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建设
一定要批透极左思潮。
——周恩来
一
早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党和人民中的一些健康力量就已开始同党内“左”倾错误以及林彪、江青一伙的极端做法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有限的斗争。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斗争均遭失利，造成极左思潮泛滥，“文化大革命”灾难被迅速推向全国。一九七一年秋，即“文化大革命”发动后的第五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随之引起中国国内政局一系列深刻变化。这些变化，给一直处于极度困难条件下的党和人民的斗争带来了重大影响，成为一九七二年前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历史契机。
（一）人民的惊醒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给党和人民以极大的震动。作为这种震动的直接现实表现，是人们思想认识上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在批林整风运动中，人们通过党中央下发的一批批材料和林彪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表演，逐步认清了林彪这个两面派、阴谋家的本来面目，对其策动武装政变，谋杀毛泽东主席的罪行激起了强烈义愤，同时，人们也在很大程度上深感过去所受林彪一伙的欺骗和愚弄：长期以来，正是由于绝大多数人都真诚地相信了林彪―这位瞬间跃过毛泽东周围所有领导人而成为唯一“副统帅”所独创出的那套信誓旦旦之词，才不曾料到他在背地里干下的种种阴谋诡计。也正因如此，千百万善良的人们才更痛感历史给予的无情嘲讽和莫大羞辱。由此，突来的林彪事件便成为许多人认识上的一个转折点，尔后，人们更信服的是事实，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所盛行的口号式的说教。
由于林彪的自我爆炸，引发人们不可避免地联想到“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系列严酷的现实，进而打破了长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人们头脑中所形成的固有观念，人们不能不开始对毛泽东的绝对正确、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产生疑虑。对于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的“规律”，人们尽管从林彪事件中得到了某种“印证”，但在大多数人的内心深处，更为真实的感觉却是路线斗争深不可测，政治运动无止无休。“文化大革命”——这件“反修防修”的“头等大事”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实际上已开始发生从未有过的动摇。
党中央统一领导的批林整风运动，对于揭批林彪一伙起到重要作用。“文化大革命”中大批遭迫害、受压抑的老同志挤到有了出头之日，广大干部群众对党和毛泽东仍发自内心地拥护和信赖。但是，由于这场批判运动回避了毛泽东及其发动一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性错误，因而不能正确解释过去的历史和回答人们头脑中的大量的疑问。尤其是宣传中一再将粉碎林彪集团归结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从而掩盖了这一集团及其煽动的极左思潮正是“文化大革命”产物的事实。这种结论与事实的尖锐对立，造成人们现实思想和实践中许多难以解脱的矛盾。力求正确解答这些矛盾的不断思索，促使已开始变化了的人们的认识又进一步发展、深化。
（二）毛泽东的松动
林彪事件的发生，也为毛泽东本人始料所不及。“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林彪的一些极端言论和做法不满意（如对林进行过某些含蓄的批评）是事实，但他重用林彪一伙也是事实。在逐步失去对林彪信任的最后一刻，他也未必想到林彪会谋害自己，叛国外逃。一九七一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曾援引“折戟沉沙”的唐诗来形容林彪之死，并连连说，“我的‘亲密战友，啊！多‘亲密’啊！表露出他心中的无限感慨，因为毕竟这位“亲密战友”是毛泽东自己所选定的。然而，铁一般的事实却判定了毛泽东的失误。由此，他不能不重新考虑过去因信任林彪而采取的一些做法是否正确，进而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某些政策进行局部性的调整。
“九·一三”事件之前，在一九七○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即开始揭露、批判陈伯达，并由此入手，批评林彪一伙的错误。随后，毛泽东又表示对个人崇拜“讨嫌”，对“文化大革命”中普遍存在的讲假话和虐待“俘虏”的情况表示“不满意”，表明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重要错误已有所认识，出现松动的“前兆”。林彪事件之后，从一九七一年十月起至翌年初，毛泽东在一系列言论中集中批判了林彪，同时，肯定了受到林彪一伙打击、迫害的老同志。
一九七一年十月四日，他在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批判了林彪搞的形式主义和选拔干部的所谓“三条标准”，实际上是否定了林彪自一九六○年主持军委工作以来所搞的“突出政治”的那一套作法。而这些做法，过去毛泽东本人也曾加以肯定过。之后，毛泽东又对林彪鼓吹和“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紧跟”等提法表示异议，他说：什么“紧跟”，我就不愿听，不能跟人，要跟党，跟路线。同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员时，又亲自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认为“二月逆流”的性质是老同志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一九七二年一月初，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叶剑英的谈话中进一步否定了存在所谓“二月逆流”，并请周、叶二人将此意转达陈毅，一月十日，毛泽东亲自参加陈毅追悼会，对陈毅的一生作出高度评价。这样，毛泽东不仅在内部场合，而且也在公开场合表明了他对“文化大革命”中某些错误的纠正。
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短短几个月里所作出的这些“松动”，是他后来所做更大量“松动”的一个开端，实际上也是在非正式地回答因林彪事件而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种种疑问。应当说，此时毛泽东不断作自我批评，不断对自己以往一些作做采取否定态度，确实难能可贵。例如，经过反复考虑，毛泽东同意发表他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致江青的一封信，就包含了一种含蓄的自我批评。这对于人们重新认识“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不少有利条件。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如同一九五八年冬至一九五九年春纠正“大跃进”中的某些具体错误，但不从根本上纠正“左”的指导思想一样，毛泽东虽然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错误，但他并未真正放弃“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指导思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坚信“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反修防修这样一场“大革命”的必要性。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还是毛泽东关于“二月逆流”的解释。在对这一重大事件的性质的判断上，他只讲老同志们向林彪一伙斗争的一面，而只字未提老同志们同时向江青、张春桥等斗争的事实，实际上是绕过了这场斗争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性质。关于这一事件，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党的九大曾将其定性为“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替已经被打倒的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替已经被广大群众批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因此，如果真正为“二月逆流”平反，却肯定了这场斗争的正确性，那么，就同样需要由党的正式会议作出决议，推翻过去的错误结论。而这样做的一个首要前提是：公开否定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和“文化大革命”，承认“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反动路线”不复存在，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文化大革命”推翻了“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而林彪事件则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可惜的是，毛泽东当时不可能这样去认识，直到他去世之前，党中央终未作出任何决议为所谓“二月逆流”正式平反。
历史发展表明，毛泽东这种始终坚持“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即所谓“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认识，给党和人民后来的斗争带来了极为重要的和难以遏止的消极影响。
（三）江青集团的“退却”
江青集团是“文化大革命”孕育出来的又一畸形儿。早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它与林彪集团就开始勾结。一九六六年四月中共中央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即是这两个集团借“文化大革命”互相勾结，共同进行阴谋活动的有力见证。“文化大革命”发动后，这两个集团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动乱中又都分别加强了各自的势力，并开始着手实现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同一目标，正是如此，在它们之间，除有互相勾结、利用的一面外，也必然存在矛盾和斗争的另一面。从一定意义上说，林彪发动的未遂的反革命政变，也是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之间的殊死斗争进入白热化的一种表现。
林彪一伙的覆灭，对江青集团来说无疑是解除了一个直接的威胁，其势力必然借机得到加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的情况是，随后开展的对林彪的批判，又造成了对江青集团的新的威胁。为此，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尽管这场运动回避了“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错误），江青一伙一扫昔日“中央文革”的成风，开始悄悄“退却”了。这是因为，江青一伙无法抹去它与林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结、利用的大量事实，更无法从理论上区别它与林彪一伙“何其相似”的极左面目和一贯手法。特别是这两个集团的共同本质，使得它们那必然将自己置于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党和人民对于林彪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罪行的批判越深入，江青一伙的反动面目也就随之暴露得越清楚。
人们看到，这个靠煽风点火、大造反革命舆论起家的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在林彪事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忽然变得极少出头露面，更不见一篇像“文化大革命”初期批判所谓“黑帮”、“黑线”的气势汹汹的大块文章（“文化大革命”最早的吹鼓手姚文元早于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便开始闭门读马列，以示与陈伯达“一类骗子”划清界限）。这个集团的头面人物江青，则在“九·一三”后的一些场合里极力表白她同林彪的“斗争”，把自己扮作林彪一伙的受害者和反林的“功臣”。江青集团的这些异乎寻常的表现，除暴露出他们与林彪集团有着共同的反动本质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林彪事件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和冲击。
（四）周恩来身负重任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处境艰难：他既要在总体上维护并表示支持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又要在实际工作中纠正“文化大革命”的许多极端做法，努力减少“左”的错误造成的损失。运动中，由于大批党政军领导人被打倒或靠边站，加之拿“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篡了愈来愈多的权力，使得包括周恩来在的党内健康力量愈显势单力薄。
林彪集团的覆灭，使政局发生了明显变化：毛泽东在有限的范围内调整了政策，江青集团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尤其重要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在饱尝动乱之苦后已开始省悟，党心民心渴望安定团结，渴望把生产搞上去，生活得到改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以新的姿态出现在亿万人民面前。如果说，在林彪事件中，人们对毛泽东主要是因免遭林彪谋害而深感庆幸，那么，对周恩来则更多的是一种油然而生的敬重和感激之情。在人们的心目中，周恩来的形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高大。他对领袖的忠诚不是在言词上下功夫，而是全部表现在实际行动中。特别是在惊心动魄的“九·一三”事件中，周恩来表现出的沉着、机敏、果断的领导指挥才干，更令人钦佩不已。人们看到，在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只有周恩来才能真正辅助毛泽东、保护毛泽东。相比之下，自诩为“反林英雄”的江青一伙却毫无作为。
毛泽东自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九，一三”之后，他决定由周恩来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把党政军的重要权力交给周恩来、叶剑英等。这样，就使得党内上层力量的对比发生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最重要的变化，党内健康力量获得了极大加强，成为周恩来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公开地、主动地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一个基本条件。
二
“九·一三”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持续近两年之久，即自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批林整风运动开始，到一九七三年下半年被迫中断。而在此之前，周恩来已多次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为便于进行全面考察，有必要将这一斗争过程向前延伸，增加“九·一三”前周恩来批判极左的内容。这样，全部斗争共由“先声”、“展开”、“深入”、“继续”和“尾声”五个阶段所组成。
（一）斗争的先声
林彪事件之前，处境艰难的周恩来一直在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减少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保护干部、恢复生产、制止武斗做了大量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一九六七年，他就表示反对极左思潮。一九六八年，又提出“极左思潮一定要批判”。党的九大以后，周恩来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批判极左思潮的努力更加明显：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二日，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对“文化大革命”中否定一切的做法提出尖锐批评，认为建国二十年来成绩是“主要的”，砸烂一切规章制度是“极左思潮”。此后，在诸多场合，周恩来一直坚持这个观点。
对“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挨整、造反派掌权的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周恩来更是忧心忡忡，百思不解。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经过一个革命时期和不经过一个革命时期是不一样的，现在一次造反就成了响当当的革命派，而革命近半个世纪的一大批老干部倒成了“走资派”，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吗？革命的历史传统是属于一代人的，保护老一代，就是保护革命的历史和传统。正是出于这种内心的动力，周恩来把保护广大老干部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用实际行动抵制和纠正“打倒一切”的极端做法。
一九七○年七月，他亲自起草了国务院关于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死亡问题的通知，指明张是革命干部，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其家属和子女不受任何牵连。同年十月，他又在第四机械工业部党组的一份报告上批示，肯定了王诤的革命功绩，指出对其应“一分为二”，“实事求是”，“不要上纲太多”。
一九七○年九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揭露了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这不仅是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沉重打击，也是对江青集团和“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冲击。在随即开展的批陈整风运动中，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先后主持召开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汇报会，对陈伯达进行了揭发、批判，对黄永胜等人进行了批评、教育，进而在一定范围内批判了林彪、江青一伙及其煽动的极左思潮，成为周恩来大力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重要起点。
随后，掌握了纠“左”领导权的周恩来开始把目标转向一些“敏感”单位和部门：一九七○年九月，他在同文化部门负责人的谈话中，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人废文、没有书看的情况，提出“要有点辩证法”，以便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不要一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气炸了”。同年十一月，周恩来又连续就外语教学发表谈话，要求提高外语教学的质量，提倡多练、苦练的基本功，强调不但要有政治水平，同时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
一九七一年上半年，周恩来在相继召开的全国一系列专业会议上，更多次强调要反对极左思潮，几乎是逢会必讲，反复加以批判。
一九七一年初，在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上，他根据毛泽东关于“对公安工作要一分为二”的指示，明确宣布：在公安战线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不能说“文化大革命”前是黑线统治着，这种说法简直是不可想象，等于否认毛主席的领导，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同年上半年，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期间，周恩来几次接见与会代表，一再指出：现在书店里中国和外国的历史书都没有，知识面越来越窄，这不行。不能不讲历史、割断历史。“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是思想垄断，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经中央转发的国务院《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中写道：这次会议，“批判了极左思潮，批判了‘文化工作危险’论”。
四五月间，周恩来又分别在国家旅游、援外会议和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作重要报告，系统阐述了党的对外方针政策，批评了极左思潮在外事工作中的种种表现。在经周恩来批示下发的对外宣传的大量文件中，比较突出地揭露了不实事求是、强加于人等极端做法。据此，中联部有关部门提出建议，要求深入批判“极左的反动思潮”，“彻底肃清其流毒”，以改变对外宣传工作的不适应状况。
七月六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时，针对会议上关于十七年教育工作估计的争论，指出。“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地看问题”。会议期间，周恩来还向各地、各部门主管教育工作的负责人作了一次党的历史问题的报告，详细叙述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犯的几次“左”倾错误，提出党长期以来吃了“左”的大亏，并含意深刻地指出，现在世界上有一股极左思潮，借以提醒人们警惕“左”的错误。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对体育、卫生、科技等部门的工作作了多次指示，一再肯定这些战线解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指出“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给予各方面工作造成的严重破坏。
应当指出，以上周恩来在“处境很困难”的情况下对批判极左思潮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是与毛泽东这一时期的一些认识分不开的。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和不断深入，林彪、江青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达到了难以遏制的程度，造成了对内对外的一系列恶性事件。这些事件，不仅影响极坏，也背离毛泽东的某些初衷。为此，毛泽东早于一九六七年就提出要批判无政府主义，强调对内对外宣传都应实事求是，不要强加于人。在耳闻目睹全国一片混乱的局面之后，毛泽东一方面肯定“形势大好”，另一方面，又开始在若干具体问题上着重纠“左”。如他提出要正确对待干部，“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告诫造反派和红卫兵“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求对“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实行“帮助，批评、联合”的原则，等等。党的九大期间，他又提出当前主要问题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即存在打击面宽和扩大化问题，并一再表示“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收尾阶段，要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完成“斗、批、改”任务。之后，毛泽东即开始考虑恢复党的组织，召开人大和建立政府机构等方面的问题。一九七○年八月，在毛泽东领导下，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挫败了林彪集团的抢班阴谋，更为周恩来进一步纠“左”创造了条件。正是在这些背景下，周恩来不断提出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意见，
还应当说明，在这一时期，林彪、江青一伙也曾打出批判极左的旗帜，喊过反对极左的口号。但他们这样做的真实目的完全是为掩护他们自己，以便偷偷摸摸地进行篡党夺权活动。例如，他们或采用“贼喊捉贼”的伎俩，把“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罪名转嫁给“那几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或在“坚决反对武斗”的幌子下提倡“文攻武卫”，煽动所谓必要的“还击”。此外，林彪、江青等人还借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之机，残酷迫害对他们不满的干部、群众，造成清队工作的严重扩大化。因此，林彪、江青一伙的“批极左”，既不同于毛泽东团结大多数人、争取“文化大革命”胜利的主观愿望，更不同于周恩来纠正“左”的错误，摆脱“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实际努力。
总之，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以前对极左思潮的批判，虽因毛泽东坚持“文化大革命”错误和林彪、江青集团的干扰破坏而收效不大，但毕竟已开始造成一种纠“左”的舆论。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周恩来初步掌握了纠“左”领导权，从批判陈伯达入手，使林彪集团日趋暴露，在党内高层干部中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林彪事件后党和人民进一步斗争的准备和先声。
（二）斗争的展开
一九七一年底至一九七二年上半年，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全面展开。这一阶段的斗争，集中表现在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其主要特点是，周恩来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所致力于发展生产、保护干部的一贯努力，正逐步转变为党的具体政策，并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实施、生效。
一九七二年“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提出，在新的一年里，要全面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之后，各地各条战线都把加强企业管理，恢复和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理直气壮地抓生产、学业务、钻技术，作为联系实际、批判林彪一伙所散布的谬论的具体步骤，着重批判了空头政治的反动观点。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至翌年二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是联系经济工作实际、批判林彪一伙干扰破坏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前，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乱得很，要整顿。由此首次提出整顿的意见。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和与会同志的要求，国务院主持起草了《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明确规定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考勒、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设备管理和维修、安全生产、经济核算等七项制度，要抓好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等七项指标。这个文件的制定，体现了周恩来长期以来力求恢复和发展生产，坚持又红又专，反对空头政治和无政府主义的强烈愿望。这个会议纪要，虽然后来被张春桥以种种借口加以否定，但其中贯穿的整顿的指导思想却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体现，成为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的未成文的“依据”。
一九七一年底至翌年五月，周恩来进一步从产品质量入手，解决企业无人负责、无章可循的混乱局面。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同叶剑英、李先念等一起听取了有关航空工业产品质量问题的汇报，明确提出质量问题是个路线问题，要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之后，周恩来又对飞机和汽车生产质量问题多次批示，一再告诫质量问题须“提起警惕”，要“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一九七二年四五月间，周恩来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像机等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的质量问题。根据他的指示要求，国务院对有关产品的质量问题专门发出通报，召集有关人员进行研究，查找、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通过大力整顿，使一些产品的质量得到明显改进。
“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也严重地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受到极大挫伤。为此，一九七○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国务院曾先后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和全国林业会议，决定适当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允许农民个人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允许生产队拥有因地制宜种植的灵活性。此外，国家还通过调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降低支农产品的出厂价和销售价以及实行粮食征购一定五年等政策，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这实际上是对长期以来农村搞的“一平二调”、“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左”的做法的初步纠正。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在进一步批判林彪、陈伯达一伙极左谬论的基础上，党中央又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同时，指示还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经验，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就在许多根本问题上纠正了过去“左”的错误，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集团煽起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端做法，使得各级领导干部普遍被打倒、挨批斗，许多老同志遭到非法监禁、隔离。不肃清这一极左思潮在干部问题上的影响，一大批好干部就站不出来，就不能在各条战线上发挥他们的重要作用。
一九七一年十月，林彪事件刚过不久，周恩来即指示公安部对监狱情况作一次全面检查，并亲自审阅公安部关于检查情况的报告。对在看管人员中存在的宁“左”勿右等错误思想认识，周恩来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要求他们切实改正，进而使一时不能解放仍被监禁的许多老干部受虐待的状况有所改善，与此同时，在毛泽东的过问下，周恩来想方设法，使相当一批老同志解除了囚禁。根据他多次指示，有关部门还对这些老同志进行了及时治疗和妥善安置。对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去世的老同志，周恩来也尽一切努力，以挽回损失。如这一年十一月间，他亲自派人在贵州找到薛明，要她将贺龙遭林彪一伙迫害致死的情况及早报告中央，为贺龙平反做好准备。
一九七二年一月陈毅逝世。出于对老战友的悼念以及对所谓“二月逆流”表示公开否定，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并慰问了陈毅的家属和子女。毛泽东此举无异是在向全国发出信号：广大老干部、包括对“文化大革命”有严重抵触情绪的干部都是好的，都应一律解放、平反。这一信号，也正是周恩来为进一步保护和解放更多老干部所亟待看到的。
同年四月，陈正人、曾山两位老同志因医疗条件所限救治不力，十天内相继去世。这一情况，使周恩来认识到党的干部政策在实际工作中仍未完全落实。于是，他一面要求卫生部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同时指示《人民日报》社起草一篇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经他修改后发表。在这篇社论中，重申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求排除干扰，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之后，其他报刊也相继发表文章，对党的干部政策作出专门论述，在党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对加速解放和使用广大老干部起到了扫除思想障碍的作用。
在周恩来的持续努力下，自一九七二年以来，有越来越多的老同志站出来，有的重新担任了中央和地方的领导职务，成为不断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重要力量。
在着重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的同时，周恩来还亲自指导文化、卫生、体育等战线加紧肃清极左思潮的影响。他联系这些部门在“文化大革命”中遭林彪一伙严重破坏的事实，反复强调：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他只搞那个“突出政治”，不搞业务，不抓训练，现在要提倡为革命刻苦钻研业务技术，提高质量，勇于攻关。针对文艺界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局面，周恩来尖锐指出，“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现在要提倡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百花齐放”。周恩来的这些指示，极大地启发了人们的思想认识，有力地推动了各条战线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开展。
以上，在周恩来领导下各地各条战线联系实际、批判林彪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肯定“文化大革命”前的成绩，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恢复遭到“文化大革命”破坏的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过程。对此，不能不引起与“文化大革命”命运攸关的江青集团的极端仇恨。一九七二年初，张春桥对全国计划会议纪要百般刁难、阻挠下发的举动，正表明江青集团嗅觉极其灵敏。随着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不断深入，党内围绕坚持与否定“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斗争也必然会更加激烈。
（三）斗争的深入
一九七二年下半年，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深入发展的时期，也是党和人民同江青集团斗争异常激烈的时期。此前，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斗争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于经历了五年“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来说，思想认识中的顾虑和津碍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的。这是因为，在纠正“文化大革命”种种错误的东西、肯定并恢复为林彪一伙破坏的许多合理、正确的东西的同时，又要求人们从指导思想上去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正确，继续批判“文化大革命”前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就必然在人们头脑中造成混乱，使得实际工作中出现许多自相矛盾的情况，最终使人们无所适从。
例如，在联系实际批判林彪的过程中，许多部门提出要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两方面的干扰，认为既要反对“生产第一”、“业务挂帅”，又要批判空头政治和技术无用，既要反对“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又要批判“撒手不管”的无政府主义；强调要反对把革命和生产、政治与业务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等等。这些认识，在林彪事件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虽然可以说是一种“进步”，但在极左思潮仍然存在，其恶劣影响亟待肃清的情况下，就不能不说是未抓住问题的实质和要害，因而使反倾向斗争失去重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人们思想认识上的一种局限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提出了要进一步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
一九七二年八月一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指出：一些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随后，周恩来又指出：极左思潮不批透，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八月初，针对林彪一伙在政治与业务关系问题上制造的思想混乱，周恩来在接见回国述职的大使时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挂在业务上。同时，根据他的指示，外交部开了以批判无政府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形式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外事会议，周恩来亲自到会作报告，再次强调批判极左思潮的重要性，指出：“极左思潮不批透，还会犯错误”，“如果在对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
以上周恩来关于内政外文的一系列讲话，十分清楚地表明他力主深入批判极左思潮（即周恩来多次使用“批透”一语）的意图。为此，他从启发人们的思想认识入手，反复强调极左仍是当前各项工作的首要危险，进而引导各条战线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向纵深发展，而不是像前一阶段那样，一些单位反倾向斗争没有突出批“左”重点，仅停留在一般水平上。
在推动各条战线深入批判极左思潮的同时，周恩来还不畏险阻，亲自从“文化大革命”中的重灾区教育、科技界入手，具体帮助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排除干扰，解决思想认识，尽快恢复教育科技界的正常工作。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四日，根据美籍科学家杨振宁的建议，周恩来当面叮嘱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要认真清理教育科研工作中的极左思潮，提高基础理论水平，把综合大学的理科办好，并强调：“有什么障碍要拔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七月二十日，周培源致信周恩来，提到在北大传达了总理讲话后，广大教师都心情激动，深感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同时，信中也反映了在多数教师中存在的思想顾虑，主要是觉得“搞科研工作反复性很大，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来一次运动首先受冲击的是基础理论研究”，造成“老中教师普遍的思想情况是不愿搞也怕搞基本理论研究”，“怕挨‘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该信真实地反映出在当时环境下，广大知识分子欲罢不忍、欲教不成的心理状态。这些，也正是周恩来所指出的“障碍”所在，因而从一个方面表明在教育、科技界“批透”极左思潮，解决人们思想认识的极端重要性。
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就周培源的来信写给国务院科教组和中科院负责人的批语中提出，要以该信“作依据”，将此问题“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九月五日，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总统顾问萨拉姆时，再次强调了开展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九月十一日，他又写信给张文裕和朱光亚，对二机部某所十八位科学工作者来信中提到的发展高能物理研究的建议表示“很高兴”，并提醒“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之后，周恩来即对北大、清华草拟的关于在教学和科研中加强基础理论的初步意见作出修改、讨论、上报的指示，督促尽快加以落实。在抓紧基础理论研究工作的同时，周恩来还提出了中学毕业生直接上大学内意见。
十月六日，根据周恩来一系列指示精神，周培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文章提出。“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能偏废”；“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充分认识到科学实验和自然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在学校中，基础课的教学工作一定要做好，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这篇冲破江青集团设置的重重阻力的文章的发表，公开表明了这一时期周恩来所致力肃清教育、科技界极左思潮的强烈愿望，使得在“两个估计”禁锢下备受压抑的广大知识分子受到极大鼓舞和启发。
在教育、科技界认真贯彻落实周恩来指示，努力扫除思想障碍，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之际，《人民日报》社根据周恩来关于极左思潮要批透的多次讲话精神，组织了一版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于十月十四日发表。这些文章，今天看起来虽不免存在某些缺陷，如论理不够严密，甚至个别观点矛盾，但它们矛头所指却十分清楚，其锋芒对准了极左思潮的最突出表现―无政府主义，成为自林彪事件以来在党报上首次发表的集中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如在署名龙岩的文章中写道：
“无政府主义，是一个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机会主义派别”，其“表现是在下面，根子却在上面”。“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在“上面”搞无政府主义的人“狡猾地利用群众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不满，大肆煽动极左思潮，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纪律，鼓吹‘群众说了算’，鼓吹‘规章制度无用论’，叫嚷要‘砸烂一切’”；“他们口头上‘发表一些最左、最最最革命的言论’，招摇撞骗，实际上‘进行着简直是流氓式的煽动，即利用劣根性、利甩小私有者捞一把的欲望来进行煽动’”；“他们叫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蛊惑人心的反革命口号，就是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把无政府主义思潮当作他们实现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的工具”；他们“是煽动和利用无政府主义的罪魁祸首”。
文章还提醒人们：尽管林彪一伙“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是他们煽起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还会‘采取稍微新一点的形式，披上前所未见的外衣，或作前所未见的装扮，重新表现出来。’”
这些犀利的语言，极其尖锐地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所盛行的“打倒一切”、“砸烂一切”以及“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反动观点，可谓是对“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一种变相否定。特别是文章告诫人们要警惕现存的极左思潮的“重新表现”，不能不说是击中了江青集团的要害。
以上周恩来从教育、科技界和舆论宣传两个方面入手批判极左思潮的事实，充分表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将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斗争引向深入并坚持到底的决心。这就必然地要引起江青集团的激烈反抗，如果说，在这一年上半年里，江青集团对周恩来领导的联系实际、批判林彪的斗争还仅仅是警觉和不满的话，那么，在下半年，他们则是集中力量开始向党和人民实行反扑。
周培源的文章发表后，张春桥、姚文元等公然宣称：“不管周培源来头多大”，都要追查、反击，“那些口口声声说要重视基础理论的人，其实最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他们在北大的一个亲信甚至直言不讳地供认：“他们要拔掉的钉子，就是拔掉我们。”随后，张、姚等还指使《文汇报》连续发表文章，对周培源的文章进行围攻，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人民日报》发表的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几篇文章，更是戳到了江青一伙的痛处，他们决意下大力量“刹住”这个“一九七二年下半年出现的修正主义回潮”。例如，姚文元看了龙岩等的文章后即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回潮抬头。”江青更是画龙点睛地说：“这个版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与此同时，江青一伙还一再查问龙岩等文章的“背景”，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授意下，这一年十一月间，《文汇报》内部刊物《文汇情况》连续两期登载批驳龙岩等的文章，江青集团借机在《人民日报》社大搞所谓“反右倾回潮”运动，由此逐步控制了原由周恩来领导的《人民日报》。这样，在坚持批极左与反对批极左问题上，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同江青集团之间的对立开始变得明朗化、公开化。
同年十一月底，双方的斗争终于发展到彼此“摊牌”的程度：十一月二十八日，中联部、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会说写给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批判和肃清，拟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任务是，联系外事工作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即对报告作出“拟同意”的批示。然而，次日张春桥却在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明确表示反对批极左；他一方面诡称“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况”，另一方面又提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十二月二日，江青在对报告的批语中更进一步提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在这里，江青一伙故意避开问题的要害，即林彪集团正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文化大革命”中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他们侈谈什么“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意在把“文化大革命”与林彪一伙分开，以免深入批林会牵连他们这另一伙“极左派”，进而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于是演出了这场掩耳盗铃、以进为退的把戏。
应当说，周恩来与张春桥、江青对外事会议报告所作出的观点针锋相对的批示，标志着自周恩来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以来，党内健康力量同江青集团的斗争已达到白热化程度，是一九七二年前后这场斗争的最高潮。
（四）斗争的继续
当斗争处于胶着状态之际，《人民日报》社王若水出于对江青集团大反“右倾回潮”，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的一系列做法的不满，于十二月五日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关于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认为批极左不仅适合机关内部的实际情况，在舆论宣传方面也同样适用。王信中还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反对批极左的情况。这封信，在客观上起到促使由毛泽东出面，对前述正在激烈交锋的两种不同意见进行最后裁决的作用。当然，王本人也希望毛泽东支持周恩来的意见。
但是，作为在指导思想上仍坚持“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毛泽东，此时是不可能站到周恩来一方的。十二月十七日，他在对张、姚的谈话中明确表示反对批极左思潮，认为王若水信中的观点不对，当前应当批林彪的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的“极右”。在这里，毛泽东同样回避了林彪集团产生的原因和条件，而仅是用其覆灭前的某些集中表现及其覆灭的最终结果，去抽象地概括这个集团一贯行为的特点和内容，因而不能抓住问题的要害。当然，这也是毛泽东不愿从根本上推翻自己“左”的理论和实践、担心批极左将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毛泽东的结论，成为自“九·一三”之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所进行的批判极左思潮、纠正“文化大革命”中错误的整个斗争的一个转折点。早就对周恩来心怀不满的江青一伙，这时更是有恃无恐，开始公开向周恩来发难。此后，批判极左思翻的提法便从各种宣传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极右实质”等词。一九七三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更明确提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始终把批判的矛头对准林彪一伙，“牢牢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就是说，在运动中，只能批到林彪，不许涉及其他。这样，就等于给江青集团在批林中免受牵连上了“保险”，为其实现后来的进一步反扑开了“绿灯”。
毛泽东的最后裁定虽然使斗争受到重大挫折，因而使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却没有改变周恩来继续批判极左思潮的决心。一九七三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采取含蓄、迂回的方式，（即不公开使用“批极左”一词），仍在继续进行。
一九七三年二月，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历数无政府主义在企业中的种种表现，再度尖锐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给国民经济带来破坏性后果的极左思潮，指出：“林彪一伙破坏经济所造成的恶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国民经济“现在根本没有比例”，在计划工作上也“没有‘王法’了”，“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他同时还强调，要把“整顿的方针”写清楚，要实行按劳分配和必要的奖励制度。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同年年初召开的计划会议上，讨论了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这个文件同一九七二年计划会议纪要相似，仍以纠正生产管理中存在的极左思潮和反对无政府主义倾向作为指导思想，提出了加强统一计划和整顿企业管理的十条规定，其中特别强调要反对各行其是、严格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劳动纪律、遵守党纪国法、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等等，并重申了政治挂帅要挂到业务上的观点。这一文件的起草和讨论，表明了周恩来实事求是、坚持在经济工作中继续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努力消除其破坏性后果的果敢精神。在文件讨论过程中，全国二十八个省市均对文件表示赞成，唯有上海市反对。张春桥宣称：这是“拿多数压我们，我坚决反对，我们是光荣的孤立”，并强令把文件收回。张春桥等的蛮横态度，表现出在周恩来提出批极左的正确愈见遭否定后，江青集团得志猖狂的嚣张气焰。
与此同时，在同年年初召开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与会的外事干部学习了毛泽东几年来有关对外宣传的一系列指示（主要是批评“以我为核心”、“强加于人”等极端做法），排除江青一伙的干扰，批判了林彪一伙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及其给对外工作造成的恶劣影响和破坏，研究了外事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这就在实际上支持和贯彻了周恩来批准同意的批判极左思潮的主张，否定了江青、张春桥一伙的谬论。自然，这在后来引起毛泽东对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工作的不满。
三月八日，周恩来在邀请外国专家及其家属参加的国际劳动妇女节纪念会上，严厉批刻了林彪、陈伯达、王力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给予外事工作的干扰破坏，对遭错误批判和被迫离开我国的外国专家表示歉意，并欢迎他们重回中国工作。周恩来这一光明磊落之举，使在场的外国专家们深为感动。
在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方面，周恩来同样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即毛泽东否定批极左意见的次日，周恩来就明确提出：谭震林“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同时。对当时“大闹怀仁堂”一事解释为“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意在说明事实真相，以保护谭。此外，周恩来还再次提出要改善监狱待遇，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对已经解放的老干部，他则提出应让他们参加领导班子，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一九七三年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建议抓紧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并具体提出先易后难的方案，送政治局讨论，待中组部提出了一个三百多人的名单后，他又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逐一研究、通过。同年三月十日，根据毛泽东批示，党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成为周恩来继续领导的这场斗争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对后来党和人民的斗争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五）斗争的尾声
自一九七一年底以来，周恩来领导的这场持续纠正“文化大革命”中错误的斗争，由于符合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愿，因而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拥护，但同时也遭到江青集团的愈来愈凶猛的反扑。一九七三年下半年起，江青一伙又从教育界开刀，连续制造了张铁生白卷、批《园丁之歌》、‘批“师道尊严”、突袭考教授、马振扶公社中学等事件，在全国掀起一股股批所谓修正主义“回潮”、“复辟”恶浪，其矛头无一不是对准周恩来及其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对此，周恩来等虽然坚持斗争（如一九七三年八月，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否定了江青提出的把儒法斗争写入党的十大政治报告的要求，再如党的十大期间，经周恩来等努力争取，新的中央委员会选进了一批久经考验、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但毕竟已力不从心，致使这场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不得不因连连受阻而开始进入尾声。
这一年八月间在党的十大上势力得到加强的江青集团，此时向周恩来等进行反扑的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迟群一伙在清华大学搞的所谓“三个月运动”。为发动这场运动，迟群连续发表讲话，把广大教职员工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对“教育革命”，“两个估计”的抵制，统统说成是在教育界“出现了一股翻案风”，是“搞反攻倒算”；提出知识分子队伍中“暴露了一小撮右派”，要“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进行“反击”等等。由此，从十月至十二月间，清华园内出现了上揪“资产阶级复辟势力代表人物”、下扫“复辟势力的社会基础”的“反回潮”运动。运动中，迟群一伙挥舞“裴多菲俱乐部”、“自由论坛”、“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反对教育革命”、“反对‘七·二一’指示”的棍棒，对广大知识分子进行打击迫害；同时，派人进驻学校教研组和一些“重点单位”，大搞所谓“揭盖子”、“夺权”和“占领阵地”。这场运动，严重地影响到北京和外省市的许多院校，使周恩来呕心沥血恢复教育系统正常工作的努力遭到破坏。
在“反回潮”运动的基础上，经毛泽东批准，江青一伙于一九七四年初发起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其间，对周恩来进行极其露骨的诬蔑、中伤。为此，周恩来陷于更加困难的境地，终使他领导的持续近两年之久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被迫中断。
三
周恩来领导的一九七二年前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虽然最终遭到挫折，但作为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进行的长期战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场斗争对于当时的以及后来的政治、经济形势，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各项工作的转机
首先，通过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初步恢复，生产形势开始好转。一九七二年，国民经济各项主要指标除粮、棉生产因自然灾害略有下阵外，均比上年有所增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三千六百三十五亿元，比上年增长四点五%（其中工业总产值二千五百四十七亿元，比上年增长六点六%，农业总产值一千零八十八亿元，比上年下降零点一八%）。在工业产品产量中，钢达到二千三百三十八万吨，比上年增长九点七%，原煤四亿一千吨，增长四点六%，原油四千五百六十七万吨，增长十五点九%；发电量一千五百二十四亿度，增长十点一%。全国铁路货运量约七亿八千吨，比上年增长五点六%。此外，国家财政实现收支相抵，并略有结余。
一九七三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又比上年有较大幅度增长，增值九点二%（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九点五%，农业总产值增长八点四%）。在工业产品产量中，钢、原煤、原油和发电量等均比上年有所增加，铁路货运量也进一步提高。粮、棉、油等农业产品产量亦出现增长势头。国家财政继续保持收支相抵、略有结余。
在人民生活方面，国家自一九七一年十一月起开始调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的工资。这次调资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首次增加职工工资，全国调资面约为二十八%，一年共增加工资基数十一亿元。
由于“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江青集团的干扰破坏，以及在经济工作中重犯“左”倾冒进错误。这一时期的国民经济曾出现职工人数、工资支出和粮食销量三个方面的突破问题。周恩来首先发现并采取措施解决“三个突破”。经过两年的努力，“三个突破”被及时控制，基本稳住了局面，使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这一尖锐矛盾得到缓解。
一千九百七十二——一千九百七十三两年国民经济开始恢复，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的事实说明：周恩来抓住林彪一伙要害，深入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大力整顿企业，恢复各部门的正常工作，正是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向时，也是对“文化大革命”破坏国民经济、损害人民利益的有力批判。
其次，通过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一批老干部重新站出来，继续为党和国家工作。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有力否定。
例如，作为“文化大革命”初期“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的公开复出，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党内存在一个“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说法，否定了由此制定的党中央的有关决议，更重要的是，它对于加快从中央到地方的竟的干部政策的落实，促使更多的老同志及早获得解放和恢复工作，必然要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产生极为有利的影响。
广大老干部出来工作，还使得“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并一度夺取了各级领导权的帮派势力受到削弱，进而使“左”倾指导思想下产生的错误的方针、政策贯彻受阻；相反，作为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正确政策则比较容易落实。后来的斗争实践证明，这一时期解放、复出的一批领导干部，正是反对和抵制“四人帮”、直至最后粉碎“四人帮”及其在各地各部门帮派势力的骨干中坚。
第三，文教科技等战线的工作开始有了起色，广大知识分子长期受压抑的情况有所改变。“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文教科技界的广大知识分子首当其冲，这些领域的工作自然受到严重的破坏。林彪事件以前，周恩来虽多次肯定这些战线在十七年的成绩，多次指出对知识分子不能一概否定，并采取某些措施保护、使用一些著名专家和学者，但囿于“文化大革命”的主体错误以及林彪、江青集团的干扰破坏，周恩来的这些正确意见一直不能作为党的政策普遍得以贯彻落实。
林彪事件之后，特别是自一九七二年下半年起，周恩来多次提出要批判文教科技界的极左思潮，并亲自领导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使广大知识分子真正看到了希望所在。由此，文教科技战线的工作重又出现生机。
在文化界，这一时期的报刊、图书种类开始扩大，印数明显增加，一些出版社也开始整顿恢复，文物考古事业亦取得重要成果。《园丁之歌》等剧目的出现，更是打破了几个样板戏长期垄断文艺舞台的局面。
在教育界，广大教师纷纷起来批判林彪一伙煽动极左思潮、破坏教育工作的罪行。“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合理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得到恢复，高校招生的质量逐步提高。数量有所增加，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重新调动起来，人们学文化、学业务、学技术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非难。此外，国家还派出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首批留学生。
在科技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再度提出，给科研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开展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政治环境。特别是在周恩来亲自关心、指导下，“文化大革命”中遭荒废的基础科学理论研究以及与此相关的实验室、研究所的改造和建设等受到重视，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除文教科技界外，这一时期卫生、体育等各界的工作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第四，对外工作局面迅速打开，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文化大革命”中的对外工作，在林彪、江青集团插手下，曾发生多起重大涉外事件，给国家声誉造成极大损害，是建国以来受破坏最严重的时期。“九·一三”事件后，在毛泽东、周恩来领导下，外交工作排除干扰，进展迅速，取得了重大成果。
一九七一年十月，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得到恢复，引起对外关系的一系列新变化，与我国建交和要求恢复正常关系的国家与日俱增，“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受孤立、被封闭的情况开始好转。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与周恩来签订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上海公报》，标志中美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同年三月，中英两国达成正式建交协议，两国外交代表由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同年九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签订了中日建交的《联合声明》，更引起国际间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震动。同年十月，我国又与联邦德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至一九七三年底，与我国建交的国家已达九十个，我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
在毛泽东、周恩来领导下这一时期出现的外交格局的新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我国受包围、被封锁的不利形势，而且对于后来我国不断发展扩大对外交往，直至今天我们在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下实行开放搞活、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历史性的影响。
一九七三年初，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我国从日、美、联邦德国、法、意、荷兰和瑞士等西方国家进口了一些技术先进的单机和成套设备，这一对外开放的重要措施，使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开始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二）抑制顽症的努力
一九七二年前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党的健康力量长期来不断纠正党内存在的“左”倾指导思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党和人民坚持抵制“左”倾错误，向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顽强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可以说，从“文化大革命”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打倒一切”，从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一大二公”的“左”的指导思想统治到各个领域里极左思潮泛滥，其核心都是一个“左”字。二十多年来，“左”已发展成为一种难以克服的顽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将这一主张付诸实践，因而使这场斗争具有深刻的意义。
（一）“文化大革命”前党中央集体纠“左”的继续
在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以极大的精力抓了消除极左思潮对经济工作的破坏和影响问题。一九七一年底，周恩来首先发现了国民经济中的“三个突破”，引起他的高度重视，批判林彪一伙的干扰破坏的斗争，也首先从联系经济领域开始。应当说，这一时期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三个突破”，固然与“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一伙的恶劣影响有很大关系，但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严重偏差，而这种偏差，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党在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未予根本纠正的结果。例如，一九七○年春，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所拟定的“四五”计划纲要（草案）中，就提出了许多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如规定“四五”期间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速度为十二点五%，国家预算内的基建投资额一千三百亿元，到一九七五年（即“四五”计划的最后一年），粮食产量为六千——六千五百亿斤，棉花六千五百——七千万担，钢三千五百——四千万吨，发电量二千——二千二百亿度，铁路货运量九一十亿吨，等等。从这些指标中，明显地暴露出当时的一种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产量、高速度的情绪。这种经济工作中“左”的偏差，虽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思潮有很大的不同，但二者却有着近似的思维方式，即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性和形而上学。正是这种“共同点”，使得二者在“文化大革命”中能够结合在一起，造成更大的破坏性。为此，周恩来曾多次将它们联系起来进行批判。
一九七三年二月，他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就曾列举“大跃进”期间过多投放货币的历史教训，告诫票子发放已“到了最大的警戒线”；针对出钢不能轧材的情况，他指出，这“还是十年前存在的问题”。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周恩来在国务院召集的一次会议上更明确指出：“急躁情绪，二十年都在犯！屡犯屡改，屡改屡犯！”道出了经济工作中存在的这种顽症。
事实正如周恩来指出的那样，早在一九五六年，周恩来、陈云等就对当时国民经济中的冒进情况引起警惕，并及时采取措施，制止其发展，成为著名的一九五六年反冒进事件。但后来却连续遭到不公正的批判，由此导致经济工作中的更大失误，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自六十年代初开始的国民经济的持续调整，是党中央集体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偏差的成功之举，国民经济在较短时间里得以恢复和发展。而七十年代初周恩来在批判极左思潮中解决“三个突破”，则反映出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党内健康力量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的再次努力，是“文化大革命”前党中央集体一贯纠“左”的继续。
（二）“文化大革命”中党和人民抵制“左”倾错误，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的发展
早在“文化大革命”准备和酝酿期间，党内对于意识形态领域中愈来愈过火的政治批判运动就产生过不同意见，出现多种方式的抵制和斗争。如一九六二年周恩来、陈毅等代表党中央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重申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一九六四年后，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次主张对文艺界的政治批判实行“刹车”和“降温”。一九六五年底“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更出现了彭真等对于批判吴晗及其《海瑞罢官》，的抵制，出现了邓小平、罗瑞卿、陆定一等对林彪大搞个人崇拜、鼓吹空头政治和“活学活用”的实用主义作法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等分别采取多种方式，力图将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试图保护住更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广大知名人士，尽最大可能来减少“文化大革命”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
在这些努力失败不久，面对极左思潮泛滥、党的组织瘫痪、整个国家混乱的严里局面，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一批久经考验的老同志挺身而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了强烈不满，向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即一九六七年二月间的伟大的“二月抗争”。在这场斗争中，周恩来虽不便公开表态，但明显地他是站在这些老同志们一边的。此后，中央政治局便在实际上停止了活动，周恩来的处境尤为困难。
以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为契机，周恩来领导党和人民的健康力量，向极左思潮展开了持续的、深入的批判和斗争，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党和人民抵制“左”倾错误，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在“文化大革命”前致力纠“左”、“文化大革命”中依然存在的党内健康力量，在斗争中开始发展壮大，并力图实现对各项工作的正确领导。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由于党中央集体已基本失去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能力，林彪、江青集团更加为所欲为，到处伸手扩张势力，党内健康力量被严重削弱。林彪集团覆灭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军委工作由叶剑英主持、李先念（后又有邓小平）等参加。这就表明，此时党内健康力量不仅存在，而且正逐步将党政军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为后来进一步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提供了组织领导上的保证。在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一批老同志站出来工作，更使得林彪、江青一伙妄图“改朝换代”、“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光”的罪恶目的遭到破产。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特别是“二月抗争”中老一辈革命家坚持恢复党的领导、保护广大老干部的这种强烈的愿望。事实正如《历史决议》所指出的，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
其次，经过大力整顿，“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合理的规章制度得到恢复，国家开始建立起较为正常的生产和工作秩序。这个问题，也是党内健康力量与“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集团反复斗争的一个焦点。自“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革命”就与生产发生尖锐冲突，“革命”破坏生产的情况愈来愈严重。尽管中央多次发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但在派性和无政府主义严重存在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真正恢复、建立起正常的生产和工作秩序的。即使局势出现表面“稳定”，也难持久。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广为宣扬的“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的谬论，周恩来曾多次予以批驳，他说：“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而只有彻底揭露和批判极左思潮煽起的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才能抓住问题的关键，进而彻底改变管理混乱、生产下降的局面。应当说，一九七二年以来逐步实现的党的经济政策的落实和企业管理制度上的整顿，也是“文化大革命”中首次进行的大规模的“抓生产”之举，是党实行对于经济工作的有效领导的一个开端。
第三，党和人民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空头政治、个人崇拜等做法已有所认识并开始初步从思想上加以抵制。所谓“突出政治”和个人崇拜，是林彪集团借以起家和大搞阴谋的两大“法宝”。对此，党内健康力量从一开始就做过抵制和斗争，尽管这种抵制和斗争是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进行的。在批判极左思潮的过程中，周恩来十分注重用事实来揭露“文化大革命”中只抓“革命”、不问生产的空头政治所造成的危害，提出政治必须落实到生产业务上，提倡要为革命学习业务，钻研技术。这就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认识到林彪一伙鼓吹“突出政治”、大批“唯生产力论”的实质完全是为其篡党夺权阴谋服务的。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不可能涉及“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性的错误，但人们对于恢复生产、恢复文教科技等战线的正常工作所表现出来的空前的热情和积极性，正表明人们已从思想深处开始脱离抓阶级斗争万灵的固有观念，并开始厌恶“文化大革命”所特有的那些使人眼花缭乱的空洞的政治口号，而将着眼点放在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国家经济建设和生产发展方面。这在党的工作重心没有也不可能实行转移的年代里，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
对于“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掀起的狂热的个人崇拜，人们在思想感情上的冷却更是前所未有的。在人们头脑中，吹捧者与阴谋家之间已习惯性地画上等号，对极左思潮大搞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处处强加于人等极端做法产生的厌恶情绪，似乎成了人们对几年“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反省。当然，这种“冷却”和“反省”，还不可能彻底摆脱感情上的因素而真正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但与几年前的那个盲目年代相比，毕竟是要“自觉”得多了，可谓思想解放路程中的一次启蒙。
（三）全面整顿的先声
历史已经表明，邓小平等领导的一九七五年的全面整顿，是党内健康力量为纠正“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左”倾错误而进行的一次空前壮举。此举对于后来进一步启发党和人民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认识、对于加速江青集团的覆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历史性影响。然而，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各个发展阶段相互联系的一个过程。如果说，邓小平等领导的一九七五年的全面整顿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党和人民斗争的一次高潮的话，那么，周恩来领导的一九七二年前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则是这一高潮的先导，它为一九七五年的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第一，这次纠“左”，为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联系各条战线实际、揭批林彪一伙的倒行逆施的过程中，周恩来曾多次指出，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各条战线的各项工作都要一分为二，不能全盘否定。这就不能不涉及“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何以发动的问题。按照毛泽东准备和发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系列讲话及《五·一六通知》等文件，“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乃是由于混进党政军的一大批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篡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相当大的一个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在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几乎全部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统治，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形势如此严重，方有必要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来公开地、全面地揭发上述“阴暗面”。而周恩来对于十七年各项工作成绩的肯定，无疑是在很大程度上对“文化大革命”发动论点的否定，使上述判断难以成立。这就为重新调整党的各项政策、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一概否定的前十七年的正常工作和合理规章制度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应当说，从一九七二年的初步整顿到一九七五年的全面整顿，都是以此为基本依据的。
第二，在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干部的解放和复出，即以事实宣布了要“斗倒、斗垮、斗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和目的的失败，由此恢复和建立起久经考脸的老一辈革命家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一九七二年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已多次感觉自己病体难支，力不从心。为使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斗争后继有人，坚持下去，在毛泽东的过问下，他大力推荐了相当一批党政军重要领导骨干。尤其是一九七三年党的十大前后邓小平等老同志再次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对于此时结成“四人帮”的江青集团势力多有钳制。如此，一九七四年周恩来病重住院之后，才能够逐步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健康力量，继续进行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反对江青集团的斗争。
第三，在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纵观全局，采取了为当时客观条件所允许的方式方法，成为后来邓小平等领导的一九七五年斗争的重要借鉴。
例如，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争取毛泽东的支持，仍为实现整一个斗争的一个基本条件。此时毛泽东虽然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但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如加快国民经济发展、解放更多老干部、开展灵活多样外交等方面，仍作出不少正确决策，对克服极左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许多场合下，毛泽东的支持，往往成为排除江青集团干扰破坏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应当说，在邓小平等领导的一九七五年的斗争中，则更多地利用了这一有利因素同江青集团进行了反复较量。
再如，在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首先从经济领域入手，联系实际，解决林彪一伙干扰破坏的问题。这也是一条重要经验。“文化大革命”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而国民经济的发展又与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密切相关。在经济工作中实行整顿，恢复“文化大革命”前合理的规章制度，较易为人们所接受，施行起来思想障碍容易扫除。另一方面，经济工作也是江青一伙插手较少、不很熟悉的一个领域。周恩来在纠“左”过程中虽然也遇到江青集团从中作梗，但他们终究不能抓到更多的理由加以反对。这同文教科技等江青集团一手控制的“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比起来，经济领域的整顿毕竟要容易一些，可谓先易后难，一九七五年的全面整顿，也是采取了类似的方法，首先从国民经济中关系国计民生的最重要部门入手，再扩及其他部门、其他领域，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整顿方针，进而取得巨大成效。
最后，舆论宣传作用十分重要，必须牢牢掌握在党的健康力量手中。这是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五年两次斗争的共同经验。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正是通过报刊广播等宣传手段来扩大、施加其恶劣影响的。大造反革命舆论，确是林彪、江青集团，尤其是江青一伙的看家本领。为此，必须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才能有效地实现各项工作的整顿。一九七二年下半年后，由于周恩来失去了对《人民日报》这一重要部门的控制，使得江青集团重新窃取了宣传主动权，随即掀起大批修正主义“回潮”、“复辟”的阵阵恶浪，成为批判极左思潮斗争不断受挫、被迫进入尾声的一个原因。鉴于这一教训，邓小平等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舆论工作。他在宣传大权不完全掌握在手中的不利条件下，利用多种场合，以其特有的简洁、犀利的语言来抨击“左”的错误，批驳江青一伙的谬论，道出了人们想要说而又不能说出的话。根据他多次讲话精神，这一时期产生的《论总纲》等文件，更是从理论上深入论析“文化大革命”错误，切中江青集团的要害，因而深得党内外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应当说，正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在大造革命舆论方面的成功努力，才使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明辨了是非，为一九七六年的“四·五”强大抗议运动提供了思想条件。
一九七二年前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虽因种种原因而被迫中断，但党和人民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反对江青一伙的斗争并未停止。一九七五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在一九七二年斗争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脸，吸取教训，重整旗鼓，向着“左”倾错误和“四人帮”一伙展开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
高举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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