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时期内，保守倾向和冒进倾向总有一个是主要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要重点反对主要的错误倾向。“一五”时期，为“一化三改”的目标奋斗时，虽然有裹足不前的保守倾向，但主要的错误倾向是急躁冒进。由于冒进从表面上看与目标趋于相同的方向，同时又与群众的热情、积极性相伴，并带有革命的色彩，因此，反冒进比反保守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需要更冷静的头脑和更坚韧的毅力。实现国家工业化以及计划、预算问题，并不直接反映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而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直接反映着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和斗争。因此，反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冒进倾向，需要更高的洞察力和更大的勇气。“一五”时期，周恩来在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斗争中，重点放在反对冒进倾向上。他对“一化”和，“三改”两个方面的冒进倾向都进行了坚韧不拔的说服工作。
一九五三年九月，周恩来阐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具体解释。他说，基本上实现，不是完全实现；基本上实现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相当长的时期究竟是多少年？他同意当时毛泽东的提法：“要经过几个五年计划”。
一九五三年，周恩来对反冒进主要是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阐述的。他认为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虽然是一场革命，但它是渐变过程，而不是突变，“可以采取逐步的和平转变的办法，而不是在一天早晨突然宣布实行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改造’、‘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话，如果不讲清楚，很容易被误会为马上要实行社会主义。我们进行工作时要稳步前进，不能急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毛泽东说：“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当时，周恩来在不同场合、不同会议上多次阐述和发挥毛泽东的这一观点。他说：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就是说，不少于三年但可以多过五年，搞不成还可以推迟，不能急躁；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就是说不是全部，而是把产品多、产值大的工厂纳入，不是把户数众多的中小工厂也一下子引进来。“总结起来说，至少要三年到五年，才能基本上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这并不是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还要几个五年计划，两者不可混同”。
对个体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毛泽东认为是比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更为繁重的工作。周恩来重视毛泽东的这一看法，并进一步指出：“个体农业、手工业，是两个大海，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因此，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走完过渡时期。”这个相当长的时间，具体他说，就是当时中共中央提出的“十年至十五年或更多些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周恩来十分重视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要有步骤地进行。他认为，所谓有步骤，“就是说互助合作运动要根据自愿两利的原则，逐步地由低级到高级，不能性急”。实现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所以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要使个体农业、手工业者自愿走合作化道路，必须使他们看到个体的农业、手工业生产不如集体、合作社的劳动生产率就是高于单干。然而“照现在的情形看，还没有做得那样好”。这需要一个过程。
直到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周恩来还坚持说：“在大约十五年左人的时间，用和平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资本上义的所有制变成为全民所有制，把小生产者的个体所有制转变成为集体所有制。”一九五五年下半年，由于激烈地批评“小脚女人”和“右倾机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的步伐猛烈地加快了，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连带着加快了。一九五六年出现了三大改造的高潮。此时，“相当长的时间”、“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不可能再被提及。
在二大改造的高潮之下，对社会主义工业化也提出了“提早完成”和加快的要求，井出现了把计划指标订得过高、基建规模定得过大的倾向。这时，周恩来更多的是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从计划与预算、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角度上阐发了反冒进的思想。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他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二月八日，他说：”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六月，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之前，在讨论《关于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报告（草稿）》时，周恩来指出，对急躁冒进的错误倾向，现在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了，“一九五六年的国家预算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九月，在党的“八大”会议上，他批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公布以后，“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急于求成，企图把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才能够做完的事情，在三年、五年甚至一年、二年内做完”。十一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他对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了“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一九五六年，周恩来更多的是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面对急躁冒进的倾向做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
必须指出，一九五六年周恩来虽然更多的是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从计划与预算的角度上闸明反冒进的思想，但在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方面；也仍然强调要稳步前进，不能操之过急。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他指出，手工业“在合作化以后，凡是不宜于集体生产的，就应该保持分散生产的形式”。“有些特殊好的手工业和手工艺业，如果一时不易组织合作，就让他们单干”。对于数量极大、分布极广的小商店，在合营以后，应该继续实行代销拿手续费的办法。对于那些分散的肩挑小贩，不要急于改变他们的经营方式，应该在长时期内将它保留下来，二月八日，他又指出，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工作，“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说：“从去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对此，周恩来说：“这只是讲大体上完成，如少数民族地区，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改造都可能拖长一些。
所以不论从地区或从部门看，都会有不少尾巴”，“条件不成熟的等一下不要紧”，“我们要使条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联系到两个月以前，周恩来还坚持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可以看出，一九五六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情况下，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上，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认识是有一定差别的。一九五六年九月，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周恩来指出：“凡是不必要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的农家副业，应该鼓励社员单独经营。”“有些手工业可以在手工业合作组织的领导下，继续独立生产，也叮以让他们完全自产自销，不必勉强组织起来。”一九五六年底，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此后，周恩来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不能搞清一色的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不能搞清一色的集中统一型的国营、公营，这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一九五七年四月，他指出：“一切东西部靠国家生产不行，各方面都应该有百分之几的自由活动，太死了不行。”他认为把私有制、私营全部封死、堵绝，实际上是“因噎废食”的愚蠢行为。他提出，大煤矿国家开办，小煤窑合作社、私人都可以开，小盐场也应该开放。他说：“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加入合作社的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六，其余的个体就让他个体”。“每一行都可以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他甚至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还必须指出，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以来，周恩来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上闸明反冒进的思想，是同他队社会主义改造的角度反冒进紧密相联的，并且进一步拓宽了对社会主义改造不能急于求成的认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要求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
落后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超越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同样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我党提出的过渡时期“一化三改”的整体目标，正是对这一根本原理的自觉运用。在这一整体目标中，工业化是主体，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两翼。主体没有完成，两翼不能超前发展。正如周恩来在一九五三年九月所强调的，“经济改造是一切改造的基础，而国家工业化又是实现经济改造的关键”。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以来，周恩来仍然坚持这一基本观点。他认为国家工业化还没有实现，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不能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难以达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他说：“如果没有工业化，农业即使合作化了，也不巩固。手工业也是如此”。这是对当时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急速发展的深刻而有力的批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五”时期，周恩来是从实现“一化三改”整体目标上全面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的，如果只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及其计划、预算这一方面研究反冒进，是难以完整反映周恩来当时经济思想的全貌的。
“一五”时期，周恩来从“一化三改”两个方面闸明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思想，深含着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科学理解，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尤其是他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点上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急躁冒进倾向的批评，字里行间闪耀着真理的光辉。虽然，一九五五年下半年以米，他的这一思想未能贯彻实行，但它却是党的“十三大”提出并被党的“十四大”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先河。
2007/09/10
初级阶段理论先河──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冒进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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