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九千余人奉命北调。六日，当部队行经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七个师八万多人的包围袭击。经过七昼夜血战，终因弹尽粮绝，除两千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七日，周恩来在重庆获悉新四军陷入重围时，立刻向张冲提出严重抗议，接着又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分别提出抗议。他严正声明：如果不制止对新四军的包围、袭击，“新四军只有突围四出，散于民间，战于敌后”。
十一日，《新华日报》举行创刊三周年庆祝活动，周恩来到会讲话。正当他讲话的时候，南方局机要员送来中共中央的急电。周恩来看完，紧皱眉头，立刻用沉痛的语调宣布新四军局势严重。
这时，饭厅里的电灯突然熄灭，四周一片漆黑，过了一会才亮起来。周恩来意味深长地激励大家：“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他接着说：“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着光明不骄傲，主要是遇见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并且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胜利是要到来的，黑暗是必然被冲破的。”当晚，他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事变发生后的局势和斗争方针。组织力量，广泛地向国民党内主张团结抗战的人士以及社会各方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周恩来还写信给蒋介石，要他命令国民党部队立即撤退，给北上的新四军让路。在这些极度紧张的日子里，周恩来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曾经连续三昼夜没有安枕。
这时，中共中央十分担心周恩来和南方局其他重要成员的安全，来电要求他们“短期间离渝”。周恩来断然说：我要坚持到最后。
十七日晚，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反诬新四军“叛变”，悍然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声称要把被扣的叶挺军长交付军法审判。至此，国民党就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顶点。
周恩来得知后，立刻义愤填膺地打电话给何应钦，痛斥他：“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随即又驱车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处，当面提出质问和抗议。
当晚，南方局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召开会议，仔细分析国民党命令公布后的局势，研究如何向国统区人民和全世界揭露国民党顽固派这一破坏团结抗战、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决定在《新华日报》上刊登周恩来为皖南事变所写的题词。
那时，国民党有着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报纸稿件都需事先经过审查，有关皖南事变的记载全部被扣。就这，国民党还不放心，那天晚上十点多钟，新闻检查所派人来到《新华日报》社，坐等审查第二天报纸的大样。为了对付检查，报社准备了两种不同版面：一种是给检查所来人看的，上面没有周恩来的题词；另一种刊登有周恩来题词手迹。周恩来在红岩办事处把题词写好后，派副官立刻送往报社，并且指示：要报社加快编排和制版，组织好发行力量，务必抢在第二天各大报发行以前，将报纸送到广大读者手中。题词共两条。在第二版占六栏地位的是：“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在第三版占五栏地位的冷首诗：“千古奇冤，江南一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满含悲愤的二十五个字，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一下子揭穿了皖南事变的实质，表达了对国民党顽固派最强烈的抗议。
第二天黎明前，报社就把印好的报纸包在铺盖卷里，装在箩筐里，从红岩后山偷运进城，送到读者手中。当国民党顽固派发现市面上出现印有周恩来题词手迹的报纸时，大批报纸早已冲破山城的浓雾传遍了全城，轰动了整个重庆，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二月二日，毛泽东从延安致电周恩来：“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王。”周恩来和南方局组织的反击是有力量的。更多的人看到：这次是国民党把事情做到如此绝情的地步，因此破裂的责任完全在蒋介石方面，人们把同情越来越多地转到中国共产党方面来。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董必武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提议实行政治上的全面进攻，进一步打击国民党顽固旅的反共气焰。中央采纳了周恩来、董必武的建议。
为了实现政治上的全面进攻，广泛争取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频繁与黄炎培、沈钧儒、邹韬奋等知名人士接触、交谈；黄炎培等又召集其他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讨论时局与皖南事变问题。二月六日和二十一日，周恩来两次与冯玉祥见面，向他谈到时局问题，表示很难过。冯玉详在日记中写道：“我说为国相忍的大道理。周先生这个人识大体，明大义，同时又很能忍耐。”冯还对左右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政府消灭，政府方面实际有方法能挽救人民的反对。侯外庐、翦伯赞去看周恩来，问他：“国共会不会从此破裂？抗战会不会因此就被夭折？”周恩来微笑着说：“党的方针，就是争取时局的好转，但同时还要准备更坏的局面出现。至于抗战能不能继续下去，那决不是蒋介石一人所能决定的。”侯外庐和翦伯赞都表示；“如果离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解放事业就没有保证；无论局势如何困难，一定要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到底。”黄炎培表示：不论事情经过之是非，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连杂牌军和地方实力派中多数人也感到新四军的被解散即是解散地方势力之先声，因而表现恐慌并对共产党深表同情。对人心的这种变化，毛泽东在二月十四日致电周恩来时作了这样的估计：“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在开展国际统一战线方面，周恩来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他指示南方局工作人员和《新华日报》记者，同外国记者与外交官联系，尽快地把江南惨案的消息告诉他们。外国记者根据中国共产党方面提供的真实情况，向各国发出报道。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首先于一月二十一日自香港向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发出了关于皖南事变的新闻稿，不久，另一名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在《美亚》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了有关国共两党危机的通讯。无论蒋介石如何封锁消息，钳制舆论，他们围歼新四军的真实消息仍迅速在国内外传播开来，使蒋介石集团遭到海内外人士的同声谴责。
周恩来亲自到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寓所，向卡尔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英国政府收到驻华大使报告后，告诉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二月中旬，周恩来又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代表居里，揭露皖南事变真相。居里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何进展。周恩来还向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崔可夫转达中共中央关于清苏联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接济的意见，崔即以驻华武官的身份先后拜会剿灭新四军命令的签署者、国民党军队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与白崇禧，当面谴责国民党军队在大敌当前，正在进行反侵略战争的时候，竟蓄意进攻抗日的新四军，屠杀自己的士兵和军官，真是咄咄怪事，表示要将这一情况向苏联政府报告，以此向蒋介石暗示，“他对共产党军队采取的敌对行动，并非没有引起苏联方面的注意”。由于苏、美、英等国对蒋介石集团施加了压力，遂迫使其反共和分裂的行径不得不有所收敛。
蒋介石集团原想以反共来停止日本的进攻或换取与日妥协。实现日蒋联合剿共。但是，在其发动皖南事变后，却引来了日本对河南的人举进攻。原来，日本帝国主义急于同希特勒德国遥相呼应，扩大法西斯侵略战争，加快实行“南进”，因而决定“不依赖国共纠纷，而是依赖自己力量解决中同事件”。再说，日本人也不愿意八路军、新四军进入华北，因为华北是其根据地，蒋介石驱逐共产党军队去华北，破坏日本利益。于是日本调集五个师团的兵力，在一月二十六日发动豫南战役，将国民党军队十五万人包围于平汉路以东。这就给蒋介石集团泼了一瓢冷水，使之不得不撤回剿共大军而抵御日军进攻。蒋介石集团的剿共计划被打破了，也只好被迫同共产党谋求某种妥协。
为了争取主动，打破僵局，周恩来在政治攻势产生巨大影响的情况下，又给蒋介石集团一个台阶，提出了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临时办法，包括：立即停止企图向我军进攻；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承认敌后之民主政权；释放叶挺，回任军职；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经过一番斗争，蒋介石理亏词穷，不得不于三月十四日约见周恩来，作出缓和国共两党气氛的姿态。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了。
这一次反共高潮，如果从它的酝酿算起，前后经历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这是充满着惊涛骇浪的日子，国共两党的关系发展到破裂的边缘，问题的处理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极严重的后果。
周恩来在这些风云险恶的日子里，始终屹立在斗争的第一线，并参与着中共中央的各项重大决策，多方面地展现了他的品格和才能。他处身于龙潭虎穴之中，全然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大义凛然，光明磊落，从容沉着，机智灵活地处理着各种复杂事态，以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巧妙而又恰到好处地击退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赢得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群众、包括中间阶层的同情和信任，极富韧性地维系了国共合作的民族统一战线免遭破裂。
2007/09/10
千古奇冤大白天下──揭穿皖南事变的实质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