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其容乃大。一个领导者只有善于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善于博采众家之所长，才能保证决策不出差错或减少出差错。
周恩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达二十六年之久，在内政、外交特别是经济建设的决策中，他从不自以为是，而是乐于同大家商量，倾听各种意见，让种种意见充分争论，以便集各家之长。周恩来说：“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还能做到这样，我们是同志关系，就更应该能听真话了。”周恩来在亲自领导和指挥新中国水利建设的过程中，典型地表现了他百家争鸣、博采众长的决策方法。
一个大的水利工程，技术要求很高，影响它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因素极其复杂。水利专家们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经验、不同的理论水平、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兴趣出发，其看法和主张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
治理长江、黄河的工程，规模巨大，举世瞩目，其复杂性更高，不同意见的对立更是在所难免。但是，周恩来采取百家争鸣，博采众长的决策方法，调动了各方面水利专家和不同地区干部群众水利建设的进取心和向心力，保证了许多重大水利建设决策的正确性及其顺利实施。
一九五四年长江大水，推动了长江流域规划主体三峡工程的研究。一九五六年六月，毛泽东三次畅游长江之后，写下了“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乎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的雄伟诗篇。一时三峡工程成了人们的热门话题，并产生了要求三峡工程上马和反对上马的激烈争论。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央南宁会议上，以林一山和李锐为争论双方代表，各自向中央力陈了自己的主张。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具体过问三峡工程。二月底到三月初，周恩来溯江而上，视察了荆江和三峡，广泛听取了各种不同意见。三月五日，周恩来在积极准备兴建三峡枢纽会上，充分肯定了争论的意义和必要。他说，两年来的争论是必要的，不争论哪会有这样多的材料回答各个方面提出的问题？在今后工作中，还允许有反对的意见，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三峡是千年大计，对问题只看见一面，很容易走到片面，为使三峡搞得更好，还是可以争论的，因为这样才有利于工作，而不是妨碍工作，这是在促进事物的发展而不是阻碍事业的前进。周恩来经过实地调查和综合各方面意见，认为“高峡出平湖”是伟大的理想。他说，主席有伟大的理想，我们要全面领会。理想总是要实现的，但是要经过一个历史时期，不能急，不能随便搞。周恩来十分赞赏毛泽东“高峡出平湖”的雄伟气魄和伟大理想，并努力为之奋斗，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但周恩来反复强调理想不能代替现实。他始终认为三峡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的大事，始终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戒慎恐惧的态度对待三峡问题。他在条件不充分，情况没摸透，各种意见尚难统一的情况下，一直没有做出三峡上马的决策。这种决策态度，在头脑发热的“大跃进”年代，在周恩来身受反冒进的压力和责难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黄河三门峡工程一九五七年开工后，泥沙淤积问题不断引起上游的疑虑，几种意见争论不下。一种意见针对淤积，认为没有兴修三门峡水库的必要；另一种意见是把坝再提高一些；还有一种意见是把全部泥沙都放下去，只拦洪，不发电，不灌溉。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三门峡现场会议。周恩来在总结发言中，首先肯定了不同意见展开争论的必要。他说，这个会是有意以地要听取不同意见，树立对立面。如果说这次我们在水利问题上，拿三门峡水库作为一个中心问题，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百家争鸣的话，那么现在只是一个开始，还可以继续争鸣下去。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周恩来根据原规划设计蓄水位海拔三百六十米，改为大坝按三百六十米设计，三百五十米施工，初期畜水位降为三百三十五米。一九六○年九月，三门峡大坝建成蓄水，泥沙淤积情况比预计的要坏得多，且日益严重。围绕三门峡工程的治黄大论战更加激烈。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在周恩来主持下，又召开了一次治黄会议。周恩来说：“治理黄河规划和三门峡枢纽工程，做得是全对还是全不对，是对的多还是对的少，这个问题有争论，还得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观察才能看清楚，不宜过早下结论。”“不管持哪种意见的同志，都不要自满，要谦虚一些，多想想，多研究资料，多到现场去看看，不要急于下结论。”“不要自己看到一点就要别人一定同意。个人的看法总有不完全的地方，别人就有理由也有必要批评补充。”这次，周恩来综合各种意见，批准了二洞四管的改建工程，变原来的蓄水拦泥为滞洪排沙。改建后效果很好。
周恩来对治水的不同意见，就是这样既不全面肯定，也不全面否定，“而是集中对的，去掉不对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他说：“这样才能不断前进。”周恩来对国外治水专家的意见也体现了百家争鸣、博采众长的思想。一九四四年美国萨凡奇提出过“三峡开发初步计划”。萨凡奇拟定的三峡坝址是在石牌至南津关长约十公里河段上。但那里江面狭窄，且存在“卡斯特”（溶洞）问题。新中国的设计者拟定花岗岩地质的三斗坪做三峡坝址。一九五八年三月初，周恩来视察三峡时问林一山，萨凡奇作的三峡设计，你们有吗？并说，萨凡奇虽然是个美国人，但他是一位科学家。如果要否定南津关坝区，也要有料，三峡大坝是世界性问题，有了根据也可以说服萨凡奇。一九五八年八月底，北戴河长江会议上，周恩来再次指出，萨凡奇只搞了一个南津关坝区，可是他提出了问题，是有功的。为了否定南津关坝区也要多花一些力量。对世界高坝应作些研究，科学家要摆问题，以论证。一九五七年初，周恩来出访阿富汗。考虑国内根治黄河水的措施，为弄清有关水坝淤塞问题，亲自向正逗留在阿富汗的德，美国和苏联的水利工程师询问、了解水坝的含沙量等有关资料。对外国专家的意见，既不盲从，也不排斥，而是取其所长，避其所短。这不仅仅是周恩来在治水实践中体现出来的一个重要决策方法，而且是周恩来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思想。“一切国家，一切民族，都有长处，也有短处，有优点，也有缺点”。“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各种问题要复杂得多。各项重大决策的形成过程中，只有通过百家争鸣，博采众长，才能比较正确，少出差错；出了差错也能较快地发现和改正。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们不能苛求每个领导都要有周恩来那样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卓越的决策才能，然而，每一个领导者根据自己的具体岗位和实际情况，从周恩来的领导艺术和决策方法中吸取教益，对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好处的。
2007/09/10
百家争鸣博采众长──对待长江黄河治理的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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