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羲
周恩来总理作为一位不平凡的政治家、国务总理，在日理万机的繁重工作中，还抽出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关心、指导文艺工作，象是一位专职的文艺界领导、专家，文艺界许多同志都以无限敬佩的心情怀念他。
解放初期，他为了使延安来的一批歌唱演员，在新形势下提高演唱能力，请来苏联专家给他们上声乐课。几年后，为了检验学习成果，他请苏联专家做顾问，由中央歌剧院排演了新中国成立后介绍给我国观众的第一部西欧古典歌剧《茶花女》，主角是专家学生和张权、李维渤、李光羲等，演出获得成功。不久，周总理来看演出。我在台上被他炯炯有神的目光吸引住了，但二幕以后再也没看到他。演出结束后，总理上台祝贺，才知道，他在看戏中间，换了楼上、楼下几个座位，是为了了解剧场的结构、声音效果（当时是不用电声扩大的），乐队是否造成了“音墙”，影响了演员的发挥等等。
六十年代初，周总理邀请十位女高音一起演唱（其中除专家学生外，还有张权、张家馨、梁美珍、徐有光等），目的是为了了解情况，研究声乐上的土洋结合等问题。
一九五九年人民大会堂建成后，我常被国务院请去参加周总理宴请国宾时的演出。记得一次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英雄蒙哥马利元帅演唱。国务院外办的张彦同志告诉我，节目是总理审定的，除了民族民间的，还让我唱了柴可夫斯基的“连斯基的咏叹调”，向外宾展示我们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方针。
六十年代初，湖北歌剧团演出了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轰动了全国，周总理号召大家学习。我们剧院也排演了《洪》剧，总理亲临剧场观看，演出结束后，上台和全体演员一起唱“洪湖水浪打浪”。
一九六四年国庆节，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排演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总理指示要挑选最优秀的舞台演员，从现场演出到拍电影，各个角色都统一由一个演员担任，不要别人配音。在排练过程中，他常请老帅、老将、副总理等几十位领导到现场观看、提意见，终于使这部革命史诗成为划时代的不朽之作。《东方红》于一九六五年拍成电影。记得八月的一天在北京饭店录“松花江上”，周总理突然到场，是抽空来看看大家，身边只带一位秘书。他听了录音后，和指挥严良堃、演唱者张满燕和我交换意见，提出唱词中，是呼唤“爹啊”好，还是“同胞啊”更积极？和我们商量，使大家深受感动。
一九五七年以后，张权调离北京，去了北大荒。一九六二年，一次北京饭店的晚会上，周总理和几位副总理出席了，还特约来北京开会的张权参加。中央统战部的张执一同志为了给大家助兴，请张权和我演唱“饮酒歌”。张权因很久不唱，再加上激动，忘了歌词，事后很不安，并向总理表示歉意。总理当场批评了张执一，说：“我们的干部要学会做工作，首先要懂得尊重人，不能强人所难。”总理懂艺术、更重要的是，他作为领导人，懂得尊重艺术规律，善于团结人。文艺界的老同志都记得，周总理在看演出上台祝贺时，总是带着诚意注视着与他握手的演员，不让人感到仅仅是礼节、应酬。尤其令大家感动和惊异的是、他能记住并叫出许多许多演员的名字，甚至有的人过去只见过一次面，以总理的地位、国内外的影响，他深知凡与他见面的人，都有想留下纪念的愿望，我曾多次看到周总理主动建议请客人一起合影留念，每当此刻，总是令大家喜出望外，兴奋不已。
“文革”开始后，江青大搞宗派活动，拉帮结伙，迫害广大文艺工作者。一九六九年，周总理为了保护文艺队伍，指示所有中央直属文艺单位和艺术院校的人员，离开北京，下放到北京军区各部队，边学习、边劳动。一九七二年秋天，周总理给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过五十岁生日，按照亲王的愿望，请中国的歌唱家演唱亲王自己写的歌曲，举办一场“祝寿音乐会”。由于亲王特别提出“不要那种闹哄哄的演唱，要抒情优美的”，周总理就把中央歌剧院、中央乐团和音乐学院的一些歌唱家调回北京，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了一场非常成功的音乐会。当晚周总理和邓颖超、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都出席了。大家都很高兴，只有江青始终板着脸。音乐会后，我们这些曾被“文革”赶下舞台的演员，又开始有机会参加一些演出活动，电台也敢约我们录音了。这使得江青一伙人十分恼火，他们把我们的演唱说成是“黑线”回潮，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时，借“批林批孔批周公”把迫害矛头指向周总理，直到周总理逝世。一九七六年一月，全国上下以极其悲痛的心情悼念周总理，文艺界有那么多人泪如泉涌，不少同志一天天地仁立在北京医院附近的街上，希望能有机会瞻仰总理遗容，向总理做最后的告别。
在周总理生前，我曾多次聆听他的教诲，感受到他的关怀、培养与信任。总理的学识、修养、人品、威望以及受到包括国际友人在内各行各业人士的崇敬，是难以用语言去形容的，尤其是他那为人民服务，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伟大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精神，已成为我们的楷模，文艺界同志不会忘记周总理的音容笑貌，并将继续跟随着他的足迹，献身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永远地走下去。
做人的楷模革命者的典范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