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八年三月五日，周恩来诞生在江苏省淮安县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他和原国家主席刘少奇是同龄人。
十九世纪中期以前，周家祖籍原在浙江省绍兴县。绍兴以黄酒和衙门师爷著称（黄酒至今生意兴隆，师爷则早已绝迹）。绍兴之所以出名，还因为它是现代中国文豪鲁迅的故乡。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从绍兴携家来到大运河边的淮安当师爷和知县。在这座有一千六百年历史的县城里，周恩来度过了他的童年。
他的父亲周劭纲是一个在外地谋生的小官吏。他的叔父周贻淦是四兄弟最小的一个，二十岁时得了痨病，膝下无嗣。为了“冲喜”，周家安排把刚满一岁的侄子过继给小叔，但是，小叔一病不起，终于夭折。周恩来便与年轻守寡的婶婶相依为命，为她添些慰藉。于是，周恩来就有了两个妈妈。养母才学出众，熟读古文、小说和唐诗，一心想把养子培养成为饱学之士。周恩来四岁时就学读唐诗，能背几十首；未满九岁就贪婪地阅读了许多流行的古典小说，其中他最喜欢的是《三国演义》、《西游记》和《水浒传》。他古文根底深厚，少年时代就背会了许多文章，加之后来他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练就了惊人的记忆力，使所有接触过他的人惊叹不已。
周恩来的童年相当艰苦。祖父去世后，父亲无力持家，家道中落，靠典当、借债和亲戚接济度日。债主连连催逼，生母和养母忧愤交加，一年中相继去世。刚刚十岁的周恩来就不得不分挑家务的重担。他要照顾两个弟弟，还要想方设法糊口。周家兴隆之时，驸马巷周宅宾客如云；如今家道衰落，连硬撑门面都办不到，只有债主上门。这使幼小的周恩来第一次体验到人间的世态炎凉。
一九一○年，十二岁的周恩来离开了淮安，随伯父周贻赓去东北沈阳上小学，以后再也没有回去过，甚至在他当了总理以后也没有重访故乡。虽然如此，周恩来对淮安怀有美好的回忆，那里是他始终眷恋的生母和养母长眠之地。
养母不辞辛苦地教周恩来写字作文章、阅读古文和小说。周恩来没有辜负她的期望，在第二学年的时候，他的作文《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赢得了老师和同学的赞扬。这篇作文不仅文词优美，而且洋溢着爱国主义情感。一九一三年沈阳一家出版社和一九一五年上海一家出版社分别出版的中小学生优秀作文选都收了这篇作文，足见他的文学才华出众。
尚在少年时代，周恩来就关心祖国的前途。一天，教师在课堂上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有的同学回答：“为光耀门楣。”有一个孩子说：“为明礼而读书。”一位店主的儿子老老实实地说：“为家父而读书。”他的回答引起哄堂大笑。笑声停下后，周恩来回答说：“为中华之崛起。”〔1〕
周恩来在沈阳读书的时候，孙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提倡的反对清王朝统治的民主思想正在向北方传播。当时，凡阅读、拥有或传播革命书籍的都被认为是犯上作乱，要砍头的。可是，有一位名叫高亦吾的史地教员不怕砍头，剪掉了自己的辫子，毫无顾忌地在课堂上宣传激进思想。他很喜欢这个淮安来的少年，把邹容的《革命军》借给他读,向他解释为什么要推翻清朝,建立共和政府。高老师的教育，对周恩来以后投身于民主革命事业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清朝统治，按照孙中山的蓝图建立了共和国。一次校外活动意外地促进了这位少年的爱国思想。
有一年暑假，住在沈阳南郊的一个同学何履祯邀请周恩来来到他家作客。这个同学的祖父何殿甲是一位爱国者，和高老师一样具有革命思想。他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位小客人。一天，祖父带孙子和小客人去凭吊沈阳附近的一个古战场龙烟山。老人对两个孩子说，这就是一九○四至一九○五年日俄战争的战场——那是一场要争夺我国东北三省的战争。仗就是在这儿的中国土地上打的。这儿的人民遭了难，可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不但不去制止外国侵略者蹂躏我们的国家，竟然宣布“中立”，把辽河以东广大地区划为“战区”，听凭中国国土由日、俄侵略军任意蹂躏。他问两个孩子，这难道不是奇耻大辱吗？
这位淮安少年的心中，就这样播下了渴望为中国的强盛而奋斗的种子。从那时开始，他积极关心国家大事，发誓要拯救贫穷、落后、贪污遍地的祖国。
一九一三年，十五岁的周恩来离开沈阳，考入天津南开学校。当时我国正处于政治动荡之中。辛亥革命促进了人民的新觉醒，激励着青年人的心灵和思想，预示着一个新文化时代的来临。新文化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中开花结果了。象其他一些已经具备新思想的天津和北京等城市的青年一样，周恩来很快就卷入了正在涌起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潮流中。在南开学校，他和以往一样地勤奋学习，但埋头读书并未妨碍他获得新知识和开拓新的思想领域。他从孙中山先生赞助出版的刊物中，得到了极大的鼓舞。〔2〕后来，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一八八○——一九四二）和李大钊（一八八九——一九二七）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周恩来的阅读范围很广，从清朝进步作家顾炎武和王夫之的著作，到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和赫胥黎的《天演论》等翻译作品，无不涉猎。
周恩来在南开的第二年就已成为一名学生领袖。他和三位同学发起成立了敬业乐群会，创办了《敬业》杂志。他虽然是这个团体的领导人，却极力推举另一位创始人担任会长，自己担任副会长。他在早年就表现出谦虚大度和不图名利的优秀品质。这个团体成了一个活跃的中心，同学们常常来借阅进步书籍，讨论最关心的问题，唱歌和做其他事情。他担任《敬业》的主编，为它撰写文章，还常常在校刊《校风》上发表对时局的见解。他的评论抨击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嘲讽和痛斥了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妄图取消共和，恢复帝制，登上皇帝宝座的梦想。后来，周恩来在担任总理的年月里，常常审阅和批改党报《人民日报》的文章，他的新闻学素养就是在南开时开始培养出来的。
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一八七六——一九五一）创办的南开学校是解放前中国最好的中学之一。办校方针类似许多在华的外国教会学校，有不少课程，如代数、几何、三角、化学、物理、西方历史和世界地理，都采用英文编写的教科书。学校非常强调学英文，要求学生每星期至少要学十小时的英文。
南开学校聘请了不少开明爱国的教员，张伯苓的亲戚马千里（一八八五——一九三○）是其中的一位。马千里本人是南开毕业的。一九一二年他到母校任教。次年，周恩来进了这所华北有名的中学读书。马千里虽然以教数学为主，但他不遗余力地辅导学生的课外活动。当时，南开十分注重师生之间的关系，要求每个教员认识学校里所有的学生，叫得出他们每人的名字，了解他们的品行和功课成绩。马千里在课堂内外同周恩来有很多接触。他在演说和辩论方面，常常辅导这位未来新中国的总理。师生还同台演过话剧，一同参加爱国运动。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期，马千里同周恩来等人一起参加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被捕入狱。他们之间更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后来马千里创办了《天津新民意报》，周恩来在赴法勤工俭学前把在狱中写的一本《警厅拘留记》交给马老师，请他修改补充，在《新民意报》上发表。周恩来还有一本书，《检厅日录》，也是经马千里之手发表的。可以说，周恩来和马千里的关系既是师生又是战友。〔3〕
周恩来在南开显露了才华。据和他同桌学习、同室住宿了两年的同学张鸿诰回忆，周恩来在一九一六年春季举行的全校国文会考中获得头奖，为他们班赢得了荣誉。经过严格挑选，每班出五人参加比赛，评奖结果，周恩来名列第一。他也是南开“演说会”的佼佼者。连续两年该校的“演说会”在全天津的校际演说竞赛中，获得优胜。〔4〕
南开的课程很严，每晚七点至九点半有两个半小时的自习时间。张鸿诰回忆说，周恩来晚上最多花规定时间的一半温习白天的功课。他最关心的是课外活动：为他主编的杂志撰写文章，阅读他所感兴趣的书籍。可是，他每学期成绩都名列前茅。一九一七年夏，他以全班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张鸿诰认为，周恩来知道如何在课堂上全神贯注地听讲，而且，他聪敏过人。张鸿诰举了另一个例子来说明周恩来的天赋。南开每年都要演戏，庆祝十月十七日校庆。当时还没有实行男女同校，只好由象周恩来这样长得清秀又有表演才能的同学扮演女角。他在话剧《一元钱》中扮演女主角深受群众欢迎，轰动了天津。
周恩来从南开毕业时面临两个选择：找工作，或者进大学，他选择了后者。他决定到日本去学习。一九一七年九月，周恩来在朋友的资助下凑够了路费，东渡日本。在留学期间，他希望能找到他最关心的那些问题的答案，学会如何拯救和建设祖国，掌握回国后所需要的新知识。当时，日本是中国优秀青年向往的国家之一。但是，后来他失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炮火正酣，军国主义的日本一心想趁列强在欧洲互相厮杀之机，加紧侵略软弱无能的中国。
周恩来到达日本后，开始学习日文，不久就掌握了日文语法，大致能够阅读日本报纸。同时，他刻苦学习，准备大学入学考试。然而，两个月以后，他的注意力被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俄国十月革命——吸引住了。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诞生了。他努力探索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浏览报纸，阅读所有他能找到的有关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报道，认真研究这一震撼世界的事件，了解它所依据的理论基础。这是他第一次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从此，马克思主义指导着他的一生。〔5〕
一九一九年初，在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决定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在山东获得的一切“权利”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留日的中国学生群情激愤。他们在东京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开展反日运动。在这些爱国活动中，周恩来和往常一样发挥了积极作用。他因此分散了精力，几乎没有时间准备大学入学考试，结果没有被录取。此时，北京的局势发展令人震惊——以段祺瑞为首的军阀政府一意孤行，不理睬民众要它停止向日本帝国主义出卖主权的要求。〔6〕周恩来觉得祖国更需要他，便于一九一九年四月动身回国。他在日本一共住了十九个月。
年轻的周恩来回到祖国，发现民怨沸腾，到处是一片要求变革的呼声。几个星期以后，愤怒迸发了。五月四日，爱国学生反对军阀政府的运动震撼着北京，很快发展到全国各地。首都的大、中学生成群结队在天安门前示威，反对日本的侵略，要求严惩勾结日本的卖国贼。示威群众最后焚烧了亲日派曹汝霖的住宅。〔7〕天津的学生群起响应，在全市举行了抗议游行，并成立了学生联合会，领导所有学生的爱国活动。学生联合会是学生运动的领导机构，它决定出版一份报纸，宣传新思想、新潮流，为反帝反封建斗争制造舆论。可是学联领导人没有能找到一位理想的主编来负责办这份报纸。
周恩来从日本回国，使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喜出望外。在他们看来，周恩来担任这个主编职务再适合不过了。周恩来欣然同意挑起这个担子。他刚刚回国就急不可待地投身到激烈的斗争中去。七月二十一日，第一期《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出现在报摊上，报头印有一句英文名言作为点缀：“民主：一个民享、民治、民有的政府——我们的座右铭”。
由周恩来主编的这份报纸每周出两期，很受欢迎。不久以后改为日报，发行量达两万多份——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妇女读者也很多，因为它拥护她们的主张，提倡男女平等，宣传破除束缚妇女们的封建观念。顾名思义，《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要是供学生阅读的报纸，但它也吸引了教育界以外的读者，在华北各地以及上海、南京都有订户。这份报纸所以能获得广泛的读者，不仅因为它报道了有关国内外大事的新闻，还因为它刊登了不少文章，以通俗的语言解释，为什么当时的统治者要对欺压中国的列强卑躬屈膝。它呼吁所有的爱国者斗争到底，铲除封建官僚统治。周恩来作为主编，撰写了大部分社论，笔锋辛辣，犀利。他还以“飞飞”的笔名发表专栏文章。
但是，天津的学生运动缺乏集中的领导和统一的行动。当年九月，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学生组织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部份领导人组成觉悟社。周恩来（这年秋天他进南开大学学习）和回民学生领袖马骏是天津学生联合会的杰出代表；女界爱国同志会方面推选的知名人物是郭隆真（也是回民学生）、〔8〕邓颖超和刘清扬等。邓颖超当时十五岁，是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一个，后来她与周恩来结为伉俪。
觉悟社出版了不定期刊物——《觉悟》，要求所有的领导成员以笔名撰写文章。考虑到将来组织要扩大，他们一共编了五十个号码，由成员们拈阄决定。周恩来拈到五号，邓颖超拈到一号。为了听起来象中国人名字，他们都根据号码的谐音取了笔名，周恩来称“伍豪”，邓颖超叫“逸豪”。这两个笔名两人后来使用了许多年。由于时局的变化，《觉悟》出了一期就停刊了，觉悟社本身也在第二年春天停止了活动。但它在停止活动前，还在反对当局的斗争中起了最后一次积极的作用。
一九二○年一月，天津警方镇压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查封了学生联合会等爱国团体。觉悟社决定发起抗议示威。由周恩来、郭隆真等率领示威群众到直隶省署请愿，他们与二十几名学生代表一起被反动当局逮捕入狱，关押了六个月。如果没有社会上的有力声援，如果周恩来及其战友们没有在狱中展开有力斗争和进行绝食，这些被捕学生说不定会被杀害。
在整个这段时期，邓颖超等人向警方头目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要求。一天，他们集合了二十四个觉悟社会员和支持者，要求警方允许他们替换狱中正在绝食的二十四位难友。他们说，警方关押的学生是他们的代表，应该让他们去替换代表坐牢。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警方不得不将拘留的代表转移到河北省法院，采取法律方式解决。不料，站在被告席上的周恩来却控诉腐败的政府，把法庭变成了控告反动政府的场所。〔9〕一九二○年七月八日是开庭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周恩来从被告席上站起来，代表全体被押学生陈诉情由。他在精心准备的辩护书里，把他们的被告地位改变为主诉地位，对法官们进行了控诉。一星期后他和战友们都获释放。（见胡华：《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第7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七月十七日，二十四名被告全部获释。他们的同学和支持者们欢欣雀跃，把大红花和上面缀有“为国牺牲”四个金字的纪念章戴在他们胸前。
八月十六日，觉悟社邀请少年中国学会等四个进步的青年组织在北京城南的陶然亭公园举行集会，商讨救国运动的发展方向和联合斗争的问题。最早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布尔什维主义介绍到中国的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周恩来作为主讲人，在会上总结了天津爱国运动的成绩和教训。这是他根据中法之间勤工俭学计划赴欧洲留学前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周恩来于一九二○年十二月到达法国，当时他二十二岁，但已是经过“五四”运动革命洗礼的政治上趋于成熟的青年了。他来到巴黎，引起了那些先期到达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们的极大注意。因为他在日本时，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新苏维埃国家方面已颇有名气，并且在国内也赢得了英勇不屈的青年领袖的声誉。
周恩来对自己在留欧期间应该做些什么心中有数，因此坚定不移地追求着自己确定的目标。他来法国怀有两个目的：加紧研究马克思主义；寻求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他为第一个目标所吸引，为第二个目标所推动。他越来越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他成了一个坚定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他如饥似渴地读书。他在一九二一年读过和用过的一本英文书，后来成为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里纪念周恩来文物展览上的一件珍贵文物。翻开的那页上有马克思的一段著名的论述，书上还留下周恩来当年阅读时用铅笔标出的着重点。那段话是这样的：
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0〕
周恩来勤奋学习马克思主义文献，但是他绝不是个躲在象牙之塔中的学者。他花了不少工夫观察周围的一切，了解法国人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以及他们面临着哪些问题。他常去法国工厂做短工，以便能更好地了解他们，同时在旅法的中国工人和其他勤工俭学学生中间进行宣传，鼓励他们继续走爱国主义道路，即使他们未必接受社会主义思想。
初到巴黎的那些日子里，他住在郊区，靠勤工俭学得来的微薄津贴生活。有两年多时间，他住在城南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旅馆，有时去雷诺汽车厂做工。他自己做饭吃，穿着尽管外表整洁，但有一点装体面的味道，尤其是那条裤子，可能是由于穿得太久的缘故，裤腿似乎越缩越短了。他的朋友们还注意到，他从中国带来了一件类似鞋楦的小玩艺，用它来补袜子。勤俭节约，精打细算——这些早年养成的美德成了他终生习惯，直到二十八年后他当上了总理也没有抛弃。作为总理，他完全吃得起，穿得起，可是他却鄙视物质享受。
第二年夏天，中国发生了一桩意义重大的事件：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诞生了。毛泽东是参加建党工作的代表之一。那时候，中国和法国之间的通信相当缓慢，因此这个消息过了很长时间才传到巴黎。然而，有意思的是，思想相同的人，虽然彼此相隔万里，竟会几乎同时考虑采取相同的行动。周恩来和在欧洲的其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已在同年三月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组员中除了周恩来，还有张申府、刘清扬、〔11〕赵世炎和陈公培等人。
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建党之前，国内外共有八个共产主义小组在活动，目的都是为了在中国成立一个统一的共产党组织。党成立后，原来属于这些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都被承认为中共正式党员。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作出的规定，所有这些建党前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入党时间都定为一九二一年。周恩来的入党时间原来从一九二二年算起，现在也已改正了。
中国共产党的巴黎组织称作“旅欧总支部”，由赵世炎任第一届总支书记，周恩来任第二届书记。这是一种需要把一个人的全部时间投进去的工作，因为旅欧总支部领导的范围不限于法国，而且包括德国和比利时。象周恩来这样热衷于新闻工作的人，完全懂得报刊的激励人心的作用，因而他立即着手创办一个刊物。
于是，《少年》月刊——一九二三年改名为《赤光》——便作为党在欧洲的喉舌出现了。这份油印刊物在中国旅欧青年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并且吸引了国内的读者。周恩来经常为这份刊物撰稿。第二期刊登了一篇题为《共产主义与中国》的文章，作者署名是“伍豪”，这是他的老笔名。在巴黎，周恩来和勤工俭学者当中年龄最小的邓小平很接近，把他当作小弟弟看待。他俩常常一起刻蜡纸。邓小平当时在刻蜡纸搞油印方面很拿手，因此得了个“油印博士”的雅号。
作为旅欧总支部的负责人，周恩来必须经常奔波于巴黎和柏林之间，而且在德国逗留的时间往往较长。有一次他去柏林，认识了比他年长十二岁的朱德。朱德在国内时曾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没有被接受，他不知道现在条件是否成熟了。〔12〕周恩来认为他已够条件，并愿意介绍他入党。
一九二四年，为了推动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第一次合作。它们共同进行北伐，一直打到长江流域。这就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尚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需要干部担任各级职务。于是，它从欧洲召回许多党员。旅欧总支部书记周恩来也应召回国，于七月下旬动身离开法国。经过四年在欧洲的工作和学习，二十六岁的周恩来已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成熟了，准备迎接他所面临的各种任务。
一回到国民革命运动的大本营广州，周恩来就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此外，党还交给他一项任务，让他领导广东、广西两省党的工作。作为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委周恩来当时——如同在以后的岁月中一样——和蒋介石有过多次较量。孙中山一九二五年春逝世，其后不久，蒋介石就窃取了国民党的领导权。一九二七年，他开始镇压共产党人，并同共产党打了十年内战。一九三七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开始了一个不大稳定的和平相处时期。一九四六年，蒋介石企图最后消灭共产党以完全控制全国，这个和平相处时期再次化为烟云。国共两党较量的结果已是尽人皆知的历史事实。就这样断断续续地，周恩来和蒋介石直接交锋了二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成了中国革命中传奇式的英雄。
【注释】
〔1〕见陆钟：《周恩来同志在沈阳的读书生活》，载《人民的好总理》续编二，第5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2〕上海出版的《民权报》和《民立报》，天津出版的《大公报》也是周恩来的日常读物。
〔3〕见天津《纪念廿世纪初天津爱国教育家马千里先生百年诞辰座谈会发言纪要》（1985年1月22日）。参看邓颖超：《缅怀师友马千里先生》，载1984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
〔4〕见张鸿：《在南开和周恩来同学的日子》，载《人民的好总理》续编二，第66页。
〔5〕周恩来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是阅读京都大学教授河上肇著的《社会问题研究》。河上肇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到日本去的第一个人。
〔6〕当时控制北京政府的北洋军阀分为三个派系，即直系、皖系和奉系，他们都宣称效忠北京政府首脑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段祺瑞属皖系。
〔7〕北京的示威群众要到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游行示威受阻后，前往赵家楼交通部长曹汝霖的宅邸。曹和他的两个同伙章宗祥和陆宗舆被报纸痛斥为卖国贼，因为他们从袁世凯时代起就密切参与向日本出卖中国主权。曹当时躲进一小屋，学生痛打了刚好呆在那里的章宗祥，并烧毁了曹汝霖的住宅。
〔8〕郭隆真（一八九三——一九三○）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年在山东青岛被国民党逮捕，后在济南就义。
〔9〕一九二○年七月八日是开庭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周恩来从被告席上站起来，代表全体被押学生陈诉情由。他在精心准备的辩护书里，把他们的被告地位改变为主诉地位，对法官们进行了控诉。一星期后他和战友们都获释放。（见胡华：《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第7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10〕见《马克思致约·魏德迈》（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马恩通信选》。又见胡华：《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第95页。
〔11〕刘清扬（一八九四——一九七七），张申府（一八九三——），当时都是勤工俭学学生，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57页，人民出版社。）
〔12〕朱德原是滇军中的旅长，他谢绝四川同乡杨森将军要他去当师长的邀请，跑到上海去找共产党，决意加入革命行列。当时的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拒绝了他的请求。朱德感到灰心，乘船赴欧洲。在德国他与周恩来邂逅，并通过周恩来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见怀恩：《周总理的青少年时代》第18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王镜如：《周恩来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第34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7/09/10
第二章淮安青年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