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是在苏联帮助下起步的，其研制过程伴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美苏关系的变化和中美关系的变化，因此，中国的核试验有其深刻的外交含义。
一九五四年，我国发现铀矿，这是研制原子弹必需的资源。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四日，周恩来与科学家李四光、钱三强谈话，“详细了解中国原子能科学的研究现状、人员、设备以及铀矿资源等情况，仔细询问核反应堆与原子弹的原理及发展原子能事业所需要的条件等”〔1〕。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的汇报。会议作出了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会后，周恩来批准，在北京大学创办核子物理系，在清华大学创办工程物理系。同月二十日，周恩来在中苏《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察工作的议定书》上签字。〔1〕中国核试验研究起步。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苏联将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轨道。艾森豪威尔在盖洛普民意测验中猛跌了二十二个百分点。〔2〕当时，中国作为苏联的盟国对此感到备受鼓舞。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七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周恩来通报了苏联政府关于在亚洲建立一个无原子武器区的建议。这一建议事关中国切身利益，周恩来称之为“一个很好的主意”，如能建成这个区，“就可以把日本、菲律宾推离美国更远”如不能建成，也可在宣传上争取舆论，尤其是取得日本和平人士的好感。〔3〕二月一日，中国政府正式同意苏联上述建议，并积极开展工作，促使印度将亚洲无原子武器区建议和尼赫鲁曾提出的扩大亚洲和平地区的建议结合起来。〔3〕自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起，苏联宣布单方面停止任何类型的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试验。同年四月九日，周恩来在各国驻华外交使团和经济代表团团长的宴会上，称苏联的决定是“造福于人类的伟大的和平创议”。〔3〕此时中苏两国配合行动，矛头所指当然是针对美国。一九五八年八月下旬开始，中国的台湾海峡地区再次出现危机。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命令在这一地区的美国军队以常规武器对大规模的进攻作出反应，并告诉他们准备在必要的时候使用原子武器。〔4〕同年九月七日，赫鲁晓夫致函艾森豪威尔，就台湾海峡地区紧张局势向美发出警告：“在核武器及至今具有闻所未闻的威力和速度的火箭武器的时代，曾经严重地威胁海上船只的海军舰队，基本上只适合礼节性的参观，再就是成为各种类型导弹的攻击目标。”〔5〕这些话显然是针对艾森豪威尔又派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游弋一事而言的。赫鲁晓夫强调：“在美国政府的默认之下，美国军方试图求助于对中国实施核讹诈。……在现在的情况下，美国在原子武器领域内的垄断早已被打破的情况下，仍企图用原子武器威胁其他国家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事。”〔5〕苏联的核实力给美国以震慑作用。这就是核力量在中、美、苏三国之间产生的作用。
但是，一九五九年年中，苏联单方面废止了对中国实行原子技术转让的协议。一九六○年下半年，苏联政府又撤走在华全部专家。中国的原子弹试制被搁置起来。进入六十年代，又发生了台海危机。中国再次面临着美国的核威胁。苏联方面在外交上，将美苏关系置于中苏关系之上，再没有一九五八年台海危机时的中苏外交上的紧密配合了。中苏关系中的裂痕被美国在台湾海峡危机中加以利用了。在发出核威胁的同时，美国又要向中国提供食品援助以度饥荒，〔6〕施展了两手。在周恩来的直接安排下，王炳南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多次揭露美国对中国的核威胁和核讹诈政策。一九六二年三月一日，中美第一百零八次大使级会谈。王炳南强烈谴责了美国在远东地区实行的战争政策。指出，美国的政策实在是实现裁军的一大障碍。还揭露说，肯尼迪总统已公开声明，美国已准备好在先发制人的战争中首先使用核武器。〔7〕这对中国是极大的威胁。一九六二年年底，中印边界冲突再起，形势紧张。中国周边环境多处不安宁。一九六二年九至十月间，中苏双方以政府间往来照会的方式，就美苏停止核试验问题交换了意见。中国方面坚决反对苏联代替中国在这方面应允承担义务，表现了在核武器问题上的足够的独立性。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王炳南大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中美双方第一百一十三次会谈中，对美国的核讹诈政策进行了揭露，指出“美国正在积极支持台湾武装入侵大陆，美国许多高级军事将领到台湾进行策划”。美国泰勒将军在《基督教科学篇言报》上撰文说，美国有可能在与共产主义中国的冲突中采用核武器技术。《华盛顿邮报》也报道说：“许多美国军事人员主张在对亚洲的战争中，使用核武器。”〔8〕六十年代初，美苏之间核军备竞赛已达到白热化。一九六一年，苏联在新地岛进行了氢弹实验。全世界的地震站均留下记录，连参加实验的人员也不忍心再谈实验的残酷。当时，实验人员躲在二百公里远的地下室里，仍感觉被颠了起来。不久，苏联又研制出当量为一亿吨梯恩梯的超级氢弹。美国方面也在紧追，杜鲁门任期最后一年制成一颗六十五万吨级氢弹。世界将处于恐怖的核竞赛之中，核讹诈将成为某些国家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为了中国自身的国家安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央专委会成立，由周恩来任主任，首先抓原子弹试制。十二月四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三次会议，原则同意刘杰提出的《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原子武器工业建设、生产计划大纲》。周恩来在会上要求努力实现一九六四年目标。他强调：“科学是有规律的，要找到它的规律，掌握规律。实验工作不要怕失败，多次实验求得成功。方针是：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质量第一、安全第一。”〔9〕从此，研制工作进入正常轨道。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五日，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草签《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该条约不反对进行地下核试验。矛头所指，针对中国。因中国研制原子弹已为外刊多次报道。同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问题，明显地反对核垄断。同年八月二日，周恩来致信各国政府首脑，提出：
一、撤除在国外的一切军事基地，包括核基地，撤回在国外的一切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
二、建立包括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在内的亚洲和沿太平洋地区的无核武器区，建立拉丁美洲无核武器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对每一个无核武器区都承担相应的义务。
三、不以任何形式输出和输入核武器和制造核武器的技术资料。
四、停止一切核试验，包括地下核试验在内。〔10〕
从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提出的建议来看，其中第二、三两款与苏联的立场非常接近，但这却是中国独自提出来的。从整个建议的实质来看，主要是针对美国的，也是独立于苏联的。这时，中国的原子弹试制已接近尾声。按照周恩来的意图，在第一百一十七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中国大使向美方重申了中国的建议案。王炳南指出，一九六三年八月二日周恩来的建议，与美苏英三国协议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美、苏、英三国协议将终止核试验与全面禁止核武器分割开来，只有采取中国政府的建议案，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11〕王炳南同时抨击了美国的立场，即“没有诚意阻止核战争”〔11〕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的中美双方第一百二十一次会谈，中方代表改为王国权（曾任河北省省长，中国驻东德大使）。同年十月十六日，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周恩来以中国政府的名义致电各国政府首脑，再次申明中国对核武器的立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的核威胁。”〔12〕毫无疑义，中国发展核武器是针对美国的。“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12〕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三日，周恩来与来访的英国贸易大臣贾埃谈话，再次强烈批评了美、苏、英三国签订的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称“三国条约的基础是错误的”,“在国际关系上是不平等的，这是强权政治，不是国际平等，”〔13〕
综上所述，周恩来领导中国核试验成功，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外交意义。概括起来就是，中国发展核武器是针对美国的；在禁止核试验问题上，立场是独立的，与苏联不同；中国向无核国家承担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这样一个核政策与一九六○年中苏国家关系出现严重危机后，周恩来重申的中国外交总方针是吻合的，但是，在对苏坚持同盟基础的同时，明显地增强了独立性。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中美大使级第一百二十三次会谈是在中国核试验成功，苏联新领导人上台的背景下进行的。据说美国大使凯伯特针对中国的核实验，首次直接向中国政府转达了美国的态度。〔14〕与此同时，周恩来在莫斯科见到苏联国防部长时，这位元帅对中国核试验成功表示祝贺，鼓励中国搞氢弹。美苏两国对这件事情的关注态度，反映了中国在地区事务中国际地位之增强。一九六六年三月，在中美大使级第一百二十九次会谈中，美国代表约·格罗诺夫斯基（John·A Gronovski）说：“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15〕正式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称，前所未有〔16〕。这里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中国核试验成功。
【注释】
〔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41页。
〔2〕参看迈克尔·R·贝希洛斯《五一节：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与U一2飞机事件》，纽约，哈珀与罗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48页。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24—125页、第136—137页。根据美国政府档案，1958年美苏正就暂停核试验问题进行秘密谈判。
〔4〕参看莫顿·H·霍尔珀林《核谬误，打破核战略的神话》，纽约，巴林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34页。
〔5〕《Text of Khrushchev’s Septembe,7 letter addressed to President》see：《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Moscow,September7,1958,9P,m.
〔6〕参看中美大使级105次会谈记录。见《美驻波兰大使馆致国务院电文》，华沙，1961.6.29日下午7:00。
〔7〕《美驻波兰大使馆致国务院的电文》华沙，1962年3月1日。凯伯特签发。
〔8〕Cabot一Wang Talbs,113th Meeting see: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Warsaw,December 13,1962,2p.m.
〔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17页。何世彪等：《周恩来对我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的重大贡献》，第二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98年，天津。
〔10〕《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38页。
〔11〕《美驻波兰使馆致国务院电文》，华沙，1963年9月11日。
〔12〕1964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
〔13〕《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32页。
〔14〕参看《朝日新闻》，1964年11月26日，自华盛顿发路透社电。
〔15〕王国权：《我的大使生涯》，《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二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155页。
〔16〕周恩来已经注意到美国对中国已从中共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事实。见《秋冈先生谈周总理》，载日本《留学生新闻》，平成10年（1998)7月1日。有些文章认为中国对此未予注意，似不确。
2007/09/10
六、中国核试验的外交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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