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担任国家总理以后，一方面注意精打细算，厉行勤俭建国；另一方面事事克己廉洁，狠刹大吃大喝、铺张浪费之风。有名的“四菜一汤”制度就是他为了解决公事用餐问题而亲自规定的。建国以后，在中南海里经常召开国务院会议，出席者都是部长一级以上干部，会议时间一般都比较长，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大家吃饭往返所花去的时间，一般都规定会议到吃饭时安排工作餐。这工作餐为合餐制，通常一桌中摆上四个菜，一个汤，大家正好吃饱。
周总理常称赞这“四菜一汤”既经济，又实惠。于是，这就形成了一种惯例。吃工作餐时，周恩来和大家吃的都是一样的饭菜，一点也无特殊之感。
有时在他家里开会，就餐时常常自己掏钱，自己的一份工资开销完了就用邓颖超的钱，吃完以后，他就补一句：这次是邓大姐请客。在周恩来家里吃这种合餐，还常常用一种“盆菜”，即一大盆菜里放上多种原料，搅在一起味道很浓，花样也多，也很省事。他常常说这种盆菜营养很好，经济实惠。
周恩来吃饭时也常注意不要浪费，他吃完饭后，夹起一片菜叶把碗底抹一抹，把饭汤吃干净，最后才把菜叶吃掉。他亲自规定，吃饭要付饭钱和粮票，通常是四两粮票二角钱，如果是哪位部长忘了带钱和粮票，就下次补交。
周恩来反对各级领导干部利用工作之便，携带家属，到外地吃喝玩乐，不交分文的作风。有一次，他到外地出差时了解到此种情况后很生气，回到北京后立即严肃而不点名地批评了这件事情，强调这种事情不许再发生，无论哪一级干部领导私自到外地去携带家属旅游，必须交费，自己付款。此后，这种事情渐渐很少了。
周恩来要求别人做到的，他自己先做到。有一次，周恩来到天津出差，看到各地大兴楼台之风，而接他的车子又朝新地方开去，于是严肃地要求车子开回老地方去住，这样，使天津的同志深受教育。
一九六四年春，周恩来出国访问后回到成都，第一餐饭是四菜一汤，周恩来一看，就说：菜多了，吃不完浪费，要注意节约，吩咐服务员端一个下去，晚餐再热上来吃。到了吃晚餐时，周恩来问服务员：中午那一样菜呢？有一天夜里，工作人员看他工作到深夜还未睡，就做了一小碗银耳羹端上来，总理一面感谢，一面说：“这个价太高，我不吃，以后不要搞了。”服务员说以后不搞了，这一点请总理吃了吧，结果周恩来还是未吃。
周恩来到外地视察，吃饭时常常补交饭菜钱。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午，周恩来到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听取群众的意见后，和同学们一起到学生食堂吃饭。他和同学们一样，从厨房里端出炒青椒、烧茄子和主食，站在饭厅里一边吃一边和同学们寒暄。这时，炊事员特意做了一碗汤送到他面前，他随即问：“同学们有没有？”当他知道同学们没有汤时，便也不喝这碗汤，而是倒了一碗白开水喝。饭后，他让工作人员向食堂交了粮票和菜金，并补交了汤钱。学生食堂的午饭是贰角伍分，而他的饭费收据上则开着“贰角伍分伍分”。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六日下午，周恩来来到杭州西泠印社的楼外楼就餐，他请姜师傅做一个醋鱼，并对姜师傅说：“有醋鱼就可以了，这是你们的名菜，再搞两个菜就行了，不要搞多了，我们就这几个人，搞多了，吃不完，浪费。”姜师傅随即到厨房安排去了，此时，周恩来乘饭前间隙手握红铅笔审批起文件来。
用餐时，总理向随同人员讲他过去来过楼外楼的情况，并称赞楼外楼的醋鱼味道鲜美，做法很好。当干菜肉、霉千层上桌时，总理高兴地说：“这是家乡菜，你们大家多吃一点。”饭后，总理叫秘书结帐，而自己一边服药片，一边继续批阅文件。浙江省一位负责同志劝总理休息一下，周恩来笑笑说：“我现在是休息。”秘书结完帐后，周恩来问付了多少钱，当知道菜馆只收了十元多一些时，就对姜师傅说：“那么便宜，那不行。”他向秘书交待，再去加钱，要按市价付足。这时姜师傅表示再收五元，总理又说：“不够的，不要骗小孩那样，你不收足钱，我就不走了。”姜师傅只得又收下了十元钱。可是过了一个多小时，杭州机场来了电话，说是总理上飞机前留下十元钱，补付今天午饭钱。原来周恩来上飞机前唯恐楼外楼菜馆没有收足钱，又拿出十元钱，托省接待处同志转交。这样，周恩来三次共交了三十多元钱。于是，楼外楼菜馆只好将周恩来总理午餐用的饭菜按市价一一计算，用料除鱼、虾、鸡价格较高外，其余干菜、豆芽、霉千层等都是极普通的，算完细帐，总共才十九元多一些。菜馆算完帐后，于十七日给周总理详细地写了一个报告，并附上菜价清单，把多收的钱请有关部门的同志转交给总理办公室。
周恩来作为一个治理八亿人口的大国总理，在人民中间处处保持了一个廉洁奉公的光辉形象。
2007/09/10
公私分明俭朴廉洁──建国以后处理政府工作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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