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的人民共和国跨入建国二十周年的时候，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中国与原苏联两国之间的关系已处于极为紧张的状态，一九六九年三月发生了严重的边界武装冲突。乌苏里江的枪炮声告诉人们：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关系恶化到了战争的边缘，进入了历史最低谷。
边界上的流血事件是很容易激起民族感情的，然而对负责的政治家来说，这时需要的不是感情冲动，而是冷静的思考。经过权衡利弊，中苏两国政府终于在三月二十九日和五月二十四日先后发表声明，表示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冲突。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赴越吊唁胡志明主席之后“途经”北京，同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在机场进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会晤。
在这次历时三个半小时的会晤中，两位政府首脑集中就双边关系中一些带有紧迫性的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
中苏边界武装冲突后两国关系更趋紧张。就在这次会晤前的一个月里，苏联方面已经在向美国进行如果苏联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袭击，美国会作何反应的试探了。国家安全受到如此严重的威胁，中国不能不认真对待。周恩来在会晤中开门见山地向柯西金指出：“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谈到战争，中国历来愿意同所有国家，首先是邻国其中包括苏联睦邻友好、和平共处，更何况中苏发生边界冲突时正值中同内部动乱。国内的不安定迫切要求有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以便集中精力首先解决好内部问题。所以，周恩来直言相告：“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他恳切地再一次阐明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即中苏之间的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正常化。中苏两国不应该为边界问题而打仗。边界问题应该通过和谈求得公正合理的解决。
至于边界问题，鉴于已经发生了流血事件，周恩来指出：当务之急是在谈判解决问题以前首先采取临时措施，使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避免武装冲突，维持边界现状。他建议双方首先就此签订一个协议，并进而恢复解决边界问题的谈判。
显然，中国的“冷处理”建议是有助于缓和边界局势的。对这一合理合情的建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明确表示同意，并同中国总理达成了谅解。在这种气氛下，两位领导人还就恢复互派大使（从一九六六年起两国在双方首都只保留代办）、扩大贸易、改善两国间的通车通航及界河航运等缓和国家关系的措施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一致。最后周恩来提议，以两国总理互致信件的形式作为双方政府间的换文，对这次会晤中达成的谅解予以确认，即把会晤的成果肯定下来。对此，柯西金主席当场表示同意。这样，在会晤结束时，双方对取得的结果都感到满意。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八日，按照事先商定的办法，周恩来致信柯西金，归纳和概括了中国政府的有关立场及九月十一日会晤时双方一致达成的谅解。不久，柯西金复信通告中国方面：苏联政府已采取措施，向边防部队下达了四点指示，以缓和边界局势。
由于双方部采取了措施，边界上不冉打枪，紧张局势相对缓和下来。接着，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恢复。这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中国既要在南边抗美援越，又不得不对北方加强防备的双重压力。
在国家关系方面，根据两国总理达成的协议，一九七○年十月至十一月间苏中两国新任大使分别到任，从而结束了一段时间内中苏关系事实上降格为代办级的局面。
在双边贸易方面，中苏于一九七○年十一月恢复了已经中断两年的签订年度贸易协定的做法，从而使一九七一年的贸易额以比前一年增长两倍半的幅度开始回升。与此同时，两国间的空中与界河航运，经过谈判也开始得到改善。
由此可见，当一九六九年中苏紧张关系大大加剧的严重时刻，是周恩来同柯西金的会晤及其达成的谅解，把两国关系从战争的边缘拉了回来。尽管那以后两国关系在紧张方面仍表现出相当大的惯性，然而毕竟开始了一个虽然缓慢，但却是朝着走出谷底方向发展的过程。除了双边关系外，这次会晤的影响所及，对推动苏美中大三角关系的确立也产生了明显的作用。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二日，中国新华社播发的中苏政府首脑在北京会晤的消息，在世界上引起了震动。大洋彼岸的中国对手──美国的某些人乍获得这一信息即感到非同小可，紧接着十月中苏边界谈判的恢复更使他们感到了问题的紧迫性。原来，为了早日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脱身，为了在全球争夺中处于有利地位，美国总统尼克松上任后不久即在调整对华关系方面开始有所考虑，九月九日，这位不常接见本国驻外大使的总统难得会见了驻波兰大使小沃尔特·斯托塞尔，并把建立接触和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提出来。正当此时，中苏政府首脑在北京会晤及中苏边界谈判恢复的消息传来，顿使尼克松总统感到良机坐失的危险，随即下令基辛格给已在任上的美国驻波兰大使接连发去三封电报，促其加快行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日，中美两国外交官一起出现在华沙文化宫举行的南斯拉夫时装表演会上。当美国大使见中国代办雷阳同翻译离席时，便马上跟了出来。由于代办已坐进轿车，这位大使一把拉住中国翻译，急切地用波兰语作了自我介绍后说，他最近刚从华盛顿回来，得到了同中国大使馆建立接触的指示。中国翻译有礼貌地答应代为转达后便匆勿离去了。两天后，斯托塞尔大使接到中国大使馆的正式邀请。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他来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成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位进入我驻外大使馆的美国使节。不久，中美大使级会谈恢复了。从中国方面来说，尼克松总统入主白宫前后向中国发出的一系列信息已经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的注意。一个新的战略构想正在酝酿中。可以说，从此以后，中国对苏关系的每一个动作，都同时具有对美关系的意义。
边界冲突后同意举行中苏政府首脑会晤是这样；当察觉到苏方从政府首脑会晤的立场后退时，周恩来在一九六九年十月六日致柯西金的信中仍然同意恢复边界谈判也是这样。当时在外界看来，这意味着中国“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务实派控制着外交政策”。在周恩来看来，这样做的结果是，既可减轻中苏紧张关系对中国的压力，又可为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创造条件。这一战略构想充分显示了中国领导人的外交艺术，而既是决策人又是执行者的周恩来在其间纵观风云、运筹帷幄的重大功绩是不言而喻的。由于当时明确这一外交战略的尚限于最高决策层，一般的外交人员还没有必要的思想准备，所以华沙那戏剧性的一幕虽曾使那位美国大使急出了一身汗，可他何曾想到他的举动，用后来周恩来对基辛格讲的风趣话说，差一点使中国代办得了心脏病。
一九六九年三月，中苏矛盾的激化成为触发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四月，美国便以委婉的外交辞令向苏联作了暗示。七月，又宣布了自朝鲜战争以来的第一次放宽对华贸易限制。美国的举措促使苏联在对中国发出核袭击威胁的同时，提出了同中同领导人接触的建议。如所预料，中苏政府首脑的会晤及边界谈判的恢复又加快了美国走向中国的脚步，导致了中美接触的恢复和美国宣布进一步放宽对华贸易限制。
应当指出，当年的苏美都由接近中国，三国之间关系的相互影响已表现得十分充分。无怪乎连基辛格也感到：“到了一九六一年底，美国同共产党世界的关系就慢慢地演变成三角关系了。”从七十年代初起，随着中美关系大门的打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新中国进一步增强了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并迎来了对外关系全面发展的时期。大三角关系的形成则在世界局势中增加了新的稳定因素。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总理周恩来被看作是“开创了今天的全球平衡”的“关键性外交事件的中心参加者”。
2007/09/10
见机而行鼎立推动──一九六九年九月在北京机场会晤柯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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