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五八年上半年，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出现误解。随之，周恩来提出辞职，未获允。之后，人们所看到的，是在处理第二次台海危机时，毛泽东与周恩来的默契配合。两位领导人都在努力调适双方的关系，特别是周恩来更显得主动。相忍为国，顾全大局，是周恩来几十年革命生涯所养就的优秀品质。
一九五八年七月以后，台湾海峡局势异常紧张。中国政府决定炮轰金门、马祖。一时间台湾海峡局势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要炮击金门马祖呢？对中国政府动机的研究有不同的说法。这主要是指美国史学界对第二次台海危机的研究而言。一九五九年，危机刚刚过去，邹谠便发表了《毛泽东在台湾海峡地区的有限战争》一文。该文对危机的起源与中国的战略目标提出如下见解：“中国在一九五八年发起炮击是因为中国认为当时的局势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同时中国决策者还认为，美国不会再次卷入危机，而是压蒋撤出沿海岛屿。最大的决策因素是，中国希望占领沿海岛屿并消灭国民党军队的三分之一。”〔1〕邹谠还分析了如果达不到上述目标，中国所追求的目的：“即华盛顿可能压蒋撤出其部队并放弃沿海岛屿，或者假如美国同意通过谈判解决危机，中共则可能期望取得重要的外交成果，这些成果包括获得美国的支持，进入联合国、美国同意减少对国民党的支持，抑或以牺牲蒋的代价来换取沿海岛屿的中立化。”〔1〕邹谠先生（Tson Tang）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一九五一年），一生致力于中美关系的研究。一九六三年出版的专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九四一——一九五○》(《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1950》）是一部有影响的著作，邹谠先生就第二次台海危机所发表的见解，可能是在美国学术界很有分量的意见。遗憾的是，邹谠先生只有少部分意见是对的，他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七十年代以后，有些美国学者将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联系起来研究，这样思考问题方法上并不错，因为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但其结论略显武断：此时“周恩来的万隆外交已经让位于陈毅的东风论的好战路线，这条路线是同大跃进那种启示录式的态度相一致的”，第二次台海危机就是这种路线的直接产物。〔2〕进入八十年代之后，美国的“修正派史学家推翻了中国炮击的目的在于夺取沿海岛屿的论断，指出中国尽管决定向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存在进行挑战，但并不准备同美国发生直接的对抗，而是通过威胁而不是夺取沿海岛屿向美国和台湾当局施加压力……”〔2〕。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美国史学界对一九五八年台湾海峡危机的研究愈来愈深入，也愈来愈接近历史的真实。历史的真实是，中国政府炮轰金马，是与台湾当局默契，共同反对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根本没有解放金马的意图，反而是要加强蒋介石在台湾的地位。整个过程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策划指挥的。〔3〕
美国学者艾西余利指出：“从一九五○年六月的干涉到日内瓦大使级会谈，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是这一时期美国的目标……更具有深远意义的是，这一思想是杜勒斯在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所设计的外交战略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因为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通过制造事实上的两个中国的局面以稳定台湾海峡的局势。”〔4〕
毛泽东和周恩来敏锐地感觉到了美国政策的变化。一九五七年三月，毛泽东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谈话时，特别讲了台湾方面发生的变化及中国方面的一些应对设想：
“台湾的情况现在有变化。美国现在想搞垮蒋介石。它正在扶植一派人，想用这派人来代替蒋介石。现在我们需要帮助蒋介石来反对美国。因为问题是：蒋介石好些呢，还是美国所扶植的更亲美的势力好些？台湾像目前这样作为美国的半占领地好些呢，还是台湾成为美国完全的占领地好些？美国、英国这些国家要搞‘两个中国’的阴谋，它们想一方面承认我们，一方面又承认台湾。我们的方针是：承认我们就不能承认台湾。”〔5〕
毛泽东提出中国方面当时最关心的问题，即如何对付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而中国政府的对台政策要有利于反对“两个中国”的政策，决不是相反。因而，毛泽东说，中国政府需要帮助蒋介石来反对美国，以防止更亲美卖国的势力上台，以防止台湾独立的势力得逞。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周恩来召集各国驻华使节，在会上发表了《新中国坚持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讲演。讲话开始，周恩来就揭露了问题的实质：“现在，我要说说美国为什么要转到制造‘两个中国’上来。问题的焦点就是美国要把台湾掌握在它手上，以便在远东制造紧张局势。新中国总要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正式承认的，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因为中国是存在和发展着的，而且要永远存在、发展下去。美国就想在这一天来到之前搞成‘两个中国’，把台湾掌握在它手中。”〔6〕周恩来客观地分析了蒋介石和美国在对待“两个中国”政策问题上的对立，强调了这个对立的严重性。指出，美国有可能要换掉蒋介石，“美国就可能随便找另一个人代替他，或是胡适、李宗仁，或是其他人”〔6〕。万一更亲美的势力在台湾代替了蒋介石，那美国“两个中国”的阴谋将得逞，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将变得更复杂、更棘手。这就是一九五七年底到一九五八年上半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所时刻思考着的问题；他们在寻找一种合适的方式来表达中国人民一定要解决台湾，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活动的意志，这就是后来炮击金马的动机，表达的方式就是炮击。在一九五七年年底对驻华使节们的讲话中，周恩来已经暗示了中国政府的强硬立场：“我们为缓和紧张局势作了不少努力，比如在日内瓦会议上，在万隆会议上，在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我们都作了不少努力。但得到的结果却是美国要制造‘两个中国’。我们必须明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妥协，不能含糊，也不能默认。”〔6〕在这种原则下，能正确表达中国政府立场的一切手段，自然都可以加以利用。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强硬态度是在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并不扩展到对外政策领域。因此，周恩来重申：“我们愿意在此声明：任何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国际活动中，如果出现‘两个中国’，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还有其他‘中国’，不论是用‘中华民国’、‘台湾中国’、‘台湾政府’、‘台湾当局’或其他的名义出现，我们宁可不参加。参加了就是默认，默许其存在。”〔7〕在全部讲话结束之前，周恩来对中国——美国——台湾之间爆炸性的三角关系作出了前景预测：“新中国坚持反对制造‘两个中国’，而美国则向蒋介石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要蒋介石承认‘两个中国’，这将有助于把蒋介石推回到祖国来。”〔7〕周恩来的讲话，是对毛泽东讲话的丰富和具体化，更具可操作性。特别是他对中、美、台三角关系的预测，更有前瞻性，是后来中国政府再次调整对台政策的基本思路之一。
作为中国政府炮击金马行动之先声，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日，中国奥委会宣布同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并退出其他八个国际体育组织。中国奥委会秘书长张联华对国际奥委会在美国操纵下推行“两个中国”的做法，提出强烈抗议并宣布与其断绝关系。〔8〕这是具体落实毛泽东、周恩来的有关指示精神。同日，周恩来等再次赴毛泽东处开会，研究炮击金马问题。先于此，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曾致函彭德怀：“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9〕八月二十三日，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开始炮击金门、马祖岛。
对于中国政府采取军事行动的动机，各国舆论纷纷猜测。作为这一行动的设计者和组织者，周恩来认为，有必要将这次军事行动的真正动机如实地告诉自己的盟友苏联，而使其去掉猜疑，进而在外交上与中国配合。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周恩来接见苏联驻华使馆参赞苏达利柯夫，谈了中国对台湾海峡形势的分析，美蒋矛盾以及中国的立场、策略和所要采取的行动。周恩来明确告诉参赞并转达苏联政府，中国炮击金门、马祖并不是就要用武力解放台湾，只是要惩罚国民党部队，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第二天，他又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会晤，就中国政府炮击金马的动机和在台湾海峡地区问题上的立场作了说明，并取得苏方的支持，〔9〕也为后来赫鲁晓夫给艾森豪威尔写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众所周知，当时苏联政府和赫鲁晓夫最关心的是，美苏之间缓和紧张关系，而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内容之一即在中苏之间打进楔子。八月二十三日当天，美国务卿杜勒斯在给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摩根（Themas E·Morgan）的信中说：“金门、马祖从前就归国民党政府所占有。如果中国企图以武力改变这种状况，攻击并征服这些岛屿的话，我认为，以局部作战而收场的想法，无论对谁都是冒险。”〔10〕同月二十七日，艾森豪威尔在会见记者时说：“因为国民党政府已把可调用陆军的一/三，派驻金门、马祖诸岛，故两岛对台湾整体的防卫，至关重要。美国不会回避对国民党政府的责任。”〔10〕同月二十八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关于反对任何使用武力改变台湾海峡局势的声明。九月四日，杜勒斯就台湾海峡地区局势发表声明，声明判断中共要武装夺取台湾，强调“美国根据条约有义务协助保卫台湾使其不受武装攻击。”〔11〕在周恩来看来，杜勒斯声明有些价值的内容在其声明最后：“美国还没有放弃希望，北平将会中止藐视人类对于和平的愿望。这并不需要中共政权放弃它的要求，虽然我们认为这种要求是没有根据的。我记得在美国和中共政权的代表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八年在日内瓦所举行的旷日持久的谈判中，美国曾不断努力希望达成一项协议，特别是关于台湾地区，双方宣布，除了为了自卫之外，彼此之间互不使用武力。然而，这种放弃使用武力的声明，并不致影响双方用和平手段来实现彼此的政策。中共反对发表这样一个声明。然而我们相信，只有采取这样一种行动方针，才能符合文明的可以接受的办事程序。就美国而言，美国打算采取这种途径……。”〔11〕该声明中除了曲解与不实之辞外，也隐隐约约地透露出要求和谈的信息。九月六日，周恩来发表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在逐条批驳了杜勒斯九月四日的声明后，周恩来强调，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是美国方面中断的，尽管如此，“为了再一次进行维护和平的努力，中国政府准备恢复两国大使级会谈”〔12〕。当天，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美大游行，以支持周恩来的声明。美国也于同日在夏威夷召开国家安全紧急会议，讨论台湾局势和周恩来的同意恢复中美会谈的声明。会后，美国政府再次声明：“如果中国准备再度重开大使级会谈，那么美国是欢迎这个决定的。驻华沙的美国大使，准备与同驻该国的中国大使会谈。”〔13〕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至八日，中国政府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据悉，毛泽东在最后一天会议上发言时说：“寄希望于将在华沙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13〕表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关注姿态。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五日，中美大使级会谈易地华沙米色利维瑟宫重新开始。中方大使仍是王炳南。
在这次重开谈判的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苏联的态度。一九五七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在美引起震惊。周恩来则以十分喜悦和兴奋的心情来看待这一成功，他先后多次讲到苏联卫星上天，世界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周恩来确信在台海危机中苏联将是可以依赖的。他的这个结论来源于一九五七年初对苏联的访问所留下的深刻印象及他本人对当时中苏关系整体状况的全面分析。一九五八年八月一日至三日，赫鲁晓夫访华，中苏双方在关于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上产生分歧和不愉快。然而，苏联方面并未因此而放弃在当时的台海危机中对中国立场的支持。（或许，这种支持有更深层的考虑。）九月七日，周恩来召集有关领导人，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研究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的信的草稿。毛泽东的建议内容是：“本日（九月七日）上午约五、六人对赫致艾文件草件认真研究一次，如可能的话，写出一个意见书交葛罗米柯外长带去，肯定正确部分占百分之九十，可商量部分只占少数，你看如何？赫文中应对中美新声明有所评论。”〔14〕可见，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的信是根据中方所拟草稿写的。赫鲁晓夫九月七日的信如下：
“总统先生，我现在谨就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致电予您，我们确信，任何真诚希望和平的人们都十分关心这个问题。”
“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结果，尤其是目前美国政府在台湾岛和台湾海峡所采取的行动，使远东出现了危机。人类再次面临军事冲突的直接威胁。”
“值此重要时刻，苏联政府决定提醒美国政府注意，不要采取将会导致无法挽救后果的某种行动。”〔15〕
“美国政府的军事行动证明了它企图阻止解放台湾，使台湾成为美军事基地。它的目标首先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也妨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使解放蒋介石盘踞下的中国沿海岛屿的合法权利。”〔15〕
赫鲁晓夫强调：“无论何时，只要中国遭到侵略，苏联都将援助中国，因为人民中国的安全利益和苏联的安全利益是密不可分的。”〔15〕赫鲁晓夫谴责了美国对中国实施的核讹诈政策，郑重重申：“对苏联的伟大朋友，盟国和邻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攻击，就是对苏联的攻击。为了保卫两国的安全，远东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我们有义务，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道全力以赴。〔15〕”从事态的发展进程来看，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的信对促成中美双方重开大使级会谈，意义不可低估。
九月十九日，赫鲁晓夫再次致函艾森豪威尔，称：“如果用核武器进攻中国，苏联也将同样用核武器进行报复。”〔16〕九月三十日晚，苏联驻华使馆代办安东诺夫面告周．恩来，赫鲁晓夫准备给艾森豪威尔的第三封信稿已拟成，希望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加以研究并提出意见。周恩来答应研究后再回复苏联驻华使馆。〔17〕由此可知，在第二次台海危机最关键时刻，赫鲁晓夫先后三次致函艾森豪威尔（截至一九五八年十月上旬），这些信件的内容都是与中国方面充分协商、代表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从外交上给予中国大力配合的。苏联方面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依据，利用自己的核威慑力量，协助中国方面将军事行动限制于地区范围之内，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进而接近或实现了中国预定的目标。而周恩来在整个第二次台海危机中，也非常自觉地维护中苏友好关系，与苏联驻华使馆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九五八年十月五日，周恩来与苏驻华代办安东诺夫谈话时说：“如果美国要为金门而战，我们是准备同它打的，站在我们后面的还有苏联。”〔18〕这体现了周恩来对远东地区复杂的多边关系深刻的洞察，以及妥善周到的处理，尤其是对苏联方面充分信任。苏联方面对中国立场的支持，反映了它对中国问题的重视以及对华的友好态度。这种在处理敏感问题时，先征询中国方面意见的做法，可以追溯到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雅·维辛斯基向国民党政府递交的复照，答复苏联政府关于国民党政府要求苏联调停的意见。该复照基本上是按照中共方面的意见写的。〔19〕因此，一九五八年台湾海峡危机时的中苏关系是正常的、良好的，双方之间存在的问题降到了次要位置。雅克布·比姆作为美方谈判代表、历史的见证人也说，中苏关系在一九五八年还比较好。美国传统派史学家在研究第二次台海危机时，提出危机对中苏同盟是个打击，是导致中苏分裂的重要原因。〔20〕这个论断值得商榷。
一九五七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赫鲁晓夫对东西方力量的对比有一种过热的认识，这种情绪也波及周恩来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对中美力量对比的分析，这从周恩来的谈话中可以见到。
一九五八年在军队内开展了反教条主义斗争，批判肖克，打击反党集团，成为中苏关系不和协音，导致了对建国九年来中苏军队关系评价上的片面性，是中苏关系恶化的先声。
当时中苏关系好的原因之一，是赫鲁晓夫在欧洲正遇到“柏林危机”，他不可能东西两个方面同时树敌。因此，循着当时的理论基础价值取向，他要尽力与中国搞好关系，包括中苏双方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都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中国炮击金马，事实上是对赫鲁晓夫柏林危机的一个支持，但是非常巧妙地以处理中国内政方式出现。一开始苏方对此尚不摸门，待葛罗米柯访华后，苏方态度便积极起来，因为他们看到了这其中的价值，所以有赫鲁晓夫给艾森豪威尔的长信，口气十分强硬。
【注释】
〔1〕Tang Tsou,“Mao's limited War in the Taiwan Strait”,Orbie,Vel,3.No.3(Fall 1959),P.332—350．转引自戴超武：《美国历史学家与50年代台湾海峡危机（下）》，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5第68页。
〔2〕参看.H.Kalichi.The Pattern of Sino一American Crisis,P.154—155. 转引自戴超武：《美国历史学家与50年代台湾海峡危机》（下），见《当代中国史研究》，第69页，第72页。
〔3〕参看石仲泉：《周恩来的卓越贡献》，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4〕Robart Accinelli,Crisis and Commitment: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Taiwan,1950—1955,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6,
〔5〕毛泽东：《中国外交方面的某些政策问题》，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
〔6〕周恩来：《新中国坚持反对制造“两个中国”》见《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7〕周恩来：《新中国坚持反对制造“两个中国”》（1957.11.15）。
〔8〕《中国青年报》1958年8月21日，新华社20日讯。
〔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66—167页。
〔10〕近藤龙夫：《美中大使级会谈》，朝日新闻调查研究室报告（1966.7.20）社内用第10页。
〔11〕美国《国务院公报》1958年9月22日。
〔12〕1955年9月7日《人民日报》。
〔13〕近藤龙夫：《美中大使级会谈》。雅各布·比姆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说：“国务院打电报给我，说毛主席在9月8日采取了亲自过问危机的不寻常举动，说他对于即将在华沙举行的谈判寄予希望。”见雅各布·比姆：《出使苏联东欧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8页。1958年9月11日艾森豪威尔就台湾海峡局势发表的广播电视讲话的第三部分中也说：“两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先生建议，‘为了和平的利益恢复这种会谈，’9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先生接着也这样表示。”说明美国对中国最高层领导态度的关注。
〔1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67页。
〔15〕Davise《Telegram From the Embessy in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Khrushchev's September 7 letter addressed to President.Moscow.September7,1958,9p.m.。
〔16〕近藤龙夫《美中大使级会谈》第12页。
〔17〕参看《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77页。
〔18〕周恩来：《台湾海峡形势和我们的政策》见《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63页。
〔19〕参看米镇波等《深谋远虑——周恩来与中国外交》，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20〕参看JohnR.Thema.，“The Limite of Alliance:The Quemoy Crisis of 1958”,in Taymond Garthoff,ed.Sino一Sovit Military Relations,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1966,P.114—148．转引自戴超武：《美国历史学家与50年代台湾海峡危机（下）》
2007/09/10
第五章中美重开大使级会谈及其影响 一、中美大使级会谈易地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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