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起，“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在中国大地上汹涌翻滚，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系于同一战车，出于同样的罪恶目的，煽起了一股打、砸、抢、揪、斗、抄、抓的妖风巨浪，不仅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陷于困境，而且众多党外爱国民主人士也被卷进这场灾难的旋涡。
八月二十九日夜，大约三十名北京大学的红卫兵查抄了著名民主人士，原人大常委、政协常委章士钊的住宅，开始了所谓的“革命行动”。
三十日清晨，章士钊在红卫兵离去后，写信给毛泽东，汇报了红卫兵抄家时的蛮横行动，请求毛泽东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圆一下，当有解铃之望”。
当天，毛泽东收到了这封信，阅后立即在信上作了重要指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还是在同一天，章士钊的信和毛泽东的批示就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手中，周恩来看后，严厉地批评了有关人员，并当即部署了对章士钊采取的三条保护性措施：一、把抄走的东西全部送还给章士钊；二、派两名警卫部队的解放军到章士钊家，负责保卫工作，阻止红卫兵再来抄家；三、要秘密地将章士钊送到解放军三○一医院，以保人身安全。
在布置这些任务的同时，周恩来已经想到了大批与章士钊处境相同的党内外干部和朋友，他们同样需要刻不容缓地采取相应措施加以保护。
八月三十日，周恩来亲自动笔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保护的人员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谐沙千里张奚若（一）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按：指人大副委员长；国副主席）（二）部长、副部（三）政副（按：指全国政协副主席）（四）国副（按：指国务院副总理）（五）各民主党派负责（六）两高（按：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查院检长）（李宗仁）从这份保护的名单上看，包括了十三位高级民生人士和大批高级领导干部。
围绕对这些人的保护工作，周恩来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和勇气，怀着对朋友和同志的深厚情谊，与林彪、江青一伙展开了一场特殊的搏斗。
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恩来就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发展，并着下进行对这批民主人士的保护工作。
当时，正是酷暑时节，张治中等几位老先生正在北戴河避暑疗养。周恩来马上派中央统战部的一位负责人赶到那里。向几位老先生通报情况，对被保护人实行多种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周恩来考虑，这些人大都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且性格倔强，不肯低头受辱，若呆在家中目标太大，不好保护。
万一照顾不到，就会发生意外，从而给党带来恶劣的影响，严重伤害这些党外朋友的感情。因此，周恩来委派可靠同志去做思想工作，说服、动员他们服从总理的安排。
九月一日，周恩来特地给解放军三○一医院下达命令，要他们准备接收一批特殊“病人”。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到被保护人家中接人时，遵照周恩来指示，不告诉家属到什么地方去，只允许一名秘书随同前往照顾，还嘱咐被保护人要用假姓名，周恩来还再三叮咛要秘密护送。到医院后，由部队负责警卫工作，安排医护人员特别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
张治中先生的亲属回忆了这段历史：张治中先生从北戴河返回北京的当天，红卫兵就来到了家中，当时只是观察了一下，没有立即动手抄家。周恩来知道后对当时的总参谋长说：“张治中将军是我们党难得的朋友，你要绝对保证他的安全”。总长从北京卫戍区调了一个排驻守在张家周围。红卫兵来了几次，都被警卫战士挡了回去。就这样，林彪、江青一伙仍不肯放过，形势越来越吃紧。周恩来挺身而出，在红卫兵集会上说：“张治中是我们党的朋友，他曾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时亲自接送毛主席，保证了毛主席的安全。”随后，指示周荣鑫将张治中护送到三○一医院加以保护，并常常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前去看望。张治中看到国家这个样子，非常忧虑，几次向总理吐露肺腑之言，周恩来总是安慰他：“这种日子不会长久的。”章土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都是用这种办法保护起来的。
对郭沫若是将他护送到外地，直至形势有所好转才将他接回北京。
对思想不通或因其它原因不能离家的人，周恩来则变换方式加以保护。
他派解放军战士和公安人员身穿便服，臂缠红卫兵袖章，到被保护人家中队阻止前来抄家的红卫兵，同时让当地派出所和所在机关联系，请他们予以大力配合。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等人都受到了这种措施的保护。
周恩来还特别关照了对宋庆龄的保护工作。建国以后，宋庆龄大部分时间住在上海。只是每年回北京参加国庆活动。周恩来考虑到上海是林彪、江青一伙进行动乱活动的据点，形势更加混乱、因此，一再恳请宋庆龄来北京居住，宋到北京后，为了确保她的安全，总理特别指示杨德中主管宋宅的各项工作，在部队执行警卫任务的同时，由公安部、市公安局、当地派出所三方面协同警卫。周恩来还亲自找红卫兵谈话，做说服教育工作。九月一日，他对首都红卫兵发表讲话，强调要尊重担任国家副主席要职的宋庆龄，并态度坚决他说：“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
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就这样，几经周折，终于平息了上海、北京两地红卫兵冲击宋庆龄住宅的风波。
在周恩来尽心竭力地关怀和保护下，名单上的十三位高级民主人士都安全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受到周恩来保护的不仅仅是名单上的人，许多著名的民主人士同样感受到了他的关怀。
前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钱昌照曾回忆说，在他家。所在的居委会范围内，还有蔡廷锴、熊克武、李书诚（中共一大就在李家召开）三家。一九六八年底的一天，公安局的同志对钱老讲：“总理交代我们，这四家人不允许红卫兵闯进去。白天我们还好办，每天晚上就特别担心，只好扮成便衣整夜巡逻。”这时，他们才明白为么红卫兵始终未冲进过他们这四家。
在那动乱的岁月中，发生的一桩桩、一件件怪事，使得这些饱经风霜的老人们心惊胆战，他们中的一些人终日不语，积郁成疾终为不治，怀着不解和痛苦的心情离别了人世。周恩来将这一切看在眼里，挂在心上。因此，他的工作不但没有停留在安全保上，而且在多方面关怀他们，邀请他们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政上给予信任，对于下落不明的人士多方打听，加以营救。
他直病危躺在床上时，还在询问：“朱学范哪儿去了？”当他得知朱在京秦城监狱关押七年，又被强制送到武汉郊区农村劳动的情况后非常愤怒，指示身边的同志：“赶紧把朱学范请回来！”这样，朱学才回到了北京。对于那些患病的老先生他安排组织力量治疗和抢救；这些人去世后，又妥善安排后事，对亲属关怀备至。党的温暖总是通过周恩来送到这些人家中。
诸如此类的事例真是举不胜举。
在“文化大革命”那段人妖颠倒、黑白混淆的岁月里，正是周恩来竭尽全力保护了一大批民主人士，才使这些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理解和谅解了我们党所出现的过失，同共产党和衷共济，初衷不变。
2007/09/10
借重“酌处”开列名单──“文化大革命”中对爱国民主人士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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