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致电周恩来请他考虑于适当时机要求回延安；致电中原局要刘少奇回延安。
1月14日 和冯玉祥等参观渝鑫钢铁厂，并为该厂题词：“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
1月20日 致电毛泽东：根据长沙战争胜利、英美在南太平洋战争失利后不敢得罪蒋介石，致蒋更为骄横的情况，估计蒋的两面政策还会继续，国内困难将更严重，但不至崩溃。今后在大后方的首要任务是：分地区地促进民主进步；积极地准备民主人才和党的干部。
1月中旬 就释放叶挺事同陈诚谈话。陈诚提出想联合几个前方将领保叶挺。周恩来说叶挺决不会写悔过书，我们也反对写。
1月29日 同董必武等出席重庆文化界举行的纪念钱亦石逝世四周年大会。
2月1日、8日 毛泽东在延安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延安整风运动由准备时期转入普遍整风时朗。中共中央南方局收到报告后，在周恩来带领下先组织高级干部学习。这两篇报告陆续在《新华日报》上发表。
2月初 向中共中央南方局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作学习从党的六大到六届四中全会党的历史的报告。
△应邀出席英驻华大使卡尔离任赴苏就任新职时举行的告别酒会。酒会上卡尔将英军缴获的德军军刀一把赠送给周恩来。
△为卡尔设宴饯别，将叶挺军长带到重庆的一把日本军刀赠给卡尔大使。
2月16日 同董必武致电毛泽东，报告南方局开展整风学习的情况。
2月17日 致电毛泽东，估计日本占领新加坡，完成第一步南进计划后三种可能的动向：攻印、攻苏、单独解决中国。分析这三种可能对日的利弊和蒋介石的态度。认为蒋明显地望日攻苏以趁机压我向北，并在布置准备工作。毛泽东电复：“与我们估计略同”，应准备对付蒋的压力。
2月中旬 致电中共中央办公厅，要求转告有关部门建立对重庆及南方党的专门广播，以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并每日播送抗日根据地新闻和宣传教育材料。
2月23日 为纪念苏联红军建军二十四周年，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在列宁、斯大林旗帜之下，苏联红军胜利的前进！》一文。
2月24日 就日寇南进后的时局，致电毛泽东，估计这一年将是“国内政治最困难的一年，但不是最黑暗的一年”。
2月 致电方方：关于招待柳亚子、邹韬奋等事，即移交廖承志指定专人负责，南委绝对不能再负责，以免暴露。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召集的中学教员座谈会上讲话，说当中学教员要正直、爱国、关心学生，教书也要认真。用实际行动来引导学生。
△经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员的联系，在重庆机房街吴晋航住宅同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见面。向刘表示在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民主派合作，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能同共产党密切联系，具体配合。
3月7日 致函郭沫若，对郭所写《屈原研究》一文的第三部分《屈原思想》提出意见。对郭沫若拿“德政”和“刑政”来作当时社会变革的两大思潮问题，认为不论是“德政”还是“刑政”都是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一种过渡时代的改革想法和做法，也正是当时时代的产物。“拿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而兼艺术家，我同意，说他是革命的思想家，容有商榷余地。”
3月12日 和董必武同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商谈苏德战局、日苏态度、太平洋战局的发展和国民党当局的心理等问题。
△致函郭沫若，请郭约老舍一起，全面共商对到达广西的香港文化界朋友的救济办法。
3月14日 收到毛泽东来电，转告张申府的建议：希望把党报变为容许一切反法西斯的人说话的地方。毛说，这一点很对，《解放日报》已在讨论，使之增强党性和反映群众的意见，《新华日报》也宜有所改进。周恩来当即领导《新华日报》开展整风运动，在报馆全体职工中广泛、深入地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的思想的教育。十八日致电毛泽东，报告《新华日报》改进的情况，说有几种副刊已注意吸收外稿，第三版设了“友声”，专门发表党外人士的意见。目前正使这份报纸不仅成为反法西斯的论坛，并要成为民主的论坛。不仅常受进步分子的文章，还要登中间分子的文章，现将遵照中央关于整顿三风及你的电示，再求改进。
3月17日 电示方方、张文彬并报中共中央书记处：去上海的人数应减少到最低限度。邹韬奋夫人及子女可暂住桂林，我们按月送津贴，邹本人去苏北转华北。
3月21日 致电林彪，赞扬林在新疆、兰州、西安进行的统战活动“影响极好”。并告诉他大后方顽固派目前已决心肃清地方党，监视、孤立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馆；他们对边区和游击区则采取封锁和破坏的办法。电文判断：外松内紧为目前蒋的中心政策。四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会上，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关于中国局面，周恩来的估计是正确的，蒋介石的政策是外宽内紧，积极准备在太平洋战争之后的行动。估计蒋不会同苏决裂，将会用假道开兵压迫我们，我们则准备对付蒋的进攻，“并准备疏散委员会”。
春 南方局向中共中央文委报告重庆一年来文化运动的工作情况，说：去年一至五月疏散时期，文委主要工作是“以全力说服文化文艺界友人离渝，为其筹划路费，安排去处”。疏散的计百余人，分别去延安、苏北、香港、新加坡、仰光及内地各县。五至九月，因敌机轰炸，工作受阻，与部分文艺界人士只保持一些联系，出版界也无法出版新的书报杂志，加之国民党反动当局压迫加剧，我们采取了新的斗争方式，如庆祝郭沫若之五十寿辰，冯玉祥六十寿辰，参加张冲追悼会等。我们还着重抓了当局尚未注意的演剧运动，演了一些优秀剧目。出版工作由于环境恶劣及资金短缺，困难很大。文艺界党的组织活动，已改为个人接头联系，除已疏散者外，现在重庆有组织关系的尚有六十余人。
△向中共中央统战部报告关于南方局统委经济组一年来工作情况。报告中说：一年来经过经济组的工作，已恢复中央银行、中国银行等十余处的旧关系，发展了重庆电力厂、邮汇局等十余处的新关系。并重新审查了党与非党的干部。在收到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指示后，加强了银行小组，并组织了一个有工程师、技师和银行职员参加的七人调查会，又组织了一个以外勤记者为核心的调研组，还参加经济座谈会，已编辑出版一种《经济问题研究资料》。这一年中收集有关计划、金融、工会、厂矿、交通、粮食、农林、物价方面的材料一百余种。
△范长江由香港返回桂林后，蒋介石再次下逮捕令。周恩来指示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通过张友渔通知范立即离开，去武汉附近李先念部队，或去苏北陈毅部队。范后来到了苏北解放区。
4月9日 听取夏衍关于香港沦陷时文化界人士分批安全撤离情况的汇报，特别关注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人的安全和健康。要夏衍在重庆争取公开合法，以进步文化人的面貌做统一战线工作，还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查封《救亡日报》是亏了理的，要不亢不卑地同他们算算这笔帐，现在可以先去见潘公展，这样就争得了公开合法的地位。不久，得知于伶、宋之的等从香港到达重庆，当即指示组织一个话剧团，使在重庆的话剧工作者有演出的机会，也可吸收一些到重庆的抗敌演剧队成员参加。
4月上旬 同郭沫若探讨创作历史剧《屈原》中的一些问题。剧本写出后，周恩来反复阅读，并同专家们一起讨论，肯定该剧本政治上、艺术上都是好作品。剧本排练时，周恩来多次观看。剧本公演后，轰动了重庆，周恩来设宴祝贺演出的成功。
4月15日 和董必武联名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主张对那些想去根据地的民主党派人士表示欢迎，认为这样既给了他们一个确实的出路，也是我们争取中间党派的绝好机会。说如果不表欢迎，他们别无出路，势必有一部分人可能消极，这样正符合国民党的愿望，而且民主运动也会受到损害。提出争取中间分子要靠我们党的路线的正确和执行的得法，也要靠他们自己的体验。只要我们耐心地同他们接近，对他们诚恳和有礼貌，他们对我们的不满就会减少。为了开展统一战线，为了扩大民主运动，为了养成我们自己在民主制度下同其它党派合作的作风，建议中央加以考虑。四月二十五日，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民主同盟分子中如有不怕游击区的极端艰苦生活，有决心去根据地的，同意你以个人名义向他们表示欢迎并给以必要的帮助。以后周恩来即向章伯钧表示欢迎他们去苏北，也同意他们参加政权的想法，同时解释游击区经常受敌袭击，流动性很大，合作形式如何妥当需要考虑。
4月中旬 为了提高大后方共产党员对国民党正在煽动新的反共高潮的警惕性，向南方局全体党员作报告，阐释三个月来蒋介石发动一系列反动事件的背景条件。历数反动事件一○九起。估计反共即使达到高潮，蒋介石总有不能丢掉抗战与民主旗帜的困难，只要我们紧抓住这两面旗帜，“他们的一切进攻和压迫，便不能不受到限制”。指出斗争将是长期的，不平衡的，而光明的到来，必定在国际国内发生重大事变以后。
4月18日 将对国民党准备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估计电告毛泽东，建议对一○九起反动事件予以编排和广播。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提供的材料和所作的估计，发出《关于准备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指示》，同时将材料报送共产国际，通知各地干部，并在延安干部中作了传达。
4月20日 南方局决定派张文澄、方文彬、杨才等组成调查研究组到云南开展工作。调研组的主要任务是：（一）搜集有关资料；（二）联系滇军二路军指挥部里的中共党员；（三）在滇军建立电台。负责电台的杨才于一九四四年二月进入滇黔绥靖公署无线电总台第三机班，负责龙云与中共中央及南方局的电讯联络，直到一九四五年十月三日龙云被蒋介石逼到重庆为止。调研工作到一九四六年四月张文澄到重庆才告结束。
4月 得悉国民党下令通缉邹韬奋后，立即电告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连贯，一定要让邹韬奋就地隐蔽，并保证他的安全。以后，通过中共地方组织的帮助，邹暂时避居于广东梅县江头村。
△约准备去云南工作的张文澄谈话，向张交待工作要点，勉励张多学习，还向张介绍龙云所部二路军总指挥张冲的情况，要张文澄到达后，设法向张冲转达他和董必武的问候。
5月6日 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他曾通过杨杰和章伯钧的介绍，与左舜生、罗隆基同西南地方势力刘文辉和潘文华〔注〕面谈两次，相约信守坚持抗战、尊重各方的武力、保证和配合人民有利于抗战民主的活动。刘等同意有同中国共产党彻底合作的必要，并答应在西康雅安（分属四川）设立电台同延安直接通报。以后，中共中央南方局派王少春夫妇到西康雅安同刘文辉建立经常联系，并在刘的总部设立秘密电台，同延安直接通报，直到一九四九年刘文辉起义。
〔注〕潘文华，时任川陕鄂边区绥靖主任。
5月上旬 估计蒋介石将加紧军事反共，致电中共中央建议：速调大军准备给胡宗南以迎头痛击，“只有打得痛，才能使他知难而退”；同民主势力、地方势力、国民党中的联共势力结成联盟，一旦内战扩大，他们即“有机可乘来反对党治要求实现民主”。七日，收到毛泽东复电：正从军事、财政各方面准备给进攻者以痛击，已组联防司令部。
5月2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会议讨论时局问题时，毛泽东在发言中说：恩来的意见认为国民党的反共战争是要来的，但现在时机未到。
5月25日 致电中共中央青委，报告南方局青年组的工作。电中说：南方局青年组现有非常关系一百五十人（其中包括大中学生和文化、教育、军事、政府、经济等机关的青年），已建立“据点”四个。这种“据点”系三五人组成的不定形小组，以学习专业为主，附带研究时事问题和重要政治文献，并作调查与通讯工作。今后工作主要是巩固现有“据点”和联系的关系，同时利用学生暑假开展调查，对留校同学进行启发教育。
5月28日 通知郭沫若：国民政府开始清查中共党员及左翼作家，准备一网打尽，请关照各同志注意。
5月下旬 会见随美国军事代表团来渝的埃德加·斯诺，表示希望美国军事代表团和美国记者去延安参观。委托斯诺将宣传八路军、新四军作战业绩的有关资料带给居里，并附给居里的信一件。信中表明中共不论在何种困难情况下，都必定坚持抗战，反对内战。说明现在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已牵制日本在华兵力总数的将近半数。提出为了有效地打击共同的敌人，希望得到同盟国提供给中国的援助的一部分。
5月 获悉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郭潜叛变、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等被捕，急电南委：速告在曲江的廖承志即到重庆，或住其母何香凝处。由于南委未同廖承志联系上，廖于五月三十日被捕。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和宣传部长徐振农于六月六日在大埔高陂镇也被捕（不久张被杀害）。这一年，就廖承志被捕事，周恩来多次向国民党提出抗议，要求释放。
△为支持、协助宋庆龄恢复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和安排叶挺夫人探监，电嘱避居澳门的廖梦醒偕女儿与叶挺夫人同来重庆。
6月6日 致电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并方方。电报说，南方党的组织在解决下列条件后，重新划分区域：（一）领导游击区及秘密党的组织和人员均须区分开。（二）游击区直接由南委电台指挥，并与中央保持最好联络；南委与游击区的交通联系另行设立，指定专人管理，并与地方党隔断。（三）如有叛徒混入，或有危险地区应暂与隔离，江西应即割断联系，闽南、闽西不宜与潮梅合组边省委。（四）省以下组织参照西南党紧急处置办法，建立平行组织。提议香港、琼崖、东江游击区由南委直接管理，但必须同秘密党机关隔离，同交通、驻地分开；粤东、广东两省委不包括游击区；闽粤边省委须成立时，不接受闽西南原来的关系，而建立新的组织；闽西南关系另指定专人管理；同江西完全隔离，江西党组织全部解散。
6月8日 得知廖承志被捕，致电方方：（一）南委同江西、粤北党组织断绝一切往来，负责同志立即分散隐蔽；（二）南委同廖承志和从香港归来的一切公开关系完全断绝；（三）为免波及，停止派人往桂林取款；（四）立即斩断一切上层的公开关系；（五）南委直接管辖的下级党组织暂停止活动；（六）立即停止同江西电台的联络。由于南委电台遭到破坏，方方未接到此电。
△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民学习运动的指示》。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成立学习委员会，由周恩来、董必武负责，开始整风学习。
初夏 向三次前来拜访的约翰·戴维斯〔注〕表示中共抗日的决心。在戴维斯表示希望中共在侦察敌情方面给美国提供便利时，周恩来建议美国派一个军官小组在陕西、山西建立观察站。
〔注〕约翰·戴维斯，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文职官员。
6月10日 致电毛泽东：“美对苏关系已转好，反苏力量日减”，“美战略方针是先打败德国，再反攻日本”。
6月14日 写信给柳亚子，关心他的安全和生活，希望他“重整南社旧业”。
6月19日 就国民党在西北布置反共军事行动、廖承志被捕和桂林新华日报分馆被封事，质问刘为章。刘否认西北的布置，对后二事答应转告何应钦查明。
△致电毛泽东：（一）蒋原拟于三四月反共，由于日本的攻势和国际形势对苏有利而暂缓，加上联络参谋到延安发现我已有防御布置，选作罢。估计白崇禧将先从宁夏作局部挑衅，发生冲突后，即造谣向我进攻，如国内外舆论没有反应，则有可能从南面进行冒险进攻。如我“应付得好，还可挽救”。（二）根据蒋最近抗日消极和制造八路军南下的谣言，估计蒋的中心意图是挑动日本进攻苏联。蒋目前不敢投降，也不敢放手内战。我们应力争把抗战坚持下去，发生投降和内战都极不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方任何让步不能生效。蒋已企图消灭我大后方组织，因此对突然事变的发生，不能毫无警惕和防御。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电复：国共关系一时不会好转，也不会破裂，是拖的局面。但希特勒倒后，国际局势变化，势必影响中国，国共关系好转和民主共和国的前途还是有的，我们好好做下去，目前国际国内都是关键。
6月21日 就南方局领导香港文化运动的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委。报告说：皖南事变前“香港文化活动只限很小的下层活动，自浙大批文化人到港，才有新的展开”。当时所成立的文委，由廖承志、夏衍、潘汉年、胡绳、张友渔组成，下分文艺、学术、新闻三组，分由县、胡、张负责，此外还有文艺、戏剧两个座谈会。
△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于五月二十五日在山西辽县反扫荡中壮烈牺牲。本日，《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撰写的悼念文章《左权同志精神不死！》文章说，“在抗战中，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牺牲在敌人烟火烧杀中的，已不知有多少”，“高级将领牺牲于前线者，前有郝梦龄、玉铭章诸将军，后有张自忠、唐淮源诸将军”，左权的“以身殉国，斯真不愧济于高级将领之列，且足为高级幕僚争光”。左权“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黄埔时代，这成为他以后近二十年政治生活中的准绳。他之牺牲，证明他无愧于他所信仰者，而且足以为党之模范”。文章说：“五年来十八集团军在敌后的战绩、伤亡及其所遇到的困难，拿左副参谋长五年苦战的功劳和最后殉国的壮烈为印证，就可以例其余了。”并说：“遥望大河以北，请缨有愿；困处夔门之内，杀敌无缘。这虽因岗位有别，但髀肉复生的我，遥闻哀耗，究不能无动于中。”
6月22日 驻防湖北两阳一带同新四军防地相连的国民党军王劲哉部，原与新四军相处尚好，由于汤恩伯的进攻，小部新四军进入王部防区，致引起误会。王部派人到重庆联系，说明只要新四军不进犯王部驻地，王绝不反新四军。本日，周恩来电请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和叶剑英注意。
6月 向新组成的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王致中阐释党的隐蔽方针，指出川康特委的任务是做好秘密工作，党员要有公开的职业作掩护，要做到勤学、勤业、勤交友，要站稳脚跟。
6月下旬 患病住院，于七月十三日出院。
夏 南方局先后派李晨（李振铭）、赖卫民（赖映棠）到贵州开展重建贵州党组织的工作。
7月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会上，毛泽东在发言中说：恩来来电，说美国对苏联的态度改变了，积极援助苏联。我要恩来找王世杰谈释放叶挺问题。陈云发言时提议中央电劝周恩来在目前形势下多休养。
△毛泽东致电董必武：“恩来须静养，不痊愈不应出院，痊愈出院后亦须节劳休息，请你加以注意。”
7月 知得悉粤北党组织遭破坏，为了保存重要干部，立即指示将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调出。
7月10日 父周懋臣在重庆逝世。周恩来在出院的当天守灵至拂晓。十七日，致电毛泽东：“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毛泽东立即电复周恩来：“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切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
7月16日 鉴于各党派陆续有人去游击区，致电毛泽东：当前敌后小游击区的统战工作必须展开一个新的局面。建议中共中央进一步研究同许多友党合作的某些具体问题，如步骤、范围、方式、方法等，并通知各游击区的党组织，首先是华中的党组织，迎接这一新的局面。
△派邓颖超访张治中。
7月17日 会见代表蒋介石对周懋臣去世表示吊唁的张治中，提出希望同蒋介石面谈。当日将情况电告毛泽东，主张同蒋谈些“解决问题的意见”。
7月中旬 就日前东江游击队政委林平来电请示同广东国民党当局谈判原则问题，电示林平，必须坚持以下原则：政治独立，不混编，不派政工人员，不调训部队，专在游击区打敌人。
7月21日 会见蒋介石。蒋称已指定张治中和刘为章同中共谈判。
7月下旬 面告即将离渝去北碚编写剧本《法西斯细菌》的夏衍：要利用这段时期，勤交朋友。对夏衍在广州、桂林、香港办报的时候，认识了一些国民党的党政军方面的人，和一些“左翼”以外的文化界人士，说这样做很好，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现在到了重庆，交朋友的面要更广一些，对于政治上、文艺思想上意见不同的人，也要和和气气，切忌剑拔弩张。在重庆的戏剧界、电影界有许多可以团结和必须团结的人，对过去不认识、不了解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解除他们对共产党的疑惧，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作朋友。
7月、8月间 派人转告邹韬奋：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并使他能为革命继续发挥作用，建议他前往苏北抗日根据地，还可以转赴延安。不久，邹韬奋被护送到上海，转赴苏北。
8月14日 应约见会蒋介石。蒋提出拟在西安约毛泽东一谈。周恩来答复说待延安答后即告，并提出叶挺夫人要求见叶。蒋复：商量后答复。周恩来将此情况电告毛泽东，并指出：蒋欲见毛泽东的目的“未可测”。提出两个办法：（一）以林彪为代表，赴西安见蒋；（二）要求蒋带周至西安，然后周飞延安，再偕一人（林彪或其它负责人）回西安见蒋。
8月19日 接毛泽东复电。电文说“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致电毛泽东：与蒋会晤时间“似嫌略早”，可由林彪或朱德“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约林或朱来渝，也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毛泽东再来渝。二十九日、九月三日收到毛泽东复电：根据目前局势，“我去见蒋有益无害”，已定先派林彪见蒋，然后确定我去西安的时间。
8月 致电林平，指示南委工作地区除敌占区、游击区党组织照常活动外，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一律暂停活动，已暴露的党员一律转移，其余应利用职业隐蔽，执行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方针，并要林平迅速传达到所属的党组织。
△同孔原派来重庆汇报工作的潮梅特委委员张克谈话，要南委和潮梅特委坚决执行党的“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要方方在有安全保障的条件下，坚决撤退到重庆。
△听取徐伯听关于生活书店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机构的布局和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指示说，在投资合营和化名自营的出版机构中，务必要区分一、二、三三条战线，以利于战斗，免于遭受更加严重的损失。后来书店遵照这一指示，将已办机构逐一排队：第一线出版机构是在政治上冲锋陷阵，准备牺牲的；第二线偏重于出版理论性的书籍；第三线以出版工具、技术或者历史、中外文学书籍为主，采取稳重隐蔽的作法。
9月5日 致电毛泽东：毛见蒋时机不成熟，蒋对人“包藏祸心”，局势也“非对我有利”。鉴于英美需要中国拖住日本，苏联需要对华让步，蒋认为目前正是解决边区的好机会，甚至误以为我“七·七”五周年宣言表明我已屈服。如同毛泽东会晤，蒋会利用以“打击地方和民主势力，以陷找于孤立”境地。估计同蒋会晤的可能前途：（一）表面和谐，答应解决问题而散。（二）约毛泽东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安，“此着万不能不防”。提议林彪出面“勿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及要解决的问题，再定毛是否出来”。毛泽东采纳了这一意见。
9月14日 致电毛泽东：我党历来的统战方针是国共合作为主，同地方势力和小党派的合作为辅。武汉时期过于重视国共合作，“致完全冷落了各小党派及地方势力，且为国党所吓住”。鉴于这一教训，重庆时期，我们在注意维护国共团结的情况下，努力于对国共以外其它方面的统战工作的开展，因而取得了若干成绩。
9月16日 为《新华日报》“团结”副刊题字，并撰写发刊词《团结的旨趣》。文章说：“一个人或一个政党，如果不愿做反省功夫而自满自傲，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和缺点，或者不善于看出自己力量之所在而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敢正视错误和改正错误，那末，这个人和这个政党就一定不免于失败。”“我们自信是忠于民族国家，信于朋友同志，且愿勤于所学的，但我们愿认真的检讨自己，我们尤愿接受大众的批评。”
9月18日 为《新华日报》撰写的代论《第十一年的“九一八”》发表。文章代表中共、八路军重述去年九月十八日的誓言：普愿与东北同胞并肩作战，一直打到鸭绿江边，把东北人民从日寇铁蹄下解放出来。
9月25日 所写《论贤妻良母与母职》一文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批判旧的贤妻良母主义和夫权思想，说贤妻良母本来同贤夫良父一样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但贤妻良母成为一个固定的连在一起的名词，就专限于男权社会用以作束缚妇女的桎梏。提出为了人类的绵延，尤其目前强住我们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应当尊重母权，提倡母权，以此新观念代替“贤妻良母”的旧观念。
9月 致电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凯丰并转中央文委。报告大后方最近文化活动情况。电中说：政治部文委会近被监视甚严，会内外之特务活动加紧，对外活动甚少。全国文协活动全部停顿，文艺界的活动极少，戏剧界因环境及剧场限制难于发展，出版界用印刷及检查之限制，日益萧条。桂林政治环境恶劣，文化统治加紧，文化人被监视，出版新书也减少。
△指示地下党帮助把被国民党撤换的“孩子剧团”的骨干和大门分成员分别转移到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或送去学习，安排工作，或送往延安。
10月5日 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代表威尔基。
10月13日 林彪于七日到达重庆，本日见蒋介石。蒋对林的谈话开始时还有兴趣听，但一听提到内战危险，使不耐烦，频看手表，遂约林走之前再谈。十六日，周恩来应约同林彪晤张治中。林彪提出“三停三发两编”〔注〕，张将话头打断，建议林彪先同各方面多谈，然后再同他谈。以后周恩来和林彪同刘为章会谈。刘表示一切都可谈，但要周恩来、林彪同张治中谈。
〔注〕“三停三发两编”，即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压迫、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发饷，发弹和允许中共军队编两个集团军。
10月17日 为国民党即将召开国民参政会，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估计蒋对主席团人选的安排有三种可能：（一）照旧；（二）不同我们接洽，故意选我一人；（三）接洽后选我们一人。提出：第一种可听之，第二种讨厌，如第三种，毛泽东可参加。请示中央意见。十八日，毛泽东电复：在延安的参政员请假，董必武、邓颖超出席，应采取“七·七”宣言所持的态度。
10月21日 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如国民党方面提周恩来人参政会主席团，可予同意。二十二日，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召开。董必武、邓颖超出席。
10月23日 约请五、六位中外医生观看话剧《法西斯细菌》，征求他们对剧本的意见，并通知夏初作陪。
10月26日 为缓和两党关系，对当前同国民党的谈判问题致电毛泽东，提议采取以下方针：（一）先尽力缓和两党表面上的关系，在根本问题（军队、政权等）上只从原则上说服国民党加以改变，“至少使他们当面不能反驳”；（二）再次见蒋时，不提全部要求，或只谈原则。不提具体问题，或说愿听调遣。但有困难，要求“停打接济”；（三）对张治中，除要求停打外。还谈防地，说明愿听调遣，但须解决困难，就此提出要求。认为如此，林此来可完成两个任务，一是缓和双方表面关系，二是重开谈判之门。若要超过此种任务，则非在防地上大让步不可，恐今日尚嫌其早。林在此亦不能太等久了，恐夜长梦多，反为不好。
10月27日 回答复毛泽东二十五日询问林彪在第一次见蒋时曾否谈到他见蒋的时间地点问题的来电，说林第一次见蒋时即提到毛甚愿见蒋，惟适患伤风，蒋即问毛好，未及其它。电文报告了同林彪见张治中的情况，鉴于林彪提出的要求被张治中打断，周恩来建议改变老一套的谈判办法，即最好多谈一般原则，不涉及具体问题，以缓和这次谈判的空气。
10月28日 收到毛泽东复电：同意所提方针，重在缓和关系，重开谈判之门，一切不宜在目前提的问题均不提；林在二次见落后即回延。
10月下旬 会见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陈宏漠。陈表示谈判中心在看八路军能否接受命令、听从调遣，至于防地问题，可以不尽如一九四○年十月“皓电”的要求，但军队必须移动。
11月7日 同董必武、邓颖超出席苏联驻华大使馆为纪念十月革命节举行的招待会。
11月13日 和董必武、邓颖超联名电唁在桂林去世的龚镇洲〔注〕：“镇洲先生有德有年，功在民国。陪都接席瞻仰怠殷。遽闻凋谢。实深悲悼，道远不及躬奠。特电致吊。”
〔注〕龚镇洲，龚澎父亲，早年加入同盟会，“一·二八”湘沪抗战爆发后随章太炎赴北平敦请张学良出兵，四十年代初奔走西南，鼓吹抗日。
11月18日 以《新华日报》编者名义，发表该报首次刊出的《友声》专栏前言，内容说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中国人民的任务越来越重。在探讨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应当重视不同的意见，特辟《友声》一栏，欢迎各方面朋友提出真知灼见。
11月26日 在红岩嘴召集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人员会议，报告整风学习中的若干问题。
11月 同林彪会见美国驻华大使馆文职官员约翰·谢伟思和约翰·文森特。
12月2日 同董必武、林彪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会见新西兰友好人士路易·艾黎。
12月12日 南方局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国共关系的报告提纲。提纲中认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八年是第一阶段，国民党重在组织上解决，即企图融化共产党；第二阶段，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二年，重在军事上解决，企图削弱和消灭共产党；第三阶段，从国民党十中全会开始，重在政治上解决，即企图控制共产党。目前国共关系，趋向好转的一面已渐增长，坏转的一面已渐减弱。我党目前的方针应是：（一）争取好转，勿忘防御；（二）争取合作，勿忘斗争；（三）争取发展，勿忘巩固。党必须准备克服行将到来的空前困难，一方面努力于敌后，坚持边区的建设，大后方的埋头苦干，沦陷区的隐蔽待机；另方面努力向国民党及各党派各地方、各中间分子多提积极的建议。既要防止过分乐观情绪，又要纠正不相信可以争取好转的右倾悲观情绪。
12月14日 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中共党员大会上作关于国共关系问题的报告。报告总结一九三六年以来国民党对待共产党态度的变化，指出目前是“空气缓和”，“关系恢复”，趋向好转，但能否解决具体问题，尚“在两可之间”。提出好转中仍须注意两个事实：双方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很大距离；“局部压迫未放松”。但各种因素将使国民党继续改变其对中共的方针，“我们当前的任务是促使其变”。“基本方针仍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和民主”。具体的是“争取好转，不忘防御”；“争取合作，不忘斗争”；“争取发展，不忘巩固”。
△接到蒋介石召见的通知。十六日向林彪提出见蒋谈话要点。林于当日在张治中陪同下见蒋介石。林彪表示拥护国民党十中全会宣言和决议的新精神。谈到两党关系时，要求彻底实行“三停三发两编”。蒋介石表示，国民党对统一团结问题不是政治手段，希望“大家在政令下工作”，还说各政治团体要集中起来。希望问题很快解决。答应发给药品，但不许再提新四军事，说承认新四军，等于不承认政府。谈话后林彪将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建议加以研究后给以指示。
12月16日 致电中共中央，认为这次蒋向林彪谈的两点，一是显然对军队数目、组成、地区及干部使用有若干不同意见，一是对于党及边区的所谓政治团体要集中领导，语意含浑，显然还未走出具体办法。报出：为推动局势好转，拟主动找张治中解决中共的合法地位、军队扩编数、边区行政区人员不动和目前适当调整作战区战后再重新划分四个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十八日电复：（一）在允许中共合法条件下，可同意国民党到边区及敌后办党；（二）军队编四军十二师，新四军在内；（三）边区改行政区，人员、地境不动；（四）黄河以南部队战后北移，目前只做准备，李先念部实在无法移动，但东江曾生部在适当条件下目前即可加以调整。
12月24日 根据中共中央十二月十八日指示，同林彪约强治中谈判，并声明，如认为这四条可谈，请留林继续谈，如相去太远，则请蒋提出具体方针交林带回延安商量。张逐条记下后答应报蒋。三十一日，张治中电话告诉周恩来，他们已开过会，认为条件相距甚远，未作决定。
12月 南方局电广东军政委员会，指示成立广东临时工作委员会，以林平为书记，连贯、梁广为委员。临委在南方局直接领导下，开展广东全省城乡抗日斗争以及各项工作。
年底 听取林秋若〔注〕关于被监禁在上饶集中营中的新四军高级将领遭受残酷迫害以及茅家岭和赤石两次暴动情况的汇报，特别关注冯雪峰在狱中的情况。
〔注〕林秋若，原在新四军，皖南事变后与冯雪峰同狱。
本年 为了团结、争取民族工商业界人士，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多次在“特园”邀集四川畜产公司总经理古耕虞、宝丰公司经理康心远等人谈话，听取他们介绍工商界的情况和意见，向他们讲解形势，勉励他们在困难中努力发展生产，支援抗战。
△关心国统区各阶层人民的生活，责成《新华日报》辟专栏，报导工人、教师和中下级公务人员的生活，并调查物价变动对各业工人的影响。
△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工作委员会写出关于统战工作的报告，主要介绍皖南事变以来大后方团结进步分子和争取中间分子的情况。报告说，事变发生后，我们的对策是除表示抗议外，并将顽固派阴谋包“剿”新四军的经过加以揭露，同时分头向各中间党派人士说明详请。他们来对国民党随声附和。在国民党召开二届一次参政会时，他们曾联名致书国民党当局，提出四项意见，其中之一是必须有中共出席。他们原准备如果当局不接受，他们即不出席，后见当局极表同情，并请他们来劝我们出席，所以他们转而来劝我们。直至蒋介石把在参政会上许诺的民主全部推翻，他们才感到是上了当。中条山战役后，顽固派竭力埋没我们的战绩，制造反共舆论，我们只能在自己的报纸上披露战绩，揭露其阴谋，并经过各党派的进步分子与中间分子向社会作解释。苏德战争爆发后，顽固派散布苏联军备不如德国，不能抵抗，此时我们与各中间党派作数次谈话，他们完全同意我们的解释。在开二届二次参政会时，各中间党派对国民党当局的幻想少得多了，因此在出席不出席的问题上能同我党步骤一致。太平洋战争发生后，社会上有人对英美的战斗力估计过高，以为战争会很快结束，日本也会很快放弃进攻中国。我们向中间党派指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他们完全同意。香港沦陷后，在受到当局的加紧压迫后，他们更感到有与我党亲密团结的必要。
2007/09/10
1942年四十四岁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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