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是中国的友好近邻。
在某种意义上，中柬两国的友好关系是在周恩来和西哈努克亲王的个人友谊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来的。西哈努克是通过周恩来认识了新中国。
一九五五年四月，周恩来作为新中国政府总理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国家首脑会议。
西哈努克作为柬埔寨内阁首相也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
这是周恩来和西哈努克的第一次见面。
会上，一些亚非国家的领导人受帝国主义的挑唆，对新中国存在着种种疑虑和偏见，并说了一些不友好的话，甚至攻击“共产主义统治是一党专政和独裁”，是一种“颠覆性的宗教”。周恩来从亚非人民团结的大局出发，没有计较，没有和他们发生正面冲突，而是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提出了符合亚非各国团结反帝、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主张，赢得了各国与会代表的高度赞誉。周恩来也因此被国际舆论誉为在会议“几乎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会议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
西哈努克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亲身领略了周恩来面对挑战“猝然临之而不惊，无辜加之而不怒”、正义凛然、大度宽容的外交风度和外交才华，也十分赞赏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周总理高超的智慧、渊博的学识和文雅的风度，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这是西哈努克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后的追述和感叹。于是，他主动要求和周恩来来往。
周恩来对年轻英俊的西哈努克也有好感，尤其是对西哈努克所奉行坚持“独立、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颇为赞赏。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先后同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签订了《军事援助协定》、《共同防御条约》，又拼凑了《东北亚防御联盟》、《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对新中国形成了一个新月形包围圈。而柬埔寨作为一个中国近邻的小国，坚持“和平、中立”的政策，不和美国签订“军事条约”，不参加美国拼凑的“防御联盟”。这样一种面对帝国主义嚣张气焰的爱国正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着实难能可贵。
因此，周恩来也很愿意和西哈努克交朋友。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会见并宴请的第一位贵宾就是西哈努克。
从此，周恩来和西哈努克结下了终身的朋友之缘。在他们两个人的努力下，中柬友好关系得到迅速发展。
一九五六年二月，西哈努克访问中国。年底，周恩来访问柬埔寨。
一九五八年，中国与柬埔寨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当我国驻柬埔寨第一任大使王幼平即将启程赴任时，毛泽东嘱咐：在柬埔寨不要宣传共产主义。
周恩来叮嘱：一定要交好西哈努克这个朋友。
此后，中柬友谊在一九六○年柬埔寨国王逝世，周恩来再次访问柬埔寨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胜似兄弟般的黄金时期。
王幼平大使回忆一九六○年周恩来访问柬埔寨时说：周总理一下飞机，西哈努克亲王热泪盈眶，对周总理说，中国政府在他和他的国家沉浸在悲哀之中时给予了最真诚、最难忘，胜似兄弟的友情。为了欢迎中国贵宾，柬政府已经决定中止悼念活动，待贵宾访问后再继续进行。然而，就是这种胜似兄弟的中柬友谊，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的干扰和破坏下，一度出现意想不到的尴尬僵局，甚至到了差一点要断绝外交关系的地步。
事情也是我国驻柬埔寨使馆的部分工作人员的一些极左做法引起的。
对我国驻外使领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就明确规定驻外使领馆只学文件，不搞运动，不搞“四大”。
一九六六年底和一九六七年初，我国驻各国的大使陆续奉调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这些回国的大使几乎都成了造反派批斗的对象。原本计划让大使们分批回国参加“文革”学习四个月后再回去的打算也被打破了，使得中国驻外使馆出现很长一段时间无大使的情况。一直到一九六九年，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才开始重新向国外派出一批又一批的大使。
一九六七年一月全国夺权风暴刮起后，在国外留守的部分使馆人员受极左思潮的影响，纷纷给外交部来电，要求在国外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所谓“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甚至提出要照国内的做法，在使领馆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为此，周恩来在二月七日批发了以中共中央名义发给各驻外使馆、代办处的《关于驻外使馆、代办处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各驻外使馆、代办处仍应坚决执行只进行正面教育，不搞“五大”的规定；使馆工作人员，不建立战斗组织，使馆内不能进行夺权。
周恩来在审改《指示》时还加写了一句：已建立战斗组织的，应“在使馆党委领导之下，转为文革学习小组，对党委有批评建议之权，无监督权，如对使馆党委有意见，可向外交部党委提请审查，但不容许直接干涉使馆党委行使职权”。
驻外使领馆的运动开始还能控制住，但后来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逐渐有点失控了。一些驻外使领馆也纷纷“造反”、“夺权”，搞起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来了，闹得一塌糊涂。外交纪律在无政府主义的喧嚣中被抛到九霄云外，严重影响到驻在国与我国的关系。
在柬埔寨，我驻柬使馆的一些人员不仅在华侨学校中向广大师生散发毛主席语录、像章，要求华侨教师在上课时学习毛主席语录，还向柬埔寨国内各地华侨和柬国内的左派组织散发毛主席语录、像章和“文革”宣传材料，号召柬埔寨人民起来反对本国的反动派。当时柬国内的柬中友协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还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当政的西哈努克政府。
这些极左行动引起了柬埔寨政府的不满，曾几次与我驻柬使馆交涉，均未得到满意的答复和解决。
为此，西哈努克下令解散柬中友协，把该友协的工作合并到柬埔寨对外友协。
然而，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有关方面还继续承认柬中友协，并在柬中友协成立三周年的时候发去了贺电。柬埔寨的新闻媒介还对此作了报道。
西哈努克一怒之下，宣布要撤回柬埔寨驻华使馆全部人员。
一些别有用心的外电甚至报道说，柬埔寨和中国要断交。
周恩来在得知事情的原委后，一方面批评中国有关方面的“左”的做法，强调保持中柬友好关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亲自约见柬埔寨驻华大使，进行解释和挽留。
屋漏偏逢连阴雨。乱哄哄的内政就已经使周恩来疲于奔命，极左思潮偏偏还要在这外交上来给周恩来添乱。
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苦撑危局的周恩来来说，时间总是长日苦短。他自己曾对外宾说：“我很坦率地说，现在比三年解放战争时忙得多，真正打仗时也不这么忙。每天都遇到问题，时间总是不够用。”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晚十一时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老北京厅约见柬埔寨驻华大使张岗。
简单的寒暄之后，周恩来直入正题：“这次发生的事情，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所以我约见大使谈一谈。从我们两国建交以来将近十年了，从来没有发生彼此不愉快的事件。这次事件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我们只能表示遗憾。从我们国家和政府的愿望出发，我们还是希望大使及使馆人员留在中国，继续为增进中柬两国友谊而作出努力的。”
张岗：“很好。”
周恩来：“因为从我们方面来说，我们没有感到两国和两国政府之间有什么不愉快的事。中国政府对于贵国的关系，历来是照我们所提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进行工作的。在中国政府方面，我们是遵守五项原则的，我们从来没有对王国政府进行颠覆、干涉活动。中国政府从第一次万隆会议认识亲王以来已经十二年了，我们一直对亲王很尊重。我们觉得没有任何理由使两国关系在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恶化。至于我们两国民间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只是个别的。我代表中国政府表示：我们愿意继续维持和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希望大使回去能把我的口信转告西哈努克亲王元首。听说你们元首还决定留下一个工作人员不走，是否有此事？"
张岗：“到现在为止，我收到国内的指示是全撤，即迅速地、有秩序地撤回全体人员。我的意见是东西不撤，先找三四个中国朋友看守，不是现在马上撤，而是等我回去看看，然后再分批地撤。我想试图照阁下的意见办事。我准备留下一个会计和一个机要员在北京。总而言之，国家元首说，这不是断交。”
周恩来：“是的，我们从西哈努克亲王的讲话中知道他也是这样说的，不是断交。现在又从大使处得到证实。”
张岗：“元首是这样讲的。”
周恩来：“在我们看来，我们两国的关系不是断不断的问题，而是继续维持和发展的问题。我们一向钦佩西哈努克亲王所领导的抵抗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请大使阁下回国把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改变的想法转告西哈努克亲王。”
张岗：“我一定转达。亲王这样做，主要是怕在北京发生反对柬埔寨使馆的事，发生游行示威的事。听了阁下的讲话，我理解北京不会发生那样的事。亲王对阁下一向是很尊敬的，阁下的讲话，给了我希望。”
十月二十日，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达达赫来我国访问，周恩来同他举行了几次会谈。二十四日，达达赫离开中国前往朝鲜等国访问，周恩来在送达达赫去机场的路上，请达达赫帮忙给朝鲜金日成首相、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埃及纳赛尔总统捎转他的口信。周恩来说：自从我国文化大革命以来，有时出现一点误会。华侨在一些亚非国家有不少，他们向往祖国，我们不能阻止他们。我们一直是教育华侨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但对于他们的行动我们并不能掌握，使馆也不能全管得了。另外，我们的使馆在工作中也有一些偏差，我们并不掩饰这些偏差，随时可以改正。最近，毛主席在同刚果（布）总理谈话时，就说刚果（布）总统做得对，我们的使馆在工作中有偏差。帝国主义诬蔑我们，而实际上我们对朝鲜、柬埔寨的政策没有改变，我们一贯支持他们的反帝斗争。
这里顺带交代一下，周恩来之所以请达达赫总统把这样的口信捎给金日成，是因为极左思潮把中朝之间同志加兄弟的关系也搅得不是那么愉快。在极左思潮的驱使下，一些红卫兵在街上公然贴出了攻击金日成的大字报；一些从朝鲜回来的华侨还到朝鲜驻华使馆搞游行，散发批判朝鲜劳动党和金日成的传单；在中朝边境，还发生了几名中学生红卫兵偷越边境，把“朝鲜必须顺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朝鲜必须跟着中国闹革命”的大字报贴到了朝鲜境内；我国当时驻朝鲜大使馆也搞了许多极左的宣传，引起朝鲜的不满和防范。对这些极左做法，周恩来作过多次批评，还下令把驻朝使馆中的个别极左分子调回国内。他还通过有关渠道带信给金日成，说不管红卫兵、造反派怎么说，这都不是我们党和政府的意思，请金日成谅解。
送走达达赫两天之后，周恩来再次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柬埔寨驻华大使张岗。
周恩来说：“现在西方世界舆论和一些国家都在挑拨中国与柬埔寨王国的关系，特别希望我与西哈努克亲王搞笔战舌战，他们幸灾乐祸。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和政府从毛主席起都很清楚。我们不会上敌人的当。我们认为，中柬两国之间有共同的敌人，他们是想利用我们之间的任何一点误会来进行夸大，以便各个击破。我们要做使敌人不高兴的事，而不做任何一点使敌人高兴的事。即使我们之间有一些误会和意想不到的批评，但我们想到共同的敌人，我们是把误会放在次要地位的。当然，这些事情不是没有分歧的。但是，我们认为现在争论这些事情不是时机。我们宁可把这些意见保留起来，不做公开争论，不让敌人利用。这点意见请大使阁下转告西哈努克亲王。”
周恩来还就中柬两国在政策上、工作中的一些误会作了解释，并坦率地承认了中方在一些工作中的错误做法：
第一，柬埔寨取消柬中友协，成立全国统一的友协，这是你们主权国家权力内的事，我们无权过问，根本不能发生我们反对这件事的事。至于我友协给原柬中友协发贺电的问题，是民间团体的事情，是个错误，但我们政府和党不知道。
第二件事，关于中国在柬埔寨的侨民问题。我们一向遵守这样的原则：侨民应当遵守主权国家的法令，但他们的正当权益应受到保护。我们一向用这个政策来教育我们的侨民。但侨民的情况是不同的。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们往往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这是他们本身的事，中国政府很难干涉。柬埔寨王国政府对中国侨民的态度一向是宽大的，这点我是了解的。侨民有一些活动使西哈努克亲王不高兴，或者他们违法了，亲王批评了他们，这是元首有权这样做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侨民的一些做法也是不同意的。
十月二十七日上午，达达赫总统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后前往柬埔寨，途中路过北京首都机场。周恩来特意来到首都机场迎送达达赫。
达达赫对周恩来说：金日成首相让我捎来四点口信给总理先生，作为对总理先生所捎口信的回答：
第一，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
第二，我同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有着深厚的友谊，并非常珍视这种在共同斗争中建立的友谊。
第三，双方存在某些分歧，但目前这些分歧并不严重。如果分歧变得更大的话，双方可以通过见面讨论寻求解决办法。
第四，我相信，如果朝鲜遭到进攻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同过去多次所做的那样，来帮助朝鲜。
金日成还是通情达理的，充分理解了周恩来的艰难处境。
周恩来很感谢达达赫的传话，并再次托他把口信捎给西哈努克亲王。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西哈努克亲王愉快地接受了周恩来的解释和建议，立即撤销了撤回柬埔寨驻华使馆人员的计划。
西哈努克亲王晚年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我结识的世界领袖中，周恩来是我视为最杰出的两位人物之一。另一位是法国的戴高乐。”
西哈努克还说：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巨大的动乱中，如果中国没有周恩来，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和文明民族的地位也将因此而告衰落。
2007/09/10
四十九、恼怒的西哈努克亲王要撤退柬埔寨驻华使馆的全部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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