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重视算帐，他总理国务，心里总是有一本大帐。
陈云担任副总理，主管财经工作．他心里不仅有一本大帐，而且还有逐条逐项的明细帐。
周恩来的卫士张永池曾回忆建国初期的一件事：
“记得有一年冬天，天气很冷。我跟着总理去陈云同志那里。到陈云同志的办公室一瞧，没人！哪儿去了，总理一直往他的卧室走去。推开房门，只见陈云同志背上围着一床被子，腿上盖着一床被子，膝盖上搁了块木板正在床上看文件办公。陈云同志身体不太好，本来就怕冷。那次，就差几天即可以生火取暖了，可天气不饶人，房子里没火真够呛，没法坐得住。陈云同志楞是不点火，硬熬冬寒，也不去打破生火的时间规定。用一床被子裹住来取暖，叫人十分感慨。”
“总理见了此情此景，就对陈云同志说：‘陈云同志啊，特殊情况，特殊对待。我批准了，你生火吧！’可陈云同志却摇头说：‘不行’。总理又劝：‘你身体不好，不要冻坏了身体，冻坏了更不合算。’陈云同志说：‘我不能破了自己立的规矩。’当时，陈云负责经济计划的制定，为了节约，规定十一月十五日前不能生火。最后，总理还是没有拗过陈云同志。”
“总理回到家跟大姐说：‘陈云同志真是个铁算盘！'”〔1〕
“文革”动乱开始后，陈云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他不能像经济调整和公私合营那个时候那样“除上午、下午有事外，经常是晚上八点钟到周总理那里，十二点钟到毛主席那里”〔2〕。他这时同周恩来自由交谈和见面的机会少了，更谈不上经常见毛泽东。但是，在当时条件下，"周恩来同陈云在思想上是息息相通的，并且设法保护了陈云。陈云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3〕
周恩来对陈云的保护，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在林彪、江青两个反动集团残酷迫害党内外干部、乱抓乱斗时，周恩来大力营造保护干部的氛围，并在取得毛泽东支持时，及时地制定政策、采取措施．1966年8月29日夜，红卫兵抄查章士钊的住宅，章致信毛泽东。毛泽东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抓住这个机遇，于8月30日写下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其中包括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常委、国家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部长与副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等等。根据这份名单，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理所当然应予保护。其二，对陈云本人进行个别的有针对性的保护。姚依林回忆说：“陈云同志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学生去抄家，总理保护了他。”〔4〕据“文革”期间一直在陈云身边担任秘书工作的萧华光回忆：1967年，红卫兵到北长街71号（现58号）抄家（陈云1949年至1978年住在这里），但红卫兵不知道陈云因病住在万寿路新六所1号楼休养，因此第一次扑了个空，又去了第二次。周恩来得知红卫兵企图冲击陈云的消息后，一方面派中央警卫局杨德中去看望陈云，并将陈云从新六所1号楼秘密转移到较安全的18所6号楼．另一方面派人说服红卫兵从北长街71号撤走．萧华光还回忆了1969年陈云下放江西时周总理保护陈云的情景．陈云到江西后，周总理亲自给江西省委打电话，说了两点：一是陈云身体不好，住的房子，一定要有暖气；二是陈云在北京时已在工厂蹲点，到江西后还可以继续到工厂蹲点调查．后来，陈云被安排到南昌郊区青云谱干休所居住，并就近到离干休所约二华里的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调查。由于干休所的房子没有暖气，省里行政部门临时在干休所的房子里安装了暖气。陈云在江西蹲了三年．九一三事件后，陈云在木模二班政治学习会上发言回忆了自己的历史，其中，讲述了“文化大革命”中两次被抄家，周总理保护了他。
1972年4月，陈云从江西南昌回到北京。五一节时，国务院安排他到中山公园参加游园联欢活动。6月，周恩来请陈云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当时，随着尼克松访华、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迎来了外交新格局。1972年4月9日，周恩来说：“外交发展了，外贸也要发展。”为了发展受“文革”极左思潮干扰、破坏严重的外贸工作，周恩来一方面自己直接过问43亿美元引进等外贸工作，另一方面委托经济工作经验丰富的陈云研究国际经济形势和对外贸易方面的一些问题。1973年6月7日，陈云在听取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汇报时指出：“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百分之七十五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苏联、东欧。”“因此，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5〕20天后，周恩来会见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洛时，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要研究资本主义、研究世界市场、发展对外贸易的思想。周恩来说：“互相了解才能提出意见和要求，不然盲目性很大。一年两次的广交会是在我们被封锁的情况下不得已搞的，我们只好请人家进来看．因此，我们对国际上究竟哪一个国家需要什么货物并不清楚。我很直率地说，这一点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在不同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怎么找到有利于双方发展贸易的办法，这需要研究对方，了解对方。”〔6〕
进口一米七轧机，是43亿美元引进项目之一。1973年8月25日，李先念在国家计委报告上写了五点批示。其中，第一点：“拟同意国家计委的报告，可先与西德谈进口一米七轧机，用国外存款现汇支付办法试行，但要做得稳当。”第四点：“进口旧轧机，如有可能，也是可以的，但要防止人家实际上是在推销废钢铁。这样，价格虽然便宜，结果还是吃了亏，所以要慎重。”〔7〕1973年9月3日，陈云批注：“关于进口旧轧机的问题，我很同意先念同志的意见。估计到旧轧机的地下电缆等设备拆下时可能已坏了，用不上。如要买旧轧机先要派人去看清楚哪些设备能用，哪些不能用，事先准备好新配件。过去旧中国有过买旧设备的经验，例如南京的永利化工厂、山西阎锡山的太原钢铁厂、山西的窄轨铁路。据侯德榜说永利厂的设备是便宜的，但要花很大力量到外国去看和检看拆卸装箱。所以我们买旧轧机要慎重从事。”1973年9月11日，周恩来批示：“同意先念同志批示，并附上陈云同志批注意见，交计委立即执行，随时检查。”以上批示，表明了周恩来、陈云、李先念对一米七轧机进口认识的一致与共同的关心和重视。还必须指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周恩来让陈云过问这件事并十分重视陈云的意见，其弦外之意义远远超过了这件事的本身。
在周恩来支持下，陈云在1972年下半年至1974年过问了一段时间外贸工作，但随着“批林批孔批周公”，周恩来处境困难，陈云的工作也再度停止下来。
总的看来，陈云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一直处于挨批判、冷落的境遇中。但是，国务院还存在，周恩来还一直是总理。周恩来苦撑危局，力挽狂澜，在经济工作中敢于强调不要重犯“大跃进”的错误，敢于坚持经济调整中，陈云起主要作用时形成的正确的方针、政策。1970年6月8日，周恩来接见全国重点钢铁企业座谈会全体代表时，要求计划指标要放在可靠的基础上，既反右倾保守，也反“左”倾冒险。周恩来说，大跃进时那种高指标是公开的破坏，高指标、高征购造成很大困难。林彪一伙无视按比例发展、综合平衡的规律，狂妄而无知地叫喊：什么按比例，打仗就是比例。他们主观妄为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性后果。1973年2月26日，周恩来指出：“应把九大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个材料，供大家批判。”“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发展，但现在根本没有比例！”他以钢的生产为例，“前后左右不衔接，出了钢不能轧材，白白消耗了热能．还是十年前存在的问题”。〔8〕十年前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是在周恩来和陈云领导和组织下调整过来的。周恩来认为要解决当前的问题，仍然需要坚持按比例发展、综合平衡的指导思想，需要采取调整时期行之有效的措施。还有一个例子，前面提到1970年11月1日周恩来会见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时指出，养猪，掌握政策很重要；批评“文革”中强调集体养猪，忽视个人养猪，猪的头数曾下降过。这实际上是周恩来对陈云在经济调整中提出的母猪私养主张在“文革”形势下的再次肯定。
还需要指出，“文革”期间，陈云虽不在台上，但深受陈云经济思想影响的国务院一些负责人还在主持工作。特别是1954年从湖北调入中央参与领导全国财经工作的李先念，经济指导思想上一直以陈云为师，“文革”中仍在协助周恩来主持全国财经工作。这是“文革”动乱中经济局面仍能苦撑下来，经济建设仍能取得一些成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李先念逝世时，陈云写了《悼念李先念》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这里要特别提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先念同志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协助周总理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使一大批在建和新建项目得以建成或加快了建设速度，其中包括攀枝花钢铁厂、武钢一米七轧机、十三套大化肥、四套大化纤、焦枝铁路、襄渝铁路和胜利油田等，继续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基础。”〔9〕
这是陈云对李先念的悼念，也是对周恩来的怀念。
【参考文献】
〔1〕张水池：《梦中又见周总理》，《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第410一411页。
〔2〕《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59页。
〔3〕同上，第242页。
〔4〕《姚依林百夕谈》，《传记文学》1995年12期第36页。
〔5〕《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17一218页。
〔6〕《周恩来经济文选》第645一646页。
〔7〕《李先念文选》第298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8〕《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64一465页。
〔9〕《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78页。
八、在“文化大革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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