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到南京，得知中央大学虽已决定由重庆迁回南京，但因军运繁忙，档案及大部员工滞留重庆，半年后才能取得我所需的证件。我不能等候那样久，却想借机休息一些时，过了春节再回西安。
我探望筱华的寡母。她的众多亲戚和我的一些故旧把我看成国民党的“要人”，邀我餐叙，希我设法制止国民党“接收”人员的“劫收”。不少人谈到蒋介石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谈到十月十日签署的《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一些人问我：《纪要》里规定，“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避免内战”，为什么战火不休，不让老百姓过和平生活？我虚与委蛇，但心里明白，《纪要》签署第三天，蒋介石即密令胡宗南印发他一九三三年制定的《剿匪手本》，决心“剿共”。而王石坚则告我，我党坚决保卫和扩大解放区，不让蒋介石“摘桃子”。
在南京，我从报上看到一些出乎我意外的新闻，特别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派五星上将马歇尔作为特使来华调处国共纠纷；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代表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一月三十一日政治协商会议一致通过《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提出“全国力量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团结一致，建设统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国”;二月二十五日，国共代表和马歇尔签署《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规定在十二个月终了时，西北驻五个政府军，而没有中共军。这些都使我迷惑不解。
三月初，我返回西安，王石坚向陈忠经和我传达中共中央有关指示。他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同我党争夺胜利果实，我军坚决回击蒋军进攻，取得上党大捷、邯郸大捷，教训了国民党，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全国人民渴望和平，苏联不希望中国内战，美国更要求中国安定，蒋被迫接受民主改革。王石坚还向我们传达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指出政治协商会议已获重大成果，中国已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今后同国民党的斗争，主要是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我党将参加国民政府；我军将进行整编，实行党军分立，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中共中央将移驻江苏淮阴〔1〕。王石坚还说，中央主管负责人要陈忠经、申健和我继续隐匿党员面目，先去美国留学，回国后的任务届时再说。他说他到上海时，将向申健传达。
我原已获悉，除我以外，胡宗南增选十六位三十岁左右的大学生去美学习，近半数是陕西名绅的子弟，其余是帮他工作多年、受他重视的干部，包括陈忠经和申健。申健曾任三青团西安分团书记、西北工合宝鸡事务所主任，同我很熟。但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他是秘密党员，并且是王石坚联系的情报人员。他和陈忠经帮助王石坚找到职业，建立秘密电台。陈、申二人在抗战期间分别去昆明、成都续读两年大学，都取得大学文凭。他俩去美留学，不像我还需另找证件。
【注释】
〔1〕参阅廖盖隆：《全国解放战争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7—188页；田为本：《关于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曾拟南迁问题》，《党史通讯》1987年第8期，第41—42页。
十五、王石坚传达中央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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