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综论十大关系，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周恩来在不同场所、不同会议上多次阐释这一基本方针。他说，发展生产，建设国家，“需要我们动员一切力量、一切积极因素，甚至把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周恩来还说：“为了完成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除了调动国内的一切积极因素以外，还必须团结国际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运用国际上的一切有利条件。”香港在一八四○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成了英国的租借地、国际性的自由港。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就香港问题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我们不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一九五六年底，我国内地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香港，周恩来认为“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但是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上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周恩来的这些认识，是邓小平八十年代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理论先河。
为什么香港可以成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其一，“香港是自由港，原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很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所以，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其二，建国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政策，香港与大陆相连，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口是华人，“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还可以通过它了解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状况，扩大与发展中外经济交流。
怎样使香港成为我们对外经济交流的基地？归根到底是要掌握好政策，发挥香港企业家的作用。周恩来指出：“现在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私营企业已经全部公私合营，对其在香港的企业则不要去变动它。”否则在原料、市场、销路上反而吃亏。“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一九五二年，党和政府曾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过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斗争，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过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香港企业家对“三反”、“五反”心有余悸、耿耿于怀，担心将来会再来个“三反”、“五反”。对此，周恩来说：“至于将来怎么办？我们不会来个七反八反的，不会像‘三反’、‘五反’那样的搞法。”“港澳的同胞不要担心前途”。周恩来还指出：同香港企业家合作，要使人家有利可图，不要使人家吃亏。我们对他们的政策要根据实际情况有所改变，要灵活，不能死板。香港企业家中有些人“一时还不相信我们，对我们的政策有怀疑，可以让他们再看一看，看一二十年都可以。我们不要歧视他们，责怪他们”。
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政策一直延续到一九六九年七月才稍有松动，长达二十年之久。此间，由于我们对香港采取了正确而又灵活的政策，使香港在扩大中外进出口贸易、发展中外经济交流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做出了在与香港们接的深圳举办经济特区的决定，使香港自由港的作用进一步延伸到内地，使香港在发展与扩大我国的对外开放中发挥了更为积极的作用。
2007/09/10
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把香港作为对外经济交流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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