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二、“五一”口号与群贤北上
一九四八年三月中旬，中央后委（叶剑英、杨尚昆负责）根据中央的指示，分批从山西临县三交地区向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转移，与中央工委（刘少奇、朱德、董必武负责）会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转战陕北胜利结束后，三月二十一日率党中央和军委机关东渡黄河，行千余公里，经晋绥边区于四月十三日到达晋察冀中央局驻地——河北阜平县的城南庄。毛泽东在这里住了一个时期。周恩来、任弼时先率中央和军委机关于四月二十三日到达河北建屏县（今平山县）的西柏坡。
这时，人民解放军不仅转入战略进攻，消灭了大量敌军，而且收复的城市也不断地增加。河南的洛阳、开封，山西的运城、临汾和距离西柏坡仅百余里的石家庄相继解放，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土改运动也全面展开，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及华南武装斗争也蓬勃发展，形成了配合解放战争的第二战场。一些民主党派在香港、上海、昆明等地相继恢复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力量在迅速壮大，而蒋介石政权处于朝不保夕、摇摇欲坠的境地，新中国诞生的前景已经清晰地显示出来。
中央研究了全国形势后，于四月三十日发布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五一劳动节日号》，响亮地提出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五一”当天，毛泽东致电香港李济深、沈钧儒，并指示潘汉年登门进谒。
电文说，要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政治协商会议，提议会议的地点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在今年秋季，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请参加此项会议，以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联合，拟订民主政府的施政纲领。中央的号召切合时宜，反映民心，很快得到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和国外华侨的热烈响应，迅速发展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推动了全国民主力量的广泛团结。
一九四五年八月到十月，毛泽东、周恩来和蒋介石在重庆谈判，十月十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到三十一日，蒋介石根据《双十协定》召集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并通过了基本符合全国人民和平民主愿望的五项协议，这就是俗称的旧政协。可是，五项协议的墨迹未干，就被蒋介石一手撕毁。一九四六年六月，开始对我中原军区大举进攻，全面内战从此爆发。十一月，蒋介石又召开所谓的“国民大会”，公开背弃政协协议。而我党号召召开的是新政协会议，是不允许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派和反动分子参加的会议；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拥护新民主主义，团结一切人民民主力量，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所以，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爱国民主人士在党的“五一”口号的号召下，群情激奋，立即响应。五月四日，华侨首领陈嘉庚代表在新加坡的一百二十个华侨团体致电毛泽东，表示响应“五一”号召。五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错，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从香港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五一”号召，并通电国内外。七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在香港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响应“五一”号召，接着，在港的各界民主人士柳亚子、茅盾、冯裕芳等一百二十五人，妇女界何香凝、刘王立明等二百三十二人以及南洋、法国、加拿大、古巴华侨代表，纷纷致电毛泽东，拥护中共的主张。二十三日，民主建国会在上海作出决议，指定驻港代表章乃器、孙起孟表明响应“五一”号召的态度。在美国的冯玉祥将军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积极支持民主运动，为和平民主奔走呼号，批评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在“五一”号召发出之后，他搭乘苏联轮船“胜利号”回国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但航行到黑海时因轮船失火不幸遇难。十月下旬，他的夫人李德全带着冯先生的骨灰回到祖国东北。随后，她也投身于筹备新政协的工作。
“五一”号召发出后，新政协的整个筹备工作就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之下开始了。中央城工部负责同上海、香港地下党组织保持秘密电台联系。七月底到八月初，周恩来致电上海、香港党组织和华北局，准备安全接送沪、港、平、津的民主人士和党员到解放区。九月二十六日，中央为了适应统战工作需要，决定将中央城市工作部改称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副部长高文华，秘书长齐燕铭，我为副秘书长。首要任务是协助中央作好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具体工作，组织接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各界知名代表到解放区。李维汉部长给统战部同志开了个会，说明召开新政协会议的重大意义，动员大家以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延安精神，完成党中央交给的光荣的政治任务。会后，大家就紧急动员起来，分别投入紧张的筹备新政协的工作。齐燕铭负责民主人士的政治联络和协商工作，章汉夫、于刚等也参加了这项工作。李维汉分别同民主人士交谈，并组织集体讨论。统战部随时把民主人士对新政协的意见向周恩来和中央反映，重要问题都及时向中央请示报告。周子健是总务处长，负责解决民主人士的吃住问题，伙食都按中央机关小灶标准供给。住房除了挤出较好的民房外，请当地工匠利用空地或旧房基盖起了几栋土木结构的平房，砌上土炕，再配上木制家具。这种居住条件虽然很简陋，但在李家庄算是最高级的了。从上海、北平来的民主人士看到他们的居住条件比李维汉部长还好，对共产党的优待感到过意不去。另外，在石家庄建立交际处，以原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为基础，增加一些干部，由金城、申伯纯负责。民主人士到来，先给予热情招待，然后用吉普车转送李家庄。我除分管行政工作外，主要是负责同上海、香港等地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无线电台联络，保证及时、准确传达中央的指示并向中央报送收到的电报。
因为收发电报多在深夜，要及时处理，电台离驻地又远，译电员就用我炕头的手摇电话机同电台收转电报码子。所以，常常是深夜不眠。
正在我们紧张工作的时候，蒋介石于十月下旬飞抵北平，想乘我华北主力部队在察哈尔、绥远地区作战之机，命令傅作义指挥两个军从保定突袭石家庄，威胁我党中央的安全。党中央及时得到北平地下党的准确情报后，周恩来亲自部署人民解放军准备反击，并于二十七日凌晨四时半、六时、七时三次写信给毛泽东，汇报我军部署情况。周恩来指挥解放战争已经够忙了。九月，他敦促国民党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在济南起义。十月十七日在获悉国民党第一兵团副司令兼第60军军长曾泽生在长春率部起义后，周恩来向毛泽东等介绍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的情况，说明在目前情况下，争取其起义，则对整个黄埔系军队的影响当会很大。毛泽东赞成这一分析，随即电告中共中央东北局并林彪、罗荣桓，指出对郑“可努力争取之”。十八日，他又写信给郑洞国，敦促其起义，投向人民。十九日，郑洞国在长春放下武器，促使辽沈战役的迅速胜利结束。而今，得悉华北敌军企图偷袭石家庄，周恩来一面力中央军委起草命令紧急调动部队，准备集中主力将进犯的敌军各个击破，一面对中央机关布置了周密的紧急疏散措施，除少数老弱病号和儿童疏散到后方外，党中央和军委机关照常工作。敌军袭来，遭到我军迎头痛击，被歼三千多人，才知道我方早有准备，遂令后撤，蒋介石偷袭石家庄的阴谋就此破产。
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毛泽东复电给集中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对他们赞同召开新政协表示钦佩，并提出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人士共同商讨，并以卓见见示。从这个时候开始，筹备新政协会议就成为我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摆在紧迫的议事日程上了。
如何把滞留香港的民主人士安全地接到解放区来共同商议召开新政协？周恩来曾试探开辟自欧洲到苏联再转赴哈尔滨的路线，但未能在短期内打通。同年初秋，周恩来曾经电告在香港的潘汉年设法与港方交涉。潘汉年通过民主同盟的萨空了，去找香港当局指定穹中共中央及民主党派联系的香港大学校长施乐斯。施乐斯对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李济深、沈钧儒要从香港去伦敦转经苏联到中国东北解放区一事请示港督，港督表示对这件事作不了主，他要请示伦敦英国政府，且要较长的时间才能答复。施乐斯语意搪塞，态度敷衍。因此，周恩来决定在港民主人士不走这条路线，改走香港到大连或朝鲜罗津等航道，来完成迎接民主人士到解放区这项重要又机密的任务。
十二月，施乐斯才转告伦敦的意见说，不发护照但可给一纸证明身份的文件，离开伦敦时还可以保护。可是伦敦回话时，我们已经安全地迎接了两批民主人七到达解放区了。
早在八月二日，周恩来致电在大连工作的钱之光，要他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尽快去香港，配合香港分局负责接送在港的民主人士。钱之光到港后，住在铜锣湾希云街27号，就和香港分同方万、潘汉年、章汉夫、连贯、夏衍等共同把民主人士北上的接送任务紧张又审慎地开展起来。
九月二十日，周恩来拟定了邀请从港、沪和长江以南各地前来解放区商讨召开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77人的名单，其中有李济深、蔡廷锴、张澜、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郭沫若、黄炎培、马叙伦、何香凝、史良等著名人士。同时，他又起草发出中央致香港分局并钱之光和上海局刘晓、刘长胜的电报，征询对名单的意见，还指出，各方人士于今冬明春全部进入解放区方为适宜。北来人士，拟先集中哈尔滨招待商谈；华北民主人士如直接进入解放区，则集中华北。视战事发展，明春或来华北或即在哈市召开新政协。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对民主人士的接送要绝对保密，保证安全，做到万无一失。钱之光和方方、潘汉年等作了仔细周密研究，为了不引人注目，决定分批秘密接送，由同民主人士保持联系的侨港分局、香港工委以及其他党内同志分别联络。为了保证旅途安全，商定每次都由负责同志陪同下船，并派出熟悉旅途情况的同志随船护送。在联和公司工作的杨琳、袁超俊、刘恕，在中华贸易公司工作的祝华、王华生、徐德明，都参加了护送工作。
从一九四八年九月到一九四九年三月，先后接送了四批在港的民主人十安全抵达解放区。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沈钩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由祝华、徐德明随船护送，于九月二十九日安抵哈尔滨，中央派李富春专程迎接。
因为这一批都是知名度很高的重要人物，钱之光在接送工作准备完成后，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周恩来复电同意了行动计划，并指示“这是第一批，出发后有什么情况要随时报告”。十月三日，沈钧儒等到达哈尔滨的第四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欢迎他们安抵东北解放区，并告知准备于一九四九年适当时机举行新政协会议。
第二批北上民主人士搭乘的是一艘挂挪威旗的轮船，十月底才送走。他们中有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干里、翦伯赞、宦乡、曹孟君、韩练成、冯裕芳（冯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沈阳病逝）等人，由连贯陪同，王华生随船护送。这艘船在航行途中，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用自己装的收音机收到新华社播发的沈阳解放消息，大家听了都很高兴，在船上开了一个热烈的庆祝会，郭沫若、曹孟君表演了节目，有的唱歌跳舞，有的朗诵诗作，充满胜利的欢乐。他们的船驶至大连、安东（今丹东）间的大东沟海面抛锚停航，改乘小船上岸，东北局负责同志去安东迎接，他们经安东转赴哈尔滨。
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有李济深、朱蕴山、茅盾夫妇、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洪深、施复亮、梅龚彬、孙起孟等30多人，是人数最多的一批，由李嘉仁陪同，徐德明随船护送，于十二月二十六日晚上乘“阿尔丹”号轮离港，一九四九年一月七日到达大连，中共中央派李富春、张闻天专程到大连迎接。
李济深等这批民主人士离港之前，周恩来曾经电示钱之光和在大连的冯铉、刘昂说：“已经走了两批人员，很可能引起外界的注意，这次行动要更加谨慎。”钱之光等根据周恩来的电示更加精心、谨慎行事，对这批北上的民主人士穿戴也煞费苦心，有的西服革履，扮成经理模佯；有的则是长袍马褂或是普通便服，化装成到东北做生意的商人，口袋里还装有货单准备应付检查。在这批上船的民主人士中，李济深是位很有影响的人士，可他秘密地离港走了，连香港当局政治部也不知道。李济深走了几天，该政治部主任亲自找到民革的副秘书长吕集义，责问说：“李先生这样一个有影响的人物离开香港，你们为何事先不告诉我们，叫我们怎样交待？”话语不无责怨。呵是，李济深没几天就安抵大连了。
第四批民主人士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四日从香港出发，在天津上岸。这次北上的有黄炎培、姚维钧、盛丕华和他的儿子盛康年，还有俞寰澄等人，由刘恕护送。他们于三月二十五日到达解放了的北平，董必武、李维汉、齐燕铭等前往火车站迎接。至此，香港分局，香港工委和钱之光等同志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周恩来的亲自部署，接送在港的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和著名的进步爱国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重要使命，便按期胜利地完成了。
周恩来在部署迎接在港的民主人士北上的同时，也部署迎接上海、北平、天津的民主人士到中央统战部驻地的李家庄。主要路线是：在上海的，秘密经苏北或山东转石家庄：在北平、天津的，经华北局城工部的秘密交通站沧州南边的泊头镇转往石家庄，由设在石家庄的交际处转送到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李家庄。一九四八年八月，当时的城工部就开始接待工作，到十一月底，由平、津、沪、西安等地来到李家庄的民主人士有毛泽东的老师符定一和胡愈之、沈兹九、吴晗、周新民、刘清扬、严信民、韩兆鹗、何惧等。而后又来了周建人、雷洁琼、楚图南、田汉、安娥、杨刚、张曼筠、周颖以及上海工人代表朱俊欣等。中央统战部热情接待后，同他们个别交换意见，举行时事座谈会，讨论国际国内形势，座谈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和统战部起草经周恩来批准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
十月八日，周恩来电告东北局组织已到或将到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沈钩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李德全等举行座谈，征求意见，以达到沟通思想、统一思想认识的目的。十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东北局高岗、李富春组织了两次座谈会，邀请民主人士座谈两个《草案》。三十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香港分局电，将两个《草案》转告尚在香港的民革李济深、何香凝，民盟周新民，农工民主党彭泽民，民建章乃器、孙起孟等人，征询他们的意见。经过多次电报往返，反复协商，于十一月二十五日，我党代表高岗、李富春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对新政协会议的召集、参加者、时间、地点、讨论事项等问题达成了如下协议：新政协筹备会由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筹备会的任务为负责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各方代表人物、起草文件和召集新政协正式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由中共起草，俟筹备会开会时正式通过；筹备会会址预定为哈尔滨。关于新政协参加范围及任务，决定：一、新政协的参加范围，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士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许参加；二、新政协举行时间在一九四九年，具体时间及地点由筹备会决定；三、新政协应讨论和实现的问题是共同纲领的制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
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统战部致函中共上海局，将东北民主人士讨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的各项意见转告他们，并将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央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十一月二十五日商谈的共同协议转发给他们供研究，并据此转告各有关方面。十二月十九日，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从香港到达沈阳后，随即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代表致公党全体同志向中共中央致敬，表示对召开新政协诸问题草案的理解，愿为实现新民主主义、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七十三、沸腾的李家庄
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李家庄，是距离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只五华里的一个小村，村里几十户人家。可是，一批批民主人士到来，这个村变得沸沸腾腾、热热闹闹。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举行时事座谈会，与会者有胡愈之、沈兹九、刘清扬、韩兆鹗、周建人、吴晗、杨刚、严信民、楚图南等，由胡愈之主持会议。李维汉、章汉夫等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就国际国内政治形势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过了六天，正是一九四九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揭露了美蒋勾结玩弄假和谈的阴谋，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一定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因为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耍弄两面手法，一面表示愿意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另一面又提出要保持旧宪法、法统、团体及军队等先决条件。内容上在新年献词中已给予严厉的揭露驳斥。一月四日，毛泽东特为新华社撰写了一篇《评战犯求和》的重要评论，一下子就更戳穿了蒋介石想利用和平谈判来保存反革命实力的阴谋。十四日，又发表了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痛切地再批驳蒋介石的新年文告，并提出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改编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系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声明》一发表，立即成为民主人士的热门话题。在李家庄、哈尔滨的民主人士都热烈进行讨论，在香港以及上海、重庆各地的民主人士也秘密地进行谈论，一致驳斥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险恶阴谋，同时一致表示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和谈八项条件。在李家庄的符定一、周建人、胡愈之、沈兹九等19名民主人士，早在l月七日就联名致电在哈尔滨的李济深、沈钩儒、蔡廷锴、谭平山、章伯钧、郭沫若等人，提出对战犯求和必须“芟恶务尽”，将革命贯彻到底：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决不能容纳反动分子于人民阵线内部。十六日，在李家庄、哈尔滨的民主人士互相致电联络后，决定起草发表告国人文件，严正表示他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态度。
一月十六日下午，周恩来在百忙中从西柏坡乘吉普车来到李家庄。虽然天寒地冻，可是小小的李家庄一下子就热闹起来。村民听到汽车进庄的声音，都拥到进庄的路边看热闹。统战部工作人员和民主人士也纷纷走出门来欢迎。周恩来身穿一套和大家一样的灰棉布军衣，头戴大耳朵军帽。他一进庄就下车向群众招手，同民主人士一一握手问好。齐燕铭秘书长招呼周恩来和民主人士进入一间墙泥未干的会议室就坐。我和统战部干部围在四周，坐的坐，站的站，一下子就挤满了一屋子。李维汉当即宣布：“请周恩来同志作报告！”周恩来在热烈的掌声中谦逊地说：“本来就应该来看望各位先生并当面请教，因为战争紧急抽不出身来，好在统战部随时将各位先生对召开新政协的意见报告了毛主席和党中央。今天本想先听听各位的意见，李维汉却对我说许多先生要求我先讲，然后大家再座谈发表意见。那么，我现在就向大家报告一些情况……”周恩来报告了解放战争的发展情况后说，战争的发展实在是突飞猛进。
战争大局已定，今年就有可能打垮蒋介石，但是现在切不可手软。他接着对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中的八条作了详尽的阐述，又说：“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鲁迅先生说得好，要痛打落水狗，对落下水的狗还要痛打。天津已于昨天解放，正在争取早日解放北平。如北平解放得早一些，政协筹备会的工作更要加速进行，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周恩来的报告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
会后，统战部全体工作人员和民主人士会餐。菜不多，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主要的一道菜是长征老战士、老伙夫班长胡金山做的红烧肉。为此，总务科长乔风咏亲自动手宰了自己饲养的一头大肥猪，加上大家自己动手种的大白菜，还有饺子、大米饭和白于酒。大家都吃喝得很是开怀满意。没有酒杯，就用粗瓷大碗代替，频频举碗同祝解放战争的胜利。席间，民主人士中的符定一先生年龄最大，已是快70岁的老人了，而且是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老师，所以，大家都向他敬酒，祝他长寿百岁。
饭后，在会议室举行跳舞晚会。当时统战部有个机要科，是由中央机要处拨过来的。他们在延安时，即是中央机关舞会上的乐队，又是可以下他的舞伴，他们就成了这次舞会上的主力了，三把胡琴，一支笛子，便是乐队。
室内没有电灯，就用几盏马灯挂在屋墙四角，乐队奏起来，晚会就开始了。
大家正跳得高兴时，朱总司令和周恩来也来了，使舞会达到了高潮。最后，大家扭大秧歌。锣鼓一响，周恩来和大家一起扭起秧歌来。民主人士没有扭过秧歌，也高兴地跟着大家一起学扭起来。村里的群众围在门口看热闹。当晚，上海来的民主人士何惧和统战部的于刚特别兴奋，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两个酒仙互不相让，每人喝了两大碗白干，喝得酩酊大醉。于刚怕回家受妻子程绯英批评，便倒在我的炕上迷迷糊糊地睡了一宵。
一月二十日，中共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在李家庄举行盛大的欢迎会，欢迎来自各地的民主人士和上海工人代表。当华北局第二书记薄一波、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等乘几辆吉普车来到李家庄时，群众都不约而同地热烈鼓掌表示欢迎。欢迎会开得很热烈、很亲切，使民主人士深深感到解放区的温暖，纷纷发言表示拥护毛主席一月十四日的《声明》，拥护共产党打倒蒋介石，将革命进行到底。
l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对有关部门发出《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要求我党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向民主人士报告战争、军事政策、政权、上改、外交、经济、文化、教育、妇运等方面的情况，要不加回避地正面解答有关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主动向民主人士进行宣传教育，并耐心倾听他们的意见。周恩来还指示统战部给民主人士组织报告会。于是，统战部邀请了一些负责同志在李家庄给民主人士做专题报告，如胡乔木报告文化政策，邓颖超报告解放区的妇女工作，安子文报告干部政策，李维汉报告解放战争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斗争等，都受到民主人士的欢迎，不但增加他们对党的有关政策的理解，而且提高了他们商讨召开新政协的热情。
一月下旬，因为傅作义将军与平津前线司令部代表已经秘密签订和平协议，北平和平解放在即，形势发展迅速。毛泽东和党中央分别致电在海外的爱国侨领陈嘉庚、司徒美堂。电文说：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科，需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敬请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
在这之前的一月十九日，毛泽东、周恩来特地联名致电在上海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电文说：“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六月十九日，毛泽东致函宋庆龄，信中说“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六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也写信致宋庆龄，欢迎她北上共商建国大计。
邓颖超奉命抵达上海，拜访了宋庆龄，于七月二十一日复电周恩来、李维汉，告知孙夫人表示因身体不佳不能参加任何团体的业务，也不愿意参加任何团体，只愿以个人旁听的资格列席新政协会议。邓颖超向中央提议由特别邀请单位推选宋氏为代表。八月二十八日，宋庆龄在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邓颖超、廖仲恺先生之女廖梦醒、上海市军管会交际处处长管易文的陪同下，从上海乘专车抵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和李济深、何香凝、沈钩儒、郭沫若等59人前往北平火车站欢迎。
侨领陈嘉庚早在六月四日已偕庄明理、王雨亭由香港抵达北平，准备出席新政协会议。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李维汉、李济深、蔡廷揩、陈其尤等和在北平的侨生二百多人到车站欢迎。
因为胜利形势发展飞快，召开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必须加紧进行。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在李家庄的统战部全体工作人员日以继夜不知疲倦地工作着。那段日子里，来往电报特别多，重要的由我随收随送给住在西柏坡的周恩来。有一次，我送电报去，正遇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作战地图前面聚精会神地研究战局，我赶快拿起照相机拍下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珍贵镜头（现在放大成几米大的照片陈列在西柏坡革命纪念馆的进门处）。不久，平津战役便宣告结束，北平获得和平解放。胜利的消息传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西柏坡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伟大形象，又光闪闪地浮现在我的脑子里。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北平的和平解放，为政协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很好条件，同时又促使新政协筹备工作的加紧进行。周恩来考虑到政协会议会址从哈尔滨改在北平召开，为了及早在北平准备接待民主人士的住处和政协筹备会会场，便指示统战部派齐燕铭、周子健、申伯纯等立即从李家庄前往北平，在华北局与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协助下接管中南海，成立中南海办事处，负责中南海的房屋管理和环境卫生，同时接管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德国饭店等几家大饭店，准备接待来自各地的民主人士和参加政协筹备工作的人员。
他还要统战部尽快准备好车辆，护送住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进北平。周恩来又指示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要警卫处先派干部和少数部队进驻中南海，负责安全保卫工作。二月一日夜里，周恩来在西柏坡约见了即将出发北平的齐燕铭、周子健，向他俩当面交待了具体任务和注意事项。随后，齐、周就率领部分工作人员离开李家庄，打前站前往古都北平。而后，调回中央工作不久的杨超等同志也从西柏坡进入北平，住在北京饭店20多天，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李维汉的直接领导下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同中央统战部的一个工作班子一起，组织新政协会议材料，了解各民主党派的情况，提供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材料，为新政协会议的召开作了事前准备。
这期间，统战部更是忙碌、紧张，除继续同上海、香港党组织联系，继续组织接送民主人士到北平外，还起草了《对新政协单位与人选的拟议》这份重要文件送中央审批，又继续采用座谈会、个别交谈的方式，同李家庄的民主人士交换或听取对政协筹备工作的意见。当时，部分民主人士曾就战争罪犯问题举行座谈会，讨论了战犯定义和战犯名单两个问题。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吴晗、雷洁琼等15人整装也同齐燕铭一起前往北平。这是先行赴平的第一批民主人士。
七十四、“进京赶考去”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毛泽东的《关于时局的声明》发表后，在国内引起极大反响，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分别在哈尔滨、李家庄发表谈话，表示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一月二十四日，清华、燕京两所大学教授张奚若、曹靖华、费孝通等52人也联名发表宣言。宣言说：“八项主张”是实现真正和平的最低条件，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到底。
二月十四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成员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飞抵刚刚解放半个月之久的北平。邵力子以私人资格也随团到达。第二天，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会见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二十二日，颜惠庆等飞石家庄，傅作义、邓宝珊也同机到达。中央派李维汉到石家庄迎接，并陪同他们乘汽车到西柏坡。毛泽东、周恩来在西柏坡接见从北平来的颜、章、江、邵四老，对和平谈判及南北通航通邮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周恩来又接见傅作义，邓宝珊，称赞傅将军为了人民利益和平解决了北平问题，欢迎他同中共合作，欢迎他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会谈结束后，我分别给他们照了相。
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央统战部开始分批迁往北平。秘书长齐燕铭和周子健、申伯纯一行已于二月三日进入中南海，先接管南海范围的房屋（因中海部分暂由北平市人民政府和民政局作办公室，到四月间才全部接收），立即成立中南海办事处，由周子健任处长，负责整修房屋，打扫卫生。因为中南海是明清皇朝贵族的住宅和花园，许多建筑物都已破旧。北平解放前，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部就驻在里面。他们只管使用，不管修理，许多房屋都搞得破烂不堪，到处堆着垃圾。中南海里头杂草丛生，污泥堆积，成为蚊虫滋生地。后来动员了部队才把污泥清理出去。对准备给中央领导同志居住和活动的颐年堂，准备政协筹备会办公开会的勤政殿和开大会用的怀仁堂，更是清理修缮的重点，还要进行扫雷，防火等安全检查。
与此同时，申伯纯率领交际处人员接管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德国饭店、远东饭店等几家大饭店，又协同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审查饭店有关人员并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布置安全保卫工作，为即将集中北平的大批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人物提供生活和工作的必要条件。
二月十日，原住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全部到达北平。十四日，林伯渠离开西柏坡前往沈阳，迎接在东北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到北平，以便集中起来共商大计，成立新政协筹备会。二十五日，李济深一行35人由林伯渠和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陪同，乘专列火车抵达北平。由中央统战部负责接待，安排在北京饭店和六国饭店。二十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北平市人民政府、中共北平市委根据中央指示，共同于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的欢迎大会，热烈欢迎由东北、天津、李家庄来北平以及留在北平的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刚从西柏坡回北平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也应邀参加。林伯渠、董必武、彭真、薄一波、聂荣臻等负责人都参加欢迎大会，宾主共四百多人，大会开得既隆重又热烈。这是北平有史以来罕有的一次政治盛会。会后，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傅作义、邓宝珊、郭宗汾、周北峰等也应邀赴宴。宴后，观看了华北大学文工团的文艺节目。
三月十日，李维汉部长率领中央统战部大部人员到达北平。李维汉住在丰泽园内的颐年堂后院正厅，其他人员大都住在居仁堂。大家安顿就绪，就全部参加紧张的工作，白天拜访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同他们交换筹备政协会议和党派工作的意见，晚上就组织情况汇报会，把民主人士的近况和意见综合成书面材料，报告周恩来和中央；另外组织座谈会，单是征求接管上海的意见就开了七次座谈会。会后，把许多好意见整理出来报告中央并电告华东局参考，我和机要科迟至十五日才到达北平。我与紫非先住在颐年堂大厅的西侧。没几天，因为大厅要接待客人，就搬到后院的东厢房。那时候，因军委三局电台设在西郊八大处，送报挺不方便，便在中南海专设了一部电台和上海、香港等地秘密电台保持联络。
人们都还记得：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到五日，褚辅成、黄炎培先生和冷遹、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六位参政员以个人名义访问延安。黄炎培到杨家岭拜访毛泽东。四日下午，毛泽东邀请褚辅成、黄炎培和冷遹等六人到他家作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对延安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听过黄炎培的耿耿诤言，对如何跳出历代统治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问题作了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时过三年余，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就要动身从西柏坡向北平胜利进发了。临行时，毛泽东既幽默风趣又意味深长地对随行同志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周恩来在旁也说：我们应当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周恩来这些话，就是重新喻示全党同志要经得起胜利的考验，告诫全党不能陷入“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的周期率”中。其意义何等重大和深远啊！三月二十五日清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乘火车到达北平清华园车站。下车后，先在颐和园休息。周恩来留下卫士长成元功看管文件等物，他没有歇息就同有关保卫同志去西苑机场察看、检查阅兵的现场。当日下午，在北平的党政军机关负责同志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各界代表人士共一千多人聚集在西苑机场，热烈欢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当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自颐和园到达西苑机场时，北平市市长叶剑英首先迎向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各界代表，也满怀热情与希望迎接自己的领袖。毛泽东、朱德等首先和工人代表一一握手。毛泽东一行来到一百六十多位民主人士的欢迎行列，高兴地、热烈地与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黄炎培、郭沫若等一一握手，互致问候，对和平解放北平有功的傅作义将军也来欢迎，毛泽东与他握手后还一起合影留念。阅兵开始时，毛泽东登上第一辆浅绿色吉普车，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也依次登车，乐队高奏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50门六○炮陆续放出发发礼炮。第四野战军参谋长、阅兵总指挥刘亚楼陪同毛泽东检阅经过无数艰辛战斗的英雄部队。缓缓行进的阅兵车到来，“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翻江倒海般的澎湃起来。阅兵结束后，毛泽东等同工人、农民、青年代表和民主人十一起拍了一张象征团结、胜利的照片，然后，驱车前往早已准备好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驻地香山。毛泽东住的“双清别墅”，原是熊希龄的私人别墅，房间不多，但风景优美，院子里有两口泉水池，故叫“双清别墅”。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住在“来青轩”。
中共中央到达北平香山后，周恩来又成了大忙人。
解放战争正在继续向国民党统治区胜利发展，大军强渡长江天险的准备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后方生产的恢复、交通线的修复和后勤供应的保障以及国统区第二战场的领导等等，无一不靠周恩来的组织和指挥。那时候，大多数民主人士已经到达北平，周恩来要分别拜访、接见和谈话，商量召开新政协会议；南京国民政府于此时也决定派代表团到北平来谈判。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周恩来的工作重心就必须转到国共和谈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上来。这样，就使得周恩来每天奔波于香山和北平城内之间。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首脑机关暂时先住在香山，这是中央办公厅早就派人到北平同叶剑英商定布置的。因为中央、军委在北平城内的房子还要有一段时间的清理准备，加上安全保卫工作尚未布置妥善，只好暂住香山了。香山是个休息的好地方，但对办公并不方便。香山离北平城有20多公里远，道路狭窄不平，所使用的汽车又都是从国民党那里接收过来的破旧货，走一程就要费一个多小时。这对大忙人周恩来来说，本来一天24小时他已不够派用，这阵子有时每天还得花几小时在路上，更增加了他的沉重负担。
四月一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飞抵北平后，周恩来除非见毛泽东或在中央开会，就没时间往香山跑了。为了方便周恩来的工作，李维汉、齐燕铭同周恩来商量，在中南海颐年堂后院东侧叫菊香书屋的一个四合院里给他布置了临时办公室。北屋正房共五间，他不愿全用，只要了东头的两间，西头两间给林伯渠住，留下中间的一间作会客室和餐厅。
由于周恩来往在中南海，他工作、休息就方便多了。因他的电报、文件和信函很多，统战部派杨超给周恩来当秘书（不久，杨超随军入川，由于刚接替）。
周恩来的警卫员注在东厢房，我和紫非住在西厢房，中间是过道，恰恰我们成为看门人。
七十五、国共和谈破裂前后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代总统职。李宗仁企图通过和平谈判达到“划江而治”、在江南保留他的统治势力的目的，于二十二日发表文告，表示对“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接着，又连续派人来试探。对于南京政府的假和平圈套，毛泽东、朱德在致民主人士的电函中，有过生动的揭露：“现在残敌尚存，诡谋时作。求喘息谓为求和平，待外援名曰待谈判。口诵八条，手庇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三月二十四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决定派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为代表与中共进行谈判。二十六日，中共中央通知南京国民党政府：中共中央决定同国民党政府的和谈于四月一日在北平举行；中共方面代表为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周恩来为首席代表；谈判以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及八项条件为基础。二十九日，国民党政府又加派刘斐为代表，卢郁文、屈武为顾问，并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四月一日，中央加派聂荣臻为代表，又批准周恩来的建议，决定以齐燕铭为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于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于四月一日乘专机到达北平。周恩来没有亲自到机场迎接，只由徐冰、齐燕铭、刘亚楼出面。张治中走下机舱同徐冰等人握手后，便问：“怎么不见周恩来先生？”他心中好不打怵。当晚六时，周恩来才偕中共代表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到六国饭店看望并宴请张治中一行。宴会后，周恩来等同张治中作个别长谈，这次谈话涉及各个方面，主要的是对张治中表示中共对和谈的诚意，并说由于国民党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所以兵联祸结，国共两党的斗争20多年，对此历史责任是无可推卸的。他还对战争罪犯问题和战争责任问题阐述了我党的原则立场。张治中要为蒋介石争些面子。说战犯名单和首恶元凶的具体字样很难接受。他还拿在南京同何应钦研究的《和谈腹案》九条，向周恩来要求改变国共双方隔江对峙的局面，“化干戈为玉帛”，其实含义是宣布停战，划江而治。周恩来重申我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表现出坚定的原则性。两人在谈话中，周恩来询问张治中为什么在抵平之前特意两次去奉化溪口请示蒋介石，对此他很不满意。正是因为这件事，周恩来没有到机场迎接张治中一行。随后，周恩来与张治中等共同商定从二日起到十二日止，双方代表作个别交谈，充分交换意见，然后再正式进行谈判。谈判的地点是中南海勤政殿。
四月八日，周恩来陪张治中到香山双清别墅谒访毛泽东。毛泽东和张治中在重庆谈判时期已是朋友。那天，毛泽东请张治中吃饭，又谈话近三个小时。九日，毛泽东接见邵力子、章士钊。十日，接见黄绍竑、刘斐。十一日，接见李蒸、卢郁文。毛泽东同张治中谈话时，提到战争责任问题。他对张说：“重庆谈判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协决议、停战协定、整军方案等等，都是你亲自参与缔造的，谁撕毁这些胁议，谁首先发动战争，你比别人清楚，这不是我们要提的要求问题，而是客观历史自行鉴定的问题，完全否定它们，全国人民是不会同意的。”毛泽东也说到和谈，希望国民党内不赞成独裁的开明进步分子和一切真正主张和平的人能和我们合作。
十三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一月十四日提出的八项条件草就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于当天早晨交给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通知当晚进行正式谈判。当晚，在谈判过程中，周恩来对南京和淡代表团进行有理有节的交锋，在原则问题上坚持不让步，而在细节问题上，中共代表团接受了南京代表团提出的某些修改意见。在十五日第二次正式谈判中，南京代表团表示应该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并决定在十六日派代表黄绍竑、顾问屈武带文件回南京，劝告李宗仁（代总统）、何应钦（行政院院长）接受。周恩来在会上宣布，谈判“以四月二十日为限期”，就是说南京国民党政府是否愿意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必须在四月二十日前表明态度。
十六日这天，黄绍竑和屈武要乘飞机离平回宁请示和平协定签字问题时，周恩来工作很忙，但他觉得应当到西苑机场同他们作行前面谈。在途中，他几次催促司机钟步云把汽车开快一点，说一定要在飞机起飞前赶到。当黄绍竑等人正在登机时，周恩来及时赶到并在舷梯旁与他们谈了话。在回中南海路上，他表扬了司机钟步云。
二十日晚，南京国民党政府是否愿意签字的消息尚未传出。周恩来和中共和谈代表去六国饭店同国民党代表约谈。谈话结束后，张治中走出会客室送周恩来。他俩人边走边谈，当走到楼梯口时，周恩来问张治中：“文白先生，依你看，我们渡江要多长时间？”张治中沉思片刻，说：“宁，沪、杭地区国军有40多万军队，防线也有几个月的准备，工事坚固，又有海、空军配合，你们没有五至七天的时间怕渡不过去。”周恩来一听，微笑着和他握手道别，又回中南海继续办公。
当晚深夜，李宗仁、何应钦致电在北平的张治中及各位代表，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因为李宗仁接到《协定》后，向在奉化溪口的蒋介石请示，蒋指示李宗仁万万不能签字。南京政府和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常会、中央政治会议紧急商讨，决定不接受《协定》。于是，李宗仁、何应钦在二十日夜表明了拒绝签字的态度，并反对解放军即行渡江；国民党中常会也同时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协定》。这样，就使国共和平谈判彻底破裂了。四月二十一日凌晨，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香山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立即渡江，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敌人，解放全中国。凌晨三点多钟，周恩来接到电话报告说，我们三个军已在安徽裕溪口至枞阳镇一线渡江成功了。早晨七时许，周恩来叫卫士长成元功挂电话给住在六国饭店的张治中。通话时，周恩来说：“文白先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的部队已于今晨在你的老家安徽芜湖、铜陵、贵池线渡江成功了。
另外，浦口我军报告，电讯局要通了南京电讯局的电话。他们说：“他门（指国民党）都跑光了，我们等着你们来接收。”张治中对我党用兵之神速，既佩服又赞叹。
也是二十一日，李宗仁、何应钦电示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从北平返回南京。
我党为了使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免遭蒋介石的迫害，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二十三日特地到六国饭店同张治中谈话，诚意挽留他们留在北平，切不可返回南京。早在四月十三日，毛泽东给周恩来一封信，信中说：应争取南京代表团六人都同意签字。如果李宗仁、何应钦、白崇德不愿签字，只要他们自己愿意签字，亦可签字。签字后他们不能回去，叫他们全体留平。如他们因南京不同意签字而不敢签，并有些人要回去，则必须争取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三位代表及四个顾问留在北平。此点请十分注意。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六国饭店对张治中进行真诚恳切的挽留工作。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就与张治中先生过从甚密，结成朋友。毛泽东从延安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安全来去，还有我党一批干部在新疆狱中获释，张治中都帮过忙。而今，张治中这位老朋友处于去留安危的抉择时刻，周恩来非常诚挚、恳切地对他说：“现在的形势，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的特务是会不利于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姓张（张学良）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个姓张的朋友了。”周恩来的话，使张治中十分感动。最后，以张冶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全体成员毅然决定留在北平。周恩来随即秘密电示坚持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吴克坚以巧妙的方法将张治中夫人和女儿，利用南京派来北平接代表团回去的飞机，安全送到北平。当张治中随周恩来到机场突然看到夫人、女儿下飞机时，对周恩来的周密安排和至诚待友，感到无限敬佩和铭感。
七十六、为了开好新政协
四月二十三日，人民解放军占领蒋介石盘踞了十多年的南京，红旗高悬在蒋家宫廷“总统府”的门楼上。这就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大陆统治的覆灭。南京解放后，人民解放军乘胜迅速向南方、西南、西北前进。一个月后，东方大都市上海宣告解放。
这么一来，召开政协会议的时机更加成熟了。周恩来在协助毛泽东指挥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同时，即抓紧组织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亲自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谈话磋商，酝酿举行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预备会议。同时，组织民主人士赴东北参观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十大城市。这个参观团一行59人，自四月二十二日启程至六月八日回到北平，历时47天。六月十四日，赴东北参观归来的民主人士致函毛泽东陈述感想，盛赞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对世界和平事业将起着极伟大的作用。
周恩来和民主人士、各界代表人物经过反复协商后，于六月十一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预备会议。预备会议商定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单位为23个，共一百三十四人，并确定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人选。十五日至十九日，新政协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23个单位的一百三十四名代表出席。周恩来担任这次会议临时主席井致开幕词。这次筹备会讨论、修改并通过了筹备会组织条例和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名单。十六日晚上，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委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
从此，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正式宣告成立了。
新政协筹备会成立，决定下设六个小组：第一组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单位及各单位之代表名额；第二组负责起草政协会议组织条例；第三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第四组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第五组起草大会宣言；第六组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周恩来被推选为第三组组长，负责起草共同纲领。起草共同纲领，是各组工作中最繁重的工作。他在勤政殿花了一星期时间，查阅了大量资料，亲自执笔写出全文，再经毛泽东审阅后提交小组讨论。周恩来起草的《共同纲领（草案）》提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可以说，这是中国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是全国人民意志的集中表现，也是新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施政准则。
周恩来在中南海的日日夜夜，都是在繁忙紧张的工作中渡过。由于新政协筹备工作中有许多重要问题，要及时到香山向毛泽东报告，也经常要到六国饭店、北京饭店同民主人士交谈磋商，往返奔走，费时又劳神；而毛泽东也要找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党外的主要代表面谈，交换建立新中国、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意见。他住在城外的香山，工作起来很不方便。于是，毛泽东在六月十五日从香山搬进中南海居住和工作。周恩来考虑自己住的院子比较安静，就把他和林伯渠的房子让出来给毛泽东住，再给林老另找了房子，而他搬到南面的一排房子办公和住宿。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和他的妻子蒋英及两个女儿住在西边的一间小库房里，警卫人员住在东厢房。香山调来了一位炊事员，临时搭了一个小灶房，为毛泽东做饭。几天后，毛泽东的大女儿姣姣（李敏，贺子珍所生）来看爸爸，叶子龙把她临时安排在我的屋子里住，要紫非照顾一下。毛泽东利用休息时间来看姣姣，见到紫非在那里，便对姣姣说：“你在阿姨这里睡，好呀！”紫非当时只有28岁，一听到毛主席说“阿姨”，还很不好意思哩。过不久，江青也从香山搬进中南海。周恩来又让房，把他的住房让给江青。周恩来考虑到政务院将来要设在中海的位置，为了工作方便，最后选择了中海西北角的西花厅。这样，他在这里工作和居住了27年，从筹备召开新政协，建立人民共和国起，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和振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毛泽东住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亲笔撰写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光辉名著《论人民民主专政》，先经过中央几位负责同志传阅后，于六月三十日公开发表。毛泽东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创建28周年而作，总结了我国民主革命的经验，分析批评了在建立人民政权问题上的各种糊涂观念和错误思想，指出建立新中国后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阐明了新中国国家政权的性质及对内对外的方针。这篇名著的发表，为新政协会议的召开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成为《共同纲领》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这时，有一些民主人士对解放区情况和党的具体政策不甚了解，存在疑虑，主要反映在三个问题上：一、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二、新中国是实行新民主主义还是实行旧民主主义？三、革命胜利后，共产党还要不要他们？对三个重大政治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出面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直接商谈，充分交换意见，特别是周恩来更是经常地、广泛地同各方面人士接触，除个别交谈和小型座谈外，还多次举行报告会，介绍情况，分析形势，阐述党的方针政策，并针对他们的思想问题作令人信服的分析和解答。李维汉也做了许多工作。
在关于实行新民主主义还是旧民主主义问题上，周恩来在报告会中亲自向民主人士说明，我们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不是旧民主主义，不是在朝党同在野党互相斗争、互相交替，而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民主阶级的政治合作。这种合作是政治的分工合作，各民主党派各自联系不同方面的人，都要向共同的方向前进，而这个共同的方向就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周恩来还分别向他们报告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人民外交、土地改革以及其他重大政策问题。他还向民主人士报告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的情况。
中央许多负责同志也根据民主人士的提议，分别出面向他们作过报告：叶剑英报告北平军管问题，邓颖超报告解放区妇女工作问题，李维汉报告统一战线问题，胡乔木报告文化政策问题，安子文报告干部问题，陶铸报告改编傅作义部队问题，戎子和报告物资接管问题，邓小平报告解放军渡江问题，陈毅报告上海接管问题等。通过报告和组织座谈，沟通了思想，促进了团结合作。
关于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周恩来坚定地表明我党及中国人民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态度。同时严肃指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能否与我党真诚地合作到底，就要看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的摇摆不定者。在北平的民主人士通过学习，提高了认识，看清了形势，个别人放弃了建立“反对派”的想法，表示愿意追随共产党革命到底。
关于民主党派害怕革命胜利后共产党不要他们的问题。五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同民主建国会部分领导人座谈时说，现在的中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四个阶级的联盟，共同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因此需要各党派的合作。六月二十二日，他在新政协筹备会党组干事会上特地作了《新政协筹备会的工作与统战工作》的报告。报告说，新政协的召开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具体组成。中央政府成立后，政协便成为中共领导的各党派的政治协议机关，国家的一切大事都可以事前在此协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是长期的，我们要善于和党外人士相处。周恩来的这些讲话，不仅教育提高了党员干部对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而且解除了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民主人士认识到长期合作是党同党外人士关系的根本方针，相信共产党在革命胜利之后仍然是要他们的。
通过这一阶段工作，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我党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基本纲领和基本政策都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从而推动了新政协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
为了加强我党对新政协会议的领导，中共中央于七月十日成立了新政协筹备会党组干事会，干事共21人。其名单与分工是：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齐燕铭负责党派工作；陈云、薄一波负责财经工作：董必武、陈绍禹（王明）负责政法工作；聂荣臻、叶剑英、罗瑞卿负责军事工作；胡乔木、徐冰、周扬、钱俊瑞、廖承志负责文教工作；李立三、蔡畅、冯文彬负责工青妇工作；连贯、杨静仁负责农民和民族工作。干事会设常务委员五人，书记周恩来，委员林伯渠、李维汉、徐冰、李立三。
这段期间，新政协会议下设的六个小组也分别进行着紧张工作。从六月十七日起，或先或后地连续召开小组会议：以李维汉为组长、章伯钩为副组长的第一小组，开始忙于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各单位的代表名单；以谭平山为组长、周新民为副组长的第二小组，在成立会上讨论草拟新政协组织条例草案提纲；以周恩来为组长、许德琉为副组长的第三小组，举行第一次会议时决定由中共起草井同纲领的初稿；以董必武为组长、黄炎培为副组长的第四小组，草拟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以郭沫若为组长、陈劭先为副组长的第五小组，召集全组成员讨论大会宣言的起草；以马叙伦为组长，叶剑英、茅盾为副组长的第六小组，商决广泛征求国歌、国旗、国徽方案。总之，各小组各司其职，紧张又有序地进行着各项准备工作。
这时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已从香山搬进中南海办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都住进中南海，只有任弼时住在景山东街。中央统战部便从中南海丰泽园、居仁堂后院移到中海西岸的迎春堂、锡福堂。李维汉部长很忙，准备作《关于政协的性质、地位和政权的组织问题》的发言。六月二十三日，他在第四小组起草提纲委员会上发言说，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由新政协行使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产生政府，人民政府委员会是最高政权机关，将来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务院是最高行政机关。没多久，李维汉摔伤了腿住院治疗，他的筹备会秘书长职务就由林伯渠代理了，而统战部的工作由徐冰负责。
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的中心会场设在中南海勤政殿。勤政殿是清代皇朝所建，是中南海的一座重要建筑，位于丰泽园东边，正中有一座约百米面积的椭圆形大厅，左右各有两进四合院。这里是清皇朝举行政务活动的重要场所，所以取名“勤政殿”。袁世凯曾将大厅的方顶改成西式的圆顶，并于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在此举行过“登基”大典，做了83天的皇帝梦。国民党统治时，何应钦、李宗仁、博作义等都曾在此举行过重要政治活动。现在归人民所有，成为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场所了。很可惜，这样一座有历史文物价值的建筑，在“文革”后期，当时负责修建某工程的汪东兴同志，竟下令把它拆毁，重建新的办公室和会议室。
自六月十六日起到九月二十日止，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先后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八次会议。周恩来是每次会议的主角。常委会对诸如政协代表名单和共同纲领草案、政协组织法草案、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等问题，都进行反复讨论和最后决定。六月十六日第一次常委会就决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并通过《各单位代表参加小组的办法》。九月二十日第八次党委会，决定于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七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体会议，并通过政协一届全会议程。这之前，周恩来曾经在第四次常委会讨论政协组织法草案时，提出将新政协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建议。他说，在人民民主国家中需要统一战线，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朝，仍然有与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要合作，就要有各党派统一合作的组织，这组织就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要长期存在下去。周恩来的这个建议，在九月十七日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会上正式通过，由全会决定将新的政协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早在九月七日，周恩来就到北京饭店向参加新政协的代表作《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阐明人民政协决不是发源于旧政协，它是一百多年来民族民主运动牺牲奋斗的果实，是30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集中表现。他说，人民政协的形式组成了一个包含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它的任务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它将仍然以统一战线的组织出现，仍是一个协议机构、讲到政协代表名额和人选问题时，周恩来说，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政协代表范围和组织要比原来设想的扩大，以完满地代表全国各阶层人民。因为我们要实行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所以，参加政协的45个单位产生的根据，是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为重点，同时又照顾到了各方面。周恩来的屡次报告，不仅阐述了共同纲领和政协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这三个立国大法的要点，而且明确地说明了政协的性质、任务及其代表组成的依据。
这就给尔后顺利地通过三个立国大法和政协代表名单提供了思想政治基础。
协商新政协的代表名单是一件极为复杂繁重的工作。这个工作，是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碰到有争议时还得由他亲自出面去商谈。新政协要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新政协的阵容就必须扩大，而《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第一条规定：新政治协商会议，为全国拥护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及同意动员一切人民民主力量，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解放区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及无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所组成。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派及反动分子不容许参加。这样就要求做到，既有广泛的代表性，足以体现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也要体现无产阶级的领导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又不能机械地按人口比例分配名额，要充分照顾各方面；而且要慎重地掌握敌我界线，防止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和反动分子混入，以保持新政协政治阵容的严肃性。所以，这个工作既复杂又繁重。那时候，还规定对新政协代表提名要逐个审查，反复研究。这方面的工作量是很大的，时常为了某一个代表的适当与否而函电往返，多方协商，斟酌再三，费时达几周之久。有时，毛泽东、周恩来也参加讨论。代表名单初步产生之后，还先后花了三个月工夫才最后确定了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名额、名单。名单分五类：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和特邀代表。其中前四类共45个单位，正式代表五百一十名，候补代表77名；第五类特邀代表75人。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总数计六百六十二人。中央统战部经过同中央组织部及有关单位反复研究，把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人选和各项统计印制了一本很厚的资料送到中央。毛泽东看了，很风趣地说那是一本“天书”。他的风趣话里也带着看到全国人民大合作、大团结的喜悦心情。
从代表名单可以看出新政协这一阵容的鲜明特点：一是它的极其广泛性。新政协既包含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地区、解放军以及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和宗教界等方面的代表，充分反映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和一切爱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同时又包含了近百年来我国民族民主革命各个历史时期为人民事业作出贡献的知名人士和代表人物，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各个革命时期的代表性人物都吸收了，乃至前清末期和北洋政府时期较有声望以及后来同情革命、并为人民作过好事并有代表性的人物，都吸收参加新政协。为了广泛吸收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在政协代表单位中专列了“特别邀请人士”一个类别。在这一单位中，列在第一名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始终站在正义一边的坚强战士宋庆龄。同时，还有戊戌变法主要人物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前清翰林张元济、海军耆宿萨镇冰、同盟会老会员张难先，有北洋时期任过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司法总长江庸，有曾经是南京政府和谈首席代表的张治中和和谈代表邵力子、黄绍竑、刘斐、李蒸，有国民党的起义将领傅作义、程潜、龙云、董其武、邓宝珊、陈明仁等，有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陶孟和、陆志韦，有艺术界知名人士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等，有少数民族知名人士赛福鼎、阿里木江等，还有工农兵方面的劳动模范、英雄人物刘英源、阎存林、戎冠秀等。
此外，对于当时尚未解放的地区，也邀请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参加，并决定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中给这些地区留有十分之一的名额，准备在这些地区解放后可以有代表参加。这些都表明，党中央的考虑十分周到，充分肯定了各方面人士在我国近百年来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又尽可能地扩大和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新政协这一阵容，从组织上充分反映了我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复杂曲折历程。可以说，它是一个全面生动的历史总结。不过，少数民族代表只有28位，少了些。为了这事，李维汉还专门同朱早观、奎璧、杨静仁、天宝等少数民族代表进行座谈讨论，但感到在物色人选以及交通等方面均有困难；还有个工作疏漏，即在少数民族“单位”中没有安排满族代表（在其它单位中虽然有满族同志，如齐燕铭、罗常培等，但群众不知道）。
名单公布后，北京有些满族人因此哭了。毛泽东知道此事后说：“一个民族没有代表，整个少数民族为之不欢。”后来，在召开政协二届全国委员会时作了补救。
二是反映出严肃的政治标准。新政协的各党派单位共有14个，其中除了中共及在香港公开响应“五一”号召的十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外，增加了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三个单位。九三学社于一九四六年成立，积极参加了民主运动，并且响应我党“五一”号召，它在政治上和代表性上都是符合参加新政协的条件的，因此筹备会也一致同意邀请它参加新政协；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是台湾爱国同胞组成的一个政治组织，其主要成员领导和参加过一九四七年“二·二八”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并于当年十一月组织台盟这个台湾人民的革命组织。筹备会也一致同意台盟作为党派单位参加新政协；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从社会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会、民主青年联盟、民主青年同盟等青年革命组织发展而来的，也是我党领导的民主革命青年的政治组织。虽然成立较晚，但对革命的贡献很大，且有广泛的青年群众基础，所以筹备会也一致同意它作为党派单位参加新政协。至于在国民党内部从事过反蒋活动、对民主运动作过贡献的秘密政治组织“小民革”，于九月十七日自愿宣告结束，其领导人大部分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区域代表中被推选为代表，参加了新政协。还有对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民社党革新派、少年劳动党、光复会、中国农民党等，筹备会都作了慎重考虑，进行具体分析和分别处理。基本指导思想是首先注意政治的严肃性，严格分清敌我，对于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参加新政协标准者，不作为党派或团体单位；同时在此基础上又注意团结的广泛性，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这些组织中有民主运动史、在解放战争中有实际表现并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人士，在他们的政治组织或团体宣告结束以后，邀请他们以个人身份参加新政协或在联合政府中作适当的工作安排。例如民社党革新派的汪世铭、沙彦楷，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的许闻天、邓吴明，都是以个人身份被邀请为特邀代表参加政协的。
三是既能保证共产党的领导又能实现党同党外民主人士的团结合作，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新政协将要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当时的形势下，从组织上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不应当以简单的多数去压倒少数，而是必须以平等待人的态度同民主人士真诚合作，采取民主协商的方法来达到政治上的一致。因此，共产党作为一个党派单位，同民革、民盟这两个成员比较多的党派单位采取了相等名额的做法，而在人民解放军、各地区以及工、农、青、妇等基本群众单位中，虽然也适当安排了党外人士，但共产党员和基本群众占多数，这已经足以体现无产阶级的领导和工农联盟的基础作用。另一方面，共产党员也不宜过多，应当有相当数量的党外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才能充分反映各方面的意见。因此，在六百六十二名代表中，共产党员只占约百分之四十四，工农和各界无党派代表约占百分之二十六，各民主党派成员约占百分之三十。这说明，民主党派名额的比重是很大的，他们也是满意的。这样，既保证党的领导又促进党同非党的团结合作，推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有利于共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人民中国。
从拟订到决定政协代表名单，可以说是一项复杂又繁重的系统工程。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统战部都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但是，这项系统工程是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经过自上而下、从下到上的反复协商三个多月后，终于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筹备会常委会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上获得通过。这项系统工程的胜利竣工，表明周恩来是一位杰出的系统工程领导者、组织者和指挥家。
七十七、新政协会议在北平召开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决定于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七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之前，有关筹备诸多会议事宜已经安排和准备就绪，周恩来对会场布置、文件印发、座位安排和警卫工作等各项准备工作都亲自作了检查。十六日，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修改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将国旗、国徽方案和宣言稿交由政协全体会议主席团决定。十七日，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又基本通过35常委会所提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等。
上述三个草案都是重要的历史性文献，是经过许多次反复修改、集众人的智慧和经验才产生的。周恩来在报告草拟《共同纲领》的经过及其特点时说，筹备会第三小组决定由中共负责起草草案初稿。初稿写出了后，除各单位自己讨论不计外，经过七次的反复讨论和修改（由先后到达北平的政协代表五六百人分组讨论两次，第三小组本身讨论了三次，筹备会常委会讨论了两次），广泛地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将草案提交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作了基本通过。
《共同纲领》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人民大宪章，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为之流血牺牲所取得的革命成果，体现了我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低纲领。《共同纲领》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权制度，规定了国内各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规走了我国的外交政策、民族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和人民的民主权利等基本政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并通过宪法之前，《共同纲领》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不过，当时所制定的《共同纲领》暂时不提社会主义，这是不是说明不要社会主义？不是的。但为什么不写明呢？对此，周恩来曾向各位民主人士公开说明“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以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也证明了周恩来当时所说的话是完全正确的。
在制定《共同纲领》过程中，涉及少数民族政策时，有人主张采取苏联的做法，实行联邦制。到底是采取联邦制好呢还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曾经就此问题征求过意见。李维汉对这个问题作过专门研究，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比较适合我国的国情，而不宜套用苏联的“民族自决”，并向中央提出积极建议。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得到了起草小组的一致赞成。因此，《共同纲领》第一次就明确地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是使统：一战线组织化、经常化、完备化的一部重要文献。它反映了人民政协是适应我国国情的一个创举，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特点，阐明了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发展形成的，它不单是一种会议形式，而且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最高组织形式。因此，《组织法》规定了政协的宗旨是：“经过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团结，去团结全中国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共同努力”，“建立及巩固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及富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起草这部《组织法》时，有人认为到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就不再需要政协这样的组织了。周恩来向他们指出这种想法是不恰当的。他说：“统一战线是我党的一贯方针，统一战线出现今天这样广泛的规模，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并且应当长期地存在下去。即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政协也将是一个协商机构，是参谋部。”几十年实践证明，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之后，政协仍然需要长期地存在下去，而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日益发挥它的重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是根据《共同纲领》草案中新民主主义政权制度的精神拟定的。它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形式为民主集中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并规定在全国人大召开之前，由政协全体会议执行其职权，选举成立中央人民委员会，并且组织政务院、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在一九五四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并通过宪法后，这一组织法才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
关于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曾经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和发出“启事”征槁或邀请专家设计，共征得国旗图案二千九百九十二幅、国徽图案九百幅、国歌歌词六百九十四首。经过反复协商，分别选择了国旗图案38幅、国徽图案五幅提供大会采择。周恩来对这个工作十分重视，连《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草案）》的清样也亲自审定，并作了重要的修改。七月四日晚上，周恩来在外面活动后回到寓所已是凌晨三点，看到办公桌上案卷第一页有一份证稿启事草案的清样，知道要等他签发。周恩来立即审阅了二百余字的草案全文，亲自改动和增添14处，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国旗应注意“色彩以赤色为主”的“赤”字改成了“红”字。这一字之改，变赤为红，飘扬中国大地的那面五星红旗的底色便就此设计产生了。红旗上的黄色星，是钱三强在一次讨论同旗图案的会议上建议的。他说：“我国长江、黄河就是黄色的嘛，改黄色的好！”这一建议，博得与会者一致赞同。
关于国歌，一下子还制定不出来，征稿虽多，却难入选。所以，马叙伦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郭沫若赞成用它代国歌，黄炎培也支持并主张不改动由田汉所作的旧歌词。周恩来也说：“要嘛就用旧歌词，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这首代国歌，就是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于丰泽园召集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座谈时暂定的。散会前，毛泽东高兴地站了起来，同周恩来和全体与会者一齐合唱《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代国歌，第一次响亮地回荡在中南海内。
关于国徽，因为比较复杂，大家的意见又不一致，当时没有选中合适的图案，所以在开国大典上未能用上新中国的标记。现在的国徽图案，是一九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国徽的内容是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着中闰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建国后，制定国徽的任务，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邀请了梁思成、林徽音、李宗津、张仃、张光宇、周令钊、张正宇等专家参加这项工作。梁思成、张仃等人根据政协常委会讨论意见，绘制了新的图案，再进行讨论。
周恩来总结大家意见，决定进一步修改，并建议将麦稻穗设计成挺拔向上的形象。国徽图案通过后，塑造立体模型的任务便交给了清华大学营建系高庄教授。高庄经过精心的艺术再创造，采用45度锐角线平面立体浅浮雕的技法制成了国徽模型。一九五○年九月二十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就正式发布颁发实行国徽的命令。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倒有了一颗国印。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陈叔通。陈叔通给周恩来送去一枚镌刻得严肃庄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印鉴。原来，早在政协筹备期间，周恩来就委托陈叔通请治印名家制作一枚国印，陈叔通返回上海后，即向杭州西泠印社创始人王福庵说明了意图。王将制作国印的任务交给他的得意门徒、从一个苦力车夫成为治印名家的顿力夫去完成。周恩来握着这枚镌刻技艺十分精湛的国印，意味深长他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正是由于千万万个苦力拓凿而成的吗！”九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出席开幕式的各党派、团体代表六百三十四人，应邀来宾三百人。大会由毛泽东、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担任执行主席。当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幕时，54响礼炮和军乐齐鸣。毛泽东用洪钟般的声音致开幕词。他以沉稳、缓慢的语调庄严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是的，自鸦片战争以来，深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压迫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自此始，中国人民进入了伟大变革的新时代，中国开拓了崭新的新纪元。毛泽东的振奋人心的致词，其洪亮的声音、高昂的语调，至今还回旋于我的脑海中。一九九一年六月三十日晚，在漳州市委统战部召开各民39主党派负责人参加的纪念“七一”晚会上，我还情不自禁地学湖南口音表演了毛泽东的这段开幕词。
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的社论。
九月二十二日，大会第二天，政协筹备会代理秘书长林伯渠作筹备工作经过报告后，由周恩来、董必武、谭平山分别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经过的报告。二十五日，继续开会。当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周恩来、郭沫若、茅盾、田汉、梁思成等参加。毛泽东在筹备会第六组会上谈到国旗时，拿起了五星红旗的式样，指点着说道：“这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九月二十六日，政协全体会议休会一天，而“国旗、国徽、国都、国歌、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却在北京饭店举行会议，对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进行最后审查。关于定都问题，在讨论时有人曾建议在重庆、成都、西安或武汉。但最后还是一致通过首都设在北京。对于国号，早有不同意见，有的说简称“中华民国”，有的说“中华人民民主国”，有的说“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张奚若先生说不如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林伯渠在这一天特地柬请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前辈二三十人到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座谈，大多数主张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辛亥革命后归隐38年、平生不写“民国”名称的前清进士周致祥，就主张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侨领司徒美堂说：“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末翰林陈叔通和民盟主席张澜、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等也持此议。最后，政协全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说明新中国每一个标志的诞生过程，也是一个充分发扬民主、进行政治协商的过程：二十七日，政协一届全体会议在怀仁堂继续举行。周恩来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出了四个决议草案付诸表决，被全体代表一致通过，掌声如雷，经久不息。
大会还通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本年为一九四九年；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人民大团结。这样，新中国的标志除国徽外已经全部诞生了。
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共开了八天。九月三十日，大会顺利地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全会选出了一百八十人组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会议选出了63人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朱德副主席在政协全会闭幕式上致闭幕词说：“我们既然能够团结一致，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一致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繁荣昌盛的境地。”会议期间，有中共代表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共83人先后在全会上讲话或发言。中共代表刘少奇发表讲话时，郑重表示“中国共产党一定要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及其发展和巩固而进行不懈的努力。”“凡是中国共产党参加并一道通过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将坚决地执行，并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宋庆龄在发言中赞颂政协会议的召开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会上，张澜说政协会议开幕是“世界人类史上值得永久纪念的一个光荣的日期”；黄炎培说政协会议“写出一篇意义最伟大、最光荣的记录”；程潜说这是“划时代的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的一次人民真正大团41结”：沈雁冰说政协会议“展开了中国历史全新的一页”。国内外新闻媒体也纷纷报道政协会议消息。开幕当天，新华社发出电讯：“中国人民所渴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于今日下午七时半在北平开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得很成功，主要是党中央方针政策的正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直接领导的结果。为了保证大会的胜利召开，中央决定，大会组成党组秘书处，我任处长，中组部的韩劲草任副处长，负责政协委员中党员和团员的报到、编组工作，召开党员大会，参加大会工作的党员也列席。党员大会请刘少奇做动员报告，报告阐明了人民政协第一次全体大会的意义和任务，要求每个党员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团结党外人士一起把大会开好，特别说明大会候选名单中党外人士的安排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党员要保证投党外人士的票。党员大会后，各党小组都学习和讨论了刘少奇报告，保证完成任务，使政协大会开得顺利。选举结果，不仅党外人士都当选，而且票数都相当多，党外人士都很满意。参加大会的秘书、总务、警卫等全体工作人员（包括饭店工作人员），都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任劳任怨地完成了任务，也得到了中央负责同志的表扬。
九月三十日上午，政协会议全体会议通过建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纪念碑的碑文，并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当天下午六时，大会利用统计选票的时间，全体代表到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纪念碑奠基典礼。周恩来代表会议主席团致词说：“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典礼。”致词毕，全体代表脱帽静默致哀。默哀毕，毛泽东宣读他亲自撰写的纪念碑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碑文宣读完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各单位首席代表一一执锨为纪念碑的基石培土，表示对革命先烈的崇敬。
这座纪念碑于一九五二年八月正式动工兴建，一九五八年四月竣工落成，同年五月一日隆重揭幕。纪念碑雄伟壮观，建筑面积三千平方米，碑身呈方形，高近40米，是用山东崂山运来的巨块花岗石雕成；碑下为两层平台，四周环绕汉白玉栏杆。碑身正面（北面）镌刻毛泽东题书“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鎏金大字；背面是周恩来亲笔题书的碑文。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对一百五十年来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中前仆后继、英勇奋斗而牺牲的无数革命先烈的光辉纪念，也是对中国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好场所。中国人民络绎不绝到此瞻仰，缅怀革命先烈，学习他们为革命、为人民、为真理而英勇战斗的精神。
一九七六年“四·五”那天，我和紫非到天安门广场，用照相机记录下了广大群众抗拒“四人帮”无理压制、簇拥着花圈纪念周总理逝世的动人情景。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于每年一月八日周总理逝世日，都相约到纪念碑敬献花束（近年来改在三月五日总理诞生日），无限追思和深切怀念周总理。
在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进行期间或闭幕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朝鲜、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蒙古、波兰等国家党和政府以及英国、美国、西德、丹麦、荷兰、澳大利亚共产党都致电祝贺。苏联等国政府决定同我国建交。这正如毛泽东在政协全会开幕词中所说：“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在政协会议开幕的第三天（二十三日），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举行宴会，邀请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黄绍竑、刘斐、陈明仁、吴奇伟、黄滇翔、林遵、邓兆祥等26位起义将领一同赴宴，周恩来、陈毅、刘伯承、李济深、陈铭枢、察廷锴等作陪。席间，毛泽东几次举杯为起义人员响应人民和平运动立下的功绩干杯。毛泽东说，由于国民党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这年八月四日，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北伐老将程潜和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率部在长沙举行起义。十六日，毛泽东、朱德电称程潜“义声昭著”。毛泽东对国民党老前辈程潜是很敬重的。当程潜于九月七日晚上十点到达北平参加政协会议时，毛泽东亲自到火车站迎接。他到火车站亲迎朋友除宋庆龄外，就是迎接程潜，仅此两次而已。
九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宴为程潜洗尘，周恩来等也参加。十九日，毛泽东邀程同游天坛，二十日又细心同他商量安排公职。十月一日，毛泽东邀请程潜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因为程潜出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离京前夕，毛泽东找程星龄谈话，说“颂公（程潜字颂云）在军政界搞得久，旧部多，需要安插而又可以安插的，尽可能地予以安插，可能还有人向他要点钱，或者他自己想送点钱给老朋友或者老部下，都要替他设想到，免得他为难。现在决定由政府按月给他特别费大米五万斤（注：币制改革后，折成人民币五千元），任其开支，不受限制”。可程潜对待别费从不动用一分一文。
我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是富有号召力的。程潜于八月四日在长沙宣布起义，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黄绍竑、贺耀组、龙云等44人于十三日在香港发表声明，宣布“坚决地向人民靠拢”；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委员刘孟纯、屈武，该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等于九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发表通电，宣布脱离广州国民党政府，归入人民阵营；十月一日，西藏宗教领袖之一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在青海省解放声中致电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这些都证明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胜利，也是反映周恩来领导国统区第二战场的伟绩。
有些爱国军政人员为了参加人民政协，竟然牺牲了自己的性命。曾任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的国民党中央执委杨杰，九月十九日在赴北平参加会议的途中于香港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政协会议开幕时，还通过一项临时动议：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名义，向杨杰家属及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致唁。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拜克、阿巴索夫、达列里汗和中苏文化协会干事罗志（汉族）等五人，在转道苏联阿拉木图赴北平参加政协会议的航途中因飞机失事牺牲。为此不幸事件，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唁电，向不幸遇难的五位同志及其家属表示哀悼。
七十八、出任开国总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二时，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和委员陈毅等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宣布就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会议一致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的施政方针。会议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钩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自从这一天起，周恩来成为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的总理，连任26年之久，日理万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社论。下午三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隆重盛典。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解放军主要将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民主人士、各群众团体负责人出席参加；中央和北京市机关于部以及群众30万人整队参加庆典。首都群众穿着节日盛装，有组织地在盛典开始前汇集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城楼上八个大宫灯醒目喜人，两排红旗迎风招展，广场上红旗似海。
下午二时半起，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张澜、李济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陆续从端门前下车，从天安门东西两侧的坡道健步走上天安门城楼，互相握手致贺后先去大厅休息。早就等候在那里的摄影记者蜂拥过来抢拍下一个个珍贵的历史镜头。
为了保证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安全，保证参加庆祝盛典的首都30万群众的安全，周恩来早已和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罗瑞卿等同志采取了周全缜密的安全措施。对毛泽东从中南海到天安门的必经之道都预先亲自作过安全检查。当时，我们私下里啧啧称赞，还风趣他说周恩来是“大公安部长”。
二时五十分，毛主席暨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休息厅走出，站到天安门城楼前沿各自的位置上。当群众看到毛主席时，广场上欢声雷动，高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等则向群众挥手致意。三时，开国大典由林伯渠秘书长宣布开始，军乐队奏起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毛泽东主席亲手按动升旗电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广场上冉冉升起，54门礼炮轰鸣28响。接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向全世界郑重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当毛主席在宣读公告时，我抢拍了一帧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照片，而今它成为一件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了。
《公告》宣读完毕，林伯渠宣布阅兵式开始。突然，飞机的隆隆声从东方的上空传来，人们立即仰望天空，新组建的空军排着人字形掠空而过，天安门上下齐向空军鼓掌欢迎。接着，朱德总司令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的陪同下，乘敞篷车检阅了一万六千四百名官兵组成的海陆空三军部队。之后，朱德重登天安门城楼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三军迅速肃清国民党残余军队，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令毕，奏起军乐，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和骑兵师从天安门城楼下列队通过，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这次阅兵，是愈战愈强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一次检阅，也是人民解放军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的一次誓师。
阅兵式结束，欢腾的群众游行队伍接踵而来。他们通过天安门时振臂高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万岁！”入夜，举行焰火晚会，五彩缤纷焰火腾空而起，千万朵礼花开满夜空，北京成为不夜之城，首都群众沉浸在狂欢之中。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宾，坐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与民同乐。
当晚，我背着照相机和小摄影机想摄下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不料，经过金水桥时被负责警卫的战士挡住，不让过桥去。尽管我佩带着“工作人员”的证件，他还是不让过去。幸好碰到警卫负责人刘维同志，才带我上天安门，使我有机会摄下了一组狂欢之夜的照片。我有幸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盛典，亲眼看到代表新中国诞生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凌空升起，也亲眼看到几十万群众欢呼新中国诞生的热烈场面，使我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我在北京工作、生活了41年，几乎“五一”、“十一”都要上天安门。
一九九○年定居漳州后，常常想念天安门。每次进京办事要离开时，总要瞻仰天安门城楼，凭吊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47纪念堂，仰望飘扬在天安门上空的五星红旗和宏伟的人民大会堂，思绪万千，对新中国的缔造者、已故的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寄予无限敬仰之情。
十月一日成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法定的国庆日，是当年十二月二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决议规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十月九日下午三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选举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李维汉为秘书长。这次会议，患病缺席的马叙伦委员托许广平委员向会议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有国庆日。希望本会决定把十月一日定为国庆日。”毛主席说：“我们应作一提案，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决议，规定每年十月一日为国庆日，并以这一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这个规定，必将千秋万载地沿袭下去。
开国大典那一天，周恩来被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为政务院总理之后，便集中主要精力筹建新中国第一届“内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但是，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所需要的为数众多的工作人员从哪里来呢？政务院副总理和所属各部主要人员怎样配备呢？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在组建政务院时首先碰到的两大问题。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反复考虑和研究，最后一致商定：首先将华北人民政府撤销，把这个班底拿过来作为政务院的基础，并参照华北人民政府的经验组织政务院；然后再陆续从其他几个大行政区抽调一部分人（特别是负责人）来充实和加强政务院。邓小平、李富春、高岗、贺龙、陈毅、邓子恢、习仲勋等，就是在这以后陆续从各大区调到北京工作的。
新中国首届“内阁”是一个民主联合政府，必须考虑安排民主人士。对民主人士的安排，是周恩来筹建政务院时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他认为，民主党派在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斗争中同我党亲密合作，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对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导人都应该有所安排。但是，怎样在配备上取得平衡，却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情。因为周恩来在国统区工作的时间比较长，对各党派民主人士的情况比较熟悉，并同他们有着密切的交往。因此，民主人士的任职名单大多数是由他提出来报告党中央决定的。之前，他先听取中央统战部关于民主人士的安排意见，还亲自做了大量平衡和协调工作。那时候，我在统战部任副秘书长，深深感到周恩来费尽心思，深谋远虑，力尽综合平衡之功，使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头面人物、知名人士，差不多都安排进了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他首先提名对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的起义将领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在绥远时，曾在兴修河套水利工程方面做过许多工作，因此周恩来便提名傅担任水利部部长，并安排李葆华到水利部当副部长、党组书记，协助傅工作。周恩来很尊重傅作义，请他推荐人选参加水利部领导班子，傅向周恩来推荐了两位民主人士，一位是原国民党黄河治理委员会比较负责的技术专家张含英，一位是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北平市市长的刘瑶章。其次，劝说过去几十年一直不愿做文官的工商界主要代表人物黄炎培担任公职，由他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中国民建会主委黄炎培有出世思想，曾多次拒绝旧政府的高官厚禄。一九四九年三月，他来到解放后的北平也无意做官。十月十一日晚，周恩来前往安儿胡同黄炎培家中拜访，诚恳地提出请他担任政府公职。黄炎培仍抱定初衷，说：“一九四六年我才68岁，己觉得年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72岁了，还能做官吗？”周恩来充满敬意他说：“这不同于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恳谈，黄炎培被说动了，但他表示要考虑考虑。十二日早晨，黄炎培征询了江问渔、杨卫玉等好友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在周49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求贤的盛情邀请之下，应该接受在政务院的职位。这天晚上，周恩来再次登门听取黄炎培的答复。这时，黄老高高兴兴地向周恩来表示，他愿意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再次，是提议无党派民主人士李书城担任农业部部长。为什么要委任一位大家不甚了解的人来当农业部长呢？周恩来解释说，他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首义后在武汉当过革命军总司令黄兴的参谋长，继之投入了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共“一大”就是在他家召开的，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他还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这样安排，体现了照顾民主人士的各个方面。周恩来派薄一波去找李书城谈话，便请出了李书城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部长。此外，周恩来也请了在旧社会拒绝高官厚禄的耿介之士、著名林业学家梁希出任林垦部部长。
十月十九日下午，在经过党中央决定并同党外有关人士协商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正式任命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李维汉为政务院秘书长；任命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为总参谋长。同时，正式通过政务院下属委、部、会、院、署、行主要负责人的任命名单，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部长。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这项任命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在四个副总理中，有黄炎培、郭沫若两位民主人士；21名政务院领导成员中，民主人士占11人；政务院下属34个机构的一百零九个正副职位中，民主人士占49个，其中15个正职。他们是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林垦部部长梁希，粮食部部长章乃器，司法部部长史良，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对以上安排，许多民主人士非常感动，称赞道，“周总理不愧为‘周’（指考虑问题周到、完备）总理啊！”政务院的人事安排就绪后，周恩来于十月二十一日召集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宣告政务院成立，总理、副总理、政务委员以及下属34个机构的负责人正式就职。他在政务院成立大会上作了《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指出：“政务院是首脑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国家事务工作。”他还强调：政务院既已成立，各部门都应该有一个组织法，以便依法办事。一个月后，即十一月二十一日，周总理于中南海勤政殿东会议室召集政务院机关工作人员开会并讲话。那时候，政务院工作人员只有95人，主要是秘书、警卫、行政人员。他对大家说：“人民的国家、人民的政府刚刚建立，我们要在革命秩序里创造新的社会。
所以，我们要改革，要创造，不要因循守旧，不要只作‘循吏’。大家要善于发现和接触新事物，勤劳加智慧，富有创造性地把革命工作做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还谈到政务院与旧官僚机构的本质不同。他说：“中南海是过去的封建皇帝呆的地方，在这个黄圈圈里都是穿黄马褂的人，是个与民隔绝又统治百姓的禁城。现在解放了，我们在中南海工作，就要打破往日的‘黄圈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当真正的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为中央人民政府服务，及时把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传达下去，把初建的国家建设好。”周恩来这次讲话，给政务院工作人员以深刻的教育，迅速形成廉政、勤政、高效率的为人民服务好作风。自此始，政务院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兢兢业业，勤政廉明，艰苦朴素，积极认真，开展建国初期繁忙的政务活动，为新中国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为国民经济的胜利恢复，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合作，为领导中国人民胜利地从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而奋斗不51懈。
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巨人的雄姿屹立在东方。这是一百多年来无数革命先烈奋斗牺牲的结果。特别是一九二一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的结果。
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就说过：“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完全证明了这个真理。
解放战争只以三年半的时间，就推翻了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反动统治，就是由于党中央在这个时期内最灵活又最充分地运用了这三个法宝，使它发生了伟大的威力，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而在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中，毛泽东和周恩来亲密合作，充分发挥了他们领导革命的高超艺术，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2007/09/10
第二十章协商大政擘划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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