女去的，说实话，如果一开始就知道有这层关系，肯定不去见你。既然我们结为夫妻，当然要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共同经受住运动的考验。至于会不会影响我的前途，我并不把当一辈子兵作为惟一的前途，能继续在部队干，当然很好，如果真让我转业到地方去，也没问题，到哪儿不是为祖国效力，为人民服务呢！”
我含着泪笑了，庆幸自己找到的丈夫，真正是志同道合、正直善良的好人！
十多年后，作为纪念，七妈把当年伯伯的亲笔写的有关逮捕爸爸的报告草稿给了我。看着伯伯的手迹，仿佛能看见西花厅的灯光，能掂量出伯伯写这些字时的心情：
有关王光琦的反革命聚餐会（一九六三—一九六六）的召集人有四：
王光琦在押，梁欧策（一月自杀）、游补钧（二月五日夜突然死亡）二人已死，只有周同宇在外，必须依法处理，其办法有二：
一、交群众审查，但周同宇已退休，无所属。世界知识出版社专案组曾去讯问过，没说出什么。如要他原机关内务部革命造反派去讯问，也不会得出什么要领。
二、交公安部军管机关拘留审讯，较易弄清真相。或者要与群众审查相结合，我提议采取第二个办法，请即议定。
（已接江青同志和大家意见，请谢交卫戍区拘留审讯——周）
有关周同宇历史上需审查三点：
一、周同宇为周恩来三弟。在南开中学读书时，认识了王昆仑（当时为教员）。一九二四年转至北京入中学，常到王昆仑家，与王妹王枫（现吴茂荪妻）谈恋爱。而王并非真爱他。
二、一九二五年冬，周同宇至广州，考入黄埔入学生队，二次东征，我在汕头，周同宇于一九二六年二月突至汕头，欲弃校北进找王枫，被我大骂，勒令返回黄埔。
三、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调黄埔四期政治队随征，周同宇提前毕业参加攻打武昌城，受伤。一九二七年春，吴茂荪、王枫经武汉入川，周同宇是从医院私逃，追逐王枫入川。
简历：
周同宇，名恩寿，一九○四年生。一九二六年入党，一九二七年底脱党，一九三二年后曾在伪满哈尔滨任邮局职员，解放前在天津，解放后入华北革大，毕业后到冶金部任职，因病转内务部参事，一九六一年退休，妻王士琴，现任中学教员，女三，子三。长女秉德，在西安轻化工业局任职员，二子，秉钧，在空军任飞行员，三女秉宜，在北京工艺美术学院读书，四子秉华，在雷达工程学校，五子秉和、六女秉建在中学读书。
如今我的资料夹中，与伯伯亲笔手稿一起存放的还有两份材料，一份是一九七九年中央组织部干审局给我爸爸的复查结论，一份则是爸爸的亲笔回执。
关于周同宇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
周同宇同志，原任内务部专员。一九四六年参加革命工作，一九六三年六月退休。文化大革命中，为参加所谓“聚餐会”问题曾被拘留审查。中央专案小组办公室于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八日作出结论，认为周同宇同志的问题属政治历史问题。
经复查，周同宇同志一九二四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冬转为共产党员。一九二八年春与党脱离关系。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三年周在伪满时期曾在哈尔滨、绥化税务机关任司税、属官、课长等职。一九四六年春周与军调部我方代表团赖祖烈同志取得联系，在天津为我经营民生货栈。一九四七年九月被匪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逮捕，同年十二月取保释放。上述问题，周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在华北革大，一九五五年在北京钢铁局均作过交代，一九四七年他被捕后，为了欺骗敌人，掩护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虽说过以后不再与“共匪”联系的话，实际上他以后继续同地下党员周世昌保持秘密联系，直到全国解放。赖祖烈同志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证明：据我与晋察冀敌工部长许建国谈起周同宇同志被捕事，据许建国说，接敌区工作人员报告，周在狱中表现还好，后经友人保释。
关于参加王光琦组织的“聚餐会”问题。经查，所谓“聚餐会”是王光琦、周同宇同志等原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同学先后在一起聚餐五次，不是成立什么“聚餐会”，更不是反革命组织。
综上所述，周同宇同志的历史问题是清楚的，在伪税务机关干事，属于一般历史问题，一九四七年被捕期间总的表现是好的。与王光琦同志等在一起聚餐没有什么问题。此案属错案，应予平反恢复名誉。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的结论，予以撤销。
中共中央组织部干审局
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日
我没有意见，衷心感谢党组织为我平反恢复名誉。今后坚决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继续为党工作。
周同宇
一九七九年六月六日
真没想到，满月后第一个登门看望的人，正是抓爸爸的人，他一句话让我定了心：“你爸爸被抓，就因为是周恩来的弟弟！”
一九六八年的八月下旬，我回到北京生老二。真不知是我没有女儿命，还是当年的祈祷有灵，我又生了一个胖儿子。每当我抱起儿子亲热时，心里总有一点苍凉，因为看见儿子，我就会立刻想起自己的爸爸。我的儿子十月怀胎出世了，可爸爸被关已经六个月了，还不许探望，不知道任何情况。道理上也懂，相信党，相信群众，所以，即便到西花厅去看望伯伯、七妈，我也从来没有问过他们一句。但从内心还是特别惦念，爸爸毕竟已经是花甲老人了，身体又不好，能受得了监禁之苦吗？
那天小儿子满月，我也算月子做完了，看不得婆婆劳累，抢着在洗孩子的尿布。
“秉德，有人来看你！”婆婆来招呼我。
我来到客厅，见到一位完全陌生的解放军同志。他身材魁梧结实，笑容真诚坦率，不等我开口，他握着我的手，口吻像久别重逢老朋友一样热情自然：“你是周秉德同志吧？你好，我叫王金岭，是八三四一部队的。嗯，像，真像！”
“像什么？”我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你真像老周，就是你父亲周同宇啊！”
“您认识我父亲？！”
“何止是认识，是很熟悉。今年初，就是我带人去你家带走他的嘛！”老王说话的口气很轻松，一点不像是抓了个坏人，倒像是带走了一个朋友。
“真的？”我急不可耐地脱口问道：“我爸爸现在身体怎么样？关在哪个监狱？他的问题弄清楚了吗？……”眼泪随着问不完的问题夺眶而出。
“哎，真是个孝女，难怪你父亲提到你也落泪！”王金岭直言快语：“我就是怕你月子里担心老人，特地来看看你，也让你宽宽心。你父亲一切都好，放心吧！”
“他到底为什么问题抓起来？组织查出什么问题了吗？”
“要问问题呢，就因为他是周恩来的弟弟！如果不是总理的弟弟，也就没他的事！”
“真的？”我心里仍然不明白底细！
“所有外调都是我和造反派一块去的，什么材料我都看了，没问题，你放心！老周有人品，也有水平，他头脑清楚，历史上的事，哪年哪月，张三李四，他都记得清说得准，无论造反派怎么跳着问，他都不会张冠李戴；他从不为开脱自己乱咬人，就是对已经落难的人，他一是一，二是二，也不做落井下石的事，不简单！上个月我去看他时，他哭了。”
“为啥哭？”
“成天关着，不能看报纸，不能听广播，大半年了，外面的消息他一点也不知道，他担心自己的问题连累你们伯伯，连累你们孩子嘛！”
“哎！能不能让我们去看看他？”
“我可没办法！”王金岭摇摇头：“不过，我还是想出个办法，我让给他订了份《参考消息》，那上面虽然看不到你们的情况，起码能看到你伯伯的消息吧！你妈妈那里我也常去看望，你小弟弟、小妹妹去延安去内蒙插队后，你妈一个人在家，她对我说房钱太贵，一个人住太浪费，其实我知道她内心的感受，总对邻居说你爸爸出远门了，半年多不见人回来，人家背后能不瞎议论吗？我正在帮你母亲找一套房子，准备搬家呢。”
“老王同志，真谢谢您了！”我又忍不住落泪。
“谢我干什么，我也是在完成组织上交待的任务。我走了，总之，放宽心，不要急，我相信事情最终会弄清楚的！”
第二天，我去西花厅看伯伯和七妈时，自己还认为是从组织上了解了父亲的近况，兴冲冲地对他说：“昨天，参加审查爸爸的解放军同志王金岭来看我了，他说，爸爸被抓，就因为是伯伯的亲弟弟，爸爸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王金岭怎么这样说话！”伯伯板下面孔，对在座的人骅叮嘱：“你明天去找他谈一谈，叫他今后讲话要注意，不要影响关系！”
我一听真后悔，心里直骂自己头脑太简单，连累了好心人挨批评！可对伯伯的话又不能不执行。第二天，人骅特意按照老王留下的地址找到他，转达了伯伯对他的批评。人骅也和我一样觉着对不住老王，最后向他道歉：是我们想问题太简单，让您受批评。
谁知老王却挺神秘地笑了，可能因为人骅也是军人，军人之间讲话更坦率点，老王伏在人骅耳边说：“没关系！总理对我的表扬，都是通过组织传下来的，说我们外调认真、辛苦，向我们致敬。对我的批评，就让你们这些孩子转达，这是对我的提醒。你想，表扬我让大家都知道，批评我别人都不知道，所以，我只会胆更大，没问题！”
以后，王金岭一直关心着我妈妈和我弟弟、妹妹的生活，成了我们家要好的朋友。当然，真正的内情，直到“文革”结束后，王金岭才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
一九六八年，王金岭是从野战部队调到北京卫戍区的，他真没想到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抓我父亲——周恩来总理的亲弟弟，而且还是总理亲自下的逮捕令！
那天，王金岭奉命先来到谢富治的办公室。谢富治没开口，先递给他一份文件。他一看，是周恩来总理的亲笔批示的逮捕令：立即逮捕周同宇。旁边周总理还用蝇头小楷注明：其妻：王士琴；三女：周秉德、周秉宜、周秉建；三子：周秉钧、周秉华、周秉和，家住北京机织卫胡同二十七号。
“这是外交部红卫兵报到江青同志那里的一个案子。”谢富治口气平静地介绍着情况的来龙去脉：“江青同志直送总理处，总理亲自批准办的一个案子，需要找一个比较强的干部来办此案，选中你，是对你的信任。”
“这个周同宇是什么人？”王金岭立即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
“他是周总理的亲弟弟。”
“总理的亲弟弟！”王金岭的头嗡地响了起来：周总理亲笔批抓自己亲弟弟的逮捕令？！
“是啊，严格地说，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家务事，你要多动脑子，实事求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分忧解难。我现在还要去开会，具体如何执行，由傅崇碧司令员给你布置。”谢富治完全是政治家的口吻，话说得中性、简洁，看不出他的倾向性，说罢便起身出门去了。
王金岭跟着出门，他敲响傅崇碧司令员办公室的门，心里依然在忐忑不安地猜想：老天，当总理的也无法保护自己的弟弟，还要亲笔批准逮捕自己的弟弟，这到底是什么严重问题？我如何才能处理好？
“把你从野战军调来，就是相信你有战斗力！你要敢跟红卫兵干！”一身军装的傅崇碧司令员声音洪亮，态度明朗：“这个案子是红卫兵搞起来的，周同宇就是与王光美的哥哥一块吃过几次饭，红卫兵就说是什么阴谋‘聚餐会’，是特务活动！完全是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嘛！谁知案子报到江青那里，她倒动作快，不问青红皂白，一下送到了总理办公室。
“周总理找我去商量，我立即向他建议，与其让红卫兵乱来，不如由卫戍区出面用拘留的形式把周同宇保护起来，以免落在心术不正的坏人手里遭人暗算，甚至杀人灭口！煤炭部部长张霖之不就是活活被打死的！总理接受了我的建议，不过他提笔批示时想了想，把‘拘留’改为‘拘捕’，这是总理想得周到：拘留不能时间太长，而且不能搜查住所，拘捕当然就不同了！”
王金岭此时已经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他紧锁眉心，非常专注地听取傅司令下达命令。
“执行这个任务确实十分艰巨，而且政策性、机密性很强！光有勇没有智不行！”傅司令接着交待说：“这案子是红卫兵弄起来的，人抓起来后，还不能完全抛开红卫兵，还要他们继续介入调查，但你必须左右局面，这样该怎么办？这是难点之一；第二，如果总理的弟弟被捕的消息在社会上传开，肯定有居心不良的人惟恐天下不乱，借题发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所以拘捕周同宇的事，只能你知我知，绝对保密，最好不要让社会上知道，而且越拖得时间长越好！你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第二个问题好办！我在野战部队当过侦察科长，我马上去看一看周同宇家周围环境，夜深人静时去悄悄执行任务，保证人不知鬼不觉。”王金岭从傅司令前面的讲述中，已经明白了拘捕的真正含义是保护，心里已经轻松许多，脑袋顿时清醒灵活，点子也多了。“至于第一条，我一定牢记傅司令的指示，决不给红卫兵乱来的机会。况且，周同宇在我们保护之中，安全是没有问题的！”
“好！”傅崇碧司令员双手紧握住王金岭的双手，提高声音说：“周总理已经批准了，从今天起，周同宇一家的事，都由你出面关照，你要记住，这不是为哪一个人，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分忧解难，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做贡献吧！周总理为国事已经操碎心，太忙太辛苦了，我们有责任不让他后院起火！”
今天已经是第二次听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分忧解难”这句话了！王金岭面对傅司令，右手举向帽沿行了庄严的军礼，像战士出征一样立下誓言：“司令员，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在当天夜里两点半，一辆没有打车灯的军用吉普车停在离我家五百米外的巷子里，一名身手敏捷的战士顺着院墙外大枣树爬上墙，轻手轻脚翻过屋顶，跳进院内，轻轻开了院门，王金岭带人立即闪身进了院，用事先准备好的万能钥匙打开了我家的屋门，进了客厅才开灯，轻声把我父母从睡梦中唤醒。
王金岭宣布了拘捕命令后，先让我父亲穿好衣服并把他带走，送到巷外的车上，然后第二次返回我家，我妈妈搂着小六儿还呆呆地坐在客厅里。
“王老师，我们奉命逮捕周同宇，是有人揭发他与王光琦一块吃过饭，说是反革命聚餐会。至于是不是刘少奇线上的，是反革命还是什么，是不是反革命聚餐会，要审查。所以，按照上级指示，我们还要搜查。”王金岭压低声音对我妈妈解释：“你们不必紧张，王老师您不属于审查范围，家里的孩子也不属于，所以，你和孩子的抽屉都不动，我们只查看周同宇的抽屉。”
我爸爸只有两个抽屉，王金岭就检查了这两个抽屉，拿走了我爸爸的笔记本和一个照相本。余光里，他读懂了我妈妈脸上的痛楚憎恶和小姑娘的恐惧害怕，他心里像压上块巨石，仿佛真是干了造反派还没干的坏事！以他的个性，他恨不能立即将自己知道的所有真实情况都告诉惊恐中的母女俩，告诉她们这是保护措施，告诉她们自己的打算和想法！但他无意中从对面镜子里瞥到了自己帽子上的红五星时，他一下镇定了，咬紧嘴唇，什么也不再解释，作为一个军人，他只能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不该讲的，一个字也不能露。临走前，他又叮嘱一句：“王老师，周同宇被逮捕的事，对谁也不准说，这是纪律！如果有人问，就说出远门了。”
“孩子们问呢？”我妈妈追问一句。
“你也这样说。”王金岭想了想这样回答道：“我姓王，我还会再来看你们。”
两天后，王金岭把造反派找来，他个头魁梧，声音不卑不亢：“你们告周同宇是坏人，现在根据中央指示，由我和你们一块组织个审查班子，今天是不是选个组长？”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应该……”
“你们是红卫兵，我是解放军，我才是名副其实，地地道道的兵嘛！”王金岭脸上笑容满面，嘴里却当仁不让。
“那好吧，我们推荐你当组长吧！”
“好，既然你们选举我当组长，你们就要听我的指挥，约法三章：从今天起，要见周同宇，我单独一个人不去，你们同样也没有资格单独去见他。外调我们一块去，提审也要共同进行，目的只有一个，把问题查清来龙去脉，弄个水落石出，向中央报告。”
于是，去东北、上海、广东等地的外调，王金岭亲自带队；每回提审周同宇，王金岭也都必然在场。尽管造反派在提审时有过吼叫催逼，但有“王组长”在场，他们也没法武斗！短短几个月，王金岭已经查清了所有问题，但上面有命令：周同宇人还押在卫戍区，但案子全部移交给刘少奇专案组，王金岭不再管此案。于是，周同宇案一拖再拖，周同宇被关了整整七年多，直至一九七五年五月才释放出来……
我永远忘不掉第一次见到刚出监狱的爸爸的情景。
整整七年多没见，爸爸的头发铺了一层白霜，人瘦得很厉害，但因打过激素，脸显得浮肿。更让人心痛的是，他两眼似乎呆滞无光，神情也仿佛麻木迟钝，再也不是过去那个眼睛明亮有神的爸爸！我忍不住抱着爸爸痛哭失声。我无法想象，整整七年，没有与家人见面，一张《参考消息》是他和世界的惟一联系，爸爸是靠什么熬过来的，他的心一定浸泡在无尽的委屈和不平之中！
“秉德，别哭，快别哭！”爸爸两眼含泪：“你知道我和什么人关在一起，都是部长以上的大人物！多亏有你伯伯，把我这小舟拴在了大船上，这才闯过险滩，要不早就翻船沉没了！被关的这七年中，我天天对自己讲，我是个小人物，真是微不足道，他们整我，目的就是为了整你伯伯，所以，天大的压力，我也要坚强地活下去。”
第七章“文革”中飞来横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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