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七五年六月间的一天，谁也没有料到周恩来会去参加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前一年夏天，周总理就住进了医院，治疗膀胱癌。他的病情本已十分沉重，但他不顾医生的劝告，毅然离开病房，去向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去世的贺龙表示悼念之情。总理认为，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一个正直的、珍视品德的人必须对历史负责，表明自己的立场和真实感情。
贺龙生于一八九六年，卒于一九六九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他就惨遭不幸，被林彪迫害致死。一九七四年，党中央决定为贺龙平反昭雪。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对公开为贺龙恢复名誉又恨又怕，先是极力阻挠，阻挠不成，就千方百计降低仪式的规格，限制参加的人数。
周总理同夫人邓颖超一起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象往常一样，他的衣服笔挺、头发一丝不乱，不过看上去衰老多了，瘦弱憔悴，已非昔日那副矫健的模样。他缓步走向摆着签到簿的桌子，用剧烈颤抖的手写下了他那光辉的名字。周总理本想替当时正在接待外国代表团的邓小平也签名，但已力不从心。他指示，会后把签到簿送到邓副总理家中去，请他补签。
周总理知道，他的这位得力助手一定想和大家一起参加这个仪式，因为他们两人多年同贺龙患难与共。贺龙在青年时代是一位农民起义的英雄，二十年代初曾和姐姐贺英在故乡湖南省桑植县劫富济贫。〔1〕这位年轻人是行伍出身，晋升很快，不到三十岁就当了师长，一九二七年八月，周恩来领导受共产党影响的一部分国民革命军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贺龙率部站到了共产党一边，掉转枪口对准国民党军队。从那以后，他一直忠心耿耿地献身于革命事业。三十年代，蒋介石曾悬赏十万银元通缉贺龙，死活不论。
新中国成立三年之后，身为中央军委委员的贺龙又被任命为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贺龙元帅喜欢吸烟斗，后来又爱上了雪茄。他也喜欢运动，酷爱骑马，他在体委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六十年代，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瞩目的体育大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贺龙的坚强领导。
作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贺龙自南昌起义以来一直是周恩来的亲密战友。这使林彪对他极为不满。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青云直上，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2〕从一开始，这个野心勃勃的“接班人”就同江青一伙控制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勾结在一起。这两个阴险毒辣的反革命集团决心逐个除掉周总理的左右手。这是他们密谋策划的夺权行动的第一步。
贺龙元帅很快就成为他们的打击目标。他们诬陷他是“大土匪”、“大军阀”和“三反分子”。周总理把贺龙和他的夫人薛明接到中南海他自己家里保护起来。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大混乱的日子里，即使中南海也不是个安全的地方。总理只好又为这对受迫害的夫妇另找了一个藏身之地，这个地方只有他的亲近的同志知道。在一段时间里，贺龙夫妇躲开了林彪的魔爪。可是，林彪终于探听到他们的去处，派人把贺龙监视起来，肆意加以折磨。当时贺龙已年逾古稀，又患糖尿病，终于在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被迫害致死。
周恩来和贺龙从二十年代起就一起做革命工作。为了悼念这位老战友，他从病榻上挣扎着起来。他在签到簿上签完名就到休息室去寻找贺龙的遗孀。他在门口大声呼唤薛明的名字。薛明闻声奔向周总理，总理张开双臂拥抱着她，“薛明啊，我没有把他保护好啊！”总理说着，泪如泉涌。贺龙的女儿紧握着他的手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
周总理默默地看着她，然后，声音颤抖、令人心碎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3〕
七个月之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建国二十七年来一直担任政府总理的周恩来与世长辞了。
周总理逝世的消息震撼天地。人们不知道他留下的空缺将怎样才能填补起来。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岁月里，他竭尽全力挑起了极其沉重的担子，为使政府机构得以照常运转，真是一息尚存，鞠躬尽瘁。
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周恩来不是一般的总理，也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人民中的一员，全心全意为人民，与人民息息相通。即使他在正常年月去世，也会引起人们无比的悲痛。何况，“文化大革命”时期不是什么正常年月。林彪虽然已经垮台，但是“四人帮”还在台上，而且虎视眈眈、迫不及待地要夺权，江青这个恶毒的阴谋家一心要爬上第一把交椅的宝座；张春桥这个老奸巨滑的军师对总理一职觊觎已久；姚文元这个文痞仍颐指气使地操纵着舆论工具；王洪文这个花花公子则是“四人帮”的一个凶狠打手。
自五十年代中就从西南调到北京工作的邓小平，在周恩来出国访问期间曾代理过总理职务。周总理去世后，广大人民盼望他出任总理。而这时，他在报纸上却受到越来越肆无忌惮的攻击，影射他是什么“不肯改悔的走资派”〔4〕。对邓小平的恶毒攻击，有时还夹杂着影射已故周总理本人的恶毒咒骂。
江青之流认定，党和国家的权力终于要落到他们手里了，因而得意忘形。趋炎附势之辈纷纷投靠江青。她自己也更猖狂地网罗党羽。周恩来逝世后的形势使广大人民忧心如焚。一月十一日总理的遗体火化那天，全国人民的心情终于表露出来了。
那天，天色阴沉，寒风刺骨。载着周总理灵柩的车要从北京医院开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天刚蒙蒙亮，人们就开始从四面八方来到横贯北京城的长安街两旁。送葬的人数不下百万。从北京医院往西一直到八宝山，马路两旁的人行道上密密麻麻站满了人，他们当中有不少抱着小孩的父母。天安门广场是群众聚集最多的地方。戴黑纱的人比比皆是。妇女们不分老幼头上都戴了自己用纸做的小白花。送殡的行列在哀乐声中非常缓慢地向前移动。首都这条主要大街通常总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现在，除缓缓前进的灵车队发出的轻微声响和人们的饮泣声外，寂静得使人感到压抑。灵车经过时，人们的低声呜咽顷刻迸发为号啕大哭。
首都的人民冒着严寒连续站立十几个小时，等待周总理的灵车经过，刺骨的寒风丝毫动摇不了他们那种比悲痛更强烈、更深沉的感情。这是出于对周总理的热爱，也是出于对江青一伙的憎恨。
人们对江青一伙的胡作非为早就非常反感，但是公开反对他们风险太大，只好把自己的想法和感情埋藏在心底。在周总理逝世后的那些日子里，人们变得胆大了。不满情绪虽然尚未公开表达出来，但许多小道消息不胫而走，而且反抗的色彩越来越浓。
江青在一次公开场合令人发指的表演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政治局委员都要去向周总理遗体告别，江青这天偏偏穿了一件红毛衣，从制服衣领处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她还戴着一项皱皱巴巴的帽子，在这种庄严肃穆的场合是非常失礼的。这个消息很快传开了，谁都感到震惊和愤慨。她在一月十五日干的事情更使人难以置信。因为已宣布这一天是全国哀悼日，一切娱乐活动都已取消，而江青偏偏选中这一天在家里看了两场电影，上午一场，晚上一场！
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提醒她，那一天是全国哀悼日，却遭到了训斥。他们深切怀念总理，对江青非常反感。也许他们在私下议论起江青。反正消息传得很快。不过人们还不敢公开批评，只是在亲友之间议论议论。毕竟她是毛主席的夫人，人们出于对主席的尊敬，抑制着自己的愤恨。尽管如此，人们并不掩饰自己的痛苦和不安。的确，当时她那样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竟可以不受惩罚，而广大群众仅仅由于请求为周总理举行追悼会却遭到训斥。〔5〕是可忍，孰不可忍！
三个月以后，形势急转直下。那是清明节期间。在旧社会，每年清明节人们都要去扫墓，祭祀自己的先人。在新中国，人们则用花来寄托对亲人的哀思。所以，北京人民决定用精制的纸花来悼念周总理。他们还想借此机会发泄他们长期压抑着的不满，同时给江青递送一个警告信号。
天安门曾经是中国近代史上许多伟大政治运动的见证。如今，一九七六年，这里酝酿着一场重要的政治运动，虽然当时没有几个人，也许根本没有人预见到这场政治运动的重大意义。因为，正是在这里，北京市民冲开了被抑制着的愤怒和失望情绪的闸门。这是江青一伙垮台的开始。
一九七六年的清明节前夕，路过天安门广场的人们偶然发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摆着几个花圈，有的写上了献花圈人的姓名，有的没有具名。原来，这些花圈是献给周恩来总理的。顷刻之间，消息传遍了北京城。于是越来越多的花圈，排山倒海、铺天盖地而来。每个花圈都堂堂正正写着送花圈者的名字，大部分是单位或组织送的。人们不再心惊肉跳了，也不怕把名点到自己头上了。花圈的数目不仅越来越多，而且做得越来越大。耐人寻味的是，花圈上的题词增添了政治色彩。从花圈数量之多、从送花圈者所选择的时机、从他们表明的身份和采取的方式——往往是几十人把花圈抬进广场——以及他们在纪念碑前献花圈时所立下的誓言，都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其中暗含着对江青和她的爪牙们的挑战和蔑视。
几天之内，纪念碑周围摆满了各种各样设计别致、精心制作的花圈。不仅如此，在纪念碑栏杆上、电灯杆上以及广场内外的树干上还张贴了大量诗词。这些赞颂和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古体诗和白话诗，浸透了对“四人帮”的愤怒和蔑视，比花圈更吸引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到天安门广场，有的带来了自己的诗词，有的把辛辣的诗句抄下来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6〕
从清晨一直到深夜，人们川流不息地涌向天安门广场。天安门诗词成为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许多人每天都去广场，惟恐错过拜读新张贴的诗词的机会。在去广场的人中，绝大多数是学校、工厂和政府机关的青年，老年人也不少。
一天下午，一位老人来到天安门广场。看样子他是郊区的农民，脸晒得黝黑、身穿棉袄棉裤、裤腿上沾有泥土。他找到一块僻静地方，在那里低头默哀了几分钟，又从未系扣的棉袄里掏出两个桔子，毕恭毕敬地放在纪念碑前的栏杆附近。他鞠了三个躬，低声说“周总理啊，周总理……”，然后走开了。他也希望表示对周总理的悼念，大概因为不识字，就用自己的特殊方式写了这样一首悼念总理的“诗”。
天安门广场上一触即发的形势，使“四人帮”惊慌失措。四月五日，他们动手了，警察猝然封锁了天安门广场，把包围圈内的人全部带走。后来有许多人作为“反革命”被捕入狱。当时，北京市的公安局长是“四人帮”的心腹。
邓小平副总理，自从一月份在周恩来总理的追悼会上致悼词后不久，就靠边站。四月七日，他被指控为“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后台，被解除了党内外一切职务。〔7〕
在这之后的几个星期内，凡在北京的人都得交待清明节前后他们做了些什么事和到过什么地方——他们必须说明自己是否去过天安门广场、是否写过诗词、抄过诗词，或者是否把诗词传给了朋友，等等。整个夏天，这种镇压措施连续不断。这种追查又发展到追查散布所谓“有关江青同志谣言”的人。
天安门事件把江青一伙吓坏了。不过，现在他们似乎又神气起来，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他们想乘机夺权，但阴谋被粉碎了。十月六日，这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长达十年之久的篡权者被一网打尽。
这个喜讯，早在报上公布之前就很快传开了。乍听起来，这大快人心的消息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亲友们纷纷奔走相告。“四人帮”的十年暴政突然宣告结束，这如释重负的喜悦使北京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嗜酒的城市。短短几天里，首都所有酒店的存货销售一空，甚至从未沾过酒的人也开怀畅饮，庆贺“四人帮”的垮台。
说来奇怪，北京几所大医院的一些病房一夜之间忽然空了出来，病人都出了院。原来，一些高级干部住院是为了躲避江青一伙的刁难。现在他们感到安全了，因此重新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并整顿被破坏了的工作秩序。
“四人帮”被捕是在秋高气爽的十月份，正是吃螃蟹的季节。这正好给欣喜若狂的人们助兴。在北京，螃蟹通常是一公一母成对出售的。十月里母蟹里的蟹黄正丰满，顾客们都喜欢买母蟹。据说，一位俏皮的顾客到水产商店买螃蟹时，要售货员给他“挑三个公的、一个母的”，售货员感到奇怪。“同志，我可以给你两个公的、两个母的嘛。”这位顾客重复了自己的要求，并对售货员使了个眼色。“那个母的我不要了，就是要买三公一母。”顾客说话时把重音放在“一母”两个字上。售货员恍然大悟，哈哈大笑起来。其他顾客对这个玩笑心领神会，都如法炮制，提出同样要求——“三公一母”。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北京，人们都非常欣赏这个笑话。同横行霸道“四人帮”算帐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一九七六年是中国多事的年头。周恩来于一月八日逝世。接着，七月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元帅（一八八六——一九七六）逝世。随后，毛泽东主席（一八九三——一九七六）在九月九日逝世。中国革命的三大领袖在短时间内接连去世对全国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祸不单行，七月二十八日河北省唐山发生强烈地震，有二十四万余人丧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九七六年是大难临头的一年。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这年中国清除了“四人帮”，又是全国得救的一年。一九七六年最后几个月，人们情绪高昂，充满希望，准备重建遭到严重破坏的国家。
十年动乱使中国元气大伤。在政治领域，“文化大革命”给许多原来在各级领导岗位上干劲十足、辛勤劳动的干部们带来极大痛苦。可是，现在他们却怕工作做得太多，怕因为办事过于认真而再次挨整。真可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们陷入一种惰性状态，而惰性是进步的大敌。国民经济濒于破产——生产下降或停滞、财政出现大量赤字；还有，“文化大革命”期间计划生育无人过问，大量婴儿出生，使全国人口激增。对中国来说，解决十亿人吃饭问题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教育方面，水平急剧下降。有人说笑话挖苦高等院校是“大学的牌子、中学的课程、小学的成绩。”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不过，江青及其亲信们重点打击知识分子的政策是鼓励愚昧无知、贬低学术界，使做学问的人灰心丧气。他们津津乐道的说法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因此，知识不但不是一个有利条件，反而成了一种负担。为了让知识重新受到尊重，在江青垮台后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创造条件，让那些在“四人帮”的暴政下已变得心灰意懒的知识分子们再抬起头来。
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经济，因为首先必须让十亿人吃饱穿暖。同时，有三个问题急待解决：第一，人事要调整；其次，要澄清真理的标准，也就是说要澄清毛泽东会不会犯错误这个问题，或者说，如果他也会犯错误，那就得纠正错误；第三，对“文化大革命”要作出结论。
关于第一个问题，党采取了保持党的领导机构安定团结的慎重政策。这就是说，暂时保留犯错误的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同时给政治局增加新的成份。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九七七年深受人民爱戴的邓小平全部恢复了他原先担任的四个职务。同江青一伙有瓜葛的四个政治局委员直到一九八○年春天才免除了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第二个问题主要涉及对作为领袖、思想家和理论家的毛泽东的评价。毛主席是否象野心勃勃和善于阿谀奉承的林彪等人所说的那样一贯正确，或者他是否和其他人一样也会犯错误？领导八三四一部队——保卫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安全的一支解放军部队——的汪东兴认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8〕后来，这个观点被称为“两个凡是”。
这个问题引起许多人的热烈讨论。于是，围绕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展开了一场长时间的深入辩论。到一九七八年春天终于得到解决。这年六月间，邓小平在北京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观点，反对照抄照搬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话，〔9〕实际上赞同《光明日报》在五月十一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文章中首先提出的论点。〔10〕邓小平的讲话有力地支持了这个论点，从而把“凡是派”的论点驳倒了。事实上，在一年以前，邓小平在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就批评了“凡是派”，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还引毛泽东的话说：“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11〕
至于第三个问题，既然在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问题上已意见一致，那就不难对“文化大革命”作出结论了。过去，一般人出于对毛主席的尊重，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愿多谈。至于“四人帮”，他们更是不许人们谈论这个问题，因为在那些动乱的年代，兴风作浪的正是他们，自然不让别人揭露他们的罪恶。事实上，即使在江青一伙垮台以后，党还用了三年的时间才完成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个任务，这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是多么难处理了。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叶剑英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实际上也代表党中央），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的讲话中，解决了这个人们议论纷纷的问题。他给十年“文化大革命”下的结论是什么呢？“一场大灾难。”
两年以后，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一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2〕进一步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号召全国党内外群众正确认识建国三十二年来的经验教训，为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而共同奋斗。
当今的中国领导人在研究国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和制定方针政策的时候，从来没有忘记他们过去的两位同志和战友的坚强品格。一位当然是毛泽东主席，另一位是周恩来总理。令人惋惜的是，损害毛主席晚年形象的政策错误，一直拖到这时才为人们所认清。因为，尽管毛主席有缺点，他毕竟是人民共和国的主要设计者和缔造者，毛主席在历史上的地位是确定无疑的。害怕对他作出清醒的评价，只能使他的功绩模糊起来，从而看不清他的伟大之所在。
周恩来去世后，他在全国和党内的影响仍不减当年。实际上，他的形象更高大了。一九八○年一月十六日，邓小平向党的干部发表了一篇题为《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当他号召党的高级干部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时，特别提到周恩来的名字，要大家学习他的艰苦创业的精神。〔13〕
周恩来无论作为政委、将军、党的领导人或是作为政府首脑，从来都是勇挑重担、严于律己。他一年到头每天都长时间地工作，几十年一贯如此。他和他的夫人生活一向十分简朴，在他去世后人们从他身边工作人员所写的回忆文章中才知道许多关于他的勤俭朴素、克己奉公的动人事迹。
他个人生活如此，处理国家大事更是如此。他对全国情况了如指掌，总是谆谆告诫政府各部门对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总是不厌其烦地提醒他们，中国还很穷，必须厉行节约。
这位伟人和政治家身上所体现的大公无私的品质，使他成为全国有口皆碑的英雄。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受到人民的怀念、哀悼、爱戴和崇敬之深，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人总是要死的。有些人一想到死就惶惶不可终日，有些人则认为死是自然规律。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几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就议论过这件事。他们决定，当他们离开人世后，要把遗体火化，骨灰撒在祖国的土地上。他们认为，在中国，由土葬到火葬是一次革命，由火葬到不保存骨灰又是一次革命。周恩来临终时，留下遗言要把他的骨灰撒在生养哺育他的祖国的江河里和大地上。他要求在撒骨灰前，把他的骨灰盒摆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周恩来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祖国的统一大业，殷切希望台湾省与大陆早日实际统一。
【注释】
〔1〕根据民间传说，贺龙早年和他姐姐挥舞两把菜刀劫富济贫，把当地土豪劣绅吓得胆战心惊。“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林彪曾利用这个传说诽谤贺龙是“大土匪”。
〔2〕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政治局常务委员由七人增至十一人，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和陈云。刘少奇的位次，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而林彪则被提升到刘少奇原来的位置。全会之后，林彪成为党的唯一副主席；到一九六九年召开党的九大时，进一步在党章上正式写明他是毛泽东主席的接班人。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3〕贺晓明：《周伯伯永远活着》，载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工人日报》。
〔4〕中共中央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同年一月八日至十日），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一月十三日至十八日举行的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副总理。周恩来病重时，邓小平代理总理职务，因而他成为江青及其阴谋家集团的主要攻击目标。
〔5〕周恩来逝世后，掌握着相当大的权力的江青一伙规定，悼念总理的活动必须缩减到最小规模，还要求政府机关和其他部门“不要用死人压活人”。
〔6〕清明节期间天安门广场出现的诗词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师生用“童怀周”的笔名汇编的诗集《天安门诗抄》，收了数百首。
〔7〕根据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作出的决议，邓小平被撤销了如下职务：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8〕两个“凡是”的提法最早见诸文字是在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里。
〔9〕见《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第109页，人民出版社。
〔10〕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11〕见《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第35页。
〔12〕《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和胡耀邦主持，由政治局委员胡乔木领导的写作小组起草的。
〔13〕见《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第224页。
2007/09/10
第一章政治家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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