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阶层、党派、集团、以至个人，从各自利益出发，在一定条件下，为了实现共同利益在一定的政治基础上自愿结成的政治联盟。在阶级社会中，古今中外各阶级、各党派，都在力图建立统一战线，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都在统一战线中争夺领导权，不管是否公开这样说，或者用别的什么说法。就无产阶级政党来说，统一战线是实现和扩大革命的同盟军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统一战线的本质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敌人。”只要中国共产党存在，就必须有它领导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共同的利益”、“自愿”结成联盟，规定了“同”，因为联盟的利益足共同的，所以是谓“大同”；“各自的利益”，规定了“异”，各自的利益对共同利益来说是从属的，所以是“小异”。这是统一战线的要求和特点。
不然，它就建立不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也会破裂。
“同”和“异”是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的，又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大”和“小”，是相对的，不是指事物本身的性质而说的。
“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一贯思想；“求同存异”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周恩来的一大贡献。
关于这一重要思想的红线早在大革命前后就勾画出来了。一九二三年七月，周恩来在他起草的《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中号召：凡是，“不甘为列强奴隶军阀鹰大的人，不论其属于何种派别，具有何种信仰，都应立即联合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卵翼下的北京政府。这条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只求反北京军阀政府之“同”，而存各自派别、信仰之“异”。之后，孙中山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
国家主义派却攻击这是“阶级妥协”。周恩来批驳他们，现在，“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是为进行“国民革命”，走完这第一步，将来共产党还要走第二步──“打破私有制度”，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从而指明了国共合作的“同”和“异”。
一九二六年底，他在《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一文中指出：“国民革命原是中国各被压迫阶级共同的出路”；而“各阶级却有他们各自的出发点”，“更有各自所欲获得的利益。”在这里，周恩来用阶级的观点分析了结成统一战线的各阶级的“同”和“异”。
一九三八年底，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对周恩来说，“中共既实行三民主义，最好合成一个组织”，“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周恩来明确地回答，“中共实行三民主义，不仅因为这是抗战的出路，而且因为这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加入国民党，退出共产党”，“不仅失节失信仰，而且于国家有害无益。”这样，不仅坚持了国共合作中政治上的“求同存异”，而且强调了在组织上、思想上的根本区别，从而把蒋介石的“溶共”图谋打了回去。如果说前面这些论述只是有了“求同存异”的思想，那么把这一思想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表述出来，是在四十年代初。在粉碎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复杂而艰巨的斗争中，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周恩来强调指出：“于革命，人越多越好，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异’。”这是“求同存异”的第一次表述。
建国初期周恩来又指出：“我们同党外人士合作就是在共同的大前提下，接受他们的好意见，丰富我们的主张，只要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别是允许的。”这是对“求同存异”的具体阐释。他还进一步闸明：“人心不同，各为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统一矛盾并不妨碍个性的发展。”这就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告诉我们，在事物的统一体内，“同”和“异”不仅是对立的，而且也是互补的，“同”是基本的，“异”又不妨碍同，而且在“同”能够更好发展的情况下，二者都是必须的。那么，处理二者之间的矛盾，必须是而且只能是采取求大同存小异的方针。周恩来把这个方针贯彻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始终，不仅求大同存小异，甚或为了大同也存大异。只要统一战线的各方，在基本点上同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取得某种程度的一致，尽管还存在很大分歧，周恩来都尽力联合这些政治上的代表人物，以对付共同的敌人。
周恩来“求同存异”的思想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其基本点至少应包括：无产阶级为了孤立、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就应该尽可能多的寻找同盟者，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了求得“大同”，在必要时，还须作出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按照“求同存异”的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统一战线中，必须尊重、照顾同盟者的利益；统一战线中有各种不同的同盟者，在政治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同”和“异”是有区别的。因此，在统一战线中有不同程度的同盟军，即既有战略同盟军，又有策略同盟军，既有直接同盟军，又有间接同盟军。如果放弃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领导权而牺牲自己原则之“异”、同化于人家，或者脱离实际地要求人家自己都一样，这都是取消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同”和“异”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转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掌握变化、转化的“度”，对于统一战线中的朋友，哪怕是不太可靠的朋友，在政治上出现损害、破坏统一战线团结的问题时，只要还不是已根本转到敌对方面，仍然要采取又联合又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尽可能维系团结与合作。至于已变为放，则坚决决裂；随着形势和革命任务的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统一战线的任务、要求也在不断发展。
周恩来不仅运用“求同存异”发展，壮大了国内统一战线，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建国后，在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和一九五五年的亚非会议上，又成功地运用“求同存异”的政治协商艺术，提出了现在已经举世闻名、影响深远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发展双边关系开辟了现实途径，扩大了国际统一战线，从而使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使我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
一九五四年八月，周恩来在阐明同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关系时就提出，“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是存异”。一九五五年第一次既明确而又准确地表述了“求同存异”这一方针在“生气勃勃的反帝国际统一战线”中的含义。
所谓“求同存异”就是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不同和相互间的个别争端“放在一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找共同点”，以求得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周恩来认为国家关系应该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并说：“世界各国治制度、意识形态各有不同，很难一致起来，我们要找共同点。”“们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和过去、现在由于加过这一面或那一面而承担的国际义务”，“争取和平合作”。反在对外交往中，就是我们既不放弃原则接受别人的观点，也不要我们的观点强加于人、而是在相互可能接受的范围内，按和平共五项原则解决双边或多边的关系问题。在以后大量的双边或多关系发展中，进一步证明了这一方针是唯一正确的。正是这种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处理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方针，促进我国同各种国家建立和发展了良好关系，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
日内瓦会议后，朝鲜代表说：中国同志使外交变成艺术。美国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依斯夫妇也说过：“非洲大陆人民的解放事业受到了国际广泛注意，正是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精辟讲话所引起的。”美国杜鲁门时代的国务卿艾奇逊也赞扬周恩来“是当今世界上最能干的外交家”。一位日本记者也曾说过：“‘求大同存小异’这一引人的警句，也许是如实地概括了周恩来外交的独特风格”。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善于在求同存异中根据不同情况和对象，尽量争取异中求同，扬同抑异，存异待同，通过各种方法，发展和壮大国际统一战线，广泛结交朋友。
2007/09/10
求同存异广结盟友──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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