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燕平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己有十六年了，但他的形象永远印在人们的心坎上，人民呼唤周总理！人民怀念周总理！
我是文艺战线上的一名小人物，又长时期在陕西地方上工作，还被总理惦记着，关心着，这使我终生难忘，谆谆教诲永刻在心。
周总理是怎么认识我的，我说不好。建国前在延安时期看见中央领导同志较容易。开会、听报告、在文艺晚会上，在周未舞会里，以至山峁峁上，延河畔，都能见到领导同志，老百姓都能认识几位中央领导人，有时还要拉上几句话呢！也许是一次工作机会，那是一九五一年五月上旬，文化部组织了一台歌舞晚会，有我的独唱节目。有幸能在中南海怀仁堂为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们歌唱。我唱了两首由我和两位老同志合作，加工整理、改编的陕北民歌《信天游》、《蓝花花》。想来周总理是对陕北人民深厚的感情和热爱陕北人民的音乐而记住了我这唱陕北民歌的人。周总理与人民心连心，这是全国上下都有深切感受的，他是活在人们心窝窝里的。这里仅述几事足以看出对我这“毛毛”兵的操心和教导，实际是对文艺发展的用心和对文艺工作者的爱护和培养。
（一）
一九五三年三、四月间，周总理率领中央慰问团赴东北旅大处理苏联红军撤离东北等有关事项，我奉调在慰问团文工团担任独唱和合唱的领唱。在慰问团活动期间，与周总理见面机会相应多一点。有一次在一个联欢舞会上，我因舞跳得不好，又怵与领导人和名人的接触，便躲在乐队边上。周总理发现后邀我跳舞，我心里好紧张哟！周总理是舞姿翩翩步履轻灵，而我却是个非常蹩脚的舞伴，老踩总理的脚，越踩脚越紧张，越紧张越配合不上，真够狼狈的。还是周总理解除了我的窘态。他和蔼可亲，边跳边谈。很亲切地鼓励我说：“你唱的陕北民歌很好。唱得很有生活、有感情。感情真挚、纯朴、亲切……”真不好意思……当我回答了我在陕北时与群众生活和向民间歌子们学习情况的问话后，总理又说：“你一定要经常地、坚定地向人民学习。要反映他们的感情，一定要人民喜欢。”我拼命琢磨周总理的话，想深入去理解。至今他的这番教导总不断在我的艺术生活中，帮我在深层解决我的思想问题。谈话稍有停顿后，总理又带有启发性地问我：“哈你的演出你看过吗？”哈浓的表演我印象很深，一九五二年，苏联人民演员哈依来我国访问演出。她演唱的乌兹别克民歌非常好，唱法好，功力强，并有鲜明的特色。加之身着民族服式，又随着感情的需要，时而协调，适度地有点儿民族舞步和舞姿，丰富了表现力。活泼、亲切、乡土气息依郁，富有高层次的艺术魅力，很受观众欢迎。我回答总理我看过的印象后，总理说：“我有她的唱片，回去送给你。”太感谢他老人家了！他再三提示：“一定要向人民学习，要人民喜闻乐见，走自己的路。”几十年来我一直遵循这样的叮嘱在努力着。曲折的道路坎坷的遭遇，都没有影响我为之而奋斗。
（二）
一九五六年，我国将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向科学大进军”的口号。随之文化部对文艺亦拟出专业化、正规化的长期规划。在这种新形势下，我党着自己在人民群众中经历了一个时期的生活磨炼，也经过十一年艺术实践，产生了强烈的系统学习欲望和提高歌唱技巧的迫切需要。同时我搞的是民族声乐和中国歌剧表演。在“洋”，“土”之争中深感有种压力和受歧视之苦。执意要摸个深浅，坚决要求脱产学习。几经周折，终于获准。考取了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的本科。（就在这次报考体检中查出已患大面积肺结核病）哪晓得，一个在地方上工作的小毛毛文艺兵上学的踪迹，惊动了千里之外，日理万机，日夜为人民操劳，各行各业，方方面面操碎了心的总理。这种深入群众关心百姓的作风，多么叫人钦佩呵！当时文化部艺术局长周巍峙同志把我叫到北京西堂子胡同一号，先给我看了用铅笔写的一张便笺。我背诵不下原文，其内容是总理知道我己考音乐学院，劝我“要在原来的道路上坚持下去”，“艺术要人民喜欢”，“各条艺术道路必须有人扛旗，不能没有人行走”，等等。我惊呆了，总理怎么会知道的呢？我也受之有愧。我除完成每个戏的角色、唱好每首歌外，从不认为还会有什么作用。我被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为了真正执行百花齐放的方针，为了让年轻人能以自己的特点发展各自的道路，处处关心备至，时时谆谆教诲。周巍峙同志给我谈了许久，并想尽办法为我解决学习提高的实际问题。真是一位好领导者呵！我接受了劝告，拼命工作，用其他办法加紧学习。就这样我没有得到个文凭，也有人认为“土包子”不能用，轻视民族艺术。但是，我不后悔，死心眼儿一个，我并不想在事业的奋斗中，索取什么。老老实实照周总理的引导走，一直到死。倒是使我非常愧疚的是，病磨缠身，肺病越来越重，咳血不止，一晃便是十年过去。在那十年里。除了支撑完成每年演出任务外，周总理的高要求，我对自己设想的理想唱法的探索、追求便无力完成了。一九六六年病刚愈，却遭浩劫，又一个十年过去。按理说，“四人帮”被粉碎，我才四十四岁，还来得及继续干一番事业，人生能有几个十年二十年哪！……
（三）
一九七三年五、六月，周总理带病陪同越南黎笋到陕西访问。先去延安，再到西安。陕西省歌舞剧院担负在西安招待晚会的演出任务。周总理出于深远的考虑，对延安的晚会感到内容有欠缺，立即电告西安，让西安的晚会里合唱中加进由贺绿汀同志作曲的《游击队之歌》。当时，舞台动作都是甩头、瞪眼、直脖子、挺胸、硬膀子、弓箭步等等八大“文革”动柞。在那种气氛下哪敢处理表现作品的艺术内涵呢。演出之后当晚周总理让身边工作的同志，立即向我传达意见，歌唱得不能令人满意。他说：“歌唱不是唱得越强越好，越快越好。《游击队之歌》唱得太快了，没有意境，过去不是这样唱的。样板戏也有抒情嘛，没有革命的抒情，就没有革命的激情。群舞的人，为什么不可以少一点？……”多么在行的一席话呀！从一首歌曲的处理，到舞蹈用的人数，指出了艺术表现的追求，作品的深度。指出了要百花繁茂不可千篇一律的道理。他非常尊重艺术规律。
（四）
也就是一九七三年周总理陪同黎笋去西安，西安的群众早早自动从飞机场到总理下榻的招待所“丈八沟”，十几里长的道路两旁站满了期望能看一眼周总理，我更是拜望心切。但是当时我虽以“革命干部”被结合进班子，实际在控制使用。招待晚会中，我从侧幕缝看到周总理就坐在紧靠台沿第一排沙发上。近在飓尺却不让拜望。周总理知道了我在舞台上，向在他身边的陕西同志问：“刘燕平为什么不下来？”是呵，就是没让我下去看看老人家。同年数月后，得机在北京首体见到周总理，他意味深长他说，“噢！总算在这里见到你啦。西安时你为什么不下台来？”我无言可答，不敢吐真情，于是嗫声嗫气说：“我看您很忙……”话未说完，被总理略带责备的口气打断，“哪里那么多框框”。多么暖心哪！接着又亲切地问我：“我们去东北是哪一年哪？”我回答：“是一九五三年。”唉呀！二十年前跟随他老人家工作了几天，却仍留在他的记忆中。这种干群关系多么感人肺腑呵！
（五）
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初起，我被扣上“刘少奇文艺黑线的黑尖子、黑标兵”、“走资派”、“叛徒”、“反动军阀孝子贤孙”等几顶反革命帽子，一直顶了近十年。“文革”后期，幸运地被召来北京，得到周总理接见的机会。当时，我怀着久别亲人、急切扑向父母怀中要倾诉满腹委屈、困惑、疑问、忧虑……许许多多话语的心态，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当周总理的身影出现在面前时，我早已泪眼蒙蒙，咽喉哽塞，面部抽搐地一个字也说不出，心在颤抖，几乎放声嚎陶。周总理亲切地问我：“最近排什么节目？是不是还是在西安看的那台？”我抑制住自己，回答说：“搞了一台新晚会，但是质量不高。”周总理含意深沉地指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第一个歌剧是《兄妹开荒》，你们为什么不演？应该演演。”接着又关心地问：“你还唱吗？”我说：“一九六六年就不唱啦！”周总理慨叹他说：“噢！八年没唱啦！”我说：“现在我头发也白啦，眼睛也花了……”总理看看我说：“头发白了，眼睛花了，也还可以唱呀！把民间的东西加加工，搞几首革命民歌出来，保留下来。”稍停顿后又说：“把你那首‘红豆角角熬南瓜，革命成功再回家’，哎那叫什么？”我说：“信天游。”“对‘信天游’好好改改，改成纪念刘志丹的东西。刘志丹是陕北人民的领袖，陕北人民很尊敬他。在山西牺牲了……”毛主席对刘志丹同志曾有过高度评价。周总理对革命先烈的光辉品格和辉煌业绩更是念念不忘。记得一九四三年刘志丹陵墓落成时，周总理满怀深情地题写了二十个闪光的字：
上下五千年，
英雄万万干；
人民的英雄，
要数刘志丹。
它凝聚着周恩来同志和亿万人民，对人民英雄无限缅怀和敬仰之情。可见当年周总理听“信天游”时是动了感情的。这时要求我改改这首歌，并“搞几首革命民歌”，是想的很多、很多……已远远超出了歌曲本身。
《信天游》歌词改好后，当地领导为了慎重，让我将改过的词寄给总理。虽然我寄出，却认为总理日夜操劳，料理国事，还要顶着“四人帮”保护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哪有精力顾及这么一桩很具体的小事？！没准儿，信还到不了总理之手咧。但是当总理逝世，很快从北京传来说，周总理病重时，曾有过一位认识我的同志去探望老人家，他老人家又一次关切地提及：“刘燕平那事不知办的怎么样啦！（指的修改词、歌剧复排等）看来我帮不了她了……”哪敢相信这是真的？周总理身患绝症、生命垂危之际还在关怀着文艺，怎不叫人心碎肝裂！至今想到周总理，那种撕心扯肺的感觉总消失不掉。
周总理关怀、教诲“毛毛兵”，绝不仅仅是关怀、教诲某一个人，而是关心党，关心国家和民族，关心人民的事业……他是伟大的革命家又是共产党人的楷模。他是国家的领导人，更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贴心人。他是属于人民，人民时刻在呼唤着他的英灵！
周总理待一个“毛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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