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五三年开始，我国进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培养技术人才，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
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很容易出现对农业的轻视。为此，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指出，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不是说把一切力量都摆在重工业上，其他的都不搞了，农业不发展了，轻工业不发展了，那是不行的。
他说，我们的交通运输业不发达，轻工业不足，同时我们也是一个农业不足的国家。我国人口之多是世界第一。这样多的人口要满足他们的需要，首先而要的就是粮食。我们还要争取一部分粮食出口，换回机器。中国拿什么东西向兄弟国家甚至向资本主义国家换回机器呢？主要是农产品。在出口的人种东西中，就有五种是农产品（粮食、油籽、牲畜、土产、经济作物）。粮食的生产跟不上需要的增长，这种情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存在。因此，要用极大的力量注意发展农业。他要求地方党委，特别是省以下的党委，除去一些城市搞工业外，主要的力量都应放在农业方面。一年后，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农业的发展对于工业的发展有多方面的影响。许多工业特别是纺织业和食品工业的原料是由农业供给的。工业人口和其他城市人口所需要的粮食、油类和其他副食品都依靠农业。
工业所需要进口的机器大部分需要用出口农产品去交换。许多工业产品的主要市场是农村”。为此，他主张国家要用很大的力量在经济方面、水利方面和技术方面帮助农业发展。
周恩来以上论述，从发展农业对发展工业、发展市场、发展对外贸易、保证全国人口的粮食等作用出发，分析了农业的基础地位。这同他在经济恢复时期提出的“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所不同的是，那时他是立足于经济恢复来强调农业的基础作用，这里他是立足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来强调农业的制约作用。这里一个突出特点是，他强调了发展农业、出口农产品换回机器对建立国家工业化的重大作用。四十年后的今天，我国进出口的产品构成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依靠出口农产品以换回工业机器与技术设备已成为过去。然而，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在我国工业建设的初始阶段，不出口农产品就无法得到工业所急需的机器和技术设备。怎样才能保证一定数量的农产品的出口以满足工业建设对机器、设备的需要？除了全国人民的节衣缩食，最根本的途径还是发展农业、增加农产品总量。
但是，“一五”计划时期，由于急于要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再加上受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突出强调了工业化，农业的发展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对农业索取过多、投入过少。与经济恢复时期相比，“一五”建设，我国对农业是基础的认识，多少有些淡化。这对农业的增长也带来不利影响。农业总产值指数如果以一九五二年为一百，一九五一年是八十六点八，一九五○年是七十九点三，一九一九年是六十七点四；一九五三年是一百零三点一，一九五一$年是一百零六点六。可以说，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的恢复与发展速度是很高的；“一五”计划的头两年农业发展速度相对的是降低了。
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四月，毛泽东综论十大关系，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鉴于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教训，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此后，周恩来在各种会议上阐述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思想时，多次提出：我们对农业的发展应有足够的注意。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八大会议上周恩来说：“经验证明，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是不能够也不应该孤立地进行的，它必须有各个方面的配合，特别是农业的配合。农业是工业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延缓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地影响轻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且也将极大地影响重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工农联盟的巩固。”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说：“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在发展中忽视了人民的当前利益。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一九五七年三月，周恩来根据我国人多地少，人口跟可耕地面积比平均每人不过三亩的同情，根据我国主要依靠人力、手工搞饭吃的农业生产水平指出：“这样一个农业的基础，来供养我们现有的人口，来建设工业，就有困难。”一九五七年十月三日，他提出，工农业并重很重要，如果农业减产，粮食和原料供应不上，发展工业也困难。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他进一步指出，中国这个大国一定要认以到工农业如一辆车的两个车轮、人的两条腿两只手一样缺一不可。我们必须工农业并举，农业必须要有更好的配合，不然工业涨不上去。
周恩来的上述思想对指导一九五七年经济的发展想了重要作用。
一九五七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最后一年，也是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作准备的一年。因此，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是很难安排的一年。在党的八大前后所形成的对农轻重关系的止确认以的基础上，周恩来主持制订的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的计划突出了对农业的安排。一九五七年农业总产值达六百零四亿元（按一九五二年不变价格计算），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四点八；粮食产量三千九百零一亿斤，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十九。一九五七年是我国经济建设进行得最好的年份之一，也是农业发展得最好的年份之一。似是，整个“一五”计划时期，农业的增长落后于工业的增长，粮棉紧张的局势一直未能根本缓解。
怎样估计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周恩来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是正确的，成绩很大，但是错误不少”。从工农业生产指标完成的情况看，“农业比工业差一点，值得我们重视”。“同工业相比，我们对农业的重视和安排不够。”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时说：解放以来，我们着重地宣传了工业化的意义，这是对的；但是，对于发展农业的重大意义却宣传不够。周恩来对农业问题的估计与对农业工作的批评是符合“一五”时期的实际情况的。
尽管我国在“一五”建设中，没有像苏联那样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在工农业关系上“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似是，由于急于要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于受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一五”建设中也还存在着对农业的重视和安排不够的缺点。
“一五”计划时期，周恩来对农业是基础的认识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开始进行“一五”计划的建设，开始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时，提出要预防轻视农业的倾向，要求省以下地方党委（除去一些城市搞工业外）要用主要的力量抓农业，第二，从国民经济发展的角度阐述了农业的地位和作用：（一）农业的发展制约着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二）农业能否发展影响工农联盟的巩固，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三）农业能否发展直接关系到人民当前的利益，关系到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第三，从人多地少、依靠手工搞饭吃的条件出发，分析了我国发展农业这个基础的困难与艰巨性。第四，初步分析了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初步总结了我国“一五”建设的经验教训，坦率地指出了“一五”建设对农业的重视和安排不够的缺点。周恩来的这些认识，对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对确立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无疑有着重大的意义。
2007/09/10
发民农业促进工业──“一五”计划时期的以农业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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