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当四十五岁的周恩来担任中国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团团长期间，他为自己制定了七条“修养要则”。〔1〕在以后三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始终按照这些高标准要求自己，只有最后一条例外：“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他忽视了这一条。特别是在一生中的最后十年，即“文化大革命”中，未能做到。他每天长时间工作，很少锻炼身体，只是偶尔打打乒乓球，或在中南海散散步。他总是“今日事，今日毕”，经年累月，星期日也照样工作。他从不休假，即使被逼无奈出去度假，也要随身带上厚厚几叠文件。
“修养要则”的其他几条他都做得很好，尤其是第六条。这一条强调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学习和帮助群众。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其他两项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和理论联系实际。）各级领导干部和一般党员都要实行群众路线。党认为，只有这样做，一个执政党才能摸准人民的脉搏，才能了解群众的愿望，知道他们有什么意见，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领导人不能整天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而必须深入基层，到人民中去呼吸新鲜空气，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而更重要的是去学习。党认为，联系群众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关键。
在这方面，有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有一次周总理参观一个美术作品展览会。墙上挂着一幅画，画着毛泽东和朱德在公园里散步。据说，这幅画意在表现两位领导人平易近人。可是，在画中，毛泽东和朱德周围连一个人影儿都没有。总理看了看，问道：“群众哪里去了？别的游人哪里去了？是不是都被赶走了呢？”展览会的组织者满脸通红，当场上了一堂课——关于政治与艺术关系的一课。
周恩来总是千方百计去接近群众，同各行各业的人打成一片。他态度和蔼，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从不以国务院总理自居，而是把自己当作人民中的一员。人们心里想些什么，都愿意在他面前倾吐，而总理自己也会从中发现使群众苦恼的问题。有些事他常常亲自过问，其实严格说来，这些事并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而应由下级或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处理。这些事一经总理过问，往往就有下文，有了结果。例如，纠正错误或平反冤案就是这样。这方面有个典型例子，就是纠正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权的错案。
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多才多艺，正处于艺术高峰时期的张权被划为“右派分子”。她因此蒙受政治耻辱和种种可怕后果。除了降职降薪之外，她被中央实验歌剧院除了名，调到黑龙江省的哈尔滨。祸不单行，她的丈夫、合唱队指挥莫桂新同遭厄运，结局更惨。按他的所谓“罪行”，他被戴上右派帽子，送往东北边境的兴凯湖农场，接受劳动教养。他受不了那个折磨，不久就辞别人世了。
这位年轻妇女——一位已取得相当成就的音乐家——究竟犯了什么政治罪行，遭受这样的惩罚？一九五七年，《文艺报》发表了该刊记者采访并由张权署名的一篇文章，批评领导未按照艺术规律管理歌剧院，并且就此提出一些颇为直率中肯的意见。文章出知善意，是为了促进优秀歌剧的产生，并不带有个人动机。但是，领导方面却不这么看，相反地，歪曲她的文章是“破坏党的方针、政策”。更荒唐的是，张权不过是提出工作中一些不足之处，却被批评为诋毁党所领导的歌剧院。这位曾给北京音乐爱好者带来欢悦的优秀歌唱家，就这样从舞台上销声匿迹了。过了许多年，她的问题终于引起周总理的注意。
为学习，张权曾付出辛勤劳动，取得了卓越成就。一九四七年夏，这个已有两个孩子的母亲，只身乘船去美国旧金山，转赴纽约州罗彻斯特的拿撒勒学院音乐系免费学习。一年之后，她又得到一项奖学金，到也在纽约州的有名的伊斯特曼音乐学院做研究生。在名师指导下，她掌握了从十六世纪到近代各种流派的歌剧和艺术歌曲，获得了硕士学位和音乐会独唱家和歌剧艺术家证书，虽然张权还是个学生，但已经常应邀在音乐会上演唱。
伊斯特曼音乐学院的奖学金，虽然足够缴纳学费和其他学习费用，但不够支付她俭朴的生活开销。于是，她利用业余时间打零工：当记帐员、帮人家看孩子、做家庭教师、到餐馆洗碗碟，还当过图书管理员。每逢暑假，她总是到柯达公司胶片部去打工挣点钱。除了支付生活费用外，她每周还要设法存下一点钱，作为回国的路费。她取得学位和独唱演员证书后，许多老师和友人劝她留在美国。然而，张权的心此刻早已飞回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一九五一年十月，她登轮东返。此时，这位三十二岁的女高音歌唱家，艺术上已是炉火纯青，满怀希望和期待，准备把自己在美国学到的知识奉献给祖国。
张权回国后，在北京举行首场音乐会，坐无虚席，盛况空前。周恩来总理意外地出现在前排座席上。总理的露面，是向所有爱国者，特别是知识分子表示：政府欢迎他们回来帮助建设新中国。当帷幕在最后一次掌声中降落时，他走上前去向张权致贺，赞扬她的爱国主义精神并预祝她取得更大成功。
回国后的第一年，张权教授声学，同时又是一位深受欢迎的独唱演员。她的歌唱生涯已达鼎盛时期，但她更加勤奋地工作着，甚至在怀了第三个孩子已经七个月的时候照样登台演出。一九五六年，中国首次排演歌剧《茶花女》，她担任主角，内心真是愉快极了。不料一年之后，厄运来临，连她两个上中学的女儿也因为妈妈戴上了“右派”帽子而受到歧视。
她心中有一种负罪感，却又有些怀疑自己是否完全错了而感到委屈。这种复杂的感情痛苦地折磨着张权。但是，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她也没有绝望；她对自己有信心，也相信党的领导人。痛苦并未影响她每日照常练功，并且多少年来一直这样坚持着。
后来，周总理听说了张权的遭遇，他研究了她的问题，并摘掉了她的“右派”帽子。一九六二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当时在哈尔滨歌剧院工作的张权接到通知，请她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周恩来当时任全国政协主席。
那时候，每逢周末总有舞会。高级干部象一般干部那样，在一周辛劳之后，偶尔也在舞会上露面。政协会议期间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舞会上，张权的一些旧友和老相识，看到她重返京都而极感欣喜，非要她唱歌不可。盛情难却，她走上北京饭店的小舞台，唱了自己最喜爱的民歌《绣荷包》。这是她因遭遇不幸离开北京四年后在首都的第一次演出。她的歌喉婉转，抑扬动人，一如往昔。当她唱到最后一句歌词时，周总理悄悄地走近了小舞台。最后一个音节唱完了，雷鸣般的掌声响彻大厅。总理一边鼓掌，一边热情地招呼张权，握着她的手，意味深长地说：
“好久没有听到你唱歌了。”一句话使她的泪水夺眶而出。张权还从来没有这样悲喜交集。
接着，总理请她跳舞。他们一边跳舞，一边交谈。总理详细询问了张权这几年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你调离北京，我不知道。在东北生活习惯吗？不习惯就还是回来吧。”接着，总理问起她丈夫的情况。当他听到莫桂新被送到兴凯湖农场三个月后就死去了的消息时，突然停住了舞步。为了不再谈这件伤心事，总理话锋一转，问起她孩子的情况来。总理的亲切态度使她鼓起勇气，提出一个在她看来颇为重要的问题。
“总理，”她的声音显得不是那么自信。“犯了右派错误，改了，还能不能成为左派？”
“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
听到总理亲口讲这句话，她的疑虑顿消。政协会议的第二个星期，她即按当时她对“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理解，写了一项详细建议，提出把东北三省的力量集中起来，在哈尔滨建立一个歌剧院。这项建议被采纳了。
歌唱家重返艺坛后，这年十一月间再次应邀到北京举行音乐会。有一回，正当她唱完第二支歌，欠身问观众致意时，周总理从观众席上站起身来。大家的眼光全集中在总理身上。他端着一杯茶，走向舞台，递给歌唱家。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这个特殊表示，意在医治一位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艺术家的心灵创伤。
接着，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象许多人一样，张权又遭横祸。连续十年，特别是在六十年代末期，受过大学或高等教育的知识界的精华普遍受到怀疑。至于在国外留过学或有海外关系的人更是受到怀疑，自不待说了。知识分子统统被叫作“臭老九”，排在社会底层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和走资派之后。
张权自然首当其冲。林彪、江青及其追随者认为她得到了周总理的特别照顾，就把她作为打击目标。她的艺术生命再次被迫中断，不能登台演唱。她的历史——一个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就足够把她打成“特务”和音乐界的“反动学术权威”。她失去行动自由，受到肆意凌辱。江青的爪牙逼她招认自己是“特务”，被隔离审查，结果她的腰椎骨盘跌伤了。
在这整个时期，张权从不怀疑真正代表党和政府的是周恩来，而不是林彪、江青一伙。这一信念给了她勇气。到一九七六年秋天，随着“四人帮”的垮台，中国得救了。张权从绝望的深渊中跳出来，又回到阳光普照的新时代。不久，她得到彻底平反，工资和艺术级别都恢复了。她已故的丈夫也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在“文化大革命”中，象张权那样以莫须有的罪名挨批挨整的人，从上到下，不计其数。实际上，这些人后来几乎都被证明无罪，恢复了名誉；活下来的多数人重操旧业，或官复原职。无疑地，许多人都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
张权重返北京的音乐界后，在她的保留节目中增加了一首怀念已故总理的颂歌。她那发自内心深处的歌声，使她和听众的感情完全交融在一起。
一九六○年，周总理亲自安排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观看十月一日国庆游行。他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在普天同庆的日子里，表示政府宽恕溥仪，不咎既往。
辛亥革命废黜了溥仪，那时他年纪还很小。多年后，他又在日军占领下的我国东北充当傀儡皇帝。战后溥仪被关进监狱。经过耐心教育，他开始认识了自己荒谬的前半生，进而憧憬一个有意义的后半生。一九五九年国庆节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颁布特赦令，使这个末代皇帝和其他一些战犯（其中多数是国民党的将领），获得了自由。
溥仪获释后，总理接见了他，溥仪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瘦长的个子，穿了件不大合身的中山服，有点寒酸。进入会客厅时，这位末代皇帝必恭必敬，自惭形秽，显得十分拘谨。他大概是在想，在总理面前，应该首先彻底坦白自己恶迹昭彰的历史。于是，他开始喋喋不休地列举过去犯下的罪行和做过的错事，譬如：他曾是地主阶级的总头目，曾把国家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并充当了他们的傀儡，诸如此类。总理打断了他的话，说他已经作了不少自我批评，不必再说了。“如果有时间，”他对溥仪说，“你不妨写一本回忆录，这就是为国效力了。”这些话使溥仪如释重负。他向总理报告，他回家后，他昔日的臣子有人竟给他下跪，按照君臣礼节迎接他。他训了他们一顿，批评他们太落后。他还对他们说，他自己的思想比他们还进步一些。
根据各方面提供的情况看，末代皇帝在狱中和刑满后，对待思想改造是认真的。这使一些会见他的日本客人感到惊奇。“中国共产党究竟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简直不可思议！”一位客人说，“他们竟能改造皇帝！”溥仪后来被分配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员，工资不高，表现很好。他于一九六七年逝世。在晚年，他根据周总理的建议，写了一部书——《我的前半生》。这部自传讲到一个年仅三岁的孩子如何哭着登基，中年时如何无所事事和骄奢淫逸，如何成为一个听人摆布的傀儡，以及他的思想最终如何发生了变化。
周总理并不认为同曾被定为“人民的敌人”的溥仪接触有损他的尊严。他说，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党的政策是帮助战犯们洗心革面，重新作人，而溥仪又是满族人——满族是我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之一。党的政策是最大限度地联合全国各民族，把他们团结在政府周围。在这方面总理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并采取了许多妥善周密的具体措施。溥仪获得特赦后不久，总理曾设宴招待他和他的家族，并邀请了满族作家老舍夫妇作陪。
这样的场合，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大好机会。总理开头几句话，就说到点子上。他说，“一个溥仪，一个老舍，都是满族人。过去一个是皇帝，一个是穷旗人，非但不能坐在一起，就是见了面大家也都要给皇帝下跪。今天，我们三个人都坐在一张桌子旁，变化真大啊！既然变化大，我们大家就都得学习，才能适应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都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啊！”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这就是总理耳提面命的教诲，可谓一针见血！〔2〕
老舍，原名舒舍予，是中国最有名的作家之一，早在四十年代初就同周恩来相识。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和在重庆的其他共产党人的进步主张吸引了这位多产作家。老舍曾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过中文。一九四九年，他在美国讲学时，周恩来以总理身份邀请他返回解放后的中国。这年年底他回到祖国。翌年，他当选为北京市文联主席。虽然老舍在国外呆的时间很长，但他很熟悉北京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凡是眼睛能看到的，耳朵能听到的，鼻子能闻到的，特别是老北京的阴暗面，他都了如指掌。老舍回到北京，喘息未定，便埋头创作。他描写北京南郊一个贫民区变化的话剧《龙须沟》，是对旧社会的控诉和对新社会的歌颂。周总理很喜欢这个戏，向毛主席推荐。一九五一年春的一个晚上，毛主席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了《龙须沟》的演出。
解放后十六年中，老舍创作了十几个剧本，还写了一些别的文章。〔3〕他不断得到总理的亲自指导，在创作他完全不熟悉的政治题材作品时，尤其如此。当他写《龙须沟》这一类题材的作品时，感到得心应手，但在创作一个以当时正在进行的“五反”运动为背景的话剧时，他就觉得非常棘手。这个题为《春华秋实》的新作给老舍带来了苦恼，大拆大改达十次之多。这是因为，第一，他对产业工人和资本家都不熟悉；第二，当时，运动刚刚开始，很难看清运动的全貌；第三，这个戏政策性很强，光注意写政策，容易写成政治报告，或者象个活报剧，注意了故事性又容易忽视政策的完整性。周总理应邀看了该剧的彩排，并应剧院的请求，对剧本、导演和演员提出了意见。
《春华秋实》写的是一个重要问题，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党认为，不能因为强调对资本家的斗争和限制的一面，而忽略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家经过斗争还有能接受改造的一面。总理向老舍和导演详尽地解释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他还提醒老舍，切不可把这出戏变成政治宣传。他希望老舍按照自己的风格写作，放手用自己所擅长的幽默语言把戏写出来。他说，群众需要的是一出有血有肉的戏，一部真正的艺术品。
周总理不仅关心戏的内容，他还以内行的眼光检查了服装、道具、灯光和布景。他自己早年在天津上学时就演过戏、当过导演，是舞台上的多面手。有一次看完《春华秋实》的排演，他专门把扮演资本家女儿的演员找去，问她演某一场戏时是否感到舒服。那位演员回答说，“是有点别扭。”总理经过反复考虑，几天后，给老舍打电话，婉转地告诉他说：“那一场戏恐怕有点什么毛病。”这是一个供作者参考的看法，他向来不喜欢把个人意见强加于人。
在老舍的后期剧作中，周总理最推崇《茶馆》。他特别赞赏第一幕，认为情节动人，艺术成功，表演精彩。他说，应该让年轻一代人看看《茶馆》，让他们知道在旧中国世道有多坏。他认为，年轻人都应该对旧社会有形象的了解。光靠讲道理是不够的。
几年以后，总理又一次看了《茶馆》。散场后，他把老舍和演员请到一起，重提教育青年人的问题。他说，这部戏应该给青年人一个启示：要他们想一想，到底什么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谁是历史的主人公。虽然剧本的初稿作了修改，增加了学生运动的场面，但总理觉得还不够理想。他说，从近代历史上选择什么事件作为典型搬上舞台，还值得好好研究，并特别希望老舍仔细推敲斟酌一下。可惜后来他们两人谁也没有顾得上这件事。
老舍和夫人胡絜青住在北京东城一条小胡同里，那是一个普通的四合院。周总理有时登门拜访。一九五九年一天下午，总理来到他们的小院探望老舍，他听说这位作家最近病了。是老舍夫人开的门，总理一进去便笑着批评她说，老舍病了，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周恩来和老舍都很健谈。老舍还有一肚子掌故，说起来俏皮逗人。那一天，他们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到了晚饭时分兴犹未尽。女主人留总理吃顿便饭，但有点为难，因为厨房里没有什么菜。总理看出了她的尴尬心情。“我很高兴在这儿吃饭，有什么就吃什么”，他爽快地答应了。其实，这一餐连便饭也算不上，只有一盘炒鸡蛋，和一碟干鱼。客人倒吃得津津有味，但他又对女主人开玩笑说：“哈哈！你也是知识分子出身，不会炒菜！”总理指的是胡絜青是一位国画家。
老舍年轻时，虽然出版了一些小说和短篇，但稿费收入很少。为了维持生活，他当过中学教员。他从未想到，到了晚年会在新中国享有这样崇高的声誉。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象这样一位出色的作家会惨死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中。
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个月，这位年老体弱的作家被“红卫兵”拉去参加一场又一场的“批斗”会，他的罪名是“反动”，宣扬资本主义复辟。
一天晚上，人们在太平湖岸旁发现了老舍的尸体，上面覆盖着一张草蓆。他究竟是什么时候死的，又是怎样死的——在他惨死近二十年后的今天，仍然不很清楚。“红卫兵”说，老舍是畏罪自杀。但有几点事实是确凿无疑的：有一天老舍被拉去批斗，第二天失踪，第三天就发现他的尸体。老舍夫人深夜接到通知去认尸。她跪在丈夫身旁，替他擦净头上和身上的斑斑血迹。此情此景，她终生难忘。
总理对老舍之死感到震惊和悲愤，他指示有关部门进行调查。但是，尽管他悼念死去的朋友，却无能为力，因为那时林彪和江青之流掌握着很大的权力。
为这位天才作家昭雪的骨灰安放仪式，直到一九七八年六月三日才在北京举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沈雁冰在悼词中说：“老舍先生是著名的爱国作家……他的作品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喜爱，在国外享有崇高的声誉。”著名小说家巴金在报上发表文章，把他誉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他说：“没有能挽救他，我的确感到惭愧，也替我们那一代人感到惭愧。”〔4〕
在当时中国的领导人中，周恩来显然是最了解外部世界的。他熟悉国际事务和别国问题的程度，常使同他会过面的外国政府首脑吃惊。作为总理，他经常要接触背景和政见迥异的、来自世界各国的客人。在会见外宾时，周总理总带翻译，但如果翻译未能译好，或没有充分表达出他的意思，他就会打断他的话，予以纠正。他懂英文，也懂得一点法文、德文和日文，只是不能用来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他对翻译要求很严格，也很体贴他们。在宴会上，总理总要给坐在身边的翻译夹菜，因为在筵席上当翻译可不是件轻松的事。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开始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称职的专业翻译人员的数量不足，已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至于能使用一两种外语的学者，需要量就更大了。一九七○年，周总理着手解决外语教学问题。在七月到十一月间，他在中南海与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北京大学外语系的教师和学生代表开了四次座谈会。由于总理工作繁忙，座谈只好安排在深夜开始，至翌日凌晨结束，有时长达五个小时。〔5〕
尽管他已是七十二岁高龄而且心脏不好（一九六六年他的心脏病发作过一次），但他在这些座谈会上总是那样精神焕发，仿佛是在处理当天的第一件公务。头两次座谈会，主要是总理提问题，教师和学生汇报情况。他口问手写，记录答问的要点，并尽量让每个到会者都发表意见。第三次座谈会象是上大课，由教师讲课，总理在下面听讲，一面了解学生的外文程度。
最后一次座谈会实在是“压轴戏”。总理对历次座谈作了总结，强调要狠抓“三个基本功”：政治思想的基本功，语言的基本功和文化知识的基本功。他提醒外语工作者，不管是做翻译还是做外交工作，都必须掌握这三项基本功，才能对国家作出贡献。
他当场出题考这些大学教师和大学生，提了几个普通常识问题。他问道：“今天大家都看报了吧！拉丁美洲提出领海权的有哪十四个国家？一下子能说出来的，请举手！”在座的人面面相觑，都不敢举手。后来，总理就随便指定紧挨着他坐的一个人回答，可是他的回答很不完全。于是，周总理就从拉丁美洲西海岸一直数到东海岸，一个不漏地说了出来。他强调，外语是媒介，一个好的翻译工作者，不但要有正确的政治立场，而且要有广博的知识。他指出，学习外语要注意五个字：读、说、听、写、译，在这五个方面没有严格训练，在工作中就不能称职。他认为，学生除了在课堂上讲外语，还要走出学校，走向社会，走向社会，到机场、码头等地方去实践。
座谈会经常被打断，有时是医生来提醒总理服药，有时是秘书请他去接重要电话或者送文件请他审批。然而，每次座谈会上，他都自始至终全神贯注。如果他在会上看到一个陌生面孔，就要问他的姓名、年龄、家庭等情况。如果一个学生参加了一次座谈会，下次会上，总理十之八九能叫出他的名字。一次，他让一个学生用外语读出“周恩来”，这个没有准备的学生有点紧张。有些南方人往往分不清英语中的“Ｌ”的“Ｎ”发音的区别，这个学生当场露了马脚。周恩来一边听，一边帮助他纠正发音：“Ｌ、Ｎ有些不分，是不是？”
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在中南海召开的这些座谈会对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学院乃至校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座谈会所强调的学习外语的重要性，本来首先应该是大学外文系或教育部管的事情。更可惜的是，座谈会并未产生什么实际效果。因为，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尽管从心里赞成总理的意见，却不敢贸然离开“文化大革命”中编写的几本充斥空洞政治口号、很不象样的英文教科书。总理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本意是要让学生广泛阅读外文原著，但却被解释为死记硬背那几本教科书。因为，在那些年月里，江青一伙向他们在北大和其他高等院校的追随者发出了许多指示，象紧箍咒一样地束缚着教育事业。教授们如果胆敢推荐西方名家的文学作品，即使这些作品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都是有益无害的，就可能被指责为“腐蚀”青年学生。在那些年月里，连贝多芬和莎士比亚的作品都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弃之如敝屣，谁也不敢冒那个风险。
直到江青倒台之后，人们才充分认识到总理关于外语学习的指示的重要意义。校园里出现一股热潮，无论是学生或教师，都开始如饥似渴地搜罗外文原著，特别是英文原著。美国出版的口语教材《英语九百句》很受学生欢迎。有的人甚至认为，手上有一册《九百句》，英文便能无师自通了。
毛主席生前就刻苦学习英文。一九七二年，周总理对解放军的一批空军干部说过，应该以毛主席为榜样：“主席快八十了，可是他每天还是那样认真地阅读两大本《参考资料》，还要坚持学习英语。你们中间年纪小的大约三十上下，年纪大的不过五十出头。不管怎么说，你们比主席年轻多了。所以，你们应该向主席学习，在学习上赶上去。”
【注释】
〔1〕《我的修养要则》，《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5页。
〔2〕胡絜青：《周恩来对老舍的关怀和教诲》，《作家的怀念》，四川人民出版社。
〔3〕继《茶馆》之后，一九八五年根据老舍的《四世同堂》改编拍摄的电视连续剧轰动了北京，获得特别奖。
〔4〕巴金：《怀念老舍同志》，《怀念集》，第199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5〕北京大学西语系：《巨大的鼓舞难忘的教诲》，《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你》第三辑，第367页，人民出版社。
2007/09/10
第五章总理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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