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战对象极其广泛。周恩来在统战工作实践中，对不同类型的工作对象，总是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把他们争取到统一战线中来：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例：对蒋介石的争取，我党承认他在全国军队和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拥护他领导抗战，并在抗战困难时援助他；在其对中共蛮横时拒绝他、揭露他，对他及其特务机关之一切反共阴谋，据实揭发，适时抗议，必要时组织反击。
例如，一九三九年国民党进一步确定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反动方针，以博山事件为起点，制造了许多磨擦事件。当时，周恩来先后致电陈诚、蒋介石，抗议蒋秘密颁发《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指出它是造成各地磨擦事件的根源，必须予以取消。他号召全党“对目前全国倒退的现象，必须给以严正的批评，适当的抗议与必要的压力，以促其进步”。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展了有节制的反磨擦斗争，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以皖南事变为标志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爆发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悼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以极大的愤慨及时揭露了蒋介石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罪行，团结了一批中间力量。由于党中央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措施，才使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又一次免遭破裂。当蒋介石抛出《中国之命运》，欲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周恩来在重庆约见蒋介石，当面予以揭露，对有效制止这次反共高潮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看出，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周恩来对蒋介石采取了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法。
对其他党派，周恩来总是积极扶植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分子。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党派有中国民主同盟，它的前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要由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简称第三党，后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协会、国社党、青年党等三党三派组织而成。抗战期间，在重庆基本形成的民主党派还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等。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并兼管统战工作的周恩来，不仅从组织上帮助促成这些民主党派的建立、联合，而且还从政治上对民主党派坚持抗战，维护团结，争取民主的正义斗争给予大力支持，从而进一步密切了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关系，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壮大了革命力量。比如，一九三九年十月，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实施宪政号召的影响下，统一建国同志会在重庆成立。这个组织提出了对外抗战、对内建设，以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的最高原则，要求实施宪政，各党派平等等主张。然而，皖南事变的发生却打破了他们的幻想，国民党坚持内战分裂政策使他们感到失望，于是，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团结起来，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内战独裁之必要。在这种情况下，第三党的章伯钧、青年党的左舜生等拟发起成立民主联合会，以团结各党各派及国民党左派，进行民主与反内战运动。他们专门找周恩来会谈，要求中共给予合作。周恩来对此极为赞同、支持，并在他的直接支持和帮助下，原统一建国会的三党三派于一九四一年二月间开始筹备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三月十九日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召开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
民主政团成立的消息披露后，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他们千方百计封锁民盟成立的消息，还诬蔑民盟在渝成立是造谣欺骗，“绝无其事”。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于十月二十八日发表社论，祝贺民主政团的成立，称赞它是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希望“参加民主政团同盟的各党派，在民主大旗下，更进一步的努力，愿其所负使命得迅速实现，以促进抗战胜利之到来，民主政治之真正实施。”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的支持、鼓励、帮助，使民主政团的各党各派深受鼓舞。
周恩来不仅从组织上支持和帮助了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对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等组织的酝酿形成都起了重要作用。这些组织一经成立，周恩来又从政治上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从思想上关心他们的进步。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扶植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分子的卓绝努力，更是有口皆碑。这是广泛团结的方法。
对地方实力派，周恩来采取了领导出面，上下配合，各方促进的办法。
以他在重庆争取西南地方实力派为例，周恩来根据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一策略总方针，不仅强调了争取地方实力派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而且提出了工作中的一个关键（就是要克服和纠正我们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以及用那种固定不变的眼光看问题的形而上学观点）、两条原则（第一，促进地方实力派向左转，不跟蒋介石走，接受我党的杭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第二，促进地方实力派之间的联合，共同抵抗蒋介石的强大反动势力，避免被各个击破）。周恩来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摸清了西南地方实力派头头的情况，决定重点做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龙云等人的工作。一九三八年夏，董必武、林伯渠直接到成都刘文辉驻防地去看望他，并和他谈到如何团结地方力量，坚持抗日的问题。一九四二年二月，周恩来通过民盟朋友张志和联系，在重庆机房街吴晋航宅同刘文辉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就抗日问题向刘晓之以理，促其同共产党密切联系，具体配合。经过周恩来的教育帮助，刘文辉明确了政治方向，增强了抗战勇气，此后，刘与共产党的关系就由一般联系进入实际的配合阶段。接着周恩来又先后派华岗、张友渔、黄松林等到成都同刘文辉进行经常联系，在取得刘同意的情况下，一九四二年二月中共中央派王少春到雅安和刘联系，并设置一部秘密电台与延安直接通话。王少春每天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区的胜利消息向刘文辉通报，又把川康方面的军政动态向党中央汇报，从而沟通了延安与川康的联系。在重庆的八年抗战期间，周恩来在争取刘文辉的同时，又亲自对潘文华做了大量工作。通过潘手下一个师长彭光汉的关系，派田一平去担任了由彭出钱办的《华西晚报》的社长，又派黎澍去做总编辑，该报名义上是支持民盟的报纸，实际上成了共产党的宣传工具。周恩来还派邓锡侯的同乡共产党员杨伯凯去作邓的工作，向他宣传中共的路线、方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通过周恩来的努力，促进了地方实力派的头头向左转，先后接受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孤立了蒋介石顽固派，为中国共产党在西南、在四川地区开展抗日民主运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对民众运动，周恩来努力争取党的一切活动机会，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建立，周恩来就奉中央指示，奔赴山西抗战前线扩大统一战线，到太原后，他用一切机会，会见记者，给群众作报告，到大学演讲，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这是积极发动群众的方法。
另外，无论对民族、宗教首领，还是对哥老会的龙头大爷，周恩来在同他们协商统一战线事宜时，总是根据对方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最终都取得了发展、巩固统一战线的最佳效果。
2007/09/10
对象不同方法各异──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