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鼓励高氏留港
到达香港不久，高氏就想返回印度。五月十八日他对我说：中方已向港方提供详细完整的情报，使港方不能不采取行动。为此他已向港督建议，在此案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港方就与中国政府代表熊先生直接接触，届时他的中间人的任务即可结束，他就退出。我说：中印两国政府和人民都非常关心此案，现在工作刚开始，你我都是各自政府委派的代表，你不应以中间人自居，更不应中途退出。我与港方接触，一定要通过你，这是双方政府决定的，这对破案工作有利。
五月二十三日高氏又对我说：港督及港警察长向他重申，他们对印机案系由蒋特破坏及中方提供的材料之正确毫不怀疑，决心破案，已作出周密计划，并正考虑采取法律规定以外的特别侦讯措施。不但如此，他们还决心在更大范围将香港国民党特务坏蛋搞干净。他们在开始时采取公开搜捕手段，系恐案犯逃跑，今后需转入秘密侦讯，不是短期内所能结案。印度对印机案舆情激昂，印机航线经过香港，香港不安全，印度也不能放心。他感到责任重大，希望早日破案，但过去尚少信心。现港方一再作了坚决表示，非他始料所及，使他信心倍增。同时感到此案非短期可破，而中国提供的情报已足够使港方据以破案。他对破案已无可帮助，是否继续留港，完全取决于我是否需要他。他建议我信任港方。如别无新的情报，不如让他回国。我说：我们的行动都应听从本国政府的指示，我无权答复你是否现在回国的问题。作为朋友，我个人建议，在印度舆情激昂的形势下，不宜急于摆脱印度政府交给你的任务。
我将以上情况电告北京，并提出务必争取高氏不先我而回，否则我留港诸多不便。建议向印方作些表示。
五月二十四日北京来电说：你在港与高氏合作，通过他转达我们与港方之间的情况和意见，比我们直接与港方发生关系较有回旋余地。你可告高氏，奉周总理指示，感谢他在这一案件上的努力，周总理希望他在已经取得成效的基础上，继续在港与你合作，直到破案为止。这是中印友好相互信任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印双方争取改善中英关系的一个实际做法。
五月二十五日我约高氏及其助手在寓所晚餐，将北京二十四日来电内容告诉他们。高氏说，周总理对他的夸奖及要他继续留港与中方代表合作直到破案，是对他的极大信任，同时也是对他的莫大荣誉，他将立即报告政府。高氏对周总理所说“这是中印友好相互信任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印双方争取改善中英关系的一个实际做法”这句话极感兴趣，要我允许他以适当措辞告诉港督，以便从中英关系的角度加强港督破案的决心。二十六日，北京来电表示同意。
二、要尼赫鲁澄清印方的态度
五月三十一日北京来电告；赖嘉文通知我们，为督促“印机案之进行”，尼赫鲁总理将派最高级情报人员马利克赴港。同时，高氏告诉我，马利克是他的上级，将于六月一日抵港，要他安排和我见面。六月二日马利克（似为印度情报保卫机关负责人）由高氏陪同，偕古玛尔（加尔各答移民局副局长，原印度驻英使馆三秘）来我处谈话。
马利克说：印机案有政治和法律两方面，政治上可相信是蒋特破坏，但法律上如无证据即不能成立，请中方继续提供情报和证据。
马说：已捕人犯迄未招供。但从法律上看，即使本人承认，也不能定罪，而且也不能依据这一案犯的招供定另一案犯之罪，因为被控者不能同时成为证人。他估计周驹的罪行在法律上可能成立。因为周曾接触印机，有人证；周已逃跑，形成间接证据。周父及堂兄已被捕，可能成为证人。但其他人犯定罪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五十。如无法律上的证据即无法定罪，由于他们是蒋特分子，英方从政治上考虑，为了向中国表示善意，可能将他们作为嫌疑分子驱逐出境。但此事亦不能同印机案联系起来，因为此案的公布将依法庭判决为准。印度对香港法庭的判决不会有任何异议。
马问：周总理曾通过印方建议港方，在审讯此案时有中国官员参加，如港方同意，印方准备参加，问我是否参加。我说：周总理曾希望中方能派员列席旁听，但英方没有表示同意，现在案子审讯已经半个多月，我们一直没有得到详情，中途列席是否适宜，我要请示本国政府。
六月二日，我将上述情况电告北京，并称：（一）现英方从法律问题着眼，后面可能有美国的压力，很可能缺席判决周驹个人的罪行了事。建议通过外交途径向英、印上层做工作，争取大部破案，至少应争取港方公开确认此案系蒋特所为。（二）目前列席旁听审讯应以婉拒为宜，以防港方一旦不能破案时，藉此推卸责任。
六月四日高氏对我说：因尼赫鲁即赴苏联访问，马已于今晨返印。港方将案犯分为两类：一类为破坏印机嫌疑犯，另一类为特务嫌疑犯。港方试图发现后一类人与破坏印机案的关系，但迄无所获。他说，马和他只对破坏印机案犯有兴趣，对特务案犯无从过问。我表示，港方这种分类不对，因所有上述人犯均系蒋特，且均与破坏印机案有关。高称：尚待从侦讯中求得证据。高还说：港方可能将破坏印机案（指第一类人犯）的调查（而非审讯）详情提供给我们。他和古玛尔奉命根据我的需要无限期留港。
我即将上述情况电告北京。四日当晚北京回电说：同意我对马利克来港接触中的意见和我对情况的分析；周总理得知电报后，即于六月四日下午接见了印度大使赖嘉文。
总理对赖嘉文说：有一件事要请你转告尼赫鲁总理。在侦破飞机案中，从高氏和熊向晖到港后的最初一个时期，香港当局所给予的合作我们是满意的。但最近情况有些变化，熊向晖至今未与港方直接接触。港方除告我一些名单外，侦讯详情迄今未告我们。这只是单方面的合作，不是双方面的合作，这样的合作是无法继续下去的。
总理说：港方既已承认事情发生在香港，一再认为我方提供材料可靠，从捕获和侦察到的人犯中联系起来加以追究，即不难获得充分罪证。而港方现在还要我们提供法律证据，这是非常没有道理的。根据已有材料来破案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总理说：马利克告诉熊向晖，除已经逃跑的凶手，其他人因无证据，不能判罪，只能驱逐出境。如果港方这样做，就说明它想把此案草草了事。我们得到材料，蒋介石通过美国对英国施加压力，要香港政府把逮捕的人驱逐出境到澳门，并交还文件；否则对在台湾的英国领事馆将不予保护，还要派人到香港来捣乱。此外，美国也在施加压力。看来这个材料是正确的，而港方过去否认这一点。马利克说如果香港政府只判周驹一人有罪，印度政府将无异议。这使我们很诧异。我们怀疑，这是否代表印度政府的意见。印度政府是不是派马利克先生到香港去向我们解释的呢？请大使把以上各点告诉尼赫鲁总理，我愿意听取他的意见。
赖嘉文表示，可能其中有误会，马利克不能代表印度政府说话。不管中国方面是否提供材料，香港政府都有责任破案。印度同样是受害者，而且以后还要利用香港的飞机场，不能坐视这件事过去而不予追究。他将把周总理所说的事转告尼赫鲁总理。
六月五日，我将外交部来电告诉了高氏，高氏说马利克是他的上级，他不能正式表示意见。他核对了我与马利克的谈话记录，认为并无出入。他说：熊先生，我们相交不久，但我对你十分钦佩，希望和你永远作朋友。
到了六月八日，赖嘉文见到周总理说：关于马利克突然离港，是因为他急于赶往孟买亲自向尼赫鲁报告。尼赫鲁总理认为，周总理不必有任何怀疑。中印都关心这件事。印度一定尽一切力量使调查彻底地继续下去。尼赫鲁说，对周总理表示的焦虑，他有充分同感。
经过周总理坚决的表示，印度政府澄清了态度。当我把总理和赖嘉文交涉情况通知高氏时，他很有感触地说：你们的效率真高啊！你在这里跟马利克谈，你们总理又找我们驻华大使谈了，连我们总理也知道了。
七、周总理及时解决同印方合作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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