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在《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中阐述外交政策时指出：“在经济上，有买卖就做，国际贸易要开展，这是于双方都有利的。”他主持起草的《共同纲领》规定了内外交流的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内政外交，大力贯彻内外交流的方针，争取同一切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往来。但是，由于美国政府对我国采取封锁禁运的政策，给我国发展内外交流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为打破美国的封锁禁运，周恩来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首先，努力寻求苏联的帮助，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年二月，一九五二年八月至九月，他两次出访苏联，不仅商谈和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且就中苏经济技术交流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协议，为“一五”计划期间苏联对我国援建一百五十六项重点工程作了精心的筹划。五十年代从苏联引进的一百五十六项重点工程的先进技术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其次，积极发展同民族独立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在周恩来指导下，一九五二年九月间，我国同锡兰（现斯里兰卡）签订了用大米换橡胶的长期贸易协定，使我国获得了急需的物资。再次，设法同西方国家建立经济贸易关系。在周恩来具体过问下，一九五二年六月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一九五三年九月第二次签订中日民间贸易协议，一九五五年五月第三次签订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开辟了中日贸易通道。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在周恩来领导下，实现了中国贸易代表团首次访问英国，给美国的封锁禁运政策一个沉重的打击。另外，他十分重视发挥香港的作用，把香港作为我国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
六十年代初，周恩来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时提出把对外贸易的重点和引进技术的对象转移到两方国家。他在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说，苏联撕毁合同，撤退专家以后，我们在设备器材方面不能再从苏联和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进口了，而不得不转到国际市场上，这就需要在外贸工作上展开一个新的局面。尽管美国继续敌视和封锁我国，但在周恩来负责下，我国从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六年同两方国家谈判成交签约的大小成套设备项目达二十余项，合同金额约三亿美元，引进了一批急需的石油、化工、冶金、电予和精密机械等技术和设备。
周恩来还通过各种场合进行说理斗争，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他对比利时来宾说：“我们现在还受到人为的禁运限制，如果没有这种限制，贸易前途是很大的。”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他接见日本南乡三郎等来宾，认为日本政府允许在华展出禁运品是一个进步。他说：“日本现在虽然受到禁运的限制，但是不能永远这样限制下去，总不能永远限制中日的经济交流”。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他对法国前总理孟戴斯·弗朗斯说：“在经济上双方总是有需要的。
但现在有禁运货单的限制，使我们不能更多地做生意”。“知道中国不再需要的东西就从禁运单上取消，中国需要的仍在禁运单上，这样中国永远就得不到他所需要的东西。这是美国阻挠别国同中国贸易”。
美国政府从外面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如果我们自己也搞闭关自守，那是很危险的。“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周恩来同闭关自守的极左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周恩来曾说：“一年两次的广交会是在我们被封锁的情况下不得已搞的，我们只好请人家进来看。”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造反派要冲击广交会。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林彪，提出要确保广交会顺利开幕，并亲自飞抵广州向造反派作说服工作。
一九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参加中日民间渔业谈判代表团有关省、市及外交部有关负责人时，针对他们对国际经济信息知之调甚少的情况，严肃指出：“我们国家成立二十多年了，收集的资料太少了，成了闭关主义那还得了呀！”一九七一年六月十八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的手工艺有最好的传统。过去有极左思潮，说这个东西是资产阶级欣赏的东西，我们不出口。怪事了，资产阶级欣赏的东西，我们把钱拿来，为革命和建设服务，有什么不好？一九七二年四月九日，他在接见交易会代表时，激烈地抨击了闭自守的思想，分析了它的危害，表明了迅速改变我国对外经济贸易落后状态的迫切心情。
针对台湾对外贸易额达四十亿美元的现实，他疾呼：“为什么台湾能搞，我们搞不了？”针对极左思潮，他气愤地说：“六七年什么都要砸，‘左’得出奇，极左嘛！去年‘九·一三’以后，问题清楚了，总根子挖出来了。”他要求尽快搞好进出口工作。
一九七三年初，外贸部某局在起草一个请示报告中，把“以我为主”的提法写了进去。报告送到周恩来那里，他一笔勾掉“以我为主”四字，改为“按照平等互利原则和我们的需要与可能，有来有往”，明确了对外贸易不能搞“以我为主”的思想。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对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是行不通的，自我封闭同样是愚蠢的。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努力开拓下，七十年代终于迎来了中美关系坚冰的融化，迎来了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迎来了中日建交……终于使中外经济技术交流有了正常的外部条件。
长期以来，周恩来十分重视以民促官，以外经、外贸促进外交的发展。
这对发展新中国的外交关系，改善新中国的国际环境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九七二年以后，周恩来根据我国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外交关系的发展，提出了在正常的国际关系下外交工作要促进外经、外贸发展的重要思想。他说：“外交发展了，外贸也要发展”。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取得毛泽东的同意，排除“四人帮”的干扰，批准了四十三亿美元的引进方案，即从西方国家进口十三套大化肥、四套大乙烯和一套一点七米轧机等重大成套设备。此外，他还批准从英国引进了斯贝飞机发动机制造技术，从美国引进了我国急需的两个卫星地面接收站、飞机惯性导航设备等等。这些引进，不仅对当时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提高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尔后我国对外开放条件下的大规模引进提供了经验。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九日，身患绝症的周恩来会见戴维·洛克菲勒时，对台湾严家淦利用外资、开办特区表示赞赏。周恩来说，严家淦“知道一些国家市场的需要，然后他在台湾搞加工厂，出口商品。比如，他知道在加拿大、美国、拉美、日本、欧洲市场上需要一些什么商品，他可以加工，搞出来后花样更新、色彩更好。引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进口原材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他还在台湾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
这样台湾的贸易额就大了。”他的这番意味深长的话语，对尔后我国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开办特区，无疑有着重大的影响。
2007/09/10
破封锁禁运反闭关自守──推行内外交流的基本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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