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九、接收了一个烂摊子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居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接收了国民党留下的一个烂摊子。
当时，解放战争并未结束，除台湾而外，沿海岛屿还有舟山、马祖、金门、海南尚诗解放；在大陆上，两广和西南的云，贵、川以及新疆、西藏部还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战争还要继续进行，军费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俘虏的大批国民党官兵如果不管他们，让他门到社会上自由活动，将成为不安定因素，非把他们包下来不可。到一九五○年最高峰时，这些俘虏达到五百五十万人。
军队包下来，国民党政府的文职人员也要包下来。南京、上海解放时，曾实行精兵简政，裁减人员，闹得这几个地方很不安定。而且这些人也不是毫无用处的，经过思想改造，还能为我所用。这样，全国的公职人员达到三百五十万人。也就是文武加起来共计九百万人要包下来。尽管当时实行的是毛泽东讲的“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政策，对国家来说，也是很沉重的负担。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至二十三日，周恩来对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和航务会议的人员讲话时说，因为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基本胜利，这种负担叫做“胜利负担”。
在旧中国，工业和农业部极其落后，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国民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新中国建立时，工农业生产远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拿农业来说，抗日战争以前全国粮食的最高产量是二千八百亿斤，而一九四九年大约只有二千二百四十亿斤。一九五○年计划增产一百亿斤，距离战前最高水平还差得远。棉花生产的情况更坏，只有战前的一半左右。当时农村每人每年的收入约四百斤粮食，需要向国家交纳80斤公粮，这个负担是很重的。
工业方面。战争中遭到的破坏更为严重。一九四九年我国现代工业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七。主要产品同历史上最高年产量比较，煤减少百分之四十八，铁减少百分之八十六，钢减少百分之八十三，棉纺织品减少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由于农业生产没有恢复，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品维持正常生产也感到困难，而且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出现了空前的恶性通货膨胀，市场极为混乱，以上海为例，物价上涨比战前高达二百万倍，城乡人民购买力低下，商品卖不出去，使工业受到极大的影响，同时造成了大批工人失业。
交通运输急待恢复。当时全国有铁路二万多公里，除了东北占百分之四十左右因解成较早得到恢复以外，关内的只在逐步恢复之中。航运可供使用的船只很少，大都是吨位小的沿海、内河轮船，许多海轮被国民党胁迫到台湾或香港。
工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商品流通不畅，这就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谈到当时的税收时说，现在农村负担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一点四，城市负担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九，而实际上许多税收如盐税、货物税、屠宰税等，很大一部分还是要转嫁到农民身上。而国家企业收入只占百分之十七点一，以上三种税收不够国家的支出，还会有赤字，这就要发公债。在编制一九五○年国家预算时，支出的百分之八十二靠各种收入，百分之七靠公债，其他靠发行货币。
一九四九年水旱天灾又很严重，全国有一亿二千万亩耕地、四千万人受灾，对这些灾民人民政府不能置之不顾，必须采取紧急救济和生产自救等措施，这也要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
当时官僚资本在接管城市的过程中，已经陆续收回国家所有，帝国主义在华企业，也受到许多限制，只有民族资本因为它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受到保护，他们还有一点经济实力。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看不起共产党，认为这些“土包子”只会打仗，不懂经济；能够统治农村，管不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有人说：“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是零分。”一些投机商公然和政府较量，国民党崩溃前夕，金元券形同废纸，市场上银元通行，有的地方甚至拒用人民币。上海解放的第一个星期，投入流通的人民币不到20亿元（旧币，等于后来的20万元），数量并不大，但大部分还是浮在市面上，买不到成批的货物。加之黑市猖獗，上海证券交易所已经命令停业，投机商却把它作为银元投机的指挥所，大街小巷银元贩了到处活动。他们抬高银元价格，进行黑市交易，扰乱金融市场，市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这种现象如不制止，市场秩序建立不起来。一九四九年六月，上海市组织一次严厉的政治打击，首先发动以工人为骨干的各阶层人民，造成强大的舆论攻势，关闭银元投机中心上海证券交易所，拘捕严重违法的投机商，然后实施金银管理办法，从此人民币才得以流通，并占领市场。
一波才平，一波又生，银元投机风平息后，粮食和纱布价格急剧上涨，一九四九年十月，天津、上海物价如脱疆之马，天津是粮食带头，上海是纱布领先，华中、华北都受到影响，可谓波及全国。政府当然不能让投机商人这样兴风作浪，立即采取措施，一方面筹集物资择机在市场抛出以平抑物价；另一方面收紧银根，征收税款。这样一放一收，才使市场趋于稳定。但从当年七月到年底，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四大城市，物价已上涨三倍多。
帝国上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与扰乱，也是造成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当时沿海港口的海运极为困难，南方许多岛屿还被国民党军队所盘踞，对外贸易主要是与苏联及东欧国家进行。许多我们需要的物资无法取得。国民党还经常派飞机轰炸沿海城市，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遭到的损失最为严重。一九五○年二月六日，上海最大的杨树浦发电厂被炸，不仅使许多工厂停工，市民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周恩来与苏联政府协商派来空军，才使国民党的骚扰有所收敛。
形势确实是严峻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总是盼望着共产党失败，他们说：“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有些民主人士也担心共产党缺乏经验，治理不好国家。
当时，作为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要当好这个五亿多人口大国的总管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这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几十年艰难曲折的革命历程中，早已炼就了百折不挠，不畏艰险，不怕困难的意志。为了尽快把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整治好，他又开始为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废寝忘食，日夜操劳起来。
八十、为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决不可以丢掉乡村，只顾城市”；“必须以极大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同时指出：对民族资本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对民族资产阶级要既团结、又斗争。
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周恩来，参加了这些会议并参与决策。早在青年时代就立志要让中华腾飞于世界的周恩来，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在中国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前夕，已在思索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一九四八年六月，他写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的提纲，其中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是反对旧民主主义或旧资本主义的经济方针的”。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与旧民主主义经济的区别是前者为无产阶级领导，后者是资产阶级领导；前者是为多数人，后者是为少数人；前者是以劳动大众为主，附加自由资产阶级，后者是以资产阶级为主，附加劳动大众；前者是基本上计划经济，后者是完全自由主义经济。对国营、合作、私营三种经济，他提出主要与次要、少数与多数、国家命运所系或非国家命运所系等问题。同时还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也是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或极端平均主义的方针。从这份提纲里已可看出周恩来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脉络，同后来七届二中全会所提出的，基本上是一致的。
一九四九年三月下旬，党中央到北平后，周恩来除了继续协助毛泽东指挥军事，领导国统区党的秘密工作以外，把更多的精力用在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组织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方面。受党中央的委托，他主持起草了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向大会作了关于《共同纲领（草案）》特点的报告，其中，谈到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时，他指出它的基本精神是照顾四面八方，就是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新民民主义五种经济的构成中，国营经济是领导的成分。在逐步地实现计划经济的要求下，使全社会都能各得其所，以收分工合作之效，这是一个艰巨而必须实现的任务。在这个报告中，他还说明《共同纲领》中之所以没有明确地把新民主主义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发展前途写出来的原因。
我在上一章已经谈过了。一九五二年六月，他又进一步指出，当时不写入，是为了避免急躁地把前途当作今天要实行的政策，避免发生“左”倾错误。从周恩来的这些观点看，他对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当前任务、长远任务，以及需要避免的错误，思想上是十分明晰的。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如何恢复呢？当时各部委分别召开全国性的会议，一方面了解情况，一方面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方针和计划，也就是如何把《共同纲领》中的规定具体化。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下旬，周恩来在《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的报告中谈到国家财经计划问题时说，一九五○年国家财政负担是很重的，因为一方面要继续进行解放战争，同时又要负担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公教人员的生活，必须采取恢复生产、开源节流的办法，要求全体工作人员在建设新中国的时候，要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在谈到处理六种关系时，他指出我国确定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方针，但不能忽视农村，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无法发展，要认识这样一个辩证关系。在内外关系方面，我们以自力更生为主，欢迎友邦在平等互助基础上的帮助。工商关系方面，他强调工业为主，国营和合作社商业要服务于工农业产品的流通，防止投机现象。关于公私关系，他指出国营经济是领导成分，但允许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遇到困难，政府会帮助它的。关于劳资关系，实行毛主席确定的“劳资两利”的方针，采取保护劳动的政策，也给资方适当的利润。最后谈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他强调要利于国家的统一，又要因地制宜，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这个报告体现了党的方针，也充分反映了周恩来对于恢复国民经济与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主导思想。
当时国家的财经工作，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直接领导。这个机构建立于一九四九年七月，主任是陈云。建国后陈云仍为主任，副主任为薄一波和马寅初，以后，又增加了李富春、邓小平、曾山、贾拓夫、叶季壮。除马寅初是著名经济学家外，陈云等同志都是领导经济工作的能手，中财委是做出了很大成绩的。作为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也要过问中财委的事情，在努力恢复生产、交通的同时，参与领导统一财政、稳定物价，主持制定根治淮河的方针、规划，采取救济失业工人的措施，逐步减轻农民负担等工作。一九五○年抗美援朝开始后，周恩来由于兼任外交部长和中央军委主管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军事、外交上繁忙紧迫的要务纷至沓来，曾有人劝他对经济方面的事情可否少管一点。但他认为，党中央委托他主管政府工作，凡是以政务院名义发布的决定、法令都需要由他亲自审走，不管财经方面待批急件有多少，问题多么繁杂，他都及时、填密、周到地逐步解决。周恩来不知疲倦地工作，主管财经工作的同志出色地完成任务，使得我国既要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同时又能使经济迅速恢复，财政收支平衡，物价保持稳定，人民生活有了初步改善。
这里，我谈谈周恩来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在我党的领导人中，和民族资产阶级打交道最多的是周恩来。在重庆时期，他和实业界人士接触频繁，不少人同他成为彼此可以信赖的朋友。他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了解是很深的。
建国以后，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了政府，和我们合作共事。但是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在党内包括一些高级干部中，思想认识并不都是正确一致的。一九五○年四月，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提到银行系统一位负责同志在统战工作会议上发言中说：“今天斗争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经济政策是‘允许、限制、排挤’（民族资本）”；我们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等。起先，周恩来以为是个别人的看法，会后他发现中南区一位参加中央财政会议的同志回去传达时，也是这样讲的。他才警惕起来，把那份发言打印出来，送给了毛泽东和刘少奇。毛泽东对这份发言作了很多批注，说：“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到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并指出“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他们困难时应给予扶助使之发展。”毛泽东还严厉批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老百姓点灯”的错误说法。
在“三反”、“五反”中，周恩来也严厉指出资产阶级的种种犯法行为，但他看待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是两点论。当时不少干部“左”的情绪比较严重，有人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一九五二年六月，中央统战部召开全国统战部长会议，我是统战部秘书长，筹备这次会议，周恩来到会作了报告，并在第二部分“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中，详细阐明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和现状。他指出资产阶级的本质是唯利是图，就是剥削工人榨取剩余价值。
尤其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必须把它的本质揭露出来。但是资产阶级还有积极进步的一面，我们还要尽量地利用，让它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使我们的经济能更快地发展。有一个同志在会上说，跟资产阶级做统战工作就是讲“外交”、应付、说空话。周恩来指出这种看法不对。他说，这次黄炎培先生打算在全国工商联代表会议的致词中传达毛泽东同志告诉他的一段话，就是“四马分肥”，即私营企业中把利润分成四份，其中国家一份，就是税收；工人一份，就是福利费；还有一份公积金，作为再生产之用；第四份就是私人应得到的纯利。实际上资本家所得的是一份多一些，因为公积金在将来发展生产中所取得又分成四份，他又得到一份。这难道是毛泽东同志闲得没事，把黄炎培找去聊天讲闲话吗？毛泽东同志没有这样的闲工夫。他找一个人去总是有目的的，毛泽东同志向黄炎培讲清道理后，黄炎培就给资产阶级写信，用他自己的口气向资产阶级传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这有什么不好呢？经过他们把党的政策传达到他所代表的那一部分人民中去，这是很有效的。这能说是应付、说空话吗？从新中国建立到一九五二年底的三年间，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政务院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工农业生产一般地达到或超过解放前的水平。三年中，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七点五，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一百四十四点九，农业增长百分之四十八点五，特别是粮食产量有很大的提高，超过解放前最高产量的二千八百亿斤，达到三千二百七十八亿斤。建国时占工业总产值一半左右的私营企业，也有所发展，发挥了它应有作用。作为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为这个成就倾注了多少心血啊！
八十一、第一个五年计划
周恩来预计国民经济的恢复要用大约三年的时间。建国初期，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地投身于经济建设事业，三年之中，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根本扭转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留下来的混乱局面，不仅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许多生产项目取得超过预期的成就，国民经济的恢复提前实现了。
毛泽东高瞻远瞩。一九五一年二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构想，决定自一九五三年起，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要求立即着手制定五年计划各项工作，争取在22个月（即一九五一年的十个月和一九五二年全年）的时间内，完成试编工作。经周恩来提议，成立一个六人领导小组加强领导。小组成员是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这六位同志陈云是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李富春是中财委副主任，聂荣臻是代总参谋长，宋劭文是中央财经计划局局长。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鉴于战争短期内不可能结束，中央作出了边打仗边建设的战略决策。中央指出，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的五年中，是我国长期建设的第一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提高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并保证我国经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根据毛泽东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意见，明确了五年建设的方针为：（一）工业建设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重工业优先建设钢铁、煤炭、电力、石油、机械制造、军事工业、有色金属及基本化学工业。轻工业优先发展纺织、造纸和制药工业。（二）工业建设的速度，在可能的条件下，力求迅速发展。
（三）工业的地区分布，应有利于国防和长期建设，并且结合实际情况，充分发挥东北及上海原有工业基地的作用，继续培养与利用已有工业基础与技术条件，为建设新厂矿、新工业基地创造条件。（四）铁路建设以沟通西南、西北和中南为主要任务，以适应在国防安全条件下，长期建设的需要。
当时中央财经委员会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的指导思想是：（一）经济计划要确实保证重点。（二）建设的规模和速度，要按实际需要和财力、人力、物力条件的可能进行安排，并且配套建设。（三）第一个五年计划应同第二个五年计划相衔接。
一九五二年六月，中财委汇总各大区和工业部门上报的经济建设指标，试编出按部门和行业划分的《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计划轮廓（草案）》及其《总说明》，有两大册，主要工业、交通、水利设施都包括了，计划和准备扩建、改建几个重工业区域，其中有以钢铁和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鞍山、武汉、包头三个区域，以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和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兰州区域，以动力设备、重型机械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哈尔滨、沈阳、齐齐哈尔、西安区域，以化学工业为中心的吉林区域，以煤炭和采矿设备制造为中心的抚顺、大同区域，以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洛阳、成都区域。这个工业建设的新框架，体现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为新中国即将展开的有计划大规模建设绘制了一幅宏伟的蓝图。
实行计划经济，在中国没有先例，在世界上也只有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有这方面的经验，于是只能向苏联学习；同时，要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把中国这个农业国转变成为工业国，关起门来搞工业化只能是纸上谈兵，而当时帝国主义是敌视新中国的，对我们进行封锁，不可能从西方先进工业国中得到必要的设备、技术和资金，只有一条途径：争取苏联的援助。
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七日，周恩来率领阵容强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这是新中国建立后他第二次以公开身份对苏联的访问。周恩来任团长，副团长为陈云、李富春，团员有王鹤寿、吕东、陈郁、宋劭文、柴树藩、罗瑞卿、邱创成、刘亚楼等，包括政府许多工业部门和军事部门。当时我国还没有自己的民航飞机，苏联政府派来了三架军用飞机和一架民航飞机，供中国政府代表团使用。飞机途经伊尔库茨克时，住了一夜，第二天又换乘飞机继续起程，离开宾馆时，周恩来与宾馆服务员——握手告别，感谢他们对中国政府代表团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这些服务员没有料到中国总理竞是这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都深受感动。飞机经新西伯利亚抵达莫斯科。
周恩来一向对工作认真负责，重大事情更是事必躬亲，一丝不苟。抵达莫斯科后，他又将准备提供给苏联政府讨论的“一五”计划草案及《总说明》等详细地审阅一遍，逐字逐句，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凡有错误的地方，做了改正。审阅当中，发现林业采代、造林和木材蓄积计划数字对不上，周恩来当即在电话中严厉批评了负责综合工作的同志。可是第二天，周恩来到中国政府代表团团员住的宾馆，与大家共进午餐，服务员送来一瓶白兰地，周恩来亲自斟满两杯，站起来走到昨天受批评的同志面前，递给他一杯，并微笑地说：“昨天我批评了你，以后要细心一些嘛！不要把这么重要的数字搞错。来，现在我敬你一杯酒，祝你今后工作得更好！”一杯酒，几句暖人心田的话，一下子就把一天前发生的那件不愉快的事情造成的紧张沉闷气氛缓和下来了。大家深为总理的严谨作风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所感动。
为了便于同苏方各部门工作人员商谈和面对面研究计划的制订问题，周恩来把代表团团员和工作人员分成若干相应的组，让他们同苏方有关部门的同志直接接洽，开展工作。这样做，也可以使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超脱一些，有更多的时间考虑和解决一些急需处理的较大的问题。
到莫斯科后两三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设宴招待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代表斯大林起立敬酒。宴会结束后，斯大林陪同周恩来看了电影，边谈边吃糕点、水果，活动进行了三个小时。
各个工作组走上正轨后，周恩来率部分团员参观莫斯科一个汽车制造厂，随后又到斯大林格勒参观访问。此行的目的一是慰问这里在苏联卫国战争中表现英勇顽强的居民，他们蒙受了重大牺牲，对扭转战争局势起了重要作用；二是为了调查这个城市在历史上罕见的最残酷战争——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遭受纳粹军队破坏的情况；三是了解这个城市战后所进行的恢复和重建工作的情况。他们参观了当年的几处战场：面粉厂、万人壑（通向伏尔加河的一条沟渠，只在这一处双方伤亡就上万人）、伏尔加河岸、市街心大厦。
战后在这里任省委书记的莫斯克文描绘了苏联军队和人民在这些地方战斗的惊心动魄的情景。在参观中，周恩来受到了运河两岸人民群众自发性的热烈欢迎。战争结束已经六年，仍是到处断垣残壁，战壕沟渠等战争痕迹尚未消失，可见战祸的深重和恢复的艰难。
九月中旬，斯大林会见周恩来和陈云、李富春，莫洛托夫（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维辛斯基参加会见。周恩来谈的内容主要是：一、中国经济概况；二、五年建设方针；三、五年建设的主要指标和主要项目；四、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五、请苏联援助事项。
斯大林对周恩来的介绍给予积极的反映，他谈了三点意见：一、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应当能够制造汽车、飞机、军舰；二、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一定很快，但是做计划应留有余地，要有后备；三、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价格便宜，技术也是头等的。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苏联自己的重建工作任务很重，而且苏联还从来没有搞过这样大规模的对外援助，他们慨然许诺援助中国，这是难能可贵的。
九月下旬，周恩来和陈云先期回国，留李富春领导中国代表和苏联政府继续谈判。离开苏联以前，周恩来把他亲手办理与苏联往来的有关文件逐一清点，交给李富春的秘书吴俊扬。苏联政府对中国代表团的接待工作，改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国家计委主席萨布罗夫负责。苏联国家计委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组织一批人着重审查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要求援助的项目。中苏双方进行多次会谈和磋商，项目一个一个落实，凡是重大问题李富春都打电报请示中共中央，周恩来都仔细地审阅这些电报，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研究后，及时作出答复。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不幸逝世。八日，周恩来专程赴莫斯科，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参加斯大林的葬礼。他还听取李富春关于同苏方商谈“一五”计划的情况汇报和意见。他听得非常认真，亲自做记录，回国后又整理成文，分送有关领导同志征求意见。
三月下旬，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等人约见李富春、宋劭文和袁宝华。米高扬代表苏联政府对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提出了几点意见：一、关于工业发展速度，原定每年递增百分之二十，但由于建设时期与恢复时期情况不同，速度定高了，摊子就铺得很大，力量分散，因此计划每年逐增百分之十四或百分之十五就可以了。二、中国工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是缺乏自己的专家和地质资料，这两项工作必须做在其他工作之前。苏联的帮助可以减轻中国的负担，但毕竟很多工作要中国自己去做。设备不能全依赖进口，能生产的要自己生产，这样既可节省资金，又培养了技术力量。三、中国“一五”计划，需要大力发展手工业、小工业。手工业是增加财政收入和国民经济积累的来源之一。四、要注意考虑农业。过去三年，中国实行土改，农业收获很大，但今后这个重要条件没有了，就要另想办法保证农业的继续发展。
要保证肥料，注意发展城乡交流。五、铁路建设意义重大。六、五年计划在财政、金融、商品流通方面，还要花力量研究，因为计划中缺少财政和物资平衡。这些意见很有参考价值，比如我们原来准备工业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二十，是根据前三年工业平均增长百分之三十四点八的速度设想的，虽然计划指标已低于这个数字，但经济恢复时期带恢复性质，不可能持久，这一点我们认识不足，苏方的意见提醒我们，使我们减少了盲目胜。
四月初，李富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同米高扬等会谈的主要内容，并决定派宋劭文等回国汇报。四月中旬，宋劭文回国后，即向周恩来汇报。他是晚上十点钟到达总理办公室的，周恩来正忙着处理手中的急事，直到午夜十二点才同宋劭文谈话，听取汇报。周恩来问，“谈判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宋劭文说：“这是因为苏方对计划的平衡工作要求很高，对我们的地质资料、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询问得很详细，而我们在这方面的准备工作不足，使项目选址、施工计划、技术人员的培训等计划的落实，花费了不少时间。”周恩来说：“确定一百多个援助项目，并要守约按期交付使用，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宋劭文拿出七、八幅计划援助项目进度曲线图，从图上可以看到施工进度的各种数据，周恩来很高兴。宋劭文汇报到苏联经济专家说：“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要大于职工人数的增长速度，这样才能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要大于工资的增长速度，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积累；技术人员的增长速度，要大于工人的增加速度，才能保证技术水平的提高。”周恩来很赞赏这几个观点。宋劭文又汇报了苏联计委管综合的同志说：“平衡法是编制计划的基本方法，要从需要算起，充分考虑可能，经过平衡，使计划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这句话给周恩来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把这种观点运用在我国建设实践中，并在“一五”时期形成他对经济建设工作的一种指导思想，即：既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这说明周恩来在经济建设中既虚心学习苏联经验，又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来制定计划的。
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联商谈援助中国“一五”计划，历时八个多月，取得了圆满成功。根据协议，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九年，苏联将援助我国建设与改建91个工业项目。加上一九五○年签约援助我国50个项目，共一百四十一个项目。一九五四年十月，苏联政府接受我方要求，又追加援助15个项目，三批加起来共一百五十六项。这些项目大部是重工业工厂、煤矿、电站。此外，苏联每年接受我国一千名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的培训，又派五个专家组二十名设计专家和50名地质专家，帮助我国建设。苏联政府和人民的援助，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了重要作用，这一点我们应当永志不忘。
“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九五三年六月至八月，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传达了中央关于“一五”计划的指示精神，并讨论它的方针任务，对编制工作进行了初步总结。一九五四年四月，根据工作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以陈云为组长的八人小组，成员有高岗、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陈伯达。同月，毛泽东审阅了陈云提出的《五年计划纲要（初稿）》，并批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审阅。后来由陈云、李富春主持，八人小组接连举行了17次会议，对“一五”计划初稿逐章逐节进行讨论修改。十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位领导人聚会广州，用一个月的时间审议修改后的“一五”计划初稿。周恩来经常召开国务院会议，对计划的细节一一进行研究。周恩来非常重视一百五十六项重点工程的建设，有些工厂选择厂址，他亲自过问，并下去实地考察才最后定下来。
在执行“一五”计划中，周恩来积极稳妥，实事求是，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他指出：绝不要过早提出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当时有的部门和省市的领导人，要求加快速度，出现急躁冒进情况，这些话是针对他们说的。周恩来还说：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一九五六年九月，党召开“八大”，周恩来在报告中对“一五”计划的执行情况作了分析，认为经济工作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按比例发展。他指出，要处理好四种比例：第一，应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第二，应当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第三，应当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第四，应当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他认为“一五”计划所定的各项指标基本上是正确的，也大都符合当时的情况，但也发生过偏差，某些部门和地方在建设上不顾条件，到处铺开，造成财政上的困难和人力、物力的浪费。有的在七年或者12年才能做完的事，急于在三年五年甚至一、二年内做完。他认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不平衡的现象是经常会发生的，这就必须保持必要的物资、财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的后备力量，特别要增加国家的物资储备，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年度计划的顺利执行，并且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困难。在制定财政收入计划的时候，必须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考虑到积累和消费之间正确的比例关系，避免把收入定得过分紧张。在制定财政支出计划的时候，除了必须根据保证重点建设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要求，进行正确的分配以外，还必须考虑到建设规模和物资之间的平衡，考虑到意外的需要而留出一定数量的预备费，避免把支出定得过分紧张。周恩来在总结上述问题之后，强调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区广阔、情况复杂并且经济上正在剧烈变革的国家里，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发生重大错误，造成重大的损失。因此，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对我们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里可见周恩来对于国家经济建设，抓得紧、摸得深、讲得透，尤其注意避免头脑发热的冒失行动，使国家遭受损失。他多次在国务院的会议上提出，要认真研究经济和财政的关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划出几条杠杠来，作为安排计划的依据。一九五七年底，“一五”计划全面提前超额完成，中国迅速建立起前所未有的新兴工业，如飞机、汽车、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冶金和矿山设备、精密仪表、新式机床、塑料、无线和有线电器材的制造等。我国已建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旧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开始发生了变化。
2007/09/10
第二十一章在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岁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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