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中国研制两弹及其尖端科技刚刚起步的时候，苏联政府全面毁约停援，使中国受到了卡脖子的威胁。
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赫鲁晓夫到中国访问，要中国答复不久前苏方提出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与长波电台的建议”。这一无视中国主权，企图控制中国的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的严正拒绝。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苏联与美国、英国正在进行部分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谈判和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即将在戴维营举行会谈为由，提出中断若干重要援助项目，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两国1957年10月15日签订的协定。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要求撤回苏联在中国的专家，并不等中国政府的答复，于8月撤走了全部专家。苏联撤走专家时曾断言．中国“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有的苏联专家留下话：“我们走了，他们也许种的是蘑菇云，而收获的是鹅卵石。”有些外国人幸灾乐祸地说，苏联人走了，中国核工业“处于技术真空状态”，这是对中国核工业的一个“毁灭性打击”。
周恩来喜欢讲“多难兴邦”、“置于死地而后生”。中国在苏联卡脖子威胁下是不会屈服的．1959年7月，周恩来说：不理他那一套，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1〕
1959年6月，简化为596，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工程的代号。它意味着自力更生、发愤图强。
1960年7月11日，周恩来审阅聂荣臻关于科学技术合作的报告作了多处旁批．他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同时，他要求尽可能地开展对外交流，提出了一要、二学、三买、四钻四个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他写道：“关于科学技术，一要，十分必要的仍然要提，他们不给，不强求。二学，留学生、实习生、研究生已经去的必须学好，不给学就不学。来我国专家，必须派人向他们认真学习，不教就不学。三买，凡可以购买的重要技术资料，应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千方百计地买到．四钻，不管要到、学到、买到与否，或者多少，主要还靠自己钻研，自己不钻，不仅不能有独特的创造发明，而且也不能把要到、学到、买到的用于实际和有所发展。”〔2〕
研制两弹，掌握尖端技术，关键在人才。周恩来认为中国这样的国家不可能不出人才。他从李四光、钱三强、钱学森等人的身上早已看到了中国专家的能量。对于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的中国科学家取得的成就，为祖国赢得的荣誉，周恩来一直兴奋不已。在那里，王淦昌领导一个以中国物理学家为骨干的小组，取得了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这项国际上公认的重要科学成果。这是实验上第一个发现的荷电反超子，它丰富了人们对于反粒子的认识，填补了粒子一反粒子表上的一项重要空白，使理论上关于任何粒子都存在其反粒子的预言得到进一步证明。在那里，年轻的中国科学家周光召凭着他的敏锐思维、科学判断、严格论证和扎实功底，写出了《关于相对论粒子的反应》的著名论文，首次提出用螺旋态来描述基本粒子，引起了各国物理学同行的高度重视。当苏联撤走全部专家时，身在杜布纳的中国游子格外挂念祖国。王淦昌1960年回国开会后再也没有回杜布纳，1961年初，他担任了核武器研究所的副所长．周光召、吕敏等一致通过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提出他们不再搞已经卓有成绩的基本粒子理论研究，要向原子弹爆轰理论和工程实践进军！周恩来接读来自杜布纳的海外游子的签名信，疼爱之情油然而生：中国专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有他们不愁搞不出原子弹．周恩来指示二机部：快点接他们回来。坐火车，不坐飞机，要保证他们安全回国。1961年1月，周光召等踏上了回国的火车。
在苏联毁约撤退专家的同时，国内遇到了“大跃进”的失误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出现了紧张的局面。两弹试验基地也一度出现饥饿的威胁。在那艰难的日子里，周恩来要为解决全国粮食问题而日夜操劳，两弹试验基地的粮食问题在他心中更是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当他接到酒泉火箭基地断炊的消息，忧心如焚，急忙赶到军委会议会场，专门去为火箭部队募集粮食。他动情地说，导弹，这是共和国的鲲鹏，只有让它吃饱，才能飞得高……在周恩来呼唤下，很快向酒泉火箭基地调去了粮食。张爱萍回忆说；“60年代初，全国都在困难中苦斗，我们在戈壁大漠里自然就更艰难一点。恩来同志听说我们的生活情况后，立即设法从各地调拨生活物资支援我们．不久，原子弹试验基地运来了大米、面粉，还有治疗浮肿病的药品，年节时，我们还吃上了云南火腿，喝上了贵州茅台酒。他在电话里嘱咐：要让科学家们、技术工人们、军队的干部战士们吃饱，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研制原子弹。”〔3〕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科学家们的生活也很困难．周恩来号召领导干部当好科学家的勤务员．他亲自批准，配给专家教授每人每月两斤猪肉，一斤鸡蛋，
面对苏联毁约停援和国家严重的经济困难，两弹研制是上，是缓，还是下？这是最高决策层必须考虑并予以回答的问题。周恩来相信困难是暂时的，坚信中华民族、中国的科学家是有能力突破尖端科技的。1960年11月和12月，中国仿制的近程地地导弹进行了3次发射试验，都获得成功．这进一步坚定了周恩来的信心。1961年4月3日，他在二届人大第37次常委扩大会上作《关于国内外形势和当前任务的报告》时提出．“我们在尖端技术上要像攀登珠穆朗玛峰那样前进”。他说：“曾经有人问过，你们什么时候搞出来？我说，我也不晓得。这是老实话。但是，搞得好，也许快噢！”“尖端技术我们是一定能够搞出来的。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工人会贡献出他们的力量的。”〔4〕7月，北戴河国防工业会议提出“两弹”是“上马”而不是“下马”。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了这个意见。陈毅甚至表示，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我国的尖端武器搞上去。他还风趣地对聂荣臻说：“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现在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就硬了．"7月16日，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
“多难兴邦”、“置于死地而后生”。1959年至1961年，中国研制两弹的事业在磨难中前进，它凝聚着中华民族威武不屈、发愤图强的精神。
【参考文献】
〔1〕刘杰：《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者和组织者》。《不尽的思念》第319页。
〔2〕《聂荣臻回忆录》（下），第807、808页。
〔3〕张爱萍：《追随麾下四十年》，《我们的周总理》第102——103页。
〔4〕《周恩来经济文选》第426——427页。
2007/09/10
五、总管家为科学家们当后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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