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左思潮像牛魔王的芭蕉扇，搅得一些人利令智昏，恣意妄为。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晚九时，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
不久前在武汉“七·二○”事件中被当作“英雄”的中央文革小组要员王力，拖着一条打着石膏绷带的伤腿，靠在躺椅上，接见匆匆应召赶来的外交部造反派。
刚刚在上午因揪斗陈毅受到周恩来严厉批评的造反派一见到王力，就像在外头受了气的奴才见到了救命的主子，纷纷诉说各自的“委屈”：
“外交部运动阻力太大，我们认为这个阻力来自……”
“陈毅是三反分子，是外事口最大的走资派。根据陈毅的言行，我们认为陈毅的问题是敌我矛盾。上午我们开批判陈毅的大会，挂出了‘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但总理不同意这样做，还严厉地批评了我们。”
“我们要与陈毅血战到底！”
……
造反派一阵“诉苦”后，王力开讲了：“外交部运动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这么神秘，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个外交就这么难？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他们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那陈毅的方向路线倒对了？你们一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还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
造反派插话说：“整风时有人批评我们夺权夺过了头，说业务权是中央的，不能夺。”
王力：“这话不对。革命和业务不能分开。于部司掌握人事大权不能动，那么照这样说中央组织部要恢复吗？它掌握最大的人事权嘛！选干部不能选保守派，要选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不看这一条，只看什么级别，什么长，这个统统打倒。”
说到这里，王力激动得挥舞着手，挣扎着坐了起来：“二十几岁可以当中央部长，为什么不可以？二十几岁可以出来做领导工作。我们小组戚本禹、姚文元同志三十几岁。我看你们现在还没有掌握权，有点权才有威风。”
造反派插话：“有人说，有些干部不能靠边站，不能撤职，说是还没有定性……”
王力：“那么文明啊，这是干革命！有人不做工作还让他看文件干什么？造反派为什么不能看文件？反毛主席的倒可以看，这是笑话！喊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成了罪过，为什么不能喊？文化大革命革了一年了，竟在外交部出现这种怪现象，令人深思。”
造反派插话：“整风整了三个月，我们做了三次检查。”
王力：“你们有多少好检查的？他们问题那么严重，他们检查了多少？你们以后有材料，寄给我们。监督小组不能成为花瓶，要真实地监督。揪陈毅的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他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去接受批判、作检查，就是可以揪。揪他有什么不对？是反革命？有那么严重？"
接见从九时开始，一直持续到十一时。
周恩来是在第二天从造反派散发的传单上得知王力的讲话内容的。
王力的讲话，矛头明显是冲着周恩来来的。但周恩来没想到王力竟说得这么露骨。
自从一月夺权风暴发生以来，周恩来在各种场合对外交部群众组织一再强调：夺权只能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外交业务大权属于中央，绝不允许夺，只能监督。对业务的监督也是有范围的，不是全部。
不光是外交业务大权不能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业务权，如财政权、国防权、军事权、新闻权等都不能夺。
二月份，周恩来还当场下令逮捕了操纵造反派打倒李先念、夺财政部财政大权的财政部某副部长。
对陈毅，周恩来更是一保再保，不同意造反派打倒陈毅。
这些，王力都是知道的。
也许是想要当面问个究竟，周恩来看到王力的讲话后，曾提议与康生、王力一谈。但康生、王力置之不理。
康生、王力是不敢前来与周恩来谈的。他们无法直面周恩来的质问。对此，康生已经领教过一次。
在六月份，康生就向周恩来砍了“一刀”。他在接见外事口造反派的一次讲话中，给建国后的外交扣上了“三降一灭”的帽子，说：“我最近看了一些文件，发现不是三和一少问题，是三降一灭，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投降，扑灭人民的革命。”
周恩来得知后，非常气愤，曾当面责问康生：“外交部总的政策不论是我兼外交部长的时候还是陈毅当外交部长，都经过我的手，我都送毛主席看。对外政策基本上是主席讲的，我们办具体事项。”
康生做贼心虚，推说他是指中联部的王稼祥。
王力不敢同周恩来谈，他跑到了陈伯达、江青处汇报。
陈伯达、江青表示：讲得好，有点造反派精神。
康生也说：王力的讲话符合主席精神。
康生纯粹是在假传“圣旨”。后来，毛泽东在谈到王力的“八七讲话”时说：“王力的那些谈话我也不能说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
王力的“八七讲话”，并不全是王力在七二零事件的“英雄”的光晕中，被“胜利”冲得不知东南西北的表现，而是急于抢班夺权的野心家在久攻不下的情形下一种迫不及待、孤注一掷、歇斯底里的赤膊上阵。
在王力“八七讲话”的煽动下，外交领域的极左思潮越演越烈，外交局势一度失控。
八月十九日，有恃无恐的外交部造反派冲砸外交部政治部，强行封闭所有副部长办公室，悍然宣布夺取外交部大权。
四天之后，八月二十二日，狂热的造反派又放火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
火烧英国代办处是典型的极左思潮越演越烈的结果。
事件的导火索是一起简单的劳资纠纷。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香港新蒲岗人造塑胶厂的工人上街罢工游行，要求增加工资。港英当局出动警察驱赶，双方发生殴打，多名工人被打伤，二十多人被逮捕。
对英国方面的镇压行动，周恩来认为，中国政府作出反应是必要的，但基于我国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和政策，又要十分注意斗争的方式方法和策略，要注意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要文斗，不要搞武斗。武斗会遭英方镇压，且容易被美国利用。
周恩来还对香港工委指出：香港工人可以搞一些临时的突发性的罢工，不要搞像一九二五年省港总罢工的形式，因为时代不同了。一九二五年在香港投资的主要是外商，搞总罢工可以使香港成为死港，而六十年代香港的主要投资者是华商，香港百分之七十的日用品和百分之九十的副食品都是我国供应的，如果搞总罢工，日本商人就会去占领这些市场。另外，搞长期罢工，工人无工资收入，生活要靠国家救济，这会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对我不利。
然而，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周恩来的指示并没有得到贯彻，相反，还搞了一系列极左行动，斗争逐步升级，事态越闹越大，致使我方骑虎难下，很是被动。
对此，周恩来有过多次批评。
五月十六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港英当局镇压中国同胞的暴行后，“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成立，用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反英标语贴满街头，反英口号震耳欲聋，罢工游行此起彼伏。有些人还用土制手榴弹和炸弹袭击港英警察。
为配合香港工人行动，北京一百万群众在英国驻华代办处前举行游行示威。
游行前，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制定了几条规定：游行可以向英代办处提抗议书，但对英代办处不冲、不进、不砸，不阻拦英代办处人员进出，不揪斗，不打人。
但在张春桥、姚文元把持的上海，工人、红卫兵多次到英国驻上海侨务代表的办公处和住处举行抗议游行，并冲入英侨务代表的办公室和宿舍砸家具、贴标语，还把他拖至院内进行批斗，强迫他念毛主席语录，甚至还有打人行为。
周恩来得知后，批评有关部门：为什么不把北京群众在英代办处游行的几项规定告知上海执行？并责令尽快通知上海市严格执行中央的规定。
五月二十二日，在“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的组织下，香港工人和各界群众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前往港督府贴大字报，同港督府门前的警察发生冲突。同日，港英当局宣布实施《紧急条例》。二十三日，群众继续游行抗议，港英警察向群众开枪，打死一名工人，数十人被捕。此后，港九工人纷纷举行大罢工。
针对在香港问题上越来越左的做法，五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周恩来专门召集外办、外交部、港澳工委有关负责人谈香港问题，对“要打死几个警察，以收杀一儆百之效”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说：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潮。虽说我们不承认香港是国外，但它还是在英国的统治之下。我们现在既不是马上收回香港，也不想同英国打仗，我们对英国的斗争还是要有理、有利、有节，不主动出击。香港的工作照抄内地红卫兵的做法，行不通。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的调子不能太高，应当同内地的报纸有所区别。
周恩来还批评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在报道香港问题上有意夸大的做法。当时，新华社报道港英警察打死打伤游行工人二三百人，《人民日报》根据新华社的消息又冠以“血腥大屠杀”的标题刊登。周恩来就此事指示新华社进行核实，结果发现实际上只死了一人，伤几人。对此，周恩来严厉地批评说：这是严重的失信，更加激起人民的义愤，使我国在政治上很被动。发这样大的消息报道，为什么事先不向我请示？你们越搞越大的目的是什么？
五月二十六日，英国派遣航空母舰“堡垒”号开到香港，并在香港地区搞海空军联合演习。
六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措辞严厉的社论《坚决反击英帝国主义的挑衅》。社论指出：“警告英帝国主义者：这场斗争还刚刚开了个头，更加威武雄壮、更加气壮山河的战斗还在后边！”
“港九爱国同胞们，进一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勇猛地向着万恶的英帝国主义展开斗争吧！随时准备响应伟大祖国的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
可以想像，在当时那样的极左氛围中，上述言辞对置身于香港斗争的大多数人来说，如同是一针强烈的兴奋剂。有关领导人也受到鼓舞，更加积极地组织“造反”，香港地区的斗争一再升级。
有的人甚至喊出了“收回香港”的口号。
中国方面在起草给英国方面的抗议照会中还这样写道：“英国政府必须立即停止在中国大门口的挑衅性军事演习。否则，中国政府将采取必要的措施，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英国政府承担。”
六月六日，周恩来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谈香港斗争问题。会上，周恩来就我方起草的在给英国的抗议照会中“中国政府将采取必要的措施”的措辞提出批评：“我们采取必要的措施是什么？你们跟总参商量了没有？外交不和国防联系，照会上写上就是放空炮，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一九五○年我们对美国侵略朝鲜发表声明说，中国不能置之不理。当时加这一句话时我国已经在东北调动部队了。”
周恩来在讲话中再次强调：在香港的斗争，不要搞总同盟罢工，不要主动打仗。
然而，一九六七年的七、八、九三个月，正是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最猖獗的时刻。周恩来的告诫没能有效地遏止香港斗争的不断升级。同时，正象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所说的那样，“由于斗争的不断升级，已升到骑虎难下，难以控制的地步，使我们自己很被动。”
七月初，一些群众在九龙边界地区举行集会游行，闻讯赶来的英方警察和游行群众发生冲突，打死中方工人一名，打伤几名。驻守边防的我一民兵小组冲出边界前去支援，被英方警察包围。不得已，我边防部队只好开枪掩护民兵和群众撤退，打死了英方几名警察。
港英政府紧急调集廓尔喀步兵十一旅所辖部队开进沙头角接替警察。局势更趋紧张。
七月十日、十二日，周恩来召集总参、外交部有关负责人谈香港问题，再一次批评在香港斗争问题上的极左做法，说：在香港动武不符合我们现在的方针。昨天，主席又讲了，还是不动武。如果我们打了过去，那就是主动出击了。香港问题，现在是群众运动，又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如果出动正规部队，群众一推动，就控制不住了，你打电话也来不及。香港斗争是长期的，我们不能急，搞急了对我们不利。对主席这个方针，我们要取得一致的认识。
七月下旬，周恩来还派外交部的一位副部长专程前往广东，向负责香港工作的有关部门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纠正在香港斗争问题上的极左做法。
但是，受极左思潮煽动的极左情绪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狂奔不已。香港斗争由游行、罢工发展到组织埋地雷、搞真假炸弹。
一些受极左思潮影响的小报甚至提出了制造武器、拿起武器、夺取武器的口号。
这样，更加激起港英当局的公开镇压。
八月，港英当局逮捕了一些埋地雷、搞真假炸弹者，并强行封闭了三家左派小报社，逮捕了数十名新闻记者和报社工作人员。
中方向英方提出了限四十八小时之内启封三家报纸和释放被捕人员的抗议照会。
此时，正是王力“八七讲话”出笼，外交部被夺权之时，外交大权落入造反派手中，外交部发往驻各国使领馆的电报中竟赫然写有“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口号，外交局面呈失控态势。
正如毛泽东后来说的：有一段时间，一九六七年，我们控制不住我们的外交部，管不了了。有那么两个月，天下大乱。
八月二十二日晚，外事口的造反派和北京高校的红卫兵在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举行“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的群众示威。
水泥路面蒸发的酷暑余热和人群身上的汗臭热气漩成一股灼人的气浪，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示威的人群骚动着、激颤着、汹涌着。
北京卫戍区和外交部联络站的有关负责人打电话给总理值班室请示怎么办，周恩来正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不在西花厅。总理值班室秘书根据周恩来一贯强调的精神，答复说，还是按总理的指示办，不能冲，不能砸，在外边示威可以。
卫戍区和外交部联络站的工作人员即向示威群众传达周恩来的指示，进行劝说。
然而，这一次不同了。被极左狂潮所膨胀的造反派和红卫兵置周恩来的指示于不顾，无视工作人员的劝阻，向英代办处发起冲击。
二十二时四十分，几乎是在同时，一千多名造反派冲破卫戍区部队的警戒线，从英代办处围墙的西墙、北墙、正门三个方位突入英代办处。
一番冲砸还不过瘾。院内有个车库和汽油储存室，里面停有七辆汽车。砸红了眼的造反派取来汽油，就在东、西两院开始点火。
顷刻之间，东院楼的地板、门窗、车库、油库及七辆汽车，西院楼的门窗、三个卧室、档案室、两辆汽车已腾起熊熊大火。
周恩来接到冲砸英代办处的报告后，立即指示卫戍区部队劝说群众撤出，保护好英代办处工作人员，阻止事态进一步扩大。
周恩来后来曾说：“运动发展到八月份，外交部也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坏分子钻进去夺了权。群众包围了英国驻华代办处，我们事先毫无所知。等我知道时，已经来不及了，火烧起来了。当时我们下命令要群众离开，那些坏人不听。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广播命令时，英国代办听到了，他相信这是我们政府的意见，他就找我们解放军保护，结果他没有受伤。”
卫戍区部队奋力扑救，到二十四时才把火扑灭。英代办与其他十五名人员一起，被部队从火场中救出。另有七人分别跑到了外交公寓和芬兰驻华使馆。
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世界外交史上也很罕见的一起涉外事件，连同此前发生的造反派冲砸印度、印度尼西亚驻华使馆，把周恩来主持的新中国外交和国际声誉降至“冰点”。
周恩来的愤怒、无奈是可想而知的。
二十三日凌晨三时，火烧英代办处三个小时之后，周恩来把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召集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厅，严厉批评外交部夺权和火烧英代办处的行径。
以下是周恩来与造反派的对话：
周恩来：你们夺外交部权，要所有副部长向你们报告，出入要你们批准，有外事活动找他们还要我向你们请求。
造反派：王力同志讲话说……
周恩来：你不要从王力同志讲话里捞稻草，一根稻草也捞不到。你们把外交部所有副部长的办公室都封了，也不给中央打报告，我找谁办事？部党委几个人你们都点了名，说某某是三反分子，你们都有通令，完全目无中央。
造反派：封部党委的目的是促进新的领导班子的形成。
周恩来：促进部党委改组也要跟中央商量嘛，你们不能封了以后让我们听你们的意见。
造反派：我们封了以后听总理的。
周恩来：你们也没有打电话给我，也没有通知我。你们发生了问题要我替你们办事，那好，请你来做外交部长。
造反派：我当不了。
周恩来：你的做法就是这样。四天外交大事没有人管……
造反派：外交部左派组织可以管嘛！
周恩来：左派组织中央没有承认嘛！它只是监督。你们现在拿监督小组的名义发电报给国外，中央看了，认为完全是非法的，法律上不算数的。……中央几次决定不能冲外交部，外交、国防大权不能夺，你们就是不听。事前也不和中央商云，事后也不来商量，你们头脑发热了。
我今天首先问你们，我们国家的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和毛主席授权的国务院来管，还是你们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外交权力，那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
造反派：当然中央来管。王力同志讲话以后，我们觉得……
周恩来（气愤地打断）：都拿王力同志讲话，你们不能拿这个捞稻草。
造反派：我们觉得执行中央的决定要有革命者来执行，姬鹏飞、乔冠华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代表外交部。
周恩来：那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各省成立革命委员会、三结合都要跟中央请示。中央如果不同意就不合法，报纸都不能登。……你们下的命令，一句中央也没有提。你们连传单都没有给我们一张。你们十九日进管（外交部）以后没有任何一封信给我，一个纸条都没有给我们。外交大权四天在你们手里，一直到今天把英国代办处都烧了。我跟你们讲了多次，根本不听。
造反派：因为造反派可以办好事情，外交没有中断嘛！
周恩来：这是什么话？你们那个联络总站给驻外使馆拍电报打倒刘、邓、陈，不符合中央精神。点名是一件大事，不能叫中央跟着你们办事。你们自由发报，也不给中央打招呼。这样的电报就是外交部副部长批的还得拿到我这里，还得送给中央、毛主席看。已经四天了，控制不住局势了。如果我们不严肃指出来，再不出来讲话，就要犯罪了。我们没有料到你们来这么一手，事前也不打招呼，事后也不报告，严肃一点说就是目无中央。……
你们两方面的指挥部无论如何要撤出，你们的指挥部在那里指挥外交，成为最高权力机构不行。
……
（周恩来叫北京卫戍区的同志汇报火烧英代办处的情况。在现场的卫戍区警卫师某团的一名同志汇报了火烧英代办处的具体过程。）
周恩来：今天的行动是谁发起的？
外语学院一造反派：他们自发的。
周恩来：现在在北京说自发的话，我都替你们感到难过，感到脸红。
造反派：反帝反修联络站发起的。晚上十点他们必须答复，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
周恩来：采取任何行动要党中央毛主席下决心。没有答复就采取行动，这是自发的吗？这是无政府主义嘛！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社论、广播都说了不少，连续广播了几天反对无政府主义。我们说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倾向，是对内说的，这一下给人家证明了，这还不是无政府主义呀？我们是不是向英代办警告、提抗议，这是毛主席或我们政府所决定的，你们说能不能群众说了算？当然不能。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嘛，我们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怎么就能说是自发的？
造反派：我们以前砸过印度尼西亚使馆，对帝国主义不能丝毫退弱。
周恩来（气愤地站起）：你说不能丝毫退弱，你是不是打算今天就要收回香港？请你回答。采取一个什么行动中央决定了还得请示主席，我都不能定，你们随便一个什么战斗队就定了？
外语学院造反派：你这个感情就不对。
周恩来：什么感情？
外语学院造反派：我们负担责任嘛！
周恩来：同志啊，你们负得了这个责吗？你们把辜情做错了可以回家睡觉，还是要我们来处理，最后还是要中央负责。
从以上对话中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另一方面是造反派的有恃无恐。
六月底七月初，周恩来曾两次劝阻了造反派冲砸缅甸驻华使馆的企图。那时，周恩来打电话还有效。然而，到八月份火烧英代办处时，周恩来的指示就不管用了。
为什么？
周恩来自己说的一段话是最恰当的解释：“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
这些挑动与操纵群众运动的“坏分子”不是一般的坏人，而正是当时如日中天的中央文革一伙。
造反派的许多行动，都与中央文革一伙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就是他们在背后操纵和支持的。
王力的“八七讲话”，煽动夺外交部大权，就是此类操纵的赤裸裸的“充分暴露”。
正是因为这样，造反派在周恩来面前才如此有恃无恐。
怎么办？
局势已经有点难以控制了。王力的“八七讲话”、外交部夺权、火烧英代办处，在全国各地产生了连锁反应。如果听任这种局势继续发展下去，不仅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将会毁于一旦，党和国家本身的前途和命运也不堪设想。
周恩来心里很清楚：中央文革一伙利用毛泽东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想法，欲图打倒一切，搞乱一切，乱中夺权。但毛泽东的本意也绝不容许中央文革一伙这样一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的乱法。乱到什么程度，毛泽东心里还是有考虑的。
八月初，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煽起的“揪军内一小撮”，搞得军队人心惶惶也很不满，提出了批评。
几十年革命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练就了周恩来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具备的坚定的斗争精神与灵活的斗争策略高度结合的才能，练就了周恩来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在文化大革命党的领袖的严重失误与林彪、江青一伙利用这一失误肆意横行相交织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周恩来对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更多的是采取种种迂回的、韧性的斗争方式，但也并不是一味地迁就、退让和忍耐。一旦时机成熟，周恩来会像闪电一样，迅猛出手，给作恶者以致命的一击。
物极必反，作恶者必自毙。中央文革一伙没料到他们迫不及待的赤膊上阵，把他们操纵和煽动造反派夺外交权、夺军权的阴谋来了一个充分暴露，给周恩来提供了一个出击的机会。
周恩来看准了这一时机，决意给狂妄的中央文革当头一棒。
八月二十五日凌晨一时，周恩来开完中央文革碰头会后，单独找跟随毛泽东南巡，中途回京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谈话，并要他直接去向在上海的毛泽东请示报告。
杨成武将军后来回忆说：
周恩来在向我讲了各省的情况后，又谈到王力八月七日在外交部的谈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占领外交部的事，连锁反应到外贸部和其他部，还有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及借口揪刘少奇，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并有揪军内一小撮的味道。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恩来还给我一份王力的“八七讲话”，要我转送给毛泽东。
八月二十五日上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我乘飞机去上海，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委托我报告的事项。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罢汇报说：“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
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你马上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我从毛泽东那里出来，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好飞机后，又回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严肃地对我说：“王力这篇讲话极坏，现在叫王‘八七’膨胀起来了，会写几篇文章，膨胀起来了，要消肿，王（力）的错误大，我的看法此人书生气大些，会写几篇文章，不大懂政治，王的破坏力大些，关（锋）听王的话，王力的兴趣不是什么部长、副总理，这个人爱吹。”
稍停，毛泽东喝了口茶，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我准备好纸和笔后，毛泽东继续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个人汇报，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将记录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马上请总理办。”
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本禹）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沉思片刻后，毛泽东解释说：“对戚本禹指出是犯了严重错误，要严肃批评，限期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来，看他改不改。”我又将毛泽东的话记录下来，请他过目后，直接乘车驶向机场。
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当晚，在钓鱼台，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他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毛泽东的指示。随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
四个月之后，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王力、关锋、戚本禹是中央文革的三员“干将”，江青手下名副其实的“车、马、炮”，文化大革命中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他们实际上是江青、陈伯达、康生的代言人。许多江青不便说或不便做的都是由他们去说和做。由于他们有中央文革成员的特殊护身符，更仗着他们与江青、林彪的铁关系，要拿掉他们，当时在一般人看来，那都是不可想像的。
当然，拿掉王、关、戚，没有毛泽东的支持和决定，那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没有周恩来在其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也不可能有王、关、戚的迅速垮台。
有学者形象地评论说，周恩来将中央文革王、关、戚这几个不可一世的人物果断地实行处置，拆去了中央文革这座“阎王殿”的一角，使江青一伙痛失“车、马、炮”，标志着中央文革这一“左”的历史怪胎走“背运”的开始。
隔离审查王、关、戚，是周恩来同林彪、江青一伙较量的一次阶段性的胜利，对江青一伙来说，绝不亚于八级以上的大地震，迫使他们的嚣张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
王力、关锋被抓起来后，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不得不表态说：外交部还是由总理管。
隔离审查王、关、戚，对全国急剧混乱的局势也是一个有力的遏止。
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造反派代表和部党组成员，重申外交大权属于中央，严厉批评那个在外交部夺权后代理“外交部长”一职的“革命领导干部”，给他发出了严正的警告：你最近到处讲话、作报告，散布“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你这样做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现在，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信誉。
十二月初，周恩来接见参加港澳会议的港澳工委负责人时，再一次批评了在对港英斗争中的一系列极左做法，说：这些做法是脱离群众的，要尽快纠正。
此后，中央对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得以正确贯彻。
中英双方开始采取相应的措施，以缓和相互之间的关系。
中国方面主动修复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并向他们道歉。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谭森。周恩来说：英代办处房子是被坏人烧了。中国政府是反对那件事的。那天晚上，用以我为首的几个人的名义联名广播劝他们不要烧，但是那些坏人不听。你们的代办由解放军保护起来了。我们祝贺你们搬回去。修复费用应由中国政府负担。
同年，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表示：英国愿意撤销在台湾淡水的领事馆，并希望就中英两国外交关系的升格问题进行谈判。一九七二年三月，中英两国达成由代办处升格为大使馆的协议。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周恩来会见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霍姆，对一九六七年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烧一事再次表示道歉。他说：一个国家不会是永远正确的，总会犯一些错误的，总要检查嘛。我们是以这样的态度对待你们的，错了就承认。
谈到香港问题时，周恩来说：我国政府对极左分子在一九六七年的活动和他们在香港采取的政策是不赞成的。但你们一镇压，这个问题就大了。
周恩来明确告诉霍姆：只要亚洲不发生大的战争，香港的现状就可以维持。保留香港作为自由港，这对中英双方都有好处。
霍姆对周恩来坦诚相见的态度非常感激。中英关系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2007/09/10
四十八、周恩来一再批评在香港问题上时英国的极左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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