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一先
林彪之死，天造地合。
——周恩来
一、紧急回国
九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时许，我们来到温都尔汗机场登上飞机，那位接待我们的副省长到场送行。飞机飞上蔚蓝的秋空，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令人心旷神怡，顿扫几天以来缺眠的疲劳。回头向东北望去，苏布拉嘎一带埋在一抹尘雾之中，那九个死难者，将永远留在那里，做异国他乡之鬼了。后来，一九七二年，我得到一个机会去观看林彪在毛家湾的住所。林彪卧室墙上贴了不少他们一家人相互酬答的题词，其中有一条是林彪在叶群生日时题的，套用戏剧《关汉卿》中的两句诗而改动了一个字：“发不同青心同热，生少同衾死同穴。”这使我马上联想到苏布拉嘎盆地的荒草孤坟，感到历史如此铁面无情，他们当年的誓言，竟变成了应验无误的谶语。
九月十七日中午，我们回到了乌兰巴托。在使馆党委会上作了汇报之后，我就起草现场视察的报告，电报国内。
翌日上午，接到国内指示。要使馆派人立即回国汇报，搭乘飞机，越快越好。使馆党委决定派我回去担负这一任务。但是，中蒙之间的航线早已停航，乘飞机得从乌兰巴托飞到苏联的伊尔库茨克，改乘星期天（二十日）从莫斯科飞北京的中国民航回国，而中蒙苏之间的国际联运列车，星期天早上经乌兰巴托南下，行驶大约三十一个小时，星期一（二十一日）下午即可到达北京。经请示国内同意，决定乘火车回国。我周详地做了汇报的准备。花了整整两天时间。为了旅途安全，许大使让回国探亲的中国建筑公司驻蒙公司（援蒙建筑项目，一九六六年底工程陷于停顿）的一位蒙族翻译同志与我同行。
列车离开乌兰巴托，穿过市南的山区，奔驰在广袤的戈壁草原上，到处是一片深秋萧瑟景象。我看到铁路两旁的外国军事基地，它们显得格外繁忙。无论是离乌市七十多公里（铁路里程；直线距离约为五十公里）的后勤基地，还是巴彦（离乌市一百多公里）、乔依尔（离乌市二百五十公里）的军用机场，气氛都显得异常。傍晚，到了边境重镇赛音山德，看到更多的外国军队，以及相当数量的坦克、大炮和装甲输送车。我嘱咐同行的翻译同志提高警惕，预防不测，最重要的是把回国汇报的资料保管好，绝对不能出差错。夜间九时四十分抵达蒙古边境车站——扎门乌德，车站上蒙古士兵站岗巡逻人数大增，往常带班的尉官已换成校级军官。但是，登车检查的边防军官和海关人员，态度都相当友好，做做例行公事就下车了。
深夜十一时十三分，列车抵达我国边境车站——二连。边防检查站的王站长在站台上等着我，亲切热情地接至他的办公室。这次，他一反往常那样对蒙古境内情况问长问短，只是随便闲聊。我看到车站内外，解放军明显增多，干部们都佩带手枪，感到有些异样，在我询问下他悄悄地讲：“现在是一级战备。”我心中陡然一惊，无怪乎蒙古境内外军队活动异常，难道这同失事飞机有什么联系？
列车从二连开出是凌晨一时四十九分。到了国内心情放松，便纳头熟睡。清晨六点多钟，被车站上的嘈杂声惊醒，原来已到内蒙古的集宁车站。我掀开窗帘立即看到，一列军用列车正在卸下各种军车和重型武器，相当数量的部队在忙来忙去。为什么国内也这么紧张呢？
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三时半，国际列车抵达北京站。一下车就看到站台上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同志和一位秘书，他说是特意来接我，让我把拍摄的胶卷交给秘书同志，去外交部招待所下榻。我说明在北京有家，他说：“不，要先住在外交部招待所。”我向他介绍了同行的蒙族翻译同志，他问明是中建驻蒙公司的陪同人员，未去过飞机失事现场，也不了解有关情况，就让他回家了。车站上，人们熙熙攘攘，一派正常生活景象，看不到有什么异样。
到了外交部招待所，符浩同志说：“先休息一下，做好汇报准备，可能随时找你。”既没有说谁找，也没说在哪里汇报，他就同秘书走了。我环顾一下室内，是布置比较讲究的两大间套房，是大使级的下榻之处。晚饭后，洗了个澡，然后重新看了一下汇报材料，稍微改动了一下汇报提纲。估计是向外交部领导汇报，思想上没有什么压力。准备完已十点多钟，和衣躺下正蒙胧入睡。突然，有人敲门，看看表是十一时半。进来一位衣着朴素、面庞清瘦、精神奕奕的女同志。她一进门就自我介绍：“我是王海容”，接着以命令式的口吻：“走，到人民大会堂汇报去。”说着，把洗印好的飞机失事现场照片递给我，我装入文件皮包跟她登车而去。
深夜，长安大街上静悄悄的，看不到一个人，只偶尔有小汽车飞驰而过。风依然带有夏天的余温，不像蒙古秋风那么冷那么硬。然而，这足以使我从蒙胧中清醒，心中嘀咕：听汇报的看来不是外交部领导，那会是谁呢？
二、向周总理汇报
我们从人民大会堂北门登上台阶，两名警卫迎上前来，紧贴着站在我面前。王海容同志向他们作了说明，就被客气地让进了大会堂的北门。
穿过宴会厅楼下的走廊，王海容同志带我走到福建厅门外，让我坐下把照片分类整理一下，刚刚整理好，她唤我进去。我一进门，蓦然间眼前一亮，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他背向门厅站着，正向一位穿军装的同志交待事情。这不是周总理吗？我顿时感到心脏急促跳动，胸闷有些出不来气，急忙走前几步，总理已转过身来，握住我的手，目光炯炯地看着我。“回来了？好，请坐。”并向我介绍站在旁边的军人：“这是杨德中同志。”总理让我坐在他身旁的藤编沙发上，与他中间隔着半米宽的藤茶几。我环顾了一下大厅，座位分做内外两层，内层是十几个藤沙发和茶几，及一张藤编方桌，外层是一圈织锦缎大沙发和暗红髹漆茶几。在内层的座位上坐了几个人，有外交部军代表李耀文同志，副部长韩念龙同志，办公厅主任符浩同志，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同志。
坐定以后，总理问我：“一同回来的不是还有一个翻译吗？哪去了？”我答：“他回家了。”总理立即严厉地问：“谁让他回家的？”我看了看符浩同志，总理随即转向符更严厉地问了一遍。符浩同志回答是他让走的，因为那个翻译没有到过现场，也不了解有关情况。总理说：“那也不行，飞机摔掉了他总知道吧，派人把他找回来！”批评符浩同志：“你不是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你过去不是也当过兵吗？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嘛！”总理的严厉态度，使我刚刚平静下来的心脏又急促地跳起来，暗想今晚要“砸”了，汇报可能过不了关，因而愈加感到紧张。总理为什么对这件事这么严厉呢？后来知道当时林彪的余党，包括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四大金刚”，一个都没有捉，中央对这些人的能量有多大不够了解，怕林彪摔死的消息走露，会迫使这些人铤而走险。九月十四日，驻蒙使馆一位回国休假的干部，在二连边防站向王站长讲了我国有一架飞机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附近，机上人员全部死亡。边防站把这消息逐级上报到军区，总理得知后，立即要这个干部所在的机关将其隔离，并限令军区采取措施，让已知这个消息的二十六人谁也不许扩散。
我坐在那里口渴得直抿嘴唇，总理看出我的紧张心情，温和地说。“喝茶嘛，这是很好的龙井茶，多喝一点。”还一再打桌铃让服务员给我添茶。总理服下护士送来的药片以后，开始像谈家常一样，问我姓名、年龄、籍贯、参加革命时间，工作经历，一一亲自记在纸上，当听说我一九四八年就来到中央机关，赞许地点了点头。我的紧张心情逐渐松弛下来，一面回答问题，一面注视着总理。我在中央机关工作二十余年，多次见过总理，但坐在他的身边直接汇报还是第一次，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总理穿着一身灰白色中山装，头发已经花白了，面庞也不像过去那么丰腴，而是比较清癯白皙，几小块老人斑显得较为突出，浓眉下的双眼炯炯有神，不时注视着我，像是要透过我的话把脑袋里的思维抓住。他手背上的老人斑似乎更多一些，右手放在膝上时，可以看得出有些轻微颤抖。由此证实了一个传说，一九六七年，外交部以姚登山为首的造反派，在王力、戚本禹等人支持下夺了外交大权，总理怎么说服也不听，被气出心脏病来。
总理问过我个人情况以后，要我开始汇报。首先，我汇报蒙方对失事飞机事件的态度和我方交涉的经过。总理听完，头仰枕在沙发上，半思索半自语地归纳蒙方态度的特点，然后抬起头来朝向我。“就是说蒙方还是比较友好的？”我说：“是的，从几年来中蒙关系看，这次是比较友好的。”
“好吧，你谈谈现场情况。有没有带地图来？”总理问。
“我标了一张素图。”说着就跟总理站起来，走向那张方藤桌把图摊开，外交部的几位领导也围过来看。我指着标出的小红圈，讲明苏布拉嘎盆地位置，及其与温都尔汗、乌兰巴托、我国国界的距离。
总理问：“离伊尔库茨克多远？”我答直线距离七百多公里。“我国的山海关在哪个方向？”我说在图的右下角。“多伦呢？贝勒庙呢？”我指出了这两个点在图上的位置。总理用右手掌从山海关开始，沿着这两个点到温都尔汗，用力地向前一划，并微微地点了一下头。我立即吃惊地意识到，飞机是沿着这条航线飞出去的，这绝不会是迷航，而是叛逃，可能机组人员里有叛徒。
回到座位刚刚坐定，从门外进来几个人，第一位是总政主任李德生，第二位是空军司令吴法宪，第三位是空军副司令兼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我站了起来，总理只向我介绍了李主任。这时已是九月二十二日凌晨一点多钟了。
“好吧，你继续汇报吧。”总理说。
我开始讲失事飞机的情况。当我讲到飞机肚子擦草皮着陆时，邝任农同志插话：“软地面不能放起落架；放了起落架就会像钉子一样扎进地面，飞机要翻筋斗的。”总理马上制止了他的插话。我借机看了看刚进来的三位领导：李德生主任和邝任农局长都神态自若，而吴法宪司令却面色苍白，呆若木鸡，加上穿得很整齐的军装，人又那么矮胖，像塑在座位上的泥胎。我按提纲讲下去，总理似对失事飞机不大感兴趣，听着听着闭上眼睛打了一个盹，我随即放慢了语调，他马上晃了晃头，眨了一下眼睛，又精神奕奕地听着。这一瞬间，我看到了总理面容上堆集的疲劳和憔悴。后来知道，他从九月十二日下午，一直到十四日下午接到驻蒙使馆关于机毁人亡的电报，总共五十多个小时没有合眼，此后睡眠也很少。这怎么不令人心力交瘁呀！我讲到机翼根部那个大洞，怀疑是防空导弹打的，但是洞口朝上，下面没有穿透，而且洞口铝刺并不规则，所以还难下结论。总理点了点头，并对李德文同志讲：“这个要好好研究研究。”我一面讲一面把相关的照片递给总理，他看后分成两叠放着。
当我讲到死难者尸体时，已是二十二日凌晨两点多钟，总理精神异常贯注，已看不到一点疲劳的影子。我按编号一个个尸体详细讲，他一张张照片仔细看，有时还戴上花镜反复看，其中有几张照片他看了之后，眉毛一挑，头微微一偏，像是一种比较欣赏和满意的动作。我当时想这难道是认为照片拍得不错吗？他把这些照片全部看过一遍，然后拢在一起，用曲别针别起来，并附上纸条写上一些字。我递给他我们在现场坟堆前默哀的照片，他看也不看就放到另外一叠里。我愈加感到死难者中间有问题，但当时怎么也没想到会是一个大人物。
最后，汇报死难者的遗物情况。总理倾注地听着。我讲到那个写得乱七八糟的拍纸本，总理问写的什么内容，我说看不出来。总理看照片，因为拍照时已近黄昏光线不足，字迹辨不太清楚，他似乎感到失望，但仍然把它和死者尸体照片放在一起。当我讲到现场发现一个含有机密内容的铅印小册子，总理特别注意，让我讲具体一些。我列举了其中提到的几项国防新产品的研制，总理态度变得严峻起来。当说到这个小册子有残存的红塑料皮，内文前有“各位首长和同志们”，最后有括号里的“长时间热烈鼓掌”，像是一个讲用报告。总理听了乐起来，哈哈笑着说：“你为什么不早讲清楚这一点！？这个小册子我知道，我这里还有一本，回头可以给你看看。”顺手他就把有关这个小册子的照片扔到另一叠上。
整个汇报结束时，已经凌晨三点多钟。总理对着外交部几位领导讲，他刚回国就来汇报，搞得这么晚，够累了，带他吃夜宵，然后让他早早回去休息。接着又对我说，以后有事找李耀文同志。我心里想，能在总理身边再多呆一会儿该多么好啊。看到总理还要同在座的人讨论什么，我就退出厅来。王海容同志带我在厅旁走库的沙发上坐下，服务员端来鸡丝挂面，还有两片哈密瓜。这时，我才感到真的累了，饿了。吃了夜宵，王海容同志让我同她一起，把蒙方提出的《会谈纪要》稿子抄写一份，她一再提醒我字要写得大一些。后来听说，这份稿子和那些照片，总理送给了毛主席。
外交部几位领导从福建厅出来，坐在走廊尽头一张方桌旁，韩念龙同志亲自起草给驻蒙使馆的指示电。李耀文同志把我叫过去参加。电报的大意是，指示许大使约见蒙副外长，讲明九月十三日凌晨，中国民航飞机三叉戟二百五十六号，迷失航向误入蒙古领空，自行坠毁，再次向蒙方表示遗憾，同时向蒙方交涉，中国政府打算派专机到温都尔汗，把九具死难者尸体运回北京。电报起草好，韩念龙同志重回厅内呈批。李耀文同志要警卫派车把我送回外交部招待所。
关于运回死难者尸体，后来听说未能交涉成功。蒙方已从国际传闻中揣测到其中有大人物，于是提出了苛刻条件：中方必须澄清机上人员的准确身份，提供姓名、年龄、职业，然后才能考虑运回尸体的要求。这样的条件，我国政府怎能答应呢！
三、执行总理的指示
九月二十二日下午，我到外交部办公大楼内见李耀文同志；请示下一步干些什么。李耀文同志对我说，今后几天的工作就是洗印照片，间我会不会操作，我说暗室技术懂一些。他让秘书把我带到管国外文件收发的小孙同志那里，让她协助我洗印照片。小孙是一位年轻的女同志，工作相当熟练，而且认真细致，昨夜递送总理的照片就是她洗印的，质量很好，每张放大为十二寸，仍然非常清晰。从这天下午开始，一直到二十七日，我几乎每天都要在暗室里工作半天以上。根据李耀文同志的要求，一批一批地把照片洗印好送到他办公室，他同我一起在照片背后用铅笔写上说明。有时我图快，字写得潦草，他就提醒我这是送给上面看的，字要写端正。
李耀文同志还跟我说，关于失事飞机的事不能对任何人讲，事情没有办完也不能回家，可以打个电话让家里放心，但不能离开外交部招待所。这实际上是一种暂时的“隔离”，他说得那么委婉体贴，令人乐于接受。那位蒙族翻译同志在九月二十一日半夜，正甜蜜地进入梦乡，被外文部派人找回来，家里人和邻居都感到惊慌，不知他出了什么乱子。他在外交部招待所住了三天；无所事事闲得发慌，一再埋怨我连累了他。我笑着问他：“那我受了谁的连累，也照样不能回家？”二十五日上午，外交部的秘书通知他可以回家，他一溜烟地跑掉了。然而，我住到什么时候呢？二十八日起上面就不再要照片了，没有事干实在闷得慌。李耀文同志像是猜到我的心思，要秘书通知我，可以到招待所周围走走，但不能走远，以便有事随叫随到。
九月三十日上午，李耀文同志让秘书通知我，专门洗印一批失事飞机的照片。晚饭后，秘书又通知我：十一时半在招待所门口等着，有人来接。我高兴地暗付，说不定又可以见到总理了。
秋夜的风已越来越凉了，我披着呢大衣也不感到热。一辆黑色轿车按时来到招待所门前，司机说明是接我，我上车一看只我一个人，正在纳闷，车已沿着西长安街驶向西单。不久，在西城一个胡同里的朱红大门前停下，司机下车按了一下门铃，李耀文同志从里面走出来，手中拿着我白天送给他的装有失事飞机照片的纸袋。他上车后悄声地说：“我们到总理那里去。”深夜十二点，大街上一个人、一辆车也见不到，大概人们都为准备国庆节而疲劳地睡熟了。车开得飞快，穿过府右街到了中南海西北门，门卫问明身份放我们进去，转了个弯来到总理住处的外院，停在一辆奔驰牌汽车后面。李耀文同志叮嘱我在车上等，有事时再来叫我，然后下车走去。我环顾了一下，总理的内院灯光明亮，外院却比较暗淡，但是看得出大门里面和外墙根下，整整齐齐排着一列战士，每隔两三米一个人，一直延伸到远处暗影里，他们全副武装扶枪危坐在背包上，像是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我马上意识到“一级战备”并未过去，在北京是“外松内紧”。
我在车上等了一个多小时，靠在后排座背上睡着了。司机说一声“来了”把我惊醒。李耀文与另外一个同志走过来，我急忙下车，他介绍说：“这是杨政委。”我上前握手，看得出是向总理汇报时见过的杨德中同志，我已知道他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政委。分头登车后，李耀文同志对司机讲：“跟上前面的车，去西郊机场。”杨德中同志的奔驰牌车开得很快，车速至少八九十公里，我们坐的轿车有点跟不上，我暗暗地感到遗憾，没能再见到总理。
凌晨两点半左右，来到西郊机场办公区的一座主楼前，楼内灯火通明，有几个人已经等在楼前。经杨德中同志介绍。得知两位主要负责同志，一位是空司的副参谋长，一位是空军西郊机场师政委。走进楼内坐定，在场的人都贯注地看着我们，对我这个穿便衣的，他们似乎有些诧异。从他们严肃的表情和紧张的眼神里，觉察得出一种不知所措的气氛。
杨德中同志说：“讲讲吧。”那位副参谋长翻开本子，照提纲讲起来。大意是：九月十二日傍晚，“二百五十六号”起飞去山海关机场，机上油未装满，按规定转场飞行情况下只保持十吨油。“三叉戟”载油量二十二吨，续航力五小时（其中包括一小时的保留时间），平均每小时耗油四吨半。“二百五十六号”飞山海关，虽然只有半小时，但起飞用油较多，大约共耗三吨油。从山海关起飞前临时加油数量不详，就是说，“二百五十六号”十三日凌晨零点三十二分起飞时，油量顶多十吨左右。到蒙古温都尔汗一千一百公里，加上出境前在内蒙古上空绕一圈，大约共飞行两个钟头，耗油量八至九吨。这样计算，“二百五十六号”坠段时，机上还有油一至二吨。“二百五十六号”进入蒙古上空，蒙境内雷达站没有特殊反应，只有一部蒙古雷达向乌兰巴托报告，上空发现一目标瞬间消逝，乌兰巴托要它继续监视，随后就关机了。
杨德中同志要我讲讲“二百五十六号”在现场迫降的情况，那位副参谋长听说飞机是擦肚皮着陆后起火爆炸的，显得有些出乎意外，插话说：“那天午夜没有月亮，能找到这么块平地插肚皮下来，难度是比较高的；驾驶员是师副政委潘景寅，这人驾驶技术比较好，一九七○年从巴基斯坦买这批三叉戟飞机，是他带队接回来的。”他听完我的讲述后，表示同意我的看法，说：“飞机迫降时速度比较快，又向右倾斜，肚皮和右翼尖同时着陆，猛擦地面一震可能就飘了起来，所以擦地痕迹不见了。”接着他又补充说：“这种飞机机翼和腹部都有油箱，因为机翼较短，主要油箱在腹部，一擦地皮油箱必然着火。”
谈了一个多小时，然后一同乘车到机场停机坪。各种照明灯都打开了，坪上如同白昼。远远看去，一排十几架飞机，整整齐齐停在那里，每架都盖了苫布，而且周围放了拒马，有至少一个班的陆军战士在荷枪巡逻。我们来到靠近中间的一架飞机前，杨德中同志命令掀掉机罩，一架完整的“三叉戟”出现在面前，机号是“二百五十二号”；副参谋长说这是与“二百五十六号”同批买回来的姊妹机，然后循着机头一部分一部分地讲解，特别指出油箱的位置。我问是否可以进到机舱看看，他说不行，已经打了铅封。来到机翼下面，一看就恍然大悟，“中国民航”四个大字朝下，“二百五十六号”翼根那个大洞自然是朝地而不是朝天了，这就确证它在爆炸前不但飘了起来，而且在空中翻了身，右翼到了左边，而左翼到了右边。我向李耀文同志说明了这个“发现”，四人就一同来到右翼下面，我指出了那个洞的位置，副参谋长讲：“这里正好是一个检查孔，是检查电线和油路用的，里面是一个油箱，要不要让机械师打开看看？”李耀文同志说算了，因为事情已经十分明白，“二百五十六号”右翼根的洞是油箱着火向下炸开的，所以翼面没有穿透，洞口铝刺也不规则。最后，我们走到机尾，它高高耸立着，五星红旗在夜空中仍很鲜艳，可是它的姊妹“二百五十六号”的机尾，却永远斜卧在异域沙疆了。
离开西郊机场返城时，已是十月一日凌晨五时。李耀文同志直接回家，杨德中同志去人民大会堂，让我与他乘车同行。他在车上对我问长问短，完全是谈家常式的，既亲切又热情。车开过西长安街中南海门口，看到从人民大会堂开出一辆红旗轿车迎面而来。司机跟杨德中同志说：“总理回家了。”啊，总理又是一个不眠之夜。这时已是黎明时分，洒水汽车已沿长安大街忙碌起来，天安门前观礼台下的花坛，五彩缤纷的鲜花迎着晨曦盛开。第二十二个国庆日来到了。
四、揭开飞机坠毁之谜
国庆节两天假期过得颇不寂寞，我的爱人带着孩子前来招待所看我，驻蒙使馆前后回国的同志也来叙谈。他们有的人问我究竟回来干什么，怎么被“隔离”起来。我开玩笑地说：“烛影斧声，千秋疑案。”的确是，两周来许多现象扑朔迷离，思想认识虽有所前进，但总觉这个谜还很深，难以猜透。我这个人好联想，但却想不出个明确结论。
十月三日下午，接电话通知，四时去外交部礼堂听报告。我到礼堂时已黑压压坐满了人，我插入前几排办公厅的干部中间就坐。韩念龙副部长宣读中共中央（一九七一）第五十七号文件：“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我的脑袋轰的一下胀得老大老大，啊，竟然是他！怎么会是他呢？我继续听下去：“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段。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事的叛徒卖国贼。”文件时间是九月十八日，正是我们从温都尔汗回到乌兰巴托，向国内发了现场视察电报的第二天。我眼前不由得出现了失事现场那九具尸体，晃来晃去，使我一阵阵头晕恶心，对五十七号文件后面几段话几乎没听进什么。传达报告结束后，回到办公厅，王海容同志正好在那里，问我：“这会儿清楚了吧？”我回答：“清楚了，完全没有想到。”她说：“你的任务完成了，明天可以回家了。”我又去见李耀文同志，他说：“本来十七级以上干部是国庆节前听传达的，我们从工作考虑，让你晚一些知道。这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完成得很好。你把照片、胶卷和书面资料清理一下，移交给秘书，明天派车送你回家。”我当即去把经手的一切东西清理好，做了移交，然后返回招待所。
夜里，久久不能成眠。从九月十四日到十月一日凌晨，从飞机失事现场到回国汇报，从周总理的音容笑貌到西郊机场看“三叉戟”，像过电影一般，一幕一幕地晃过来，又晃过去。已经到了半夜还是睡不着，我索性爬起来，站到阳台上吹吹风。风很凉，有点像苏布拉嘎盆地那种肃杀秋风，我紧紧裹住大衣。
新修的前三门宽阔马路空空荡荡，阒寂无人。头脑在凉风中逐渐冷却，我把这二十天的印象联缀起来，感到这个莫名其妙的谜终于彻底揭开了：……林彪的阴谋败露，他们全家仓皇出逃，乘“三叉戟”二百五十六号飞出国界，目标是苏联的伊尔库茨克，飞至蒙古的温都尔汗以东，油料不够了，只得迫降，他们明知带油迫降有机毁人亡的危险，但在蒙古上空，到处可能有防空武器，不敢为了把油耗尽而在空中盘旋太久（按航空规程，飞机迫降时如要擦肚皮落地，必须在空中把油耗尽，避免着陆时起火爆炸。“二百五十六号”在空中要把油耗尽，至少得盘旋二十分钟）。看来决心是林彪亲自下的，根据现场尸体位置判断，叶群当时可能坐在驾驶员潘景寅的旁边。迫降前他们做了准备，每个人都脱掉鞋，拿掉身上的硬东西，飞机冒着极大危险带油迫降，这就注定了他们无法逃脱的死亡的命运。果然，飞机擦地着火，而且空飘翻身，无法打开紧急出口放下充气滑梯，瞬间飞机爆炸，机身裂成碎片，人被抛向高空，恰巧草地枯黄，一燃使火势凶猛，有的人即使摔昏而未死定，也逃不脱草地大火的焚烧和一氧化碳中毒。
俗语说，阴差阳错，鬼使神差。假设，”二百五十六号”寻觅降落场，把盘旋半径扩大到七十公里以上，就飞到了平展展的温都尔汗大草原上空，很容易找到那个硬地面的简易机场。假设，飞机落地不翻身，他们几秒钟之内就可放下救生充气滑梯滑到地面，在飞机爆炸前逃离；假设，迫降场没有那么高的枯草，或者像我国关内九月，草绿而不黄，即使飞机爆炸，有的人摔昏后还可能复活……然而，这些都不过是假设，不可改变的事实则是，叛徒们受到了理所当然的惩罚。
我不禁仰望满天星斗的夜空，难道冥冥之中真有一个铁面无私的主宰吗？难道无垠的苍天真有一个疏而不漏的恢恢天网吗？我不禁笑自己怎么迷信起来，我应当寻找唯物主义的答案。记得五十年代学哲学时对于“事物的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这条原理，总觉得不好理解，后来在工作实践中懂得了一些，但也并未看透。今天，这不是找到了最清楚不过的答案吗？林彪一伙死得如此偶然，也死得如此合乎逻辑！
我不由自主地又想起苏布拉嘎焦土上那些赤裸裸的尸体。在中国历史上，历代不乏大的叛徒和卖国贼，他们无不一一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供后人訾和诅咒。但他们的下场都很少有林彪死得这么惨，葬身于异国他乡之域，暴尸三日于光天化日之下。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我曾经天真地认为国家就要走上坦途了，可是，谁想到去年出了个陈伯达，今年又出了个林彪，我们的党怎么这样多灾多难？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怎么就没看透林彪呢？……我忽然想到周总理看林彪等人尸体照片时的表情，那不是“欣赏和满意”，而是“宽慰和庆幸”，为整个国家和民族庆幸。总理听了我的汇报，当机立断地作出了“三叉戟二百五十六号飞机系自行坠毁”的判断，这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结论，也是高度政治睿智的结晶，使一个国际事件轻而易举地变成了国内问题。在总理一生经历的无数惊涛骇浪中，“林彪外逃”事件该算一桩大事吧，但在他的主持处置下，国内什么动乱也没发生，人们照常生活、作息。再过两个星期，美国的基辛格就要二次来华了，在北京他会看到什么？美国记者也许会写，中国像是什么事也没发生，人民生活一切如常……
第二天，十月四日上午，我带着彻夜未眠的困倦，和需待重新思考的一些疑团，结束了十四天的“隔离”生活，离开了正义路口的外交部招待所。
向周总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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