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和他的亲密同事——邓小平、陈毅、贺龙三位副总理一样，是个体育爱好者，看乒乓球赛或看一场足球赛，总是兴致勃勃，劲头十足。但他对体育的兴趣，不限于观看比赛。大概没有哪个国家的总理在办公室里放着一本体育训练手册作参考。可是周恩来却有一本，即日本著名排球教练大松博文写的训练手册《跟我学》。〔1〕这位已故的教练曾带领日本女子排球队夺得世界冠军。周总理在批阅文件的间隙偶尔翻翻这本手册。日本女排的胜利和大松博文的严格训练方法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思考着中国男女运动员可以从日本的经验中学到什么。
当大松博文率队来华与我国女子排球队对垒时，周恩来抽时间去看日本姑娘们和他们的教练打球——不是看比赛，而是看训练，看她们的训练过程，分析研究她们取得成功的秘诀。他从头至尾看完一场训练。大松博文和队员们个个累得筋疲力尽。他和大松交谈时没说别的，只是称赞他训练有方。周恩来很欣赏大松和他的训练方法——从难、从严、一心想着下一场比赛而进行训练。总理指示国家体委要督促中国运动员向日本人学习。他还当即邀请大松博文次年来华训练中国女子排球队。大松，这个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占华北的日本陆军中当过二等兵的排球教练，对中国总理给予他的荣誉感到受之有愧，他感激地接受了邀请。
周总理非常重视体育道德和比赛风格。这从他在七十年代提出的著名口号“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中可见一斑。如果本国运动员与来华访问的外国运动员在比赛时发生了什么纠纷或有什么不友好的举动，总理就会严厉批评国家体委负责人。有一次，中国足球队与一个来自东南亚国家的足球队进行比赛时出现了一两次小磨擦，场内观众认为客队有粗野动作，发出了嘘声和喧闹声。这件事传到了总理办公室。
这时已是凌晨三点，总理还在工作。他打电话把负责体委工作的副主任从床上叫醒，要他立即到中南海去。这位睡眼惺忪的副主任挨了一顿批评。总理说，这支足球队是应邀来我国访问的，他们是客人，我们应当尊重他们。即使他们的作风欠佳，我们可以在比赛结束后和他们谈谈，大家交换一下意见。但你们怎么能容许观众起哄呢？总理认为，要对这次事故负责的是副主任和其他负责的干部，而不是观众，因为它表明体委的工作做得太马虎。体委应该事先提醒观众正确对待国际比赛。周总理问道：你们就不能在入场券背面印上“礼貌待客、为双方鼓掌、尊重裁判”之类的话吗？
过了几天，这位挨过批评的副主任又见到了总理。总理问他是否读过最近一期《新体育》上的一篇文章。文章讲的是，一个小学教师对自己在担任该校足球赛裁判时没有把工作做好而主动承担责任。这位教师还挨了一名球员给他的拳头。但他觉得自己有错，因为第一、作为教师他没有教育学生遵守规则，第二、自己确实错判了几个球。“真是个了不起的教师，思想境界很高，应当表扬！”总理说着，转而又明确谈了这个经验教训：“你是领导干部，可以从这个小学教师身上学到一些东西。实际上，你们的体委干部都应该向他学习。”
谈到运动员的体育道德和作风，著名的日本女子乒乓球运动员和一九五九年世界女子单打冠军松崎君代给周总理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九六一年她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很快就赢得了乒乓球迷们的好感。因为她球艺精湛，风度雍容，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从不显得激动紧张。松崎君代当时二十三岁，而且处于最佳竞技状态。人们都认为她能够卫冕，谁知在半复赛中被一名匈牙利选手淘汰了。虽然输了，她却是带着笑容退下场来的。
总理注意到，松崎每输一分，脸上总会掠过一丝微笑。他对这种运动员风格印象很深。他出席了为日本队举行的饯别晚宴，同客人们交谈了好一会儿。他特别向松崎君代祝贺，称赞她胜不骄、败不馁的大将风度，还要在座的中国运动员向她学习。这是松崎君代首次会见中国总理。从一九六一年起，她便成为周总理和总理夫人的朋友。在后来几次访华时，松崎君代都被请到中南海总理家作客。一九六三年君代再次夺得世界女子乒乓球单打冠军。周总理在给日本队的贺电中还特别提到她的胜利。松崎君代在中国享有殊荣，无论走到哪里，都被人们称为“周总理的客人”，甚至在总理逝世后也是如此。
松崎君代在第二次获得世界女子单打冠军后，便不再参加正式比赛。一九六四年十月她作为日本女子乒乓球队教练重访中国。她和其他一些著名的中、日乒乓球运动员应邀到周总理家吃饭。这次她吐露了一个秘密：她要结婚了。周总理和女主人马上向她赠送了两条大红绣花被面作为结婚礼物。〔2〕这件礼物在日本成了新闻，也被松崎一家视为十分珍贵的礼物。在父母姐妹以及亲戚们观赏之后，松崎把它放在专门存放嫁衣的那个抽屉里。直到今天，这件礼物仍然未曾动用——它是中日人民友谊的象征，用它做棉被太可惜了。
这还不是松崎君代从总理夫妇那里得到的第一件礼品。一九六一年松崎首次访华期间，总理曾赠给她两瓶茅台酒，让她带回去给她父母亲。松崎的父亲在四国岛一个镇上开了一家小酒店。
消息一下子传开了。松崎君代的近邻远友纷纷上门观看这两瓶来自中国的茅台酒。松崎的双亲是一对普普通通的老年夫妇，收到中国总理的这份礼物后感动万分。
一年后，松崎君代又来中国访问。当她和其他日本乒乓球队员站在一起等候周恩来接见时，脑子里根本没想到日理万机的周总理还会记得那两瓶茅台。她没有料到总理有非凡的记忆力。
“那两瓶酒的味道怎么样？”总理开头这两句问话使松崎君代大吃一惊。
“非常好，非常好。”这位日本姑娘不知再回答些什么才好。
“好，那我再送你一瓶。”
这瓶茅台漂洋过海送到了日本。松崎君代的父母把这瓶酒看作荣誉和友谊的象征，认为它不仅是送给他们的，而且是送给全体日本人民的。他们忙了一阵，把这瓶酒装饰一番，放在客厅里显著的地方，再用一只大玻璃罩罩好。只有在非常特殊的场合，而且只是对一些至亲好友，老两口才会揭开罩子，开瓶请客人品尝，但每个客人只能喝上一小盅。
这瓶茅台一直喝了十多年，到周恩来去世时还剩下半瓶。松崎君代一家决定不再喝它，就照这样保存下去，以表示对周总理的敬意和怀念。
周恩来实在无法拒绝人们的敦劝，才于一九七四年住进了医院。但是，关于他的病情当时没有透露出去。松崎君代不知周总理患的是癌症，写信给总理，希望他早日康复。嗣后不久，她和丈夫再度来华，要求去医院探望病人，但医院的治疗小组不同意。总理得知他们来访后，指示一位副总理转达他的简短口信：“信已收到，非常感谢。”这就是周恩来对松崎君代这位日本乒乓球冠军讲的最后几句话。
周恩来总理去世后，大批新闻记者涌到松崎君代在东京的家里。但是，巨大的悲痛使她无法集中思绪向新闻界倾诉自己的感情。
在一九七八年松崎君代和她父母访华期间，为已故总理写了悼词，“周恩来总理：您活在我心中。松崎君代。一九七八年十月五日。”悼词登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人民日报》的显著地位。
“您活在我心中。”周恩来不仅活在一位世界第一流的乒乓球运动员的心中，不仅活在他的同胞们的心中，而且也活在一切有幸结识他的人的心中。
周恩来风度翩翩，沉着冷静，待人接物热情厚道，体贴入微，广交游而自奉甚俭，身居总理高位而不困守办公室中。他喜欢同官场以外的人，如文艺界、体育界人士交朋友，但他的朋友不限于自己的同胞，还有外国人。他对朋友们无微不至的关心一直被大家传为佳话。
周恩来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八八五——一九七○）的交往就是一例。这位美国女作家写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民》、《中国人征服中国》等许多著作，其中也有几本关于苏联的书。她对这两个国家有一种始终不渝的好感，某些西方国家因此把她看成是危险的革命分子。一九五八年，七十二岁高龄的斯特朗第六次来华时，决定在中国定居〔3〕。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周恩来就认识了斯特朗，在延安的岁月中，同她尤其熟识。斯特朗来北京后，周总理按照她的意愿，把她安顿在离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一箭之遥的一个舒适的公寓里，还派了赵风风去当她的秘书兼翻译，照顾她的生活。在物质生活方面，周总理向这位年迈的作家提供了各种方便。但实际上，精力充沛的斯特朗，仍坚持工作，仿佛自己还在壮年。她每半个月写一篇《中国书简》，后来汇集起来，出版了一部三卷本的书。每年当她生日来临，周总理和夫人邓颖超必定登门祝寿。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斯特朗的八旬华诞非同寻常，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亲自向她祝寿。当时毛主席在上海度假，特地请斯特朗去那里小住，并设午宴招待她。随后，周总理在上海展览馆大厅举行盛大宴会为她庆寿。由于斯特朗的朋友大都在北京，而她又不愿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庆寿（过去她在北京做生日，他们都是必到的）。中国政府特地用专机把他们接到上海，同这位老寿星欢庆她的吉日。他们中间有马海德大夫夫妇、爱泼斯坦夫妇、柯弗兰夫妇、爱德乐夫妇、舒子章夫妇、米尔顿夫妇。在座的还有斯特朗的老相识、老同事李敦白和新西兰诗人路易·艾黎。
周总理风趣的开场白尤其使那天的主宾感叹不已。丰采动人、善于辞令的总理说：“今天我们为我们的好朋友、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庆贺四十‘公岁’诞辰。”预料到客人们对“公岁”这个奇怪的词儿会感到困惑不解，总理急忙作了解释。他说，在中国，“公”字是紧跟它的量词的两倍，四十公斤等于八十市斤。因此，四十公岁，就等于八十岁。听了他对这个新名词巧妙的解释，几百位中外祝寿者爆发出一阵欢笑声。不说八十寿辰而说四十公岁诞辰，多么机智！多么诙谐！它使斯特朗觉得自己真的变得非常年轻了。
总理接着说：“四十公岁，这不是老年，而是中年。斯特朗女士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作了大量的工作，写了大量的文章，她的精神还很年轻。我们祝贺斯特朗女士继续为人民写大量的文章，祝贺她永远年轻！”
斯特朗感谢主人为她举行了一个丰富多采的生日宴会。她说，总理说她只有四十公岁，还很年轻，她听了很高兴。〔4〕
出席宴会的爱泼斯坦曾在三、四十年代担任过美国合众社驻中国记者，著有《中国没有完成的革命》一书，近著是《转变中的西藏》。他的妻子邱茉莉（已故）曾帮助斯特朗做《中国书简》的编辑发稿工作。据爱泼斯坦回忆，在那次生日宴会上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周总理与宾客们一起唱歌，还鼓励大家一起哼几支熟悉的曲调，特别是《长征组歌》。他虽然年已六十七岁，看上去仍象当年在南开中学英姿飒爽地指挥学校合唱团的那副学生神气。这种欢庆场面使斯特朗心花怒放。
《中国书简》是斯特朗一生最后一项重要新闻报道工作。书简写的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情况，每两星期出一期。当然，她对中国的报道远远不止这一件。抗日战争时期，斯特朗首先在报上揭露了国民党在一九四一年一月进攻新四军的阴谋活动。〔5〕在这一事件发生前不久，她在重庆。周恩来同她谈了好几个晚上，议论中国政局，透彻地分析了抗日战争以及它给紧张的国共两党关系造成的影响。他预言国民党可能再次突然掉转枪口对付共产党，而不去打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周恩来还说，种种迹象表明这个突然袭击会很快到来。“不过”，他叮嘱斯特朗说，“这些材料暂且不要发表，什么时候需要公布，请你等我的话。”
不出一个月，蒋军果然向驻在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突然发动了进攻。新四军遭受重大损失。它使人想起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以突然袭击方式屠杀共产党人的卑鄙行径。他做了日本军队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然而，严密控制新闻界的国民党宣传机构却抛出无法令人相信的奇闻。他们说，事件的起因是新四军违抗命令和图谋不轨。斯特朗刚从中国回到纽约，便接到周恩来的电报：“把你所知道的材料公诸于世吧。”于是，她发表了她的报道，使同盟国为之愕然。〔6〕
抗日战争结束后，斯特朗又来到中国。这次她在延安住的时候最长。她经常与周恩来夫妇讨论中国和国际局势。正是这时，毛主席在与斯特朗的一次谈话中称原子弹为“纸老虎”，并且详细阐述了装备精良的帝国主义势力貌似强大但并非不可战胜的论点。“纸老虎”这个词便由此闻名世界。〔7〕
此时，蒋介石已调动几百万军队，准备大举进攻。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他相信，不出六个月就能彻底消灭共产党军队。蒋介石在日本投降后接收了大量物资、弹药，还有美国政府向他提供金钱和军火。因此他满以为会速战速决。周恩来劝斯特朗离开中国，等全中国解放了再回来。她没有等多久，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另一个佚闻也能说明周总理考虑事情细致入微。一九六三年六月，周恩来陪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到东北沈阳市参观访问。崔庸健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三十年代曾在我国东北深山老林里与中国同志并肩抗击日军。六月二十一日是他的生日，总理决定用朝鲜传统方式为他举行一次祝寿宴会，不让他事先知道。总理定做了寿桃、寿面，还外加一样特别花色：煮得很软的高粱米饭。宾馆厨师都给弄糊涂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总理会用粗粮招待贵宾。总理给他们解释说，崔庸健曾与我们共过患难，吃高粱米饭会使我们回想起过去一起度过的艰难岁月。不过，这高粱米饭一定要煮得很烂，因为我们的岁数大了，只能吃一些容易消化的东西。这次宴会以及简朴的饭菜使崔庸健深受感动，回忆起许许多多往事。〔8〕
但是，周恩来却从来不允许别人替他做寿。他自己的生日——三月五日——几乎是国家机密，直至他去世后才广为人知，而且只是在一九七八年才大大纪念了一番。如果他健在，那一年该是他的八十大寿。
一九四三年三月，周恩来在重庆。一位老同志泄漏了“秘密”，说周副主席将满四十五岁了。在共产党代表团驻地工作的同志们暗暗商量要庆祝一番。当那一天临近时，周恩来听说了这件事，决定进行劝阻。他们向他恳求说，不是真的要办一次祝寿宴会，他们不过是想让伙房煮一些面条换换口味罢了。周副主席说，好吧，你们当然可以吃面条，哪一天都可以，就是三月五日不行。说一是一，那次祝寿就这样告吹了。
周恩来和酷爱体育的同事们认为，体育并不仅仅是为了娱乐，观看球赛会使他们有机会接触外国的要人和世界级的运动员，也是为国家争取朋友和扩大与外界联系的好机会。
独具慧眼的外交家周恩来督促体委抓住一九七一年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个机会。于是产生了“乒乓外交”，使互相敌视了二十多年的中美两国开始了和解的进程。缓和紧张关系并不是一厢情愿的，要有来有往，美国总统尼克松一直从华盛顿发出含蓄的信号，表示美国准备与他现在所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他一直称“共产党中国”或“赤色”中国）恢复某种联系。事到如今，只等精明老练的周恩来总理来决定何时展开他早已想好的一系列步骤了。
美国乒乓球队队员格伦·科恩在路边等汽车接他去体育馆。中国乒乓球队乘坐的大轿车经过时，停了下来让他上车。科恩与中国一名队员交谈起来，两人开始交换礼物。这件事使中国队领队忐忑不安。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多年来，中美两国一直互相敌视，如果他听任这种接触发展下去，说不定会闹出一个不幸的政治事件来。他想，还是谨慎为好，向国内请示。周总理不仅批准这种友好交往，而且还告诉中国队领队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由格雷厄姆·斯蒂霍文率领的美国队共有十三个队员，他们对于这个邀请既高兴又纳闷，经过一番踌躇终于接受了。为了使这一举动看起来不偏不颇，就给在名古屋参加比赛的另外四个国家队也同时发出邀请。它们是加拿大队、哥伦比亚队、英国队和尼日利亚队。自然，在北京受到最大关注并成为国际新闻界热门话题的是这批美国人。“乒乓外交”就这样诞生了。
美国等五国乒乓球队在四月中旬访问中国。四月十四日周恩来总理同各国队员的会见，是这次访问的高潮。他绕场依次与每个乒乓球队的领队握手寒喧，然后坐在话筒前向大家发表讲话，圆满回答了一些提问，妙语如珠，四座欢腾。他针对美国人说的一番话使这次会见具有历史意义。他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9〕
接着，美国方面邀请中国乒乓球队在这一年回访美国。随着两国人民之间的这种接触，中美两国长达二十年的僵持对立局面开始解冻了。而这一切的推动力量却是一只小小的银球，以后它便象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亨利·基辛格接受周恩来的邀请，于同年七月对北京作了一次秘密访问。〔10〕他是取道巴基斯坦悄悄进入中国的，为美国总统第一次访华做好各种安排。周总理紧紧抓住这一机会，揭开了中美关系史上的新篇章。
【注释】
〔1〕大松博文应周恩来总理邀请于一九六五年来华，帮助训练中国女子排球队。他对中国姑娘按照他的要求严格训练感到满意，并预言总有一天她们会成为世界冠军。她们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但大松不幸于一九七八年因患心脏病去世。当中国女子排球队在一九八一年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世界杯）后，她们深深怀念当年在排球场上向她们传授球艺的大松教练，特意去他的墓地，向他致敬。
〔2〕周斌：《精心浇灌友谊花——忆周总理家的一次午餐会》，载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
〔3〕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九四六年对中国的第五次访问以及在延安逗留的经过被编成电视剧。中央电视台为纪念她的诞辰一百周年，在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播出了此剧。北京电影制片厂也正在拍摄她的传记片《无冕女王》，由她的老朋友马海德大夫担任顾问，马海德夫人苏菲执导。
〔4〕刘良模：《怀念敬爱的周总理》，载一九七九年三月七日上海《文汇报》。
〔5〕关于皖南事变，参阅《中国共产党历史讲话》第24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另见《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729-735页。
〔6〕原中央外事组部分同志：《回忆周总理在解放前的外交战斗》，《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第二辑，第99页，人民出版社。
〔7〕《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087-1092页。
〔8〕《辽宁日报》通讯员、记者：《周总理的光辉照千秋——回忆敬爱的周总理在辽宁》，《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第二辑，第147-148页,人民出版社。
〔9〕见1971年4月15日《人民日报》。
〔10〕见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三册，第11页，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09/10
第六章乒乓与茅台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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