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陈云领导反冒进是建立在清醒的正确的思想认识基础上的．这些思想认识在经济调整的决策与组织领导中，再度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并在挽救经济危局的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深化与发展。
第一，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弘扬实事求是的精神，使大家认识到浮夸风、“假大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危害，为经济调整决策的出台与贯彻实施奠定认识论基础。
陈云在因病经中央批准治疗休养情况下，还到广西、吉林、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苏以及故乡上海青浦等地，考察农业、钢铁、矿山、化肥等生产问题和人民群众生活问题．特别是1961年夏天，陈云在青浦县小蒸公社调查了15天。由于深入细致，了解了实际情况，得出了正确的认识，在党内产生了重大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曾多次回忆这次调查。1987年1月16日，陈云说：“调查研究很需要。我也做过调查研究。一九六一年我在小蒸——我的家乡做调查研究工作，蹲了半个月．调查中发现，公家养猪的地方脏得一塌糊涂，小猪、大猪、病猪、好猪都吃一样的东西。我看到农民家里养的猪，干干净净，还捉泥鳅喂猪吃。所以，当时我主张把猪分给农民私养，包括大部分母猪。”〔1〕
周恩来在1959年5月至6月曾和陈毅、谭震林、习仲勋、贺龙、罗瑞卿、陆定一、聂荣臻、乌兰夫等八位副总理，到九个产铁重点地区调查研究。周恩来去河北石家庄、邯郸等地调查研究，发现炼的铁合格率低，不合算。他提出要少炼而精，不要多炼而废，要提高质量，为此要缩短战线。他在调查研究中批评1958年有浮夸现象，比如《人民日报》介绍河南各山和广西陆寨的高产卫星，有些是违背了生产常识。但是，这次调查研究形成的正确认识，因庐山会议后期“反右倾”而被搁浅。1961年3月的中央广州工作会议之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4泊3日，周恩来指出：三年“大跃进”“确有许多事情跟实际有些不那么切合，是浮在上面的。”“我们要深入下层”,“要真正去做调查研究工作”。〔2〕一个月后，周恩来到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研究，与老百姓平等相待，掌握了社员不喜欢公共食堂、不赞成供给制等实际情况。
1962年2月3日，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福建组会上讲话，针对“假”和“空”，提倡“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他说：“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主观能动性要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我们提倡鼓干劲，不是鼓假劲，而是鼓真劲。”“我们要做实实在在的事，做实事，收实效，才会对人民有利。”“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他进一步指出：“如何做到实事求是？首先要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要搞好调查研究，就要真正联系群众”,“要发扬民主”〔3〕。
2月8日，陈云在参加七千人大会的陕西省全体于部会议上讲话。他着重探讨了“采取什么办法，才能使我们的认识比较正确”的问题。他提出了“交换”、“比较”、“反复”的办法。“交换。看问题往往容易产生片面性。”“‘交换’一下那就全面了。我们常讲实事求是。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用什么办法来弄清情况呢？办法之一，就是多和别人交换意见。”他再次强调他过去提出的主张：“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比较。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在比较的时候，不但要和现行的作比较，和过去的作比较，还要和外国的作比较。这样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可以把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得更准确。多比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反复。作了比较以后，不要马上决定问题，还要进行反复考虑．对于有些问题的决定，当时看来是正确的，但是过了一个时期就可能发现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因此，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最好过一个时候再看看，然后再作出决定。”〔4〕
周恩来2月3日的讲话与陈云2月8日的讲话，角度虽稍有不同，其意旨一也。这两篇讲话不仅阐明了什么是实事求是，而且探讨了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对当时艰辛的经济调整工作发挥了重要的认识论的指导作用。
第二，依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正确认识超越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同落后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一样是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纠正“共产风”，明确所有制关系与分配关系，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求尽快恢复农业。
1960年11月16日，周恩来提出要调整关系，明确所有制．他说：“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这方面存在问题不少，主要是大集体侵占小集体利益，集体侵占个人的劳动所得，对群众必需的生活资料照顾不够。”“农村有‘共产风’",“主要表现为：大集体共小集体，集体共个人”,“把所有制搞乱了”。对此，必须进行检查与纠正．〔5〕1961年5月7日，周恩来把他在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研究掌握的情况向毛泽东电话汇报，指出：“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6〕1962年1月20日，周恩来建议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把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的意思补写进去。他还提出，个体所有制问题（自留地、家庭副业），补写几句较好。
陈云同周恩来的思路完全一致。陈云认为要渡过困难就要放宽政策，包括对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的调整。他说：“放宽一些，东西反而会多起来。”“政策问题不解决，农民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其他的措施再多，农业生产也上不去。”〔7〕1961年6月至7月，陈云在青浦农村调查研究，肯定了广大农民的意见，提出“农民的自留地不仅不应该比高级社时期少，还应该多一点”。让农民多种一点自留地，可以补充口粮；便于养猪积肥，可以种些蔬菜，满足农民自己的需要；农民可以有些零用钱；可以恢复和发展竹园。在母猪公养还是私养问题上，陈云通过调查研究，得出结论：“私养母猪养得好，产苗猪多，苗猪的成活率高。相反，公养母猪空怀多，流产多，苗猪死亡多。～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养猪事业，必须多产苗猪；而要多产苗猪，就必须把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这是今后养猪事业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一个关键。”〔8〕陈云关于放宽政策、提倡社员私养母猪的指导思想深得周恩来赞许。“文革”期间，周恩来说：我们养猪有集体养猪和私人养猪，在这里应注意政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强调集体养猪，忽视个人养猪，猪的头数曾下降过．掌握政策很重要，掌握政策不稳就会引起摇摆。〔9〕遗憾的是：1962年中央北戴河会议之前，陈云向毛泽东进言，要求进一步放宽政策，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受到了不公正的冷遇。
第三，针对“大跃进”造成的农轻重之间的不平衡、重工业内部的不平衡、基本建设与工农业生产的不平衡，进一步分析按比例发展、综合平衡是客观规律，阐明了怎样搞综合平衡的问题。
什么是综合平衡？为什么要搞综合平衡？陈云在1954年6月30日《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和1957年1月18日《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两篇文章中，对此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62年3月7日，陈云抱病参加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再次阐述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他说：“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离开别的部门。一部机器，只要缺一部分配件，即使其他东西都有了，还是开不动。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按照国内和国外的经验，生产一百万吨钢，就要相应地有近五万吨的有色金属；在有色金属中，铜、铝、铅、锌又有一定的比例，缺一样都不行，数量少了也不行。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10〕在这次会上，周恩来同陈云一样高度重视综合平衡问题．他提出“先抓吃穿用。实现农轻重”，而统帅其中的是“综合平衡。”
怎样搞综合平衡？对此，陈云不是抽象地去谈什么是积极平衡，什么是消极平衡，而是具体地提出要弄清楚两点：“一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综合平衡？一点是，从什么‘线’出发搞综合平衡？”对于第一点，陈云不赞成“现在不能搞综合平衡，因为没有条件”的观点。陈云的看法是：“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今年的年度计划就要搞综合平衡，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不能说在达到了多少万吨钢以后再去搞平衡。要从现在综合平衡的经济水平出发，经过切实的研究和计算，看远景规划能达到什么水平，而绝不能采取倒过来的办法。”对于第二点，陈云说：“按什么‘线’搞综合平衡，无非是长线、短线。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结果，建设项目长期拖延，工厂半成品大量积压，造成严重浪费．在这方面，这几年的教训已经够多了。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陈云强调：“一定要从短线出发搞综合平衡，这样做，生产就可以协调，生产出来的东西就能够配套。配了套才能做大事情，不配套就只是一堆半成品，浪费资金。”〔11〕
第二天，周恩来作《目前经济形势与国民经济计划调整》的讲话．对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综合平衡，从什么“线”出发搞综合平衡，周恩来完全同意陈云的看法。其一，周恩来说：“从现在起就要搞综合平衡。国家计委要搞综合平衡，各个部门、各个地方都要搞综合平衡。”其二，周恩来说：“工业要按短线安排生产，使生产的东西配套，再不容许出半成品。”〔12〕
陈云、周恩来关于从现在开始、从短线出发搞综合平衡的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理论上深化、丰富和发展了他们在反冒进中论述的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的思想。实践上保证了经济调整措施的及时出台与坚决的贯彻执行。如果不从现在开始、从短线出发搞综合平衡，那么也就不可能压缩城镇人口，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加强农业，重工业填平补齐、成龙配套，也就不可能扎扎实实地进行经济调整，实实在在地实现综合平衡。
【参考文献】
〔1〕《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58页。
〔2〕《周恩来经济文选》第433页。
〔3〕同上，第437一440页。
〔4〕《陈云文选》第三卷，第188一189页。
〔5〕《周恩来经济文选》第414一415页。
〔6〕同上，第435一436页。
〔7〕《陈云文选》第三卷。第155、161页。
〔8〕同上，第172页。
〔9〕周恩来1970年11月1日会见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谈话。
〔10〕《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11页。
〔11〕《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10一212页。
〔12〕《周恩来经济文选》第459一460页。
七、经济调整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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