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良堃
一九三八年初，一群八岁到十五岁的流浪儿，由一位十九岁的小学教员带领，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从当时叫作“孤岛”的上海，到了武汉。又唱歌，又演戏，在街头、在渡轮上，以及在一些公共场所宣传抗日。引起武汉三镇各界人民的热烈反响。这支队伍就是在周恩来同志和郭沫若同志亲自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剧团。
那时，孩子剧团有一首特别感人的歌，叫做《流浪儿》。由一位还没有变声的男孩子领唱，一唱众和，唱出中国儿童在日寇铁蹄下所受的凌辱和悲愤。特别是唱者有亲人在敌人炸弹下身亡的经历，唱来情真，催人泪下。有一次，冯玉祥将军在听完歌声后，含泪说，“我们对不起孩子，我们这辈人没有把中国的事办好，让孩子们当了流浪儿。”旁边还有当时驻汉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同志们——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王明、博古等，当时周恩来同志摸着孩子的头回答说：“我们一定要把中国的事办好，让这些孩子不再流浪，而且还要让他们的后代也不当流浪儿。”
不久，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在周恩来同志安排下，举办了一次“红小鬼”招待“流浪儿”的欢迎会，郭沫若、叶挺和办事处的大人也在场，在这些有过长征经历的小战士面前，流浪儿不只是唱悲愤的歌曲，也唱了孩子剧团团歌：“嘿嘿，看我们一群小光棍，嘿嘿，看我们一群小主人！”表达了我们的豪情壮志。会上郭沫若、叶挺、博古等都讲了热情洋溢激动人心的话，最后，周恩来同志鼓励孩子们要“救国、革命、创造。”这六个字深深地铭刻在我们这些刚刚走上人生道路的孩子们的心里，指引我们这一代人走上革命的道路。正是这样，我们孩子剧团的成员，追随着革命前辈们，在抗日救国、民主革命、创造和建设新中国的战斗历程中锻炼成长。
我们孩子剧团的成长，离不开党的领导，在上海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和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心里总是装着我们这一群孩子。我们一到武汉，他就派邓颖超同志代表他和“办事处”来看我们。在关键的时候为我们解危难，指出路。当国民党武汉特别市党部要强迫收编孩子剧团时，是周恩来同志亲自听取汇报，当机立断，妥善地使我们摆脱了国民党市党部的羁绊，然后归政治部（国共合作的机构，周恩来任副部长）收编，隶属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与十个抗敌演剧队等由三厅中共“特支”领导，此后，我们一直都在周恩来、郭沫若的亲自关怀下进行工作和学习。
周恩来同志说，过去是颠沛流离，现在相对安定些了，要搞好学习。于是三厅派了先生来教我们。最初是常任侠同志教语文，曹获秋同志教英语；杜国庠、何成湘同志教社会科学、大众哲学。我们这时才第一次接受这样的认识：我们的祖先是在劳动中由猴子变成人类的；我们围着一把椅子争论：这把椅子是静止的还是在那里运动着的物质。何成湘同志在课堂上宣告，希特勒不如你们十六岁的小林聪敏，别看他现在横行欧洲，打到莫斯科城下，最后他必定失败，因为他不懂社会发展规律，而小林懂得。
另外，还派了好多专家培养、提高我们的艺术水平。石凌鹤教导演，辛汉文教化妆，周令钊教素描，星海、张曙教乐理和指挥等。
到了一九四○年以后，我们在艺术上也成熟一些了，能演较大型的戏。每当我们演出六幕带歌舞的大型儿童剧，如《乐园进行曲》、《秃秃大王》时，周恩来同志都要来看戏。看完了到后台会见演员，指出剧本和演出的优缺点，指导我们进一步加工。
后来，不少从孩子剧团出来的同志，成为各行的专门人才，这都是在周恩来、郭沫若同志哺育下走上专业道路的。
周恩来同志、邓颖超同志对孩子剧团特别有感情，孩子们也爱戴他们，关系十分亲密。刚到重庆不久，我们按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到穷乡僻壤去宣传抗日。有一个剧目缺少服装——日本兵的军装和钢盔，我们想，八路军打胜仗，有的是战利品，派两位小同志到八路军办事处去借。那时办事处还在重庆机房街，一位中年男子正在桌子边工作，问两个孩子干什么，说是借日本军服和钢盔。一会，那位中年男子到里面取了两套交给去的孩子，还鼓励说要好好演戏，向老百姓多做宣传，团结更多人们抗日。回到团里，经熟悉的同志了解才知道那位中年男子就是周恩来。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邓颖超二同志到重庆乡村郭沫若同志住处商定三厅今后应付形势变化后的对策。孩子剧团也住在这个院子里，当天夜晚，周恩来和邓颖超二位同志和孩子们见面，听我们唱《太行山上》、《红缨枪》，还特意听了《流浪儿》。当年领唱的男孩子已经长大了三岁，正处在变声期，可没有把这支歌唱好，周恩来同志说，你的唱歌水平很是提高了，可是感情不如以前那样打动人心，要注意呀！邓颖超同志则讲了一些鼓励我们准备应付恶劣时局的话。“孩子们，你们都开始长大了，也比以前能干了……”当她一开口叫那一声“孩子们”时，在场的我们真是感到亲切。
一九四二年，时局越来越恶化，戏也演不成了，“特支”书记冯乃超同志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有步骤地妥善安排孩子们集体撤离。一部分随着周恩来同志率领的车队奔赴延安，大部分则留在大后方就学或就业。大的考江安剧专、青木关音乐院和沙坪坝工校等大专学院，中的小的则分别考入中小学就读。临行时，冯乃超同志给部分大同志叮嘱，要遵照周恩来同志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努力执行“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政策，他说，新中国的船头桅杆已经冒出地平线了，你们要象普罗米修斯到宙斯那里去取火一样，学好本领，将来为新中国所用。特支冯乃超同志还安排了专门同志与散在各地的孩子们保持联系，一直到解放。
解放后，一九八○年和一九八四年，邓颖超同志在中南海先后两次接见前孩子剧团成员。遵照她老人家的要求，第二次会见时，我们把自己的“伴儿”和儿孙都带上。她笑着说：“你们都长大了，都有第三代了，连我也跟着升级当上太奶奶、大姥姥了。”
“回忆扔多年前在抗战初期的武汉同你们——可爱的孩子剧团认识，结下了革命的友谊，我一直没有忘怀，关心你们成长和工作生活。
“你们经历了战火纷飞的年代，分散在各地学习、工作……，你们不但受到各种锻炼，而且成长了，绝大多数在各自的岗位上都作出了成绩，你们无负于党和人民和老一辈革命战士的希望。”
是啊，岁月流逝，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还记得那时周恩来同志在汉口说，你们和你们的后代再也不当流浪儿了。五十年前我们儿时唱的是“流浪儿”，现在我们的儿孙们却是在唱着：“在希望的田野上”和“让我们荡起双桨”。但愿他们能成长为经得起考验的第三代、第四代。
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京丰
一个当年孩子剧团团员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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