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 和林彪同张治中谈判。张提出中共去年十二月十八日所提四项同国民党方面的要求“相距较远”。周恩来、林彪表示，四项办法同“皓电”精神“并无不合”，距离只在军队数目和移动时间。谈判未获结果。
1月10日 同林彪将谈判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建议：为了顾及蒋方面子，在谈判中可承认“皓电”为谈判基础，说明我四项办法同皓电精神“并无根本不合处”。关于驻地的移动，请示可否以李先念部同山东于学忠部队对调，“以便统一山东”。
1月1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会上讨论国共谈判问题。毛泽东说：据恩来、林彪来电，国共谈判现在的中心问题是，（一）是否以何、白“皓电”及国民党中央所提方案为基础；（二）是否答应以李先念部移动与山东于学忠部移出山东为交换条件。会议决定：移防事实上难办到，理由是走不通，由毛泽东电复。
1月14日 应约同张治中谈话。张表示希望中共放弃军队。周恩来据理予以拒绝。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人员大会上作报告，进一步动员和布置下一阶段的整风学习。
1月16日 收到毛泽东来电；彼方提出以过去的“提示案”〔注〕为谈判基础，除面子问题外，是否还有借以拖延的目的？由于敌人封锁，李先念部“决难移动”，对调“事实上办不到”，似宜一口咬定铁一般事实，以“暂时不动，将来必动，为有理有利”。
〔注〕指一九四○年七月十六日国民党向中共提出的“中央提示案”。
1月21日 致电毛泽东，说明顾及蒋的面子，是“为的更站在有理的地位，不使谈判弄僵”，明了国民党方面的具体条件，好让林彪带回延安。并以事实证明不是我们弄僵，而是他们故意为难。提议采取以下两种办法结束这次谈判：（一）说明我方四条同“皓电”精神相合，只军队数目和移动时间之差，如不同意，要他们提对案，由林带回延安；（二）向他们直接要方案。二月八日，收到毛泽东复电，同意周恩来所提的前一种办法，“可照来电所提办法进行”。随后，周恩来即会见张治中，逐条宣读最后意见，张治中逐字予以抄录、核对。
1月 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就上海党组织的问题提出建议；上海市委和江苏省委的组织“仍应照大后方党的组织形式”，“不再要平行组织”，“原来的苏委不应再回上海”；在新四军、华中局下“设立敌区党委会，由刘晓负责”，“布置并指导敌后大城市党的工作”。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一九四二年度的工作报告上批示：调研及工作，需要总结经验教训。要创造新的工作方法、学习方法。党员要成为生活与学习的模范。在青年中要建立党的工作的各种据点，如模范的据点，分散的据点，平行的据点。要反映青年现实问题，克服关门主义现象。要加紧职业青年的工作，做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的工作。
初 和董必武等帮助谭平山、陈铭枢、王昆仑、郭春涛等发起组织民主同志座谈会，通过经常性的时事讨论方式，团结国民党内的民主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一九四三年九月该会定名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2月10日 收到毛泽东致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聂荣臻等电：请电告去年你处整风学习的经验。
△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周恩来和林彪电，你们与张治中谈话时望能提出释放迪化被盛世才扣留的徐杰〔注〕等一百四十余人的要求，并准他们经兰州、西安回延安。即使上述要求一时不能实现，也不妨提出备案，作为将来交涉的根据。
〔注〕徐杰，即陈潭秋。
2月12日 收到毛泽东致林彪并告周恩来的来电：可以答应以“皓电”为谈判基础。可以你的名义提出李先念部与于学忠对调作为委曲求全的表示，并说此点需回来商量，不作为中央肯定的意见。可以准备答应少编一二个师。但此点既然目前谈不到，即不应具体提出，只说回来商量。
2月16日 和董必武、邓颖超同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鲜英、杨杰、史良、刘清扬、张申府、陶行知、沈钧儒、邓初民〔注1〕、冷遹〔注2〕等在特园讨论世界战局。
〔注1〕邓初民，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
〔注2〕冷遹，民主人士。
2月下旬 根据中共中央二月十二日指示，同林彪见张治中，表示如国民党有具体办法，愿继续谈，或由蒋召见周、林谈，以便回延报告。张治中答，如承认何、白“皓电”精神，尚可继续谈。具体办法须待何应钦由印度回后才能答复。三月三日周恩来将这次谈话的情况电告中共中央，说目前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与我去年的估计大致不错，即于他有利时相机解决。否则是拖。但局部压迫决不放松，采取上宽下紧逼我就范的政策，对小党派，最近有些改变。除对救国会外。都采取拉拢政策。对文化界也在拉拢中间分子，争取知识分子，企图孤立我们。目前政治斗争更复杂，新的困难也在增加，要求我们更要机动策略谨慎地处理各事。
2月 电示林平：在当前的严重局势下，不宜召集负责同志开大会。必须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应付险恶环境。国民党对我虽趋向于政治解决，“但对东江则势在必打，志在消灭”。对此万万不可忽略。
3月16日—20日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还规定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3月18日 按照整风精神，写出《我的修养要则》：“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五、适当地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脱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百分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在此期间 为配合整风教育，多次开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党员干部会议，联系自己的斗争经历，系统地讲述党史，如关于大革命的报告〔注〕等，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政治上军事上党务上向蒋介石所作的大让步的经验教训。他说，一九二五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他和陈延年、鲍罗廷根据原先确定的打击右派、孤立中派和扩大左派的政策，计划在大会上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少选中派，多选人派，使左派占绝对的优势，但中共中央不同意这一计划。在选举上，向右派作了极大的让步，结果造成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这是政治上的大让步。一九二六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与右派勾结一打击汪精卫，向共产党进攻，向革命示威。这时谭延闿、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介石不满，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但这时党中央却采取继续退让的政策，没有给蒋以回击。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蒋介石巩固了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后，又于五月十五日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一个目的完全在压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党中央这一次仍采取机会主义的政策。张国焘用了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这是党务上的大让步。
〔注〕即《周恩来选集》上卷中《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一文。
3月21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电告周恩来，三月二十九日可以青年救国会名义纪念黄花岗。
3月22日 致函印度援华医生何棣华家属，对柯棣华在河北唐县病逝，表示慰问。说柯棣华大夫曾是中印两大民族友爱的象征，是印度人民积极参加反对日本黩武主义和世界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战斗的模范。他的名字将永存于他所服务终生的两大民族之间。
3月23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致电周恩来，向蒋介石提出允许苏联飞机到延安接王明等去苏治病。
3月27日 收到毛泽东、朱德致周恩来、林彪电：蒋鼎文、庞炳勋部准备向北、向西对我侵犯，已嘱彭德怀在自卫原则下给来犯者以打击。
3月28日 应约同林彪见何应钦。何主要谈两党磨擦问题。周恩来、林彪就韩德勤被新四军俘获一事作出解释。同时提出国民党军队在鄂东、苏北、皖东、广东等地的进攻问题。要求再见一次蒋，并给准备返回延安的百余人发护照。何同意由张治中答复。
3月29日 和董必武、林彪在曾家岩五十号同前来拜访的黄炎培、冷遹谈世界大局。
3月30日 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周恩来、林彪电；王明、稼祥病重，不论彼方允否，请提出要求。周回林留，或周、林均回，仍须向彼方提出，如彼不允，则林独回。留在办事处和报馆工作的人愈少愈精愈好。
春 鉴于第三次反共高潮将起，函嘱在桂林做统战等工作的张友渔速回重庆。
△和董必武往访国民党将领鹿钟麟，为他祝寿，并赠送书籍。
4月6日 收到毛泽东来电：对国民党这次反共，我方应取守势，持彼方进攻再行反驳，而不应事先公开发表文章，但应向张治中口头提出询问，并可在小党派间先作口头声明。
4月11日 和孔原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方方那里来人的报告，我们认为他必须立即离开现住地。已通知他由江西来重庆办事处。
4月22日 为向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作报告，草拟《领导与检查报告大纲》〔注〕。文中说，作为领导者，（一）要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二）要有坚持原则精神；（三）要相信群众力量；（四）要有学习精神；（五）要有坚韧的奋斗精神；（六）要有高度的纪律性。领导者的任务，一是要抓紧思想政治的领导，二是要抓紧组织领导，三是要慎重地挑选干部和分配工作。四是要审查工作，五是要面向群众，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领导者要领导群众，结交朋友，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领导者自己要起模范作用；领导者在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的侮辱；领导者要戒慎恐惧地工作。作为领导者，“必须经过最实际的调查研究”，正确地决定问题，并且“要躬行实践，以为倡导”。
〔注〕即《周恩来选集》上卷中《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一文。
4月28日 致电毛泽东和朱德：根据各方情况和刘为章信，估计国民党有在报上公开反共可能。请即将最近八路军、新四军作战和配合友军的情况以及他们进攻我军情况电告，以便将前者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并向外国记者宣传我们的战绩。
4月30日 出席南方局会议。会上，董必武代表审干委员会作关于审干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周恩来讲话肯定董必武的总结，并指出：“审委是尽责的”；领导干部应在自我批评方面起示范作用。领导机关要学会怎样审查干部。审干不是清党，而是认识干部。做结论、鉴定都要慎重，要不怕麻烦地允许本人申诉。对党员，要求他们肯说真话，敢于说一切话，即使是不满意的话也可以在审委面前讲，说错了也没问题，但是背后说是不对的。党员登记表送中央，因为大后方党员都有断绝联系的可能。登记后就有了保证。审干的方法。要抓住大处，同时要照顾全部，实事求是；发现问题，要追根究底，应负责解决；发生争执时，先弄清事实。然后再加以说服。纪律的中心不在于处分，在于自觉遵守纪律，处分是最后的一种办法。在纪律面前任何人都一样无差别，是平等的。党的纪律不是法律。今后要把审查工作和整风工作联系起来，增加学习文件和反省。红岩、曾家岩、新华日报社的个人鉴定由审干委员会讨论后交南方局，联系外边的干部应有新办法，由孔原起草。
4月 致电毛泽东，说明日前蒋的政策是向各方施行各种突然袭击和压迫，企图挽救其危机。所以，我们的对策，似宜非常灵活机动，不拘一式，以揭破其阴谋。建议：公布韩德如前来进犯、被我俘虏的真相；将韩释放、送出境，退还枪支，此事也可公布，表示我党宽大；向蒋介石、何应钦抗议蒋鼎文、庞炳勋的北进，并声明，如逼我太甚，只有自卫；如蒋、庞深入我区进攻，应准备坚决还击；公开抗议对我称“奸党”、“匪军”，如不能登报，即发传单；加强同各党派和地方势力的联络。
5月6日 参观中华职业教育社展览会。
5月上旬 致电林平：东江环境困难，你们可否实行精兵？没有武器的老弱，可否分散到农村生产？
5月15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商议，对美国人到敌后根据地视察事，再与周恩来电商后定。
5月16日 为追悼三年前在抗战中逝世的张自忠，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追念张荩忱（自忠）上将》文。文中赞扬张自忠发扬了生死不苟，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在抗战接近胜利艰危过了往常之时，更需要这种精神”，以度过中华民族解放的最后一段艰苦行程。
5月21日 毛泽东来电转告季米特洛夫电文；共产国际主席团将于五月二十二日向各支部公布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提出这项提议的理由主要是说这个组织形式，已不适合各个国家共产党继续发展为本国工人政党的需要。并且还成为其障碍，请在中共中央急速讨论，并将决定告我们。毛泽东的来电说，政治局会议于二十一日决定完全同意此种提议。待收到共产国际主席团正式提议后，当即发表中央的正式决定。
5月22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晚，周恩来会见外国记者，答复三点；（一）共产国际解散是共产国际七大以来的“自然发展，并非意外”；（二）中共在共产国际七大后“对本国问题一向自主决定，并自己解决本身问题”；（三）中共中央将发表决定。
5月24日 接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共产国际解散，党中央将讨论中国的政策，请周恩来即回延安。
5月25日 同宗教界人士吴耀宗长谈，向吴详细介绍形势，呼吁一切爱国党派和人士团结起来，为反对法西斯统治，建设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宣传阐释了中共的宗教政策。
5月26日 电告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国民党将在三天内就共产国际解散事发表宣言，要我交出军校和政权。估计国民党对边区的挑衅有扩大可能，建议中央立即发表决定，“以免国民党抢先”。
△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出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决定说：共产国际过去对于中国人民是尽了一切可能来给予援助的。但由于种种理由，在现在的条件下，共产国际的解散比继续存在更加有利。因此，中共中央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的决议。
5月30日 致电毛泽东；共产国际解散后，蒋有幻想，可能对我们又要采取组织上的溶共政策。
5月 电复林平，对林请示的如何对待地方的自发抢粮事件问题，提出：当前抗战是“大题”，决不要给国民党以任何借口；对国民党散布的所谓中共策动抢粮的谣言，可用纵队名义发表声明，并积极建议政府办理赈济，救济灾民，反对囤积居奇；部队因粮荒可以转移，但必须遵守两个条件，一是不能到自己后方，如海陆丰，那是死路，一是不能离开抗战阵地，万一不可能集中，可以一部分分散到其它游击区。
△蒋介石通过投靠日本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吴开先同日军取得默契，进攻鄂西的日军主动撤退。为了吹嘘鄂西的胜利，重庆“慰劳协会”一反惯例，邀请新华日报社参加它所组织的慰问团。新华日报社编委拒绝参加。周恩来说服编委改变这一决定，指出：同国民党斗争，要善于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到前线慰问广大军民，并尽可能把艰苦抗战的真相报导出来。同时要编委陆诒持他的亲笔信，借机到湖北恩施访问陈诚，求见叶挺，转达他的话。陆于六月二十五日在恩施向叶挺转达周恩来的话说：两党谈判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在每次谈判中，都提出恢复你自由的问题，望你耐心等待，等。
6月2日 致电毛泽东：据张治中告，蒋介石对我返延问题正在考虑中，目前暂无表示，故发护照须推迟。
△和钱之光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招待离延安回国途经重庆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员巴思。
6月4日 召开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会议估计共产国际解散后国民党对中共可能采取的方针：（一）抓紧时机采取政治解决办法，辅之以军事压迫；（二）政治解决以交出军权、政权为主，至少军令、政令统一；（三）局部压迫，军事上主要在华中、山东向我进攻，经济上更加紧封锁，政治上加强宣传攻势。会议议定目前的对策是：主动地向各方（主要是国民党方）多谈论边区及有关问题，分化顽固分子，争取广泛的同情；在民主运动方面，着重研究民主合作的道路及政策，以教育民主分子；在宣传方面要宣传我方抗战、建设的成绩，宣传我方坚持团结、民主的主张和事实，宣传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辅之以揭发敌伪的某些阴谋和国民党当局政策的矛盾。加紧外交活动；内部要提高政治警觉性；动员党内外干部注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问题，等。会后，周恩来将讨论情况电报中央。
△应约同张治中谈话。张说何应钦称前方磨擦正在继续，谈判“须搁一搁”，表示“在谈判中出乱子不好”。周恩来声明，谈判暂搁是我们“意中事”，但谈判中蒋方所提原则，我们都已接受，即根据“皓电”精神解决，我所提四点，仅时间与数目问题，现蒋方要搁，我们决定林彪回延安，如要谈可再来，“保证坚持敌后决不挑衅，边境不越雷池一步”，等。张答应转报。事后周恩来将情况电告毛泽东，并说这次未提王明、王稼祥去苏治病事，因恐国民党方将这事同谈判联在一起，不易答应。拟见蒋时提或下次再向张提。
6月7日 与林彪会见蒋介石。蒋表示同意周恩来、林彪回延安。
△张治中告知；共产国际解散后，国民党曾研究过对中共的办法，有两种意见：一为中共交出军权、政权，组织可合法；一为同国民党合并。现只等中共的意见。周恩来答：“两党问题所以不能解决，主要是国民党政治不开放”，如对各党派关系、民主问题和对我党停止压迫本来都是可以先做的。张治中对周恩来的意见表示同情。
6月9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回延安宜速。勿耽搁；望带孔原回，留刘少文在重庆为董必武助手。
6月15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林彪：何时动身？盼七月一日前赶到延安，共商七七宣言。成都、西安两地望勿耽搁，一则求速，一则避嫌。
6月中旬 在红岩召开扩大的干部会议，宣布共产国际解散的决定，说今年五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为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并考虑到各国斗争情况的复杂，需要各国共产党独立地处理面临的问题，建议解散共产国际。我党中央表示了同意共产国际的建议，同时还指出，中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过共产国际的帮助，但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报告谈到中共六大以后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还对为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和各国斗争情况复杂这两点作了详细的阐述。
6月25日 和董必武、林彪同来访的黄炎培长谈。
6月下旬 到郭沫若寓所。出席郭邀集的重庆各剧团负责人、主要编导和书店出版界人士的会议，讨论对国民党禁止百多种书和剧本的抗议活动。在会上讲了话。
在重庆听取新知书店沈静芷关于中共在桂林地区出版工作情况的汇报。关注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留在桂林干部的安全情况。指出将来在日军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溃退时，桂林出版机构应部署撤退、届时可以分两路，一路由陆路向西撤到重庆；另一路，由水路向桂东撤，那边是山地，地势好，是打游击的好地方，必要时，可组织当地人民干。回去告诉三家书店的同志，要吸取一九三八年湖南长沙大火撤退时的严重教训，提高警惕，事先做好准备。撤，就是要大家去撒革命的文化火种。一九四四年，三家书店即遵照周恩来这个指示，分两路疏散。
6月28日 召集龚澎、陈家康、王炳南、王安娜谈话：虽然蒋介石应对反共活动负责，但根据当前形势，要避免严厉指责蒋放弃抗日，估计国内舆论和英美的态度可能对蒋有所影响。今后几个月应继续努力，向国内外人民说明我们的立场，提供国民党检查机关不让发表的有关我们政治、军事、经济成果的情况。
△乘卡车离渝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的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林彪、方方、邓颖超、孔原、高文华、伍云甫等一百余人同行。途中，为了保证安全，每到一地，必先察看周围情况，每次车队起程；亲自布置各车长反复清点人数，防止遗漏和掉队。并时时叮咛大家提高警惕。
6月 蒋介石从驻守河防的国民党军队中调出两个军至陕甘宁边区周围。胡宗南到洛川召开军事会议。积极布置，准备闪击延安。
7月3日、4日 鉴于胡宗南部队侵入边区地境修筑工事，毛泽东连日电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转请周恩来向胡交涉。九日，延安举行有三万民众参加的大会。会议通电全国揭露抗战阵营内一部分丧心病狂的日寇第五纵队正积极策划内战，进攻边区。呼吁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要求全边区人民动员起来，为保卫边区而奋斗。
7月9日 和林彪、邓颖超到西安。当晚及次日晨即研究多方情况。九日起到十三日，分别会见胡宗南、熊斌、邓宝珊、孙蔚如、彭昭贤、胡公冕等人。
7月13日 同林彪致电毛泽东根据连日接洽及研究结果。蒋令胡宗南准备进攻尚未进入行动阶段，中央考虑戒备有必要，但延安民众大会通电“刺激太甚”，重庆、西安宜分缓印发。
△离开西安。十六日抵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张闻天等的欢迎。
7月24日 连日来和朱德、博古、洛甫、康生、李富春、彭真等交换意见。了解整风审干运动情况。本日，旁听杨家岭审干会议。
7月26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方方、钱瑛、吴克坚入党校学习。邓颖超帮助周恩来整理大后方审干材料后，九月也入党校学习。
7月8月间 延安整风进入抢救运动高潮。周恩来为一些由大后方来到延安后被关押的同志写证明，使他们获得释放。
8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发言说；日本派有密使到重庆策动国民党投降。有吴开先等人，主要条件是恢复“七七”以前的状态。发言提出，乘意大利法西斯墨索里尼倒台，可要求国民党取消各种特务组织，取缔特务理论和《中国之命运》。会议决定由王若飞、胡乔木会同周恩来准备文件。毛泽东在会上说；今晚开欢迎会，请恩来在会上讲话。
△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晚会。在会上发表演说，阐述三年来的国际国内形势，批评国民党七局在抗战问题上的种种错误想法，指出抗战胜利是有办法的，“办法就在中国人民的身上！办法就在真正抗日的党派和军队中间！办法就在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在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手中！”指出：“我们党在这三年中做了比过去二十年还要伟大、还有更多成就的工作”。这“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廿二年党的历史。证明只有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中国共产党将坚持抗战到底，坚持国内团结，坚持民主和进步的方针，要为实现这个方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奋斗到底。
△为刘志丹陵墓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8月8日 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讲话中阐述必须“搞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分别”。党员参加革命多年，总会有自己的长处，但整风中主要是检查错误，并且同党史联系起来，这样就会更加明白，毛泽东同志思想所贯穿的路线就是中国布尔什维克的路线。还说，整风要从思想方法搞起，从马列主义世界观搞起、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培养我们的正确思想。提出要建立坚定的立场，分清革命与反革命；共产党员不仅要有民族立场，还要有阶级立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并联系自己过去一度执行了错误路线的体会，进行分析和自我批评。
8月上旬 中共中央决定：为了揭穿国民党的实质并教育革命队伍，拟于八、九两月发动反中国法西斯主义的运动，通电全国要求取消各种特务组织，严禁传播法西斯主义思想。
8月11日 毛泽东、周恩来电告董必武：边区军事虽稍缓和，但国民党的武装准备并未放松，宣传斗争则更加紧。各地参议会、新闻、文化、妇女等团体请解散中共电，已有十多处，中央社更发反共社论专电动员舆论。此间拟于八、九两月发动反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通电全国，主张取消各种特务组织，严禁传播法西斯主义思想。电文中同意重庆、桂林文化界进行反压迫的抗议。请注意不要暴露隐蔽的文化人，抗议形式宜多样化，尽量争取中间人士在中间刊物上发表抗议，译成英文向外界揭露，《新华日报》、《群众》多登反法西斯主义文章。
△致电林平，同意将中共广东临时工委和必须撤退的干部流散到各游击区。
8月16日 针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起草《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报告提纲。提纲阐释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历史根源、政纲和策略、组织和活动，指出：蒋介石国民党是法西斯主义。必须“公开地揭穿其法西斯实质”。蒋介石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是以极端的唯心论哲学作为其思想体系的基础的；它的历史根源，“是官僚资本与特务制度的结合”，它“是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它的纲领是反抗战、反共、反民主的，它的策略具有大地市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对待我们时，采取以消灭我们为中心的时软时硬的策略；它的组织，“就是特务组织”，进行着“最反动、最野蛮、最黑暗、最残暴的”活动。但是，“世界法西斯主义正走向死亡，中国法西斯主义决难独存。中国的抗战有它胜利的前途”，“中国一定是新民主主义的！”
8月19日 根据董必武来电所谈国民党的动态。致函毛泽东。建议揭穿国民党利用参政会搞阴谋。指出：蒋介石“有由一般的反共宣传进入与我们争民主口号的可能”，蒋声明要开国民大会，宣布宪法，当然都是骗局，但不会毫无影响。在揭穿蒋的假民主的工作上，要有准备。提议：董必武先观察情况，并同各党派商量出席参政会事：在反法西斯特务政治运动中。揭穿蒋的假民主和消极抗战；我对外宣传要建立专对重庆从大后方的广播，指定专人每日收编广播电文。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提议。
8月24日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董必武；“现美使馆情报处所愿交换之情报，如亦属敌伪情况及彼此抗敌战况和宣传品，可交换；在政情方面，找可供给边区游击区之民主建设和生产，彼方可告我以援华实况。”
8月3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报告大后方情况，说：国民党对美国很迷信。中间阶层面大，但组织弱，行动散漫，斗争经验缺乏。现在大后方通货膨胀。从我们来说，根据地是主要方面，大后方的群众运动是次要方面，我们要保卫基本的力量，工作要服从根据地的基本利益。大后方的工作方针是争取无产阶级对中小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过去王明的意见是错误的。我们的口号是抗战、团结、进步。我们主张：（一）积极抗战，反对消极抗战：（二）坚持团结。不怕分裂；（三）同国民党平等合作；（四）真正进步，反对落后倒退；（五）争取外援，反对依靠外援。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我们对党内教育的口号应是争取好转，不忘逆转，争取合作，警惕突然事变的到来。
9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继续报告，说：我们在重庆，后两年半对国民党是以斗争求团结。新四军事件时。我们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国民党压《新华日报》时，董老和我自己组织卖报队同他们斗争。对外活动我们以美国为主，其次是英国。新四军事件时，许多消息能立即发到美国去。美同为我们募捐一千多万元，这是孙夫人帮助我们的。成立民主政团同盟时。我们予以援助，帮他们与地方实力派结合。现对川、滇、黔及两广均有联系。黄炎培职教社与卢作孚等民族资本家有联系。刘文辉已与我有直接联络。三年来，除送一千余人回延安外，对已经暴露的组织，开始是停止发展。后实行勤学勤业勤交友政策，提出处置办法十一条，即实行平行组织、不转关系等。实行撤退后，西南还有一千四百五十一个党员有组织联系，与重庆办事处联系的有六百人，不包括市委和浙江。我们成立了高级学习组。周恩来、董必武为组长，我在学习中得到的结论是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是正确的。
9月3日 致电董必武：大后方党内阶级教育过去多偏重对斗争策略的解释和讨论。现应深入到瓦解和肃清大后方党内从武汉抗战时期种下的对国民党的阶级投降主义的一些残留思想。可组织学习和讨论七、八两月《解放日报》广播的文章、通电。作为整风的继续。
9月4日 向新华社、解放日报社的工作人员作报告，分析当前的斗争状况，阐明党的方针和策略。指出：我们一定要拖住蒋介石、国民党，不让他投降。
9月9日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董必武，说国民党有可能找董必武谈话，可顺带交涉王明、王稼祥等乘苏机去苏治病事。
9月11日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董必武。要求董必武在把国民党情况弄清前先不要到国民参政会报到。
9月中旬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董必武，转告山东方面查复所谓八路军袭击国民党军事件。电中列举事实证明国民党苏鲁战区第三游击纵队司令秦启荣“在山东几年中，完全执行由重庆委托勾结敌寇，进攻八路军之任务”。这次发生于七月二十三日的事件，仍是秦启荣“配合伪军张步云部向八路军鲁中部队大学进攻”。“中央社所谓八路军袭击山东友军云云。乃颠倒是非，恶意诬蔑。应予驳斥。”
9月 为在马列主义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分清路线是非，特别是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工作进行总结，在学习文件、参加中央会议的同时，翻阅大量历史资料，对历史进行再认识。
9月16日—20日 对一九二八年——一九三○年期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指示进行分析研究后写出笔记，认为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决议案，既反对右倾余毒，又反对“左”倾高调，是其中最好的一个。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根据这个决议的精神召开的，但六大决议“未着重和彻底反‘左’倾，因此反不如它”。一九二九年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国共产党的四封信，是对中国共产党影响至为深远的国际文件。四封信所定政策都偏“左”，当时把反右倾当作中心任务，反对联合富农，反对利用黄色工会；反对一切国内外敌人。毫未重视利用间接后备军与开展群众日常工作。一九三○年十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共中央反立三路线的指示信，仍潜伏着“左”倾思想。笔记通过对一九二八年——一九三○年党的历史的回顾、分析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产生错误的国际原因。
9月17日 致电董必武，提议通过章伯钧联络龙云，在龙云的行营中建立电台。
9月20日 电复林平：纵队可以发表宣言，而且应该强调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才能在敌后存在和发展；你们同中路各游击队有无联系？能否在其中发展？
9月21日—27日 写笔记，对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进行分析和批判，指出王明对李立三错误的批评，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李立三有些观点基本正确或还不很错，如关于革命对象，而王明站在“左”倾观点来反对，强调反富农反资产阶级反对中间营垒的作用。因此反而更错了；（二）李立三有些观点已接近托洛茨基观点（加在革命转变问题上的“不断革命论”），但王明和李立三一样，自己也是急于转变论者：（三）李立三的观点是错的，如在促进革命形势问题上，可是王明和李立三也只有有程度之差。总之。王明站在“左”倾观点上批评立三路线，不仅未击中要害，还发展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为形成新的“左”倾路线提供思想根据和理论基础。对小册子中“关于三中全会与调和态度”一节，笔记指出许多地方同事实不符，有些甚至可以看出作者是在造谣。认为：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对执行立三路线引起恶果的同志。没有经过让他们承认错误阶段而遽予信任，在实际工作上必然会继续许多错误，引起下级许多不满，而在组织上惩办制度也还没有肃清，故三中全会后党内斗争仍在发展。这也给王明等以客观上有利基础。
△对六届四中全会决议和一九三一年八月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进行分析研究后写出笔记，认为：（一）根据中国革命发展的特点，攻占某些大城市决不是四中全会前后的任务。（二）在配合援助苏区、粉碎敌人“围剿”的任务问题上，全会有极不正确的了解、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武装保卫苏维埃”的口号教条式地搬到中国来，造成极坏的影响。真正援助苏区的办法，是在苏区周围敌人的近后方去发展可能的游击战争，扩大农运。实行必要的破坏。（三）对全会决议中的“关于立三路线施行恶果”，应有分析。有些事（如群众的发动、工运的领导），在立三路线以前已经受了损失：有些事（如取消青年团、工会），“是误解”；有些事（如“党内生活非常态、党内各种派别更加活跃”等等），在立三路线以后“更变本加厉”；还有些事（如组织集体农庄、禁止贸易自由、取消游击战争等），并未见诸实行。（四）四中全会决议所批评的三中全会的有些错误，同共产国际指示有关。（五）四中全会决议并未解决任何当前紧急的问题，却给了党以无穷的恶果。
9月28日—29日 阅读一九四一年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后写笔记。认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内第三次“左”倾错误中，教条主义者们之所以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除国际原因外。还同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为教条主义者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所迷惑有关。
9月29日 因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大会二十七日通过反共决议，毛泽东、周恩来电告董必武：不出席参政会驻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以示抗议。告小党派不要过于乐观，要静观国民党事实表现，蒋及国民党每遇一次危机。即来一次宪政欺骗，毫无诚意，不要上当。
△同胡乔木、王首道研究对重庆广播问题。
10月1日 致电董必武：华岗既去滇养病，可否作长大打算。要他与罗隆基联系，必要时让罗带他见龙云。
10月5日 致电董必武：为防备国民党特务突然袭击的可能。提议停开大报告会，改小组讨论，红岩人员非经特许不外出，两岩〔注〕利用此时机闭门进行阶级教育和思想中活的检讨，等。
〔注〕两岩，指红岩和曾家岩。
10月7日—10日 同刘少奇、洛甫、朱德、王稼祥、杨尚昆、邓颖超等赴南泥湾，参观了解大生产情况。先后到三五九旅旅部、八团、九团、补充团等处听取汇报，参观秋收，参观酿酒厂、榨油厂、水磨坊、妇女毛纺厂，并探望休养员。
10月10日 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问题。整风运动进入总结和提高的阶段。
10月12日—16日 参加中共西北局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召开的高级军事干部会议。听高岗、毛泽东、林彪和朱德先后作的报告。
10月20日 同齐燕铭谈文艺运动。
△国民政府国防委员会决定设立宪政实施协进会，周恩来、董必武等被指定为该会会员。
10月22日 参加中共中央学习小组会。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参加的还有刘少奇、王明、康生、朱德、洛甫、陈云、邓发、博古、王稼祥、林伯渠等。列席的有李富春、彭真、杨尚昆、陈伯达和胡乔木。
△致电董必武：请密告蒙巴顿和史迪威〔注〕，国民党正增兵西北，目前包围边区的兵力共十四个军（三十七八个师），一个骑兵军（四个骑兵师）。
〔注〕蒙巴顿，东南亚盟军统帅；史迪威，中缅印战区司令，当时正在重庆。
10月23日 在中共中央党校作《中国的法西斯主义》的报告。报告中说；从“九一八”以后，蒋介石就“公开的学习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这种法西斯主义，在一九三九年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就更露骨了”。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是早就存在的，我们要制止内战。只有用斗争才能制止。中国法西斯主义能抗日，是由于它是买办的、封建的，具有两面性。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犯到它的利益时，“它表现了一点进步性”，但当“抗战进入了持久阶段，它的反动性是一天天高涨了”。“官僚资本与特务政治的结合，是中国法西斯的中心”。在当今世界潮流中，“中国的法西斯不可能有前途”。“中国一定是新民主主义的”。会后，向彭真了解党校整风情况。
10月25日 毛泽东、周恩来等致电吊唁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张一麐逝世。
10月27日 继续参加中央学习小组会。
11月底—12月初 多次作整风发言。对参加革命二十多年来的斗争实践和思想认识，进行了检查，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周恩来回顾自己的本质是忠厚、诚实的，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更坚定了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着重检查自己的不足之处。分析六届三中全会虽然纠正了立三路线的主要错误，但“政治上仍是‘左’倾基础”“组织上也有宗派观点”，在军事上反对游击主义，也是错误的。对到中央苏区后的工作，周恩来说，他虽对上海的中共中央要求攻打中心城市的指示提出有困难、但最后还是执行了。他说第四次反“围剿”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敌情明了，前线机动（变遭遇为伏击），工作上兢兢业业得来的。但自己还有对中国农民战争的特点及其战略转变的关键认识不够和不适当地强调正规化的错误。在福建事变问题上，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者们撕毁同福建人民政府签订的协议，失去了与友军协同作战以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机会。对抗战时期，他认为在区别对待各种政治力量、执行党的隐蔽方针、开展统一战线等方面都有显著的成绩。缺点是在初期对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和对王明的机会主义有容忍和退让的地方。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周恩来也曾受到不公正的和过火的指责与批评。他在检查中，曾说了一些过分谴责自己的话。
12月19日 为准备对付国民党的磨擦，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董必武，主张恢复给蒋介石、何应钦发战报，由重庆办事处抄转备案，“以便必要时作为反驳的根据”；并嘱董必武将国民党搞磨擦的事件随时电告，以便向蒋介石、何应钦抗议。
12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讨论审干问题时，任弼时根据周恩来材料，认为抗战初期到延安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好的，对抢救运动中搞出来的“特务”，应进行甄别工作。会议决定，延安审干转入甄别阶段。
2007/09/10
1943年四十五岁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