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珍宝岛中苏武装冲突爆发之前，在中苏、中美关系的选择上，周恩来的重点仍在对苏外交上。一九六四年十月下旬，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总理易人，赫鲁晓夫退休。十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研究赫鲁晓夫下台后的形势，确定了两党应积极接触的方针。二十九日，周恩来约见苏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通知他“中共中央决定派以我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1〕苏方对此高度重视。原来，苏方打算派其交通部长别谢夫率团来华，参加中国国内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活动，向中国领导人转达“苏联新领导人想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2〕对比之下，中国方面改善关系的态度更主动，更积极。周恩来是从外交战略全局上来看待这次出访苏联的。二十九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约见朝鲜、越南、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古巴五国驻华大使或代办，请他们向其中央和政府转达，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关于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派党政代表团赴苏、庆贺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并进行接触的建议。他说：“苏联的情况是起了变化。这个变化不仅限于苏联，而且影响到兄弟国家、兄弟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影响到我们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它的代理人。”〔3〕周恩来的估计是不过分的。因为，在周恩来的外交战略中，中苏友好结盟是基础，苏联国内政局之变化，对周恩来战略之影响甚大。周恩来强调：“我们应该做些推动工作。这就是我们说的：它做的积极的事，我们应该支持。第二，我们推动他们向好的方向变化。第三，有些事情，需要等待看一看。”〔3〕当时，周恩来对赫鲁晓夫下台的真正原因不很清楚。他自己称此行莫斯科乃“战略侦察”。这一阶段，中苏双方在宣传上增加了友好的内容。到达莫斯科以后，周恩来拜访了新老领导人。下面是他与老朋友米高扬的一段对话：
米高扬：我想，周恩来同志，你是有经验的人，是不是带来了恢复我们之间关系到十年、十五年前那样的计划？
周恩来：我们的愿望已经在我们的贺电中表达了。我们希望两党、两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斗争。正是根据这一目的，我们这次来除了参加庆祝活动外，还希望进行接触，交换意见。〔3〕
据当时参与中苏高层接触的原苏联外交官杰柳辛透露，苏联方面已经制订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有可能使同中国的关系得到改善。〔4〕但杰柳辛未具体说出这些措施是什么。从米高扬的问话中可以看出，苏联方面期待着中国有具体方案，而这确实是周恩来所没有的〔5〕。周恩来此行要了解的，主要是两个问题：第一，赫鲁晓夫下台的真正原因。第二，各国共产党会议还开不开。如果苏方解释赫鲁晓夫是因搞坏了中苏关系而下台，如果苏联不再坚持召开各国共产党会议，那么苏联就是改变了对华政策中的大国主义立场，中苏关系缓和的可能就很大。然而，苏联方面没有详细解释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并坚持要召开各国共产党会议。因此，周恩来感到情况与原来的估计不一样，苏共新领导的动向尚须再观察。当时的随团俄文翻译阎明复回忆说：“周总理从这两件事情，一个是马利诺夫斯基要求我们推翻毛泽东，再一个就是苏联新领导坚持赫鲁晓夫提出的召开兄弟党会议的主张，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苏联新领导人执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6〕苏联人是这样来解释马利诺夫斯基事件的：“我们军队中的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宴席上讲的那番粗鲁的话。这就是说，大家都在讨论如何改善两国关系的时候，来了一个混蛋，他的一番粗鲁的话，就使得所有的事情都往后推了。”〔6〕马利诺夫斯基（曾在中国东北任苏红军总司令）对周恩来和贺龙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下台了，你们也要把毛泽东搞下台，这样我们两国就可以和好了。马利诺夫斯基的话代表了苏共的看法，即中苏关系恶化是双方个别领导人造成的。当然，这不是事实。由此，周恩来向苏共提出强烈抗议，并在会谈没有取得积极成果的情况下，提前回国。虽然勃列日涅夫带领所有苏方新领导人就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做了多方面的解释，并公开道歉，但周恩来仍坚持要回国汇报此事。不是周恩来不肯原谅，其实是他本人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是马利诺夫斯基的话已被西方传媒报道了出去，一是苏联方面也在纷纷传言，说中国领导层内在对苏政策问题上有分歧。由此，中共政治局内产生了分裂并在扩大，对毛泽东不满的情绪也在增长；比如，好像周恩来在表达对毛泽东执行的路线是否英明的疑虑时说，毛泽东向赫鲁晓夫挑战，削弱了世界共产主义者统一战线，并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在亚洲国家中的威信。〔7〕这些报道和传言，对周恩来的政治前途是最关键的。他应该采取必要的外交程序和遵守组织纪律，小心翼翼地处理这些问题。
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鲁晓夫下台，中苏双方高层决策人都有改善关系的愿望，而为什么反而得不到改善呢？这主要是双方在多年的争议中，产生了很深隔阂。同时，也没有找到改善双方关系应从哪里入手的合适的契合点，反而谈的都是敏感问题。最终双方还是同意，加强接触，加深了解。苏方对马利诺夫斯基也是不满的，曾有人建议给苏共中央写一份材料，题目是《试论混蛋的作用》。一九六五年二月五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率团访问越南途经北京，周恩来立即与他接触。从接触的时间安排可看出，周恩来是积极的。二月五日，中午，客人抵京。从机场到钓鱼台宾馆途中与柯西金进行第一次接触谈话，晚上设宴招待柯西金并进行第二次接触谈话。晚九点至次日凌晨一时五十五分，与柯西金进行第三次接触谈话。历时近五个小时，这是异常少见的。查整个二月份外事活动，时间最晚的当属此次。二月六日上午九时，从钓鱼台宾馆到机场途中同柯西金进行第四次接触性谈话。从凌晨二时至上午九时，间隔七小时，周恩来顶多睡了四小时。为了国家的利益，周恩来豁出命来干工作。推进中苏友好，其心之诚，其情之真，由此可见。二月十日，柯西金由越南回国再往北京。下午，周恩来驱车到机场欢迎柯西金。三时二十分，从机场到钓鱼台宾馆途中，同柯西金进行第五次接触谈话。周恩来在二月十一日这一天，全都用来接待柯西金，再次显示了周恩来维护中苏正常国家关系的决心。上午参加毛泽东等与柯西金的会见，中午到苏驻华使馆参加柯西金举行的宴会，下午一时三十五分送柯西金到机场。一路上周恩来向柯西金表示，希望双方就外交问题、国际问题经常交换意见。他强调，我们之间的观点和政策不相一致，可以通过不公开的、非正式的交换意见，以求趋于一致。不求一次彻底了解，但求不断增进了解。实际上是希望有一个交换意见的固定渠道。路上，周恩来还就改善双方国家关系提出了具体建议，即从纪念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做起，希望双边贸易能有所增长，文化交流继续进行等。
毛泽东在接见柯西金时，“谈话进行的时间很长，出现了几次激烈的场面”。“苏方的翻译一是中文不高明，二是被这种场面吓呆了，自动退出，于是由阎明复同志为柯西金翻译……”。“在这次谈话中，毛主席多次劝苏联不要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议，说那将标志中苏完全分裂”〔8〕。这一年三月，共产党与工人党协商会议在莫斯科如期召开，苏联方面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劝告。这之后，周恩来对苏联方面做了两次口气温和的批评。紧接着，又转入实际工作。他力图避免两党决裂导致两国决裂的危险局面出现。五月十五日上午十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苏联新任驻华大使拉宾说：“我所以谈这些，是想说明我们两国之间可以做的事情还不少。因为两国人民是愿意发展友好关系的，我们可以通过两国大使馆发展两国的关系，以满足人民的要求。”他特别强调：“我们政府的态度是，并不因为从二月到现在我们之间有一些新的严重的争论，就把这方面说过的话取消。你到中国来担任大使，我们初次接触，但是，我要告诉你，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关于我们两国的关系，中国政府说话是算数的。”〔9〕周恩来的谈话向苏联方面表明了向前看的立场，表明了要将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和两国关系区别开来的愿望。周恩来当时的落脚点主要有两个，全都在发展中国的经济建设上。一了要发展两国贸易，并且可以在某些项目上长期合作。”〔9〕周恩来认为，中苏双方在贸易方面进行得比较好。因此，周恩来向拉宾大使建议：“我们还愿意提出补充的货单，或者提出补充的长期合同。”二、“过去有些建设项目没有完成，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应该把它完成。”“换句话说，就是把过去的那些建设项目作个结束。”〔9〕周恩来提醒：“现在等待你们的回答。”〔9〕周恩来的要求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一九六六年六月，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八月，所谓的红色造反派夺了外交部大权，随即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一九六九年初，珍宝岛事件之后，全国二十几个城市军民示威游行，抗议苏军入侵珍宝岛。这时，周恩来指示：不冲、不砸、不烧、不抓、不打苏联驻华使馆、机构和苏联在华人员，在群众队伍和外国驻华使馆之间划一道线。同时，将宣传部门送审的原稿中“苏修边防军”、“苏修武装部队”中的“苏修”，一律改为“苏联”。后来，周恩来又指示谢富治、马文波，对中国公民骚扰苏联驻华使馆一事开展调查，要加强对使馆的保护。愈往后，周恩来愈无法控制局面。“四人帮”唆使、煽动针对苏联的游行，莫斯科红场发生中国留学生与苏军警的冲突〔10〕，两国外交摩擦不断升级。统计表明，“从一九六六年八月至一九六七年H月，中苏双方通过各自的外交部门向对方当局提出的抗议和有关声明共达一百多次”〔11〕。这种多数由人为造成的摩擦，使周恩来力图将意识形态对国家关系的干扰降到最小的努力归于失败。
自从沙皇俄国东扩与中国有了漫长的边界线以来，中国历朝历代的政府在处理与北方这个强邻的关系时，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必须与北方这个邻国保持边界上的安宁，否则国无宁日。这就是所谓的地缘政治。新中国成立之后，中苏两国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从友好到摩擦，比较多地表现在边界问题上。一九六九年九月，中苏两国总理会见之前，历史留下了令人吃惊和不安的记录：三月二日上午，中苏双方边防部队在珍宝岛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这就是所谓的珍宝岛事件，它成了中苏两国关系全面恶化的重要标志。六月十日，双方在中国新疆裕民县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发生交涉；七月八日，中国黑龙江八岔岛地区双方冲突；八月上旬和中旬，中国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发生新的流血事件，给中国方面造成伤亡。情况表明，两国边境气氛已全面恶化。中国南边，越南战争仍在进行之中，美国会不会将战火燃至中国？当时，瑞典大使探询地问，美苏哪一个对中国的威胁更大些？周恩来沉着地回答：“现在还在发展，还要看。”〔12〕一九六九年，中国面临的最大课题是国家的安全，中国不可能南北两面同时作战。八月十八日，新疆铁列克提流血事件不久，外电报道苏联驻美大使馆一位官员询问美国一位专家：如果苏联袭击中国核设施，美国将作何反应？八月二十七日，外电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向记者透露，'’苏联可能就它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问题，向其东欧共产党同伙进行试探’，。另据情报，苏方于中苏、中蒙边境大量增兵，进行多种军事演习，沿中苏边界线建立了一条宽达二十公里的无人地带。八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下达加强战备的命令，包括赶修防核工事。当时，国内报刊宣传报道造成的印象是：大规模侵华战争在即。费正清在《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中回忆道，有一次，他与一位“在外交部圈子里占据高位的苏联外交家”谈话，当谈及中苏边境冲突时，这位苏联外交家拍着桌子说：“他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能够在四十八小时之内打到北京。”〔13〕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九日，毛泽东要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研究国防问题，直接归周恩来领导。四位老帅对刚露端倪的中、苏、美“大三角”战略关系作了探索，得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的结论。四位老帅对坚持原则对苏谋求缓和给予肯定。这四位老帅的建议使周恩来在采取外交行动时，心中有了基本底数。
一九六九年九月三日，越南胡志明主席逝世。早在二十年代初，他在巴黎与当时勤工俭学的周恩来相识，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新中国成立后，胡志明常到中国来，两人的关系更加亲密。九月四日，以周恩来为团长、叶剑英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到河内吊唁。当晚回国，以避免与参加胡志明丧礼的苏联领导人会面。九月八日，李先念率党政代表团到河内，没有搭理苏党政代表团团长柯西金。九月九日，河内巴亭广场举行国家集会追悼胡志明。越劳动党总书记黎笋向大会宣读了胡志明的《遗嘱》，其中有这样一段：“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为一生为革命服务的人，我对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强大越感到自豪，那么对目前各兄弟党之间的不和就越感到痛心”，“我坚信各兄弟党、各兄弟国家一定要团结起来”。中国共产党人深深理解胡志明的愿望和感情，然而中苏关系已达到目前这种地步，要扭转过来，谈何容易！在河内，柯西金曾通过越南方面传话，希望回国时，途经北京与周恩来会晤。越方因故延误，柯西金没有得到回信便如期搭机回国。此时，苏驻华代办奉命向中国外交部紧急提出，约周恩来与柯西金会晤。中国方面同意在北京会见。这时，柯西金早已飞过北京，抵达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得知消息后，又从杜尚别飞回北京。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上午十时三十分，柯西金乘坐的伊尔六十二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周恩来等前往迎接。“握手寒暄后，客人被引进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在那里开始了一次努力扭转中苏关系的长达三小时又四十分钟坦率而诚恳的会谈”。后来人们把这次会谈称为“机场会见”。〔14〕会见时，周恩来特别提起了一九六五年二月柯西金访越途经北京，毛泽东会见他时讲的话：“中苏可能争论一万年，看在柯西金的面子上可以减少一千年。”周恩来随即对此进行了精辟的解释，借以阐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对这些争论，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见解，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见解。这些争论不应该影响我们两国的国家关系。因为不同意见的争论，不要说现在，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万年以后，也会有矛盾，有斗争。中苏两国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心平气和地来处理，总是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15〕这番话表明了周恩来努力寻求共同点以缓和双边紧张关系的务实态度。正如基辛格说过的，务实派掌握着中国的外交。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实在是一件幸事。“文革”中，没有周恩来掌握着中国外交，事态的发展与结局将是不可想象的。会谈中，周恩来表示，中国不想打仗，他说：“我们现在国内的事情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他强调，边界问题不是现在才有的问题，双方要寻求妥善的解决办法，以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双方没有任何理由为边界问题而打仗。最后，周恩来将双方讨论的结果，归纳为四点，即：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双方遇有争议时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柯西金当即表示：“你讲的四条我完全赞同。”周恩来说：“临时措施解决了，边境的紧张状态也就会变成缓和状态了。”苏方最后表示：“周恩来同志，缓和边界紧张局势是我们由衷的真诚的愿望，我们能够也一定能够做到。”这是一次化干戈为玉帛的会议，在全世界引起震动。美国情报部门限期搜集柯西金在中国五小时的详细情况，以对正在拟订中的美国对华政策重新加以评估。会谈结束时，柯西金轻松地说，我们很高兴到这里来，可我们走了一段弯路。这是指他绕道杜尚别，又返抵北京。然而，此话亦有深意在内。
中午要安排饭。人民大会堂的厨师长王锡田等估计准备上的北京烤鸭送到机场就会失去原有风味，便临时做了改良，变成了一道“酱爆烤鸭片”。上宴席之后，受到周恩来和柯西金的一致好评。现在，北京中苑宾馆“天天食府”中，增添了一道菜叫“柯西金鸭”,就是指上面的改革作法。这大概是柯西金先生所没有想到的，也是机场会见的另一“成果”。〔16〕
九月十七日，周恩来收到四位老帅讨论后，由陈毅定稿的《对目前局势的看法》。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报告。四位老帅正确地指出，虽然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然而其中心是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正当苏剑拔弩张、美推波助澜、中国加紧备战的时候，柯西金却绕道来访，其真实目的究竟何在七众所周知，当时的中国国内正乱，社会思潮也“左”得出奇，“左”倾思潮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外交。周恩来在真心实意地倾听他的战友、对祖国忠心耿耿的元帅们的意见。因为周恩来本人自己“一天到晚忙于处理日常工作，实在挤不出时间过细地考虑天下大事”〔17〕。四位老帅在《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中承认，苏联近期的种种表现证明其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企图，然而，它却下不了决心，因为它深怕会导致中美联合对付它。这是它发动对华战争的最大顾虑，该报告的最后结论是“苏不敢挑起反华大战”。柯西金北京之行是基于实用主义的需要，估计苏会同我谈判，以同中国的缓和，争得一点儿对美外交的资本。陈毅还特别强调，应尽快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历史上，诸葛亮的“东联孙吴，北拒曹魏”的战略，大可参考。这个报告坚定了周恩来继续推动对苏缓和的立场，同时也采取了牵制苏联不得不采取缓和立场的外交行动，这就是加快对美外交的步伐。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八日，周恩来致函柯西金，按着北京机场会见的方向继续推动缓和。该信内称：“九月十一日，在北京机场的会见中，我们双方同意：长期悬而未决的中苏边界问题，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在解决前，双方采取临时措施，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还就应该采取的临时措施交换了意见，具体内容如下：
（一）双方同意，在边界问题解决前，严格维持边界现状：1．以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中交换的地图为准，在双方边界画法一致的地段，双方保证，严格遵守条约规定的边界线，互不越过；2．在双方边界线画法不一致的地段，即对归属有争议的地区，双方保证，各自的居民原来在哪里居住、生产（包括陆地和岛上的耕种、修渠、放牧、割草、砍柴、江中的捕鱼等）和通行，仍然在哪里居住、生产和通行，互不推进，互不干涉；在双方原来无人居住、生产和通行的地方，双方均不进入。……
（二）双方同意，避免武装冲突：1．双方保证，各自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核武装力量不向对方进攻和射击；2．双方保证，各自的飞机不侵犯对方的领空；3．双方保证，各自的军用舰艇和其他船舶，在国境河流主航道航行时，严格遵守现行航规，不妨碍对方船舶的正常航行和危害对方船舶的安全。
（三）双方武装力量在中苏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1．双方一切武装力量从中苏边界一切争议地区撤出或不进入，脱离接触；2．在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的地区，如原来有居民点，可保留必要的非武装的民政人员。
（四）双方同意，边界上发生争执，由双方有关边防机关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进行协商，求得合理解决；解决不了的，各自报告上级，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
（五）双方同意，上述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措施，不影响双方各自对边界问题的立场和争议地区的归属。
〔18〕
以上各项临时措施，如能得到你来信确认，即作为中苏两国政府之间的协议，立即生效，并付诸实施。……”周恩来的信是要为中国争得最起码的安全条件，特别是不使用核武器和达成两国政府之间的协议，最为重要。不料，苏联方面回信答复说已向边防部队下达了命令，在边界上已采取了措施，只字不提就北京机场会见达成谅解，再达成协议之事。十月二十日，双方恢复边界谈判。一九七○年十月至十一月间苏中两国新任大使分别到任，此后两国贸易额有所回升。从此，至中苏双边关系正常化，边界上未再发生大的冲突。
周恩来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九年这二十年内，处理中苏关系基本是遵循着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不是单纯地求“同”更不是单纯求“异”，而是努力寻求两者的最佳结合。〔19〕这与经过斗争求团结的原则还不尽相同。在对苏关系上，周恩来强调的主导方面是要和，实践上也是这么做的。从中苏友好关系发展的初期、中期、到末期，愈到后面则愈强调“和”，并将“不同”约束在以不损害“和”为限度的范围内。后来，中国在处理对苏关系上操之过急，过分强调不同，从而损害了大局。这与激进的反修思潮有关，这不是周恩来的本意。当然，大局毁坏也有苏方原因。
【注释】
〔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681页。
〔2〕《回顾与思考》，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2第33页，杰柳辛的发言．
〔3〕杨明伟：《周恩来最后一次访问苏联》，见《人物》月刊，1998.1，第7—9页。杨明伟副研究员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专家，他的引文均有档案或文件为依据。
〔4〕参看《回顾与思考》，见《当代中国历史研究》，1998.2，第33页。
〔5〕周恩来到底有没有改善中苏关系的具体方案，有待档案解密．据吴冷西回忆，他确实无具体方案。
〔6〕《回顾与思考》，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2，第34—35页。阎明复的谈话。
〔7〕列·杰柳辛：《关于苏中冲突起因的若干思考》陈夕译。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3，第108页。
〔8〕李凤林：《莫斯科二十年》，见《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四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
〔9〕《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10〕1998年，曾参与莫斯科红场示威的杨赞贤撰文，称当年自己是“偏激和幼稚”。
〔11〕李节传：《四十年来的中国与苏联（1949—1976）》，天津社科杂志社，1989年版。
〔12〕《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
〔13〕虽然费正清没有指出其姓名，但估计出其人是谁并不难。
〔14〕柴成文：《中苏总理北京机场会晤之后》。
〔15〕李凤林：《莫斯科二十年》。
〔16〕参看马奇：《国宴主理王锡田》，1997年2月19日《光明日报》。
〔17〕熊向晖：《1969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究和建议》，见《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18〕《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19〕参看李翔海《论周恩来与中国文化传统》，见《中外学者再论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18页。
2007/09/10
五、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九年竭尽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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