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凖
（一）
大约是一九五六年春天，周恩来同志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了一个小型作家座谈会。五六十年代，总理经常召开一些小范围的座谈会，征询文艺界同志们的意见。有时三五人，有时十几人不等。
这次座谈会的中心议题是作家稿费问题。因为当时的稿酬偏低，作家们有些意见，而文化部又要取消印数稿酬，所以周总理请了十几个作家来座谈，作一些调查研究。
参加会的作家我记得有郭老、老舍先生、曹禺同志，还有刘白羽、周立波、艾青、赵树理等同志。约摸有十几位。大约因我也是一种类型，属于青年作家，也通知让我参加座谈。
大家陆续来到，周总理很平易亲切地和大家拉家常。本来很紧张的我，顿时感到如坐春风。正在这时候，周扬同志进来了。当时周扬同志是中宣部副部长，主管文学艺术。曹禺同志在门口沙发上坐。看到周扬同志进来，曹禺同志稍微起身让了个座。
这本来是极平常的一件小事，不料被周总理看见了，待周扬同志坐定后，周总理温和他说：“曹禹同志，你是作家，作家是为民者清，我们是当官的，为官者俗，周扬来了，你就赶快起身让坐，可见也不太清嘛！”
当时听了这一席话，在座的作家虽然鸦雀无声，但是内心无不激动万分。我当时二十八岁，看到总理这种高尚的风范，觉得我是受到了一次极其深刻的教育。一直到今天鬓发皆白，仍然不敢忘记。
稍作沉吟，总理又微笑着说：“曹禹同志，我今天这样批评你，因为我们是老朋友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偷眼看看曹禹同志，他眼睛里闪出了泪花。
因为要讨论稿酬标准，总理就调查作家们的开支情况，我记得是先算老舍先生的每月开支花销。总理算得很仔细，连茶叶、招待烟都得算上。开初我并不了解总理的意图，是要当时的文化部领导，不要把稿酬压得太低。算到我的时候，我说我的工资是六十五元，有三个孩子，但妻子和孩子都在农村“落户”当农民，所以也够花了。总理马上说：“你这个没有代表性。一个作家的生活标准，不能按农民算。作家的劳动是艰苦的劳动，应该有所照顾。”
算到最后，大体上得出按当时的物价，每月要三百元左右，当时十个人去吃烤鸭，一顿也不过十二元左右，所以大家都十分欢欣雀跃。总理在座谈会结束时，还讲了一段话，具体内容我记不清了，大意是：我们国家还不富裕，还要过较长时间的艰苦生活。但对作家、艺术家，不能难为他们，要出大作品好作品，得有一定物质条件，我们国家现在才有几个作家！应该让他们安心创作，无衣食之虞。
会议开得很成功，都感到有一种祥和畅快的气氛。说话间，到了中午时分。总理又说，“大家今天就在这里吃午饭吧，我们没有准备什么好的菜，请大家吃包子。”虽然没有什么山珍海味，但那一顿包子的味道好极了。因为作家们都体会到，什么叫“无微不至”、什么叫“如冬日之阳，人赖之以温”。
（二）
一九六二年春天，电影《李双双》刚拍摄完成，张瑞芳同志来到我住的宾馆说：“不要抱太大希望，大概还过得去。”说话时脸上还有一丝忧郁。她走后，我体会到她大约是怕我企望过高，看后反而会失望。另外这是她的谦虚，她不爱说过头话，话虽这么说，心中毕竟有些牵挂。
到了五月份，全国公开上映，大出我的意外，受到全国观众热烈的欢迎。就在这时候，瑞芳同志从北京给我打来电话，她竭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说：“李凖，我告诉你，周总理看了《李双双》了，非常喜欢，那天总理还请我在他家吃了饭，总理说：‘我今天不是请你来吃饭，而是请《李双双》来我家吃饭。’在吃饭间，总理又告诉我说：‘李凖的小说原来是写妇女办食堂的，现在电影是写李双双推行记工分的，情节变了，但人物性格没有变，依然个性鲜明、生动活泼，可见作家一定要深入生活，李凖要不是生活底子厚，这个电影怎么能出得来……’”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那一天我想了很多很多……总理那么忙，居然连我的小说也看了，特别是总理审美的品位，太令人感动了。一部黑白拷贝影片，只投资了那么一点钱。布景荒村茅屋，服装荆钗布裙，但总理却能于风尘中看出它的质朴的美，心灵的美，性格的美。
同时，我体会到总理是有极高文学素养的，他那“高屋建瓴”的风格，真知灼见的识见，不受任何舆论所左右，特别是具有民族风格的作品，他大力提倡，不遗余力，但他还严格的把握着艺术关，单有政治，没有艺术，他决不随便肯定。
五六月份，第二届电影百花奖评奖时，总理说：“今年的‘百花奖’我投《李双双》一票。”后来《李双双》获得了第二届“百花奖”故事片大奖，同时还获得其他五项奖。
“百花奖”领奖时，当时我在河南信阳于家村搞社教。我是真想去北京领奖，倒不是想参加那个热闹场面，也不是想去领我那块“最佳编剧奖”之牌，主要是想看总理一眼，好多年没有看到总理了……
因为社教工作刚开始，工作团的领导劝我请假。我请假了，那天晚上我在一间破旧的茅屋里听了广播……总理出来了，我好象看到了总理……也好象总理看到了在一团茅草上躺着的我……
一九九二年一月二日北京
清风亮节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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